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知識經濟興起和經濟全球化節奏加快，西方社會乃至全球收入兩極分化的趨勢也日益加劇。兩極分化曾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造成嚴重撕裂并嚴重制約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運轉。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社會收入兩極分化曾一度得到有效控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的一波兩極分化與這一時期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密切相關。新自由主義完全否定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認為市場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其結果必然會造成新的社會撕裂，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甚至社會動蕩。因此，控制貧富分化必然會成為西方各國政府不得不接受的選擇。
【關鍵詞】西方社會 貧富分化 知識經濟 新自由主義
【中圖分類號】 D5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4.008
劉玉安，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理論、西方國家社會政策、社會民主主義。主要著作有《從民主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合著）、《國家發展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研究》、《北歐福利國家剖析》、《Will the Scandinavian Model Collapse？》等。
在戰后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期，西方各國大都建立了所謂“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曾經嚴重困擾西方社會的貧富分化現象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的貧富分化現象再次凸顯，且日益加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似乎又陷入了無序狀態，原因何在？需要深入探討。
西方社會貧富分化現象再現
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痼疾。19世紀中期，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處于上升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隨著資產階級即資本的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1]，而“由于推廣機器和分工，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勞動越使人感到厭惡，工資也就越減少”[2]。這樣一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3]。基于這種愈演愈烈兩極分化的態勢，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
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處于上升時期，由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戰爭等因素的強制調整，西方社會收入兩極分化趨勢有一些波動，但其基本趨勢是兩極分化加劇。例如，相關數據顯示，在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3年，美國的基尼系數曾經高達0.602，在戰爭結束的1918年則縮小至0.501。從1919年開始，美國進入了所謂的“柯立芝繁榮”時期。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穩步發展，美國家庭收入的兩極分化也日益加劇。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1929年，美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80，在危機最嚴重的1931年，其基尼系數達到了驚人的0.656[4]。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正是極端的貧富分化才導致了這場經濟危機。
眾所周知，這場危機導致整個西方經濟須臾間倒退了幾十年。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意識到，必須采取措施，對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引導，從而對貧富分化加以限制。凱恩斯主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1933年，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也破釜沉舟，甚至做好了“當美國最后一任總統”的準備，開啟了所謂的“羅斯福新政”，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正如拉爾夫·達倫多夫所言，“資本主義這匹野馬，從此被套上了韁繩”。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現象也得到了遏制，甚至開始明顯減緩。羅斯福因為不僅帶領美國走出了經濟危機，而且還帶領美國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天荒地連續贏得了美國四屆總統選舉。雖然他并沒有完成第四任總統任期，但羅斯福主義已經被美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后來的民主黨政府所接受。從1946年開始，美國家庭收入差距就開始明顯縮小，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擔任總統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家庭收入差距持續縮小，1967年，美國家庭收入基尼系數首次跌破了0.4的大關，降至0.399，1968年又降至0.388[5]。
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正是基于美國及其他幾個西方國家收入分配變化的這一新趨勢，提出了著名的“倒U曲線”假設。他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度的早期階段迅速拉大，而后是短暫的穩定，然后在增長的后期逐漸縮小。”[6]
按照這一假設，資本主義的發展會給人類帶來共同富裕。這一發現簡直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福音。庫茲涅茨甚至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加之美國以及西歐幾個國家的收入差距的確出現了下降趨勢，因此，人們曾一度相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真的被馴服了，兩極分化真的被克服了。然而，這一下降趨勢僅僅維持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社會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整個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1980年，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為11萬億美元。自那時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雖然有波動，但總體上是在持續增長。2019年，全球GDP總量已經超過了87萬億美元，40年間增長了將近7倍。但世界經濟增長的紅利分配卻極其不平衡，即使在經濟發展很好的歐美國家，經濟增長的紅利主要還是落入富人的腰包。
從表1中可以看到，雖然幅度有所差別，但在1980年至2017年間，表1中16個國家的稅后人均收入都有明顯增長，但只有挪威、西班牙和法國三個國家收入最低40%人口的收入增長比例超過了各自國家收入增長的平均值，其余13個國家收入最低40%人口的收入增長幅度，都明顯低于各自國家收入增長平均值，其中，意大利收入最低40%人口的收入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3.5%，從而低于該國平均增長水平20個百分點。但在此期間，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國家，其他所有國家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稅后收入增長都明顯高于他們國家收入增長的平均水平。特別是在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稅后收入增長了203.4%，而收入最低40%人口的稅后收入僅僅增長了10.8%。也就是說，在1980～2017年間，主要西方國家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庫茲涅茨的假設不成立了。
那么，目前西方發達國家中收入分配差距究竟是怎樣的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于2020年12月15日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2020》中有如下統計（見表2）。
從表2中可以看到，在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中，最窮的40%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都不超過20%，其中，占比最大的挪威為23.2%，占比最小的美國只有15.4%；而大多數國家中最富1%人口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超過了10%，其中占比重最小的丹麥和荷蘭為6.2%，占比重最大的美國則達到了20.5%。美國最富的1%人口所占有的可支配收入，居然比最窮的40%人口多出了5.1個百分點。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分化的趨勢還在加劇。
2019年，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綜合了其收集到的17個成員國——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挪威、新西蘭、瑞典、英國、美國的長期資料，對這些國家家庭收入增長的平均值、中位數以及收入最低10%和最高10%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趨勢作了如下描述（如圖1所示）。
可以看到，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些國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曾略微下降，但其總體趨勢是在增長，只不過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明顯低于平均值和中位數，而最富的10%人口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明顯高于平均值和中位數，且1985年至2015年二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雖然圖1的趨勢僅僅是以17個國家為基礎，但其結論與表1和表2聯合國發展規劃署的統計數據完全吻合。這表明，西方社會確實出現了又一波收入兩極分化。
西方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
西方這一波新的收入兩極分化不能被控制嗎？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分析這一波收入兩極分化產生的原因。西方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知識經濟和全球化引發了這一波收入兩極分化。這似乎有一定道理，至少在時間節點上是一致的。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突破、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數字技術的全面推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悄然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隨著互聯網、智能機器人、各種自動化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無人飛機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一大批傳統的、附加值低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重要性越來越低、傳統工作崗位越來越少。也就是說，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傳統產業工人的經濟地位日益下降。隨著就業機會的減少，傳統產業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談判能力也必然日趨減弱，他們的實際工資也必然減少。有研究發現，在美國，從二戰后到1980年，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與美國的凈生產率（亦即美國經濟的增長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換句話說，當時的美國工人享受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美國社會的收入兩極分化趨勢比較平緩。自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經濟增長明顯加快但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卻停滯不前。到2014年9月，美國工人的平均時薪僅為20.67美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與1979年基本持平，比1973年1月還要低（按2012年美元購買力計算，1973年1月美國工人平均時薪為22.41美元）。[7]
由于知識經濟對專業知識要求的不斷提升，具有系統教育背景的勞動者日益走俏，他們的工資水平也逐漸超出傳統產業工人的水平，并且有越來越高的趨勢?！墩荣Y本主義》的作者羅伯特·賴克曾經擔任過美國聯邦政府的勞工部長，根據他的統計，“2013年，獲得四年制大學學位的美國人的時薪比未接受大學教育者平均高出98%，與5年前和20世紀80年代初相比要高出很多——當時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溢價比沒有大學文憑者分別高了89%和64%”[8]。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8月，美國東北大學對學位與收入水平及就業安全的關聯度做了一個系統的研究，結果如下。
從圖2中可以看到，在美國，擁有學士學位的人，其收入中位數已經相當于高中以下學歷的人2倍多，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其收入中位數則已經達到了高中以下學歷的3倍多，而且前者的失業率僅為1.1%，后者的失業率則高達5.4%。低學歷、低工資、低就業率人員中的絕大多數都落入到了收入最低40%的人口之中。他們的生活每況愈下，意味著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必然愈演愈烈。
全球化對收入兩極分化的加劇效應也顯而易見。正如馬克思早就指出的，資本的本性就在于追逐利潤，就在于不斷地增殖。外國資本到中國來，既不是做志愿者，更不是來做慈善事業，它們到中國來的目的只有一個——賺錢。這些錢毫無疑問大都落入了西方富人的腰包。美國《財富》雜志2022年公布的美國富豪500強中，以房地產為主的一些富豪雖然跌出了榜單之外，但新進入榜單的幾個富豪則是以研發新冠疫苗致富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全球化也會加劇兩極分化的消極影響。
這是否意味著，知識經濟和全球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或者說，這一波新的兩極分化是不可控制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知識經濟和全球化對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力度大致上是一樣的，但是如表2所示，目前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收入兩極分化的程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以最富1%人口可支配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為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最富1%人口可支配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大約只占10%左右，荷蘭、丹麥、意大利、瑞典、奧地利、挪威等國最富的1%人口在總收入中占比還不到10%，其中荷蘭和丹麥只占6.2%，與美國的20.5%形成了巨大反差。在另一端即最窮40%的人口可支配收入占比上也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德國、法國、日本、挪威、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等國最窮的40%人口可支配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都超過了20%，只有美國僅為15.4%。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波收入兩極分化呢？這顯然還與這一時期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有關。眾所周知，控制收入兩極分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是稅收。在這個意義上說，庫茲涅茨假設只對了一半：在他所收集的那個時期的那些資料中，“倒U曲線”假設的確成立。當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大部分西方國家的收入差距確實出現了縮小的趨勢。但是，這一時期，西方收入差距的縮小并不是自動或自發實現的，而是西方國家對收入分配積極干預的結果。
為了保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續、穩定的運轉，在20世紀50、60年代，西方各國普遍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用丹麥社會政策學家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的話來說就是：西方發達國家都變成了福利資本主義國家[9]。而所謂福利國家，說到底，就是國家利用政治的力量對市場分配機制的一種調控，說得再直白一點就是國家對收入進行二次分配。例如，1963～1969年間，時任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曾明確提出了“向貧困宣戰”的口號。這種政策的理論根據就是凱恩斯主義。因為在凱恩斯看來，以生產過剩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危機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包括二次分配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根本目標是保證有效需求，從而保證供給與需求、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平衡，保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運轉。為此，國家必須集中相當一部分資源，必然要增加稅收。在此期間，西方各國普遍建立了差額極大的累進稅制。例如，美國在此期間建立起了一套分為14個級差的累進稅制，其中，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曾高達90%以上。
從表3中可以看到，在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收入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了90%以上。但這并沒有妨礙美國經濟在這一時期的快速發展。這主要是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還沒有完全從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就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大戰不僅奪走了5000多萬人的生命、把主要戰場的西歐幾乎夷為平地，還極大地限制了人們的正常消費。相關數據顯示，幾個主要參戰國家在長達6年的戰爭期間人口幾乎沒有增長。戰后歐洲重建及被戰爭壓抑了的正常消費事實上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以人口增長為例，6年戰爭期間，由于結婚率、生育率的下降，再加上5000多萬的非正常死亡，世界人口幾乎沒有增加。到戰爭結束的1945年，世界總人口大約為26億人。從1946年到1965年，西方各國都出現了所謂的嬰兒潮。其中，美國的人口在1945年還僅為1.4億人，1963年達到了1.89億。世界人口則由1945年的26億人增加到1965年的33億人。大量新增人口不僅對日常生活用品、同時對醫療、教育、住房、交通等各種基礎設施都提出了巨大的需求。所有這些因素的疊加，才保證了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足夠的市場，才促成了所謂的“黃金時代”。
但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補償性需求的逐步滿足，西方經濟逐漸陷入了滯脹狀態。石油價格暴漲即所謂石油危機只是西方經濟低迷的導火索。需求的萎縮必然導致生產的萎縮。為了刺激消費、刺激投資而增加政府財政預算即所謂赤字預算必然導致通貨膨脹，于是，自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西方各國都出現了經濟發展停滯、失業率上揚、通貨膨脹率飆升的現象。例如，美國經濟在1974年和1975年曾連續兩年出現了負增長，同時，物價在1974年上漲了11%，失業率在1975年達到了8.5%。1980年，美國經濟又出現了0.3%的負增長，物價上漲了13.5%，失業率達到了7.1%[10]。凱恩斯主義完全失靈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悄然興起。眾所周知，傳統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以所謂的“薩伊定律”，即“供給能夠自動創造需求”為基點的。新自由主義者重新肯定了這一基本出發點。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關于有效需求管理的理論，認為人們從事投資和生產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滿足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了增加收入，而決定人們繼續工作還是休閑、儲蓄還是消費的關鍵因素是邊際稅率，即人們收入增加部分所要繳納所得稅的稅率。如果稅率為零，政府的收入自然也為零，這在現代社會固然不可想象。但如果稅率為100%，那么政府的收入依然為零。因為那樣的話人們對工作、對賺錢會毫無興趣。他們認為，必須找到一個邊際稅率的最高點，超過了這個最高點，人們對工作和投資就會失去興趣，生產就會停滯，供給就會萎縮，而隨著生產和投資的萎縮，不僅個人收入會減少，由于稅源萎縮，政府收入也會減少。他們認為，美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邊際稅率達到了90%以上，這意味著超過一定限度后，人們再賺取的錢幾乎要完全充公，這勢必要傷害人們的工作熱情、傷害投資者的企業家精神、傷害人們的創造力和冒險精神，從而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經濟滯脹。為此，他們開出的藥方就是減稅，讓經濟回歸市場。因此，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也被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在1980年競選時，里根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政府不是解決經濟滯脹問題的答案，政府本身就是問題。在他連續兩屆總統任期內，最突出的政績就是減稅。1986年，里根簽署的稅務改革法令，把原來的14級累進稅制簡化為兩級：以年收入17600美元為界限，低于17600美元的個人收入征收15%的所得稅，超過17600美元的部分征收28%的所得稅，對收入特別高的部分再加征5%的富人稅。這樣，到1988年，美國收入所得稅的稅率就從1917年以來最高的94%，降到了33%（詳見表3）。與此同時，為了鼓勵投資，里根政府還把公司所得稅從先前的46%一下子降到了34%，僅此一舉，就不可避免地導致收入兩極分化。里根總統因此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代言人。里根政府的改革確實刺激了美國經濟，但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拉大了貧富差距。由于長期以來美國經濟約占世界經濟的三分之一，再加上彼時在英國還有以瑪格麗特·撒切爾為首相的保守黨政府遙相呼應，新自由主義很快風靡全球。正是這股新自由主義浪潮，導致了西方社會收入差距的再一次拉大。作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先行者和代言人，美國收入兩極分化自然會走在世界前列。
西方社會貧富分化的后果
稅收政策對收入兩極分化的調節作用立竿見影。里根總統于1981年就任，但由于1981～1982年，美國經濟正處于戰后以來持續時間最長（17個月）、幅度最大（GDP增長率為-2.5%）的衰退期，里根政府不敢貿然進行稅制改革。1984年，美國經濟開始復蘇，里根贏得連任后，在1986年才全面實行了稅制改革。然而，僅僅實行了兩年，即在他任期結束的1988年，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就明顯加劇。《美國通史》的作者卡恩斯和加勒迪曾以“兩極分化的經濟，支離破碎的社會”為標題，總結了里根的稅制改革，指出里根任期結束之后，“美國社會如維持它生存的‘兩極’經濟一樣，變得支離破碎。就像股市異常上揚造福于富人一樣，里根的減稅政策極不相稱地造福富人。經濟轉型最嚴重地打擊了低工資、半熟練工人。由于里根政府把大部分社會福利轉嫁到州和地方政府身上，在信息服務和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主宰的新經濟中，失業者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收入減少了。到里根總統的第二個任期結束時，最窮的五分之一（4000萬人）人口的生活水平比1979年下降了9%，而最富的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了20%”[11]。
隨著貧富分化的加劇，美國社會迅速產生了一批新的億萬富翁。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曾經的美國億萬富翁杰弗里·愛潑斯坦恰好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發跡的。對于特朗普，相信讀者已經有了足夠的了解。這里只討論一下愛潑斯坦。
為了享樂，同時也為了鞏固并加強自身富豪地位，1998年，愛潑斯坦以近8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了美屬維京群島的圣詹姆斯小島，并且購置了同樣價值近800萬美元的私人飛機。在這個幾乎與外界隔絕的小島上，愛潑斯坦以種種方式——主要是美元，從世界各地招募了幾十名年輕女孩——包括許多未成年女孩，從事性服務。這個小島因此被人們稱之為“蘿莉島”“歡樂島”，島上的訪客非富即貴。也正因為如此，后來因為受害者舉報，愛潑斯坦雖然因非法性交易而被判有罪并且被捕入獄，但他似乎并不為之所困。然而，正在愛潑斯坦服刑期間，2019年8月9日，他意外地“自殺”了。許多美國評論家都認為，愛潑斯坦事件反映出美國政治、經濟、社會中最骯臟的一面。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惡果之一。
再來看極端貧困的那一部分人。兩極分化，使得生活本來就不寬裕的人生活更加拮據，甚至生存每況愈下、入不敷出，為了生計一些人甚至會鋌而走險，不惜觸犯法律。統計資料顯示（如表4所示），恰好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兩極分化的加劇，美國的犯罪率也開始飆升。必須指出的是，在此期間，美國的司法制度并沒有大的調整，而且被關進監獄的也有像愛潑斯坦那樣的個別富豪，但同世界各國一樣，美國監獄關押的囚犯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相關數據顯示，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監獄在押人口還僅為20～30萬，70年代末，還不到50萬，進入80年代后開始飆升，到2009年，羈押的成年犯人達到了230萬，幾乎每100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被關在監獄。
關押一個犯人的成本，平均要達到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美元。除了犯人的生活費用、犯人所贍養的直系親屬的費用要由社會支付，看管人員、司法人員及警察的工資及各種設施當然也由納稅人承擔。突然飆升的羈押人口，使得美國的監獄人滿為患。于是，1983年，美國出現了一個奇葩的事物：私營監獄。到目前為止，美國先后建立了200多家私營監獄。眾所周知，近代以來，在世界各國，監獄一直都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是法律尊嚴、社會公正的象征。私營監獄的主要開支雖然也來自政府，但既然是私營，盈利必然是最高目標。這就意味著，私營監獄很容易為了盈利而不擇手段，而這又必將導致司法腐敗。美國頻繁爆發的各種示威運動、茶黨運動，包括舉世矚目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沖擊國會運動，反映出美國民眾對現行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不滿和失望，而所有這些都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為了證實上述推斷，我們可以把美國同其他主要西方國家做一個比較。根據“世界監獄簡況”數據庫的統計資料，多年來，美國監禁犯人的數量多年來一直排在世界第一位，大約占世界監禁犯人總數的四分之一，該數據庫2021年收集的統計數據見表4。
雖然我們只選取了監禁人數較多的幾個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數據，但對比已經十分明顯。如果我們把表4與表2加以對照則會有更加發人深省的發現：最富的1%的人占總收入比重較低的日本、法國和意大利，監禁率也相對很低，而占比遙遙領先的美國，其監禁率也同樣遙遙領先。此外，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由于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歷史條件，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一直遙遙領先。據聯合國發展規劃署的統計，2019年美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了63826美元，澳大利亞48085美元，法國47173美元，意大利42726美元，日本和西班牙分別僅為42392美元和40975美元[12]。美國不僅經濟發展水平領先，而且還擁有全世界最雄厚的技術力量、最先進的醫療技術水平、最豐富的醫療資源，但美國的平均預期壽命卻遠遠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公布的2020年世界各國平均壽命的數據顯示，美國的平均預期壽命僅為79.3歲，世界排名僅為第31位。也就是說，收入兩極分化嚴重的美國，其人均預期壽命也明顯低于兩極分化相對輕微的其他發達國家。
綜上所述，我們似乎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日益加劇的收入兩極分化勢必引發高犯罪率，引發司法腐敗、政治腐敗、社會腐敗，引發社會動蕩，從而危及國計民生。既然如此，對于目前這一波愈演愈烈的兩極分化，西方各國、特別是兩極分化特別嚴重的美國，還會無動于衷嗎？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目前在西方仍占據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干預有悖于市場機制，破壞市場機制必然遭到懲罰。但是，一味放縱市場機制，任由貧富分化加劇，這實際上是把人類社會的發展看成是一個自發的過程，實際上是在回歸野蠻時代。早在1933年討論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原因時，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把它歸咎于放縱市場機制。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使我們遭受打擊的是十年的放蕩無羈，十年的集團的利己主義——所追求的唯一目標表現在這種思想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其結果是，百分之九十八的美國人口都遭受到‘天誅地滅’”[13]，整個西方經濟一下子倒退了三四十年。現在的問題是，這場悲劇還會重演嗎？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轉型與社會民主主義新變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JJD710004）
注釋
[1][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7、407、401頁。
[4][5]斯坦利·恩戈爾曼、羅伯特·高爾曼編：《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三卷，蔡挺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09、208頁。
[6]S.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1, 1955, p. 18.
[7][8]羅伯特·賴克：《拯救資本主義》，曾鑫、熊躍根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121、214頁。
[9]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苗正民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10]陳寶森：《美國經濟與政府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34頁。
[11]馬克·C·卡恩斯、約翰·A·加勒迪：《美國通史》，吳近平等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第728頁。
[12]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0.pdf.
[13]《羅斯福選集》，關在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41頁。
責 編／張 曉
Analysis of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Western Societies
Liu Yu'an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globalization, the trend of income polarization in Western societies and the world at large has intensified. Polarization has severely torn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ies and seriously constrained the continued functioning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income polarization in the West was onc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fter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ic crisis of 1929-1933, especiall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new wave of polarization since the 1980s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during this period. Neoliberalism completely denies the positive role of government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lieves that the market can solve all problems. This will inevitably cause new social divisions and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and even social unrest. Therefore, containing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ll beco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that Western governments have to accept.
Keywords: Western society, bipolarization, knowledge economy, neoliber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