【摘要】20世紀80年代中葉，曾創造了戰后增長奇跡的日本經濟迎來了重要轉折點。面對來自頭號經濟伙伴，同時也是同盟國——美國不斷加碼升級的巨大壓力，日本轉變戰后以來確立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高高擎起“擴大內需”的鮮明旗幟，以提升國民生活質量為最終目標，開始構建國際協調型經濟發展模式。由此，日本不僅成功化解了美國的重壓，緩解了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調整了經濟產業結構，保持了長期穩定經濟增長，而且大幅提升了國民生活質量。然而，擴大內需政策也帶來了經濟泡沫化的負面問題。

【關鍵詞】擴大內需 日美摩擦 出口導向型 泡沫經濟 前川報告

【中圖分類號】F110 【文獻標識碼】A

2018年3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造成中美貿易摩擦。統計顯示，2011年至2020年，中國占美國貿易逆差的44%左右。1976年至1985年，日本占美國貿易逆差為39%，當時，美日之間也爆發了激烈的貿易摩擦，領域包括紡織品、電視機、汽車以及半導體等。面對美國的強大壓力，日本放棄了出口導向型的傳統增長模式，轉向擴大內需來尋求新的經濟增長。

貿易摩擦背景下擴大內需成為日本經濟轉型發展的基本方針

20世紀80年代中葉，曾創造了戰后增長奇跡的日本經濟迎來了重要轉折點。當時，日本經濟形勢正經歷巨大變化，產業結構轉型也在加速。1955年至1973年的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速達9.1%）階段正式落幕，日本已經在1968年趕超聯邦德國，經濟總量躍升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二位。兩次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沖擊一度非常嚴重，但它很快擺脫影響，經濟步入穩定增長時期（1974至1990年），實現了年均4.2%的穩定增長。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經濟占比迅速下降，從1955年21%降至1980年的3.8%；第二產業則從36.8%上升至40.1%（1970年曾沖高46.4%）；第三產業從42.2%增長至1980年56.1%。僅就制造業而言，經歷了從輕工業為主轉為重工業為主，石油危機之后，又從“重厚長大”轉向以“短小輕薄”為特征。

由于對美國出口持續增長引發了日美貿易摩擦，來自美國壓力不斷加大。戰后初期，日本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而美國二戰后經濟一枝獨秀、成為世界最大市場，日本經濟逐步形成對美國市場的嚴重依賴。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美貿易摩擦就已經爆發，而且摩擦領域也從紡織品（50年代-70年代）逐漸升級擴大到鋼鐵制品（50年代末-80年代）、電視機（60年代-70年代）、汽車（6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半導體產品（70年代-80年代）。1970年美國對日貿易赤字為12.4億美元，到1980年擴大到104億美元、1987年攀升至569億美元，對日貿易收支成為美國經常收支結構失衡的主因，如1981年對日貿易逆差超過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一半以上（56%）。貿易失衡成為日美之間交涉的難題，特別是美國出現“雙赤字”之后，日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

20世紀70年代后期，“內需為中心”開始出現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之中，而且逐漸被頻繁應用，在政府內部也慢慢形成了共識。1979年1月，專門負責日本經濟發展規劃的經濟企劃廳長官小坂德三郎在國會做“經濟演說”時指出，“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內容已發生變化，去年就出現以國內需求為中心的景氣復蘇，也就是擴大國內需求”。很顯然，內需已經被認為是日本經濟的支柱。此后，擴大內需逐漸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

1986年4月，作為中曾根首相個人咨詢機構的“以國際協調為目標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向其提交了一份咨詢報告書，它被冠以該機構負責人前日本銀行行長前川春雄的名字，這份“前川報告”對日本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具有里程碑式意義。這份6000多字政策咨詢報告的核心觀點認為，日本經常收支大幅盈利是一種不均衡現象，長遠來看也是一場危機，對日本經濟運行及與世界經濟協調發展均不利。因此，應采取擴大內需、開放市場并輔以金融自由化改革等措施，切實擺脫不均衡狀態，最終提升國民生活質量。報告的核心內容主要為兩項：把脈日本經濟，探討今后對策。

首先是對當前日本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定位。它認為經過戰后40年的快速發展，日本經濟已經在國際社會占有重要地位，國際收支盈利規模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擴大，1985年甚至史無前例地達到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6%。不過，大幅盈利也帶來了日本經常收支的失衡問題，這不利于日本經濟運行特別是與世界經濟相協調，之后，日本必須調整經濟發展方針，最好方向就是以內需為切口，大力豐富和提高國民生活質量。

其次是探討日本今后的經濟政策目標。該報告提出，應探索制定可以縮小經常收支失衡狀況的中長期政策目標，并且日本政府要向國內外公開該目標。報告認為，出現經常收支大幅黑字是基于日本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結構，當前的迫切任務就是通過改革讓經濟結構轉向國際協調型。在這一過程中，恰好可以不斷提高國民生活的質量，并承擔與日本經濟地位相稱的國際義務，建立與世界經濟協調共存的經濟發展模式，除了經濟之外，日本還要在科技、文化以及學術等多個領域為世界作出貢獻。

以國際協調型經濟發展模式作為重點勾勒日本經濟政策的主線

當時日本經濟未來藍圖規劃，重點提出日本要轉向國際協調型經濟發展模式，成為國際社會重要一員，因此，要構建內需主導型經濟，放棄傳統的出口導向型模式。為此，需要建立適應日本經濟發展的匯率市場，推進金融資本市場自由化和國際化，不斷擴大國際合作，改革儲蓄優惠型稅收體制等。

一是從外需依賴轉向更具活力的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重點為改革住宅政策并與城市再開發結合起來，措施包括：以激發民間力量為主，擴大住宅減稅，從規劃、用途、容積率等多角度控制地價上漲；充實消費生活，推動經濟增長成果向工資分配傾斜，以所得稅減稅擴大可支配收入、有效增加個人消費，以縮短勞動時間來增加休閑消費、推進帶薪休假，在公務員及金融部門落實兩天休息日等；推進地方社會資本整備，放開地方債措施，幫助地方政府增加資本形成，將擴大內需推廣至全國各地。

二是遵循市場原理、推動產業結構向國際協調模式轉型。積極推進產業調整、產業結構轉型，促進國際分工，謹慎妥善縮減國內煤炭礦業，擴大煤炭進口，利用技術進步及信息化、系統化等因素，擴大服務業發展；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在確保國內就業穩定的前提下擴大對外投資，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加入國際投資保證機構（MIGA）、強化政府支持；制定適應國際化時代的農業政策，提高生產效率，徹底實施結構改革，除關鍵農產品外，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

三是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促進進口。放寬市場準入，包括關稅、進口限制、基準認證及政府采購在內的準入程序公開、公平，成立市場開放問題投訴部門并法制化；促進產品進口以有利于國際分工體系，擴大現地生產和中間產品進口，推進流通體系合理化，放寬流通銷售規制，強化反壟斷、防止不正當競爭、打擊侵犯外國商標行為等；推動企業培養國際責任，放棄唯市場份額論的經營理念等。

四是維護國際貨幣穩定、推進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維護國際貨幣穩定，加強匯率市場建設，形成與主要國家密切協調機制；推進金融與資本市場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使之更好服務于日本經濟發展，完善資金運營市場機能，鼓勵投資多樣化、擴大流通市場等。

五是推進國際合作、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多貢獻。擴大發展中國家進口（有利于日本向其轉移技術、擴大投資和開拓市場）；降低利率，協助解決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擴大政府開發援助（ODA），發揮民間團體（NGO）作用；推進科學技術和文化層面的國際交流。在國際貢獻方面，日本應積極呼應發展中國家關切事項，積極參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國際新規則的制定，維護關貿總協定（GATT）信譽及規則體制。

六是建立適應內需主導型經濟體系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如盡早擺脫對發行赤字國債的依賴，重點分配財政資金以使之更高效，發揮民間活力、放寬各種規制，構建中長期平衡型的經濟社會；從國際視角重新確立公平、公正、素簡、活力與選擇的稅制原則，改革儲蓄優惠型稅制體系。并強調要建立后續跟蹤機制，實時檢驗監督相關政策有效性。

擴大內需路線的落地以提升國民生活質量為目標

在提出擴大內需的明確路線方針之后，日本政府繼續探索如何有效“落地”并找到更多“抓手”，最終形成了擴大內需要以提升國民生活質量為目標。1988年5月，日本政府通過“1988-1992年新經濟計劃指導方針”，明確提出要實現年均名義經濟增長率4.75%，其中，內需貢獻度要達到4.25%。隨后，日本政府出臺的“政策運營的基本報告”中，強調最終目標是要實現“豐富且有實感、多樣化的國民生活”，為此而調整產業結構、實現地區經濟平衡，徹底走向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其中，“對外經常收支大幅失衡”“實現豐富國民生活”“產業結構順利轉型”作為三大課題。時任經濟審議會會長的平巖外四還特別指出，“比起經濟增長的量的問題，更應該把著力點放到如何改變生活自身”，強調了“糾正對外失衡=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這就是要提高日本國民的生活質量。

以改革現有經濟架構為切入點，更靈活發揮財政資源分配功能，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日本政府大膽改革經濟社會制度、組織架構。例如，推動能夠滿足國民更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供給體系結構改革，完善大型零售店法、酒稅法，放寬運輸業規制、改革農產品價格政策等；在財政方面，向提供公共產品及服務領域重點傾斜，加強各種社會資本準備，以推進高速交通網絡建設、完善國民生活基礎設施、推動產業結構順利轉型、推進面向未來的新基建等。針對國民生活質量，日本政府加大土地對策以改善居住條件、縮短勞動時間擴大休閑消費、調整物價結構等。以土地為例，日本重點增加高層建筑土地供應；利用國有公有土地加大公園、綠地建設，推進優質住宅建設；推進高檔街區改造；調整大城市近郊街區農地變更稅制；調整土地保有稅及租借法等，推動土地高效流轉利用。

以民間活力為“抓手”，重視利用民間資金及民間事業者能力，激發民間力量參與公共事業。20世紀80年代，財政重建壓力下的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利用民間資金及民間事業者能力，政府主推官民共同出資的“第三部門”方式開展各項事業，對民間活力寄予厚望。大型公共事業政策意義顯著，但因其投資回收期漫長且風險較大原因，民間資本不愿涉足。由公共部門牽頭并給予優惠措施激勵民間資本參與，比如在稅收制度上給以優惠，甚至由日本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出資融資，政府提供債務保證和補助金等，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發揮其資金、技術以及經營能力的優勢。為了更好利用民間資本，日本政府還不斷通過改革及推動立法為其提供相關支持。1986年，日本政府通過了一項關于國有公有土地的土地信托制度，允許國有公有土地進入信托市場，從而擴大了土地供應，如當年就有518公頃國有公有土地成為土地信托對象，據測算其內需擴大效果高達8萬億日元。

日本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帶來的影響

日本政府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啟動的擴大內需努力，對于日本經濟穩定發展以及經濟轉型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日本經濟長期穩定增長。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面臨多重壓力，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模式。80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現內需擴大型經濟增長。1986-1990年，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達到4.63%，高于1981-1985年3.37%的增長率。從工礦業生產者出貨指數來看，80年代前半期增長了15.5%、后半期則高達26.3%。汽車生產從1985年的1227萬臺增長至1990年的1349萬臺，1990年建筑開工面積也高達2.8億平方米，甚至超過1973年“日本列島改造”時期的水平。

設備投資成為拉動內需的主要動力。半導體、汽車相關，寫字樓以及旅游地區設施建設等均表現非常強勁。1985年的機械訂單總額16.3萬億日元，到1989年達到25.4萬億日元，訂單總額中的七成左右是面向內需領域的。就業環境也持續改善好轉，1990年完全失業為141萬人，相較1987年182萬減少顯著；有效求人倍率也從1985年的0.56，上升至1990年的1.04，出現了人手不足的現象；名義工資指數在5年（1985-1990年）之間上漲了18.1%，同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6.8%，實際工資上漲超過11%。消費市場也出現穩步增長的趨勢。雖然沒有出現經濟高增長時期井噴式的家電消費，但家電市場企穩回升；加之，日元升值也推動了進口汽車消費，1990年日本進口車銷量約為1985年的5倍規模。1990年日本百貨店銷售總額也從1985年的7.98萬億日元增長到11.46萬億日元，增幅44%。同期，日本人也興起了到世界各地旅游與度假的熱潮。

最值得關注的是信息技術創新變得活躍。由于電腦設備以及與之相連網絡等設備投資的增長，訂貨交易更加順暢、業務也更具效率，成品率提高、庫存成本減少、金融費用壓縮、客戶也多樣化。在制造業現場，工廠自動化進展迅速、產業機器人投資擴大，生產體系也更柔性化，生產效率大幅提高。

但過度投資也導致了經濟泡沫化。日本國內出現投資過熱現象，加之日本政府同期進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經濟泡沫化悄然形成。最初特征就是股價與地價上漲顯著。1985年1月初，東京證券交易所日經平均股價11558日元，翌年3月底，該數字突破15000日元，并在1987年1月突破2萬日元大關。股價上漲的背景是基準利率的下降，1986年1-4月，日本銀行竟然三次下調了基準利率，從5%逐步調降至3.5%，1987年2月又降至2.5%，成為二戰之后的最低水平。之后，在1988年12月日經平均股價突破3萬日元，1989年12月收報于38915日元。5年之間，日本股價上漲超過3倍。

地價上漲與這一時期的土地政策調整也密切相關。1980年、1982年日本兩次修改稅制，大幅降低了住宅土地相關稅負，導致住宅用地交易走熱。到1984年，東京都的地價明顯上漲，同比上年增長9.3%，1985年為12.4%、1986年更是攀升至22.3%。之后，伴隨著經濟形勢向好，地價上漲波及東京周邊地區并向郊外擴展。事實上，日本在1987年之后也曾試圖抑制地價，比如修改“國土利用計劃法”，導入地價監視區域制度；制定“緊急土地對策綱要”，從土地交易、國有土地處置、稅收調整以及都市再開發等多個角度出發，為過熱的地價降溫。但問題是日本政府動作過于緩慢，時過境遷的政策已經難以發揮作用。

為了從政策上抑制不斷高漲的地價，日本銀行從1989年開始收緊了金融政策，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推出對房地產融資的總量控制措施。于是，1990年日本資產價格便轉入下降通道，開始步入泡沫崩潰過程。泡沫經濟之后的“三大過剩”問題——即債務過剩、設備過剩和雇傭過剩等，對日本經濟造成打擊。為了解決債務過剩問題，日本政府被迫注入了大量公共資金，這是導致日本主權債務攀升的直接原因，它也造成財政政策空間被大幅壓縮。對于經濟而言，如果企業普遍感覺設備過剩的話，即便需求恢復，也很難喚起新的設備投資需求。雇傭過剩也是如此，一旦形成過剩感，經營狀況即便改善再好，企業也不會貿然增加招募新員工。這些狀況持續存在就會導致國內經濟增長陷入長期低迷，這就造成了平成時代（1989-2019年）日本經濟困于通縮而長期低迷的根本原因（企業大規模投資海外而不是國內），直到2010年前后，日本才最終解決了“三大過剩”問題。

（作者為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長）

【注：本文受到清華大學中國現代國有企業研究院專項課題“國有企業的文化構建及其作用機制研究——以日本企業文化為例”資助】

【參考文獻】

①張玉來：《日本經濟產業解析：改革、創新與演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②小峰隆夫：《日本經濟記錄——從應對第二次石油危機對泡沫經濟崩潰》，東京：佐伯印刷株式會社，2011年。

③伊藤元重：《國際環境變化與日本經濟》，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9年。

責編/李丹妮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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