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理論中，現代化模式是一個具有嚴格定義并且得到系統論述的重要議題。二戰后同時產生了兩類現代化理論，以均衡社會為核心的福利資本主義植根于發達國家現代化實踐，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發展主義植根于欠發達國家現代化實踐。但是，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主義的現代化探索，多以發達資本主義歷史經驗為參照?，F代化的中國經驗和理論創造，給發展主義和均衡社會理論賦予了全新內容。作為模式多樣性的一種獨特方案，中國式現代化既具有演化共性，也具有不同于資本主義模式的鮮明特色。

【關鍵詞】現代化模式 發展主義 均衡社會 福利國家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4.004

袁富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研究方向為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社會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分析》、《增長、結構與轉型》、《增長非連續、效率補償與門檻跨越》（合著）、《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探索》（合著）等。

引言

模式和模式分析是在現代化理論中得到嚴格定義的范疇。本文把中國式現代化的闡釋放在理論比較的背景下，旨在明晰以下認識：第一，流行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深受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以注重經濟、政治、文化的整體性聯系著稱，結構、功能與規范構成其模式分析的核心要素。這種早期現代化理論具有明顯的工業主義傾向，認為模式變化具有線性演化特征。隨著演化非線性或模式多樣性觀點的引入，早期理論得到修正和完善，并且最終凝練成“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三系統框架，就是今天常見的基于過程和聯系的規范主義分析方法。第二，福利資本主義作為現代化的演化高峰，一直是模式分析的關注重心。通過把上述三系統框架進一步具象化為“市場（企業）—國家（政府）—家庭（個人）”，以下兩大理論對模式多樣性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以勞資關系分析為核心的法國調節主義，注重勞資關系、金融體制、政府、市場競爭、國際分工等五類制度組合所導致的各國模式差異。以社會權利分析為核心的福利國家理論，注重市場、國家、家庭福利組合所導致的各國模式差異。第三，源于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早期現代化理論，植根于發達國家歷史經驗，本質上屬于均衡社會理論。幾乎與此同時產生的發展主義，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1980年代之后，隨著“以人為中心”的新發展主義的流行，均衡社會觀念同樣受到了發展中國家重視。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了明晰界定，本文的目的就是從理論比較角度，對這種全新現代化模式進行解讀。

現代化理論評述

模式分析的理論起點和基本假設。現代化過程是指18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和國家體系的形成發展過程，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國家為此過程的合理組織提供了制度保障，并呈現出兩個演化階段：第一階段，即以工具理性或功利主義為主導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第二階段，即以公民權利為主導的福利國家模式。福利國家以國家調節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為基礎，“市場（企業）—國家（政府）—家庭（個人）”的緊密關系也是在這個階段形成的。[1][2]

當代廣受關注的資本主義多樣性或者福利國家模式多樣性問題，可以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現代化理論及其引起的爭論，這種理論源于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或者規范功能主義。因此，作為現代化理論龐雜體系的一個中心問題，模式分析有著清晰的理論發展脈絡。[3]1950～1960年代的早期現代化理論，試圖通過歷史比較對社會變遷作出解釋，蘊含如下假設：第一，始于工業革命的現代化是一種全球化過程；第二，現代化過程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遷；第三，傳統社會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所代表的現代社會具有不同的模式；第四，不同國家的社會變遷，都會以一種相對一致的形式、線性地朝向現代社會。[4]最后一條假設，屬于典型的工業主義收斂觀點：即，工業化對于任何社會都有相似的結果，而不考慮現代化的多樣性。[5]

1950～19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雖然源于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但是由于堅持線性的進化論，從而偏離了帕森斯關于共性與特殊性并存的演化觀。作為對這種缺憾的補充，艾森斯塔德在發展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基礎上，強調了現代化多樣性問題：各個社會由于制度結構不同，它們在相似演化階段上可能呈現不同的發展模式。[6]這類補充，更新了早期現代化理論。1980年代以來，對帕森斯主義的再發現成為熱點，特別是哈貝馬斯理論綜合工作的完成，把現代化研究牢固建立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系統論上。福利國家理論的“市場（企業）—國家（政府）—家庭（個人）”分析方法，可視為這個框架的變種。不僅如此，這種過程、聯系和均衡的整體分析視角，也為把握發展主義理論提供了抓手。

現代化模式的結構、功能和規范。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或者規范功能主義，對模式（即，系統）給出了嚴格定義，經由哈貝馬斯進一步提煉，形成了人們所熟知的“系統—生活世界”框架。福利國家理論中廣泛采用的“市場（企業）—國家（政府）—家庭（個人）”部門分析法，可視為這種理論的具體化。關于現代化模式的系統論和控制論思想，簡述如下。

1.系統與功能。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是由層級控制的四類功能聯結而成：首要功能是模式維持（L），由特定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給予保證；整合功能（I）旨在協調社會各領域的聯系和運轉，由具體制度規范給予保證；目標平衡（G）用于提高系統整合的有效性，由國家戰略規劃給予保證；適應功能（A）為社會系統生產物質、服務、文化資源，由經濟和市場給予保證。[7]這就是所謂AGIL模型。1970年代，哈貝馬斯對這個模型進行了凝練，將社會系統表述為“經濟系統（適應功能）—政治系統（目標平衡功能）—生活世界（整合、維持功能）”，或者形式上為人們所熟悉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三系統模型。福利國家理論中的類似定義是：市場（企業）—國家（政府）—家庭（個人），顯然，這些理論都是從過程和聯系角度看待社會系統的。[8]

2.模式及其演化。帕森斯的現代化理論注重社會系統演化的共性和特殊性。[9]他的線性演化觀（即，演化共性）源于古典社會學的“傳統—現代二分法”，使用情感、義務、規范、地位、利益等五類行為取向標定社會模式，結論是：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情感中立性、義務專一性、規范普遍性、地位自致性、自利性等因素的作用越來越強。也就是說，隨著現代化過程的演進與社會系統分化，原先以情感、出身、習俗為紐帶的機械團結的共同體，逐漸演變為職業專業化、制度規范、成就和利益取向的有機團結的社會。[10]推動轉型的根本動力源于經濟系統的分化和主導，個人成就追求和市場競爭力量，將自由資本主義轉化為麥克弗森所說的“占有性市場社會”。[11]即使福利資本主義取代自由資本主義的情況下，逐利動機和效率追求仍然充當著高度現代化的內在動力?；诂F代化歷史及其規律，接下來的分析對演化和轉型進行具體說明。

現代化路徑。立足于歷史條件刻畫現代化路徑的廣為人知的示例，就是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12][13]這種理論帶有較濃的早期現代化理論色彩：（1）線性演化觀。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從簡單到復雜的序貫演化過程是：傳統社會—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工業成熟階段—大眾高消費階段。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關鍵，在于增長的可持續性，其內生動力源于科學—發明—企業家精神結合體所導致的報酬遞增。此外，羅斯托的下述主張，也很能體現線性發展或演化共性：戰后所有發達國家的大眾消費，都呈現出典型的美國風格。這種認識與帕森斯理論中的美國主義傾向類似。（2）規范功能觀。羅斯托認為，增長分析方法應該立足于生物學而不是牛頓主義，必須包括社會的非經濟因素。[14]理由是，國家和政治對于教育及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來說極為重要；不同增長階段上行為規則的改變，本質上發生在心理學、社會學和制度方面。例如，在諸如休謨、馬克思、熊彼特和凱恩斯這些觀點迥異的大師看來，偉大的創新型企業家都不是單純的最大利潤追逐者?？梢钥闯?，羅斯托的這些認識具有顯著的規范功能主義特征，其生物學方法與帕森斯的內穩態方法一致。[15][16]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形式上仍是“傳統—現代”二分法的擴展。我們可以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三個維度，進一步考察現代化路徑，要點如下。

1.經濟系統的演化。第一，根據庫茲涅茨典型化事實，現代經濟增長是國民產值、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分配結構等經濟社會因素變動的過程。[17]產值結構變動趨勢是，農業比重下降、制造業和服務業上升；勞動力結構變動趨勢是，農業就業比重顯著下降、工業微小上升、服務業明顯上升。第二，根據費景漢和拉尼斯的理論，從二元經濟過渡到成熟工業化大致需要經過四個階段：初級進口替代階段，以國內生產的非耐用消費品替代進口；外向型初級出口替代階段，提升勞動密集型非耐用消費品的出口能力；外向型次級出口替代階段，出口多元化和產業結構優化；科技導向階段，這是進入工業化成熟階段的標志。[18]第三，根據小澤輝智提供的日本產業化理論，主導產業更替及其升級的“雁陣模式”如下：勞動驅動階段（紡織業）、重化工業化階段（鋼鐵、石化）、自動化階段（汽車）、知識創新階段（計算機）、IT驅動階段（互聯網）。[19]基本結論是，工業化是一個創造性破壞過程，高增長不僅源于效率改進，而且源于結構升級。

2.社會文化系統的演化。第一，與庫茲涅茨的現代化路徑相對應，理斯曼等基于人口增長的“S型”曲線，將行為和社會價值的現代化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人口高增長潛力階段—傳統引導型社會，其中，禮儀、宗教、習慣鼓勵人們的順從性格，共同體塑造了等級和地位觀念。[20]二是人口穩定增長階段—內部引導型社會，這個階段橫跨羅斯托的起飛準備和起飛兩階段，也是占有性市場社會的形成階段。忍耐性、進取心、成就取向構成了這個階段的特征，清教倫理作為主導意識形態使得人們相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三是初期人口下降階段—他人引導型社會，對應著豐裕社會和福利國家。經濟服務化以及白領新中產的崛起，連同文化傳媒的發展，共同塑造了容易被說服的社會心理。第二，他人引導的社會的形成，與福特主義和福利國家有關。根據阿格利亞塔和加爾布雷思的觀點，福特主義的大規模生產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大眾消費模式，壟斷資本不僅在政治上控制了國家，而且利用廣告技術說服消費者、控制總需求體系。[21][22]阿格利亞塔從勞動組織角度，考察了泰勒主義、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三個現代化階段。第三，當然，上述社會心理和價值觀的變化，也與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發展變化有關。哈貝馬斯將這個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代表型公共領域——即，以君主宮廷和貴族生活方式為核心的地位標志或公共權利機關。[23]資產階級批判性政治公共領域——即，自由主義法律范式塑造了以私有制和市場競爭為核心的市民社會，私人個體以公共輿論為媒介形成“公眾”，以此對立法產生影響、維護民事權利和政治權利。然而，在福利國家中，隨著經濟系統、政治系統對生活世界干預的增加，批判性公眾蛻變為消費大眾，福利國家陷入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矛盾之中。

3.政治系統的演化。[24]第一，根據T. H. 馬歇爾的論述，公民身份的現代化分為三個階段：財產權、生命安全、自由等民事權利形成于18世紀，[25][26]選舉參與的政治權利形成于19世紀，教育、住房、養老等社會權利形成于20世紀。公民權利的形成過程伴隨著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興衰以及階級斗爭形式的變化，特別是以往的階級工會運動轉變為福利國家的整合性工會運動，“企業—政府—家庭”伙伴關系就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27]第二，福特主義在勞資關系上的妥協以及福利國家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勞資沖突。正是立足于這樣的歷史背景，沃特斯從階級或社會分層角度將現代化進程分為四個階段：傳統社會或封建社會；階級社會或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地位是經濟上決定的；調節社會，即，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社團主義福利國家，社會分層是政治上組織的；地位約定社會，即，消費主義主導的當代社會，職業和價值認同成為地位區分的標志。[28]第三，民主政治在階級矛盾與利益沖突中得以演進，根據赫爾德的論述，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復雜而脆弱，大致的演化過程是：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典民主觀念的再現；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民主思想的重新闡發；當代各種民主觀點的沖突與整合。自由、平等、政治參與形塑了福利國家模式的制度結構，這是接下來要闡述的內容。[29]

西式現代化的高峰：福利國家的演化共性與模式多樣性

福利國家的演化共性。福利國家實質法的社會模式，脫胎于資產階級形式法的社會模式。[30]福特主義、壟斷資本和國家干預構成了福利國家的核心要素。具體來說，福利國家通過公民社會權利的確認，替代了國家—社會對立下的自由資本主義，并將“市場（企業）—國家（政府）—家庭（個人）”的合作關系視為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福利國家模式的核心，在于通過國家調節建立均衡社會。作為現代化的高峰，福利國家的演化共性包括以下方面。

1.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的聯系層面。這種聯系的基礎是福特主義以及作為福特主義核心的福利國家。克拉克發展了葛蘭西和阿格利亞塔的觀點，將福特主義視為資本控制生產的高峰。[31]包括四個要點：（1）技術革命。福特主義創造了標準化可分解的工作程序與同質產品的大規模生產，通過規模經濟、勞動同質化以及勞動集約化提高生產效率。從投入產出角度看，福特主義創造了中心協調的垂直一體化生產方式，不僅涉及企業內部的協調，而且涉及與企業外部的商貿、財務、競爭等復雜關系。（2）勞動組織革命。福特主義創造了自己的勞資合作關系，工人被組織在各種各樣的工會之中，工會與雇主談判以保證工資—效率的同步增長。作為利潤分享的政治交換，工人承諾服從監督以及對企業的忠誠。盡管階級沖突仍然內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但總體來看，黃金時代的工會運動比較溫和，并構成了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環節。（3）福特主義創造了自己的消費模式，引發了消費革命和城市革命。大規模消費為大規模生產提供市場，大眾對交通通信的需求拉動了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城市發展，大眾的消費結構升級促進了服務業高端化。（4）福利國家。福利國家的確立既是生產“成本社會化”的結果，也是資本積累的前提。[32]關于國家干預與資本積累的關系，這里扼要提示三點：第一，福特主義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意識形態推到了頂峰。由于技術進步越來越依賴科學和研發，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成為福利國家的有力支撐。國家對科技進步的掌握，已經成為統治合法化的基礎。[33]第二，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也體現在保障制度建設和基礎設施提供上，二戰后的黃金時代見證了公共支出的快速拉升。1980年代之后，發達國家普遍轉向福利制度改革，但是基本的制度框架沒有動搖。[34]第三，福利國家本質上服務于壟斷資本再生產，福特主義的勞資妥協并沒有消除內在于資本主義的階級沖突。[35]

2.（經濟、政治）系統—生活世界的聯系層面。這種聯系的基礎是福特主義對于新中產群體的培育，中產社會也是福利國家的代名詞。福特主義帶來的技術、消費和勞動過程革命，在促進生產—消費協同升級的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顯著的社會效應——即，新中產階級主導的社會結構的形成。根據規范功能主義理論，這種效應可視為經濟、政治系統的合理化對于社會進步的推動。關于這一聯系，這里提示以下幾點：（1）福特主義重塑社會結構。對此，米爾斯的中產階級理論提供了深刻認識。[36]他認為，規?；纳a方式極大促進了社會分工，這種分工的本質是職業的專業化，與之相關的管理崗位、專業崗位、推銷員和辦公人員崗位得到快速增長，由此導致了新中產階級崛起，且與老中產（農場主、商人和自由職業者）、部分收入較高的藍領工人一起構成了中產社會。（2）新中產階級在社會結構中主導地位的形成，與福特主義的制度特征和產業轉型趨勢有關，二者相輔相成。其一，組織協調功能在資本積累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系統分化過程中，大型企業和政府的自主性日益增強，科層組織和專業化趨勢導致對計劃、協調、管理人員的巨大需求。其二，為了保證生產體系對需求體系的控制，同時也是為了實現資本積累的良性循環，壟斷資本通過控制國家，創造了一個龐大的金融、交通通信、宣傳、營銷網絡，不斷開拓的新業態與不斷增長的新中產群體相互推動。其三，制造業比重的下降和經濟服務化的形成，進一步鞏固了白領職業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主導地位。（3）福利國家對于均衡社會的重塑。新中產階級成為效率—福利動態均衡的樞紐。一方面，福利國家的公共支出促進了人力資本積累，為經濟系統培育了更多有創造力的高素質勞動力，鞏固了效率和社會分工進一步深化的基礎；另一方面，擁有知識和專業化背景的新中產群體，以其生活方式的多樣性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提升社會消費規模，從而成為城市化可持續發展的基礎。1980年代以來知識經濟的興起，正是在福利國家中產生的高度現代化現象。[37]知識中產群體不僅為政治民主參與提供了支撐，而且為均衡社會結構提供了保障。

福利國家的特殊性和模式多樣性。二戰后，隨著美國對外援助的擴大和控制力的增強，福特主義以各種變種形式向歐洲和發展中國家擴散。這種背景下出現的西式現代化高峰，就是當代所謂的福利國家模式。關鍵之處在于，由于各國制度和文化傳統不同，使得市場在嵌入于社會系統的過程中，把形式各異的資本主義模式呈現出來；[38][39]威亞爾達將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分為三類：盎格魯—薩克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歐洲大陸的社團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40]作為現代化理論的一個重要議題，福利國家模式多樣性受到兩類理論關注，二者相互滲透：一是基于制度互補及其適應性變化的法國調節學派；二是基于社會權利分析的福利國家理論。為了對演化非線性進行說明，我們暫時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框架具體化到“市場（企業）—國家（政府）—家庭（個體）”框架上來，如表1和圖1。

1.法國調節主義。調節學派的制度互補性組合，給福利國家模式分類提供了一類重要理論依據。阿格利亞塔為制度多樣性分析樹立了一個標準：即，福特主義是由大型企業、勞動組織、銀行和國家等相互聯系的自主“結構形式”構成的整體，這個復雜整體由勞資關系主導和維系。第二代調節主義者，如博耶，在繼承這種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其提煉為五類“制度形式（institution forms）”，并根據五類制度組合的社會文化差異，對資本主義模式多樣性產生的機制給出了系統分析。[41][42]（1）五類制度形式。第一，勞資關系。典型如，美國工聯主義對于純粹經濟利益的追求，以及1990年代以前英國工會的自由集體談判；二戰后歐洲大陸興起的工會—雇主之間以真誠合作、最小化沖突為目標的“社會伙伴關系”或契約伙伴關系。第二，金融體制。典型如，美國對美元霸權的謀求。金融體制在各國可能存在差異，但其促進增長的作用得到普遍認同。第三，政府。公共支出結構和制度規范的不同，是區分福利國家模式的重要因素。第四，市場競爭形式。壟斷資本與福利國家相互促進，而各國政府干預方式、投融資體制的不同，導致市場組織形式不同。第五，國際分工。典型如，美國位于國際分工的主導地位；歐洲國家以各自的專業化參與國際競爭。（2）福利國家模式。基于上述五類制度組合，形成多種福利國家模式：市場取向模式（如英國、美國）——特征是市場主導，工會調節作用小。社團主義模式（如德國）——特征是工會調節作用大。國家主義模式（如法國、意大利）——特征是政府的中心調節作用大。社會民主模式（如瑞典）——特征是工會、雇主和政府構成的三方伙伴關系。這種基于勞資關系和制度互補的分析方法，有助于理解現代化模式的形成機制。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即，理論啟發性較強、政策解釋力不足。相比較而言，福利國家理論的政策含義更加豐富，這點也是該理論廣受關注的原因所在。

2.福利國家理論。在艾斯平—安德森那里得到系統發展的福利國家理論，對于現代化模式的分析有以下特色：首先，這種理論融合了法國調節學派、馬歇爾社會權利理論，以及福利組合理論的主要看法。[43][44]羅斯的福利組合理論，集中于分析社會總福利來源（市場—政府—家庭）的國別差異，由此區分出福利制度的各種模式。之后，愛沃斯和拉維爾進一步將合作組織、互助組織、社團等“第三部門”引入社會總福利公式，豐富了福利制度模式的分析維度。[45][46]其次，艾斯平—安德森把生命歷程分析方法引入福利組合分析，使其呈現出明晰的動態性、規范性和政策針對性?，F實中，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的建設，也正是沿著“育幼—青少年教育—就業和家庭支持—養老”生命歷程布局的，社會權利在每一階段都有相應的社會化和制度化措施。再次，也是最關鍵的，艾斯平—安德森把福利國家界定為以社會權利為基礎的階層化體系，它不僅是一種干預機制，而且有助于平等社會建設。塑造福利國家模式的三個原則分別是：社會權利、去商品化、階層化。其中，“去商品化”即國家對于失業、疾病、養老等社會風險提供的保險；“階層化”即職業和福利政策形塑的社會結構。

社會權利、去商品化、階層化三原則運用于各國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便產生了多種現代化模式，大致分為以下三類：（1）自由主義福利國家。以家計調查、有限轉移支付和有限社會保障規劃為主導，倡導工作倫理和市場機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中產群體在這些國家長期擁有市場優勢地位，即使不通過國家也可以滿足自己的福利需求，因此反對增加稅收用于社會平等的社會方案。這類社會發展通常伴有不平等加劇以及貧困階層固化，就業增長通常伴隨就業不安全和低工資就業。（2）社團主義福利國家模式。以維持傳統家庭關系和既有階層差異為導向，既不崇尚自由主義的效率模式、也不崇尚普遍主義的公民權利，如德國、法國、意大利。這種模式的基礎是歐洲大陸的社團主義傳統。遍及商業、工人、職業的社團組織，既有自己的獨立性，又受到國家法律規范的約束，因此有利于促進勞動市場的公平。盡管有自己的局限（如不重視充分就業），但是這種體制將中產群體納入制度保障，并使之成為支持現有社會福利制度的政治力量。（3）社會民主福利國家模式。不同于上述兩類福利國家模式所追求的最小需求的平等，奉行普遍主義的北歐國家追求最大程度的平等。然而，普遍主義的福利提供對財政平衡造成了巨大壓力，為避免市場競爭力下降，這類國家一般在兩個改革方向上進行平衡：或者增加工資彈性、服務業去管制（自由主義方案），或者通過工作分享、鼓勵早退（社團主義方案）。

福利國家危機與轉型。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給福特主義帶來了巨大沖擊，其表現就是所謂的福利國家危機。由此，現代化進程步入后福特主義或后工業化時代。對此，皮爾遜的一個代表性觀點是：1980年代在“拆散福利國家”雄心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并沒有撼動福利國家的基本制度框架，在路徑依賴的慣性作用下，福利國家的轉型是漸進的。[47]海曼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全球化過程中的“去管制化”不應理解為放棄管制，而應理解為管制形式和方向的變化。[48]這些認識的合理性在于，隨著金融化、服務化和老齡化日益主導了后福特主義現代化進程，相應的新社會風險也被自由主義呈現出來，典型例子就是最近四十年中福利國家凸顯的不平等。為了抑制市場經濟的危害，波蘭尼所稱的社會保護的反向運動也就自動發生了。事實上，面對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即使最早倡導“去管制化”的英國和美國，在1990年代及其后時期，也不得不盡力維持效率—福利平衡。兩個國家的這一努力，可從圖1中得到佐證。拆散福利國家已不可能，理論上普遍認同的說法是：當代資本主義正在從風險分擔的補償型福利國家、向注重社會投資的積極福利國家轉變；因此，下述福利國家模式前景是理想的——既保留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對抗風險，又積極提供面向未來的教育、家庭和就業政策支持。[49]然而，這種積極福利國家路徑的探索，卻導致了各國現代化模式的進一步分化。[50]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值福利國家轉型和第二次全球化快速發展時期。國際分工的參與，使得中國現代化道路具有了演化共性；同時，特殊的政治文化賦予了中國現代化更加鮮明的特殊性，這是接下來闡述的內容。

中國式現代化的共性與特殊性

理論背景和共性。在對中國式現代化共性進行分析之前，首先就現代化理論的均衡社會意涵進行一些補充說明。前文分析表明，現代化模式既是資本主義進步的標志、也是理論構建的成果，其歷史實踐受到了階級沖突和工會力量的推動。無論是（二戰后）早期現代化理論、還是最近三十年來影響廣泛的福利國家理論，都把現代化模式放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系統框架下探討，這種過程和聯系的方法論，看重均衡社會結構或者社會團結秩序。正是因此，可以說，模式分析只有在充分考慮多種結構因素以及效率—福利動態平衡的情況下才有意義。換句話說，只有到了福利國家這個現代化的高峰階段，才會有清晰的模式分類。這是理解現代化問題時需要特別注意之處。之所以強調現代化理論中的均衡社會理念，主要是因為源于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現代化理論大都參照發達國家歷史經驗。但是，與這種均衡社會理念同時產生的另一類現代化理念，是關于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工業化的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只有從這兩大現代化理念的對比中，才能全面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背景和實踐意義。[51]

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共性，筆者建議立足于兩階段演化路徑加以理解：第一階段是發展主義共性，典型如現代經濟增長所必須的效率和經濟結構升級；第二階段是均衡社會共性，典型如城市化可持續發展賴以存在的效率—福利動態平衡。就像以社會均衡為核心的現代化理論那樣，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發展主義也是一個龐雜體系，并形成了發展經濟學這門學科。僅就術語的界定和使用而言，發展主義是根據拉美和東亞經驗提出的：1960年代被巴西學者最早引入；[52]1970年代，普雷比什基于拉美經驗提出了一個簡單定義；[53]1980年代，約翰遜基于日本經驗提出發展型國家概念，并認為其進一步的轉型是福利國家或平等國家。[54]約翰遜的工作使得發展主義在最近四十年重新受到關注。根據萊納特的評論，發展主義秉持這樣一種理念：一國的生產結構可能是次優的，可以通過積極經濟政策加以改善；發展主義的目標是，通過產業結構多樣化、報酬遞增機制，以及經濟活動的協同促進財富積累。[55]發展主義原則上關注經濟社會的協調，但是受到欠發達國家條件的限制，實踐中往往傾向于效率優先。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新發展主義，旨在糾正經濟主義所造成的各種各樣的失衡，然而這種理論的局限也很明顯：即，在如何達成均衡社會方面，不及福利國家理論那樣明晰。[56]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演化共性，扼要提示如下。

1.基于福特主義的發展主義共性。福特主義伴隨馬歇爾計劃向全球擴散、且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1950～1960年代拉美地區和日本、韓國的現代化，趕上了二戰后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國的工業化趕上了1980年代以來的新一波全球化。[57]基于東亞成功經驗，發展共性表現為：（1）經濟戰略觀和政府的積極作用。按照高柏的說法就是，發展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區別不在于政府如何受制于私人部門，而在于市場如何通過政府組織起來。[58]發展主義主張政府通過管制調動社會稀缺資源，并通過戰略規劃和制度規范達成發展目標。這種說法與伊萬斯關于“政府嵌入自主性”的主張類似——根據這種理論，東亞發展型國家成功的關鍵在于，政府既有管理經濟的自主性，也有與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緊密關聯的嵌入性。政府的嵌入自主性，使得發展目標、規劃和政策實施成為可能。[59]（2）產業演化的線性特征。根據前文，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表現，在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所提供的效率改進。首先是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部門的轉移，其次是工業部門發生的從勞動密集型向重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變化。這個過程中，受到收入水平提高的推動，服務業結構升級和服務化趨勢也逐漸形成。（3）不同于發達國家（從重商主義到產業資本主義的）長期演化所導致的產業效率趨同效應，二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呈現出時間壓縮的工業化，這是其服務業發展滯后于工業的歷史原因。并且，除了日本等少數追趕成功的國家之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社會發展滯后或者效率—福利平衡能力缺失的問題。

2.基于社會權利的均衡社會共性。新興工業化國家要想達到發達水平，還要面臨從發展主義向均衡社會的轉型以及效率—福利動態平衡路徑的重構。自從佩魯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以人為中心”的新發展觀之后，新發展主義一度成為被廣泛關注的議題。[60]這種新理念的目標，本質上屬于效率公平協調的均衡社會理念，也就是福利國家制度之于生產力和社會進步的積極方面。因此，在發展主義向均衡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如下問題或者任務：（1）現代化轉型的銜接問題。通常，轉型過程中需要彌補由于長期注重經濟效率而被忽視的社會發展短板。社會發展短板主要是涉及社會保護的一系列規范，包括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勞動力的法律保護、以及民主參與機制的健全等。即，為公民社會權利提供規范和保護。（2）發展動力的重構。服務化的本質是知識經濟，城市化的本質是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的本質是中產社會。這些都是均衡社會的關鍵要素，關鍵之關鍵在于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為知識中產群體不僅是高質量經濟所需的投入要素，而且以其強大的消費能力和趣味多樣性推動新業態成長和社會進步。拉美的發展教訓表明，朝向高度現代化轉型的失敗，根本上也是因為重塑中產社會能力的缺失。相較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理念的提出，更具前瞻性和戰略性。

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方向。之后，理論界和政策研究者對這一全新模式的探討不斷深入。[61]黨的二十大報告給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定義和系統論述，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62]顯然，中國式現代化的這種定位既有均衡社會要求，又是立足于國情的構建。鑒于這種新模式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提出的，為邏輯清晰起見，這里繼續沿著前述分析方法，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給出一些闡釋。

1.以高質量發展提升經濟系統的效率。二戰后第一波全球化的受益者是歐洲發達國家和日本，這些國家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發展出了各自的福特主義變種。就日本而言，按照小澤輝智的說法：日本用了“時間壓縮”的四十年走完了通向發達國家的所有階梯，以1950～1960年代家電自主研發為契機，技術創新一直在增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63]同時，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工會支撐起來的“企業主義”，把日本社會的經濟、政治緊密聯系起來，維持了生產與消費、經濟與社會的協調。[64]與之不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正值發達國家步入福利制度改革時期，新自由主義政治、要素比較優勢主導了新一波國際分工，中國正是以充裕勞動力參與國際分工，廉價勞動力轉換成高增長、高儲蓄和高積累。但是，這種資本驅動的和技術模仿的增長方式在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缺乏創新動力的支撐，往往導致系統性的結構失衡，典型如服務業發展滯后、中產群體力量薄弱等，高質量發展因此成為城市化可持續的內在要求。就經濟系統在轉型時期的適應、調整與合理化而言，以下幾點需要強調：第一，當前中國經濟中出現的脫實向虛，既有外部金融化大趨勢的影響，也有國內制造業創新能力不足的影響，后者甚至更重要?？紤]到中國服務業自身的弱質性，未來相當長時期還需要把制造業作為政策著力點，在鞏固實體經濟的基礎上，實現三次產業的協調發展。第二，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經濟時代，專業化分工更加精細、創新路徑更加多樣。中小企業在多樣化的市場機會面前往往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特別適合開拓“專精特新”的發展道路。中國的中小企業日益成為重要的創新力量，也應該成為國家政策的關鍵領域。第三，鑒于中國科技發展現狀，堅持創新的市場面向、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培育創新文化仍是重中之重。

2.以共同富裕鞏固社會文化系統的凝聚力。根據哈貝馬斯和克朗普頓的觀點，由職業分層和生活方式構成的社會文化系統，不僅被經濟、政治系統提供的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形構，而且承擔了提供人力資本和維護團結的任務。[65][66]就福利國家而言，社會權利的發展為均衡社會提供了重要支撐。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歐美福利國家建設根本上是為壟斷利益服務，是為了保證資本對需求的體系性控制以及積累的順暢運行。也正因此，福利國家的運作本質上是一個被階級沖突主導的過程。重要區別在于，中國式現代化建立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之上，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明標志。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在14億人口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代化實踐。從2002年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獨特的方案。這種制度創造在促進效率公平協調的同時，鞏固了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基礎。（2）中國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教育普及水平實現了歷史性跨越。社會政策的體系化、制度化及其有效落實，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社會短板，而且拓展了高質量發展的空間。中國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的持續用力，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規范。這種系統化、全方位、全過程社會政策，可視為生命歷程理論在中國的生動實踐。（3）現代化模式的價值規范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建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民族文化傳統上。這種理念符合現代化的發展規律。根據前述，現代化的多樣性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強調自身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因為唯有繼承了傳統的現代化，才能獲得持久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凝聚。

3.以全過程民主促進政治系統的治理效能。從系統聯系的角度來看，政治系統的規范化運作不僅有助于經濟效率和增長可持續，而且有助于社會團結。從國際比較來看，無論黃金時代的福利資本主義，還是當代轉型中的積極福利國家，它們共同面臨的問題就是社會民主的脆弱性。資本對國家和消費者的控制，阻礙了公民政治參與機制的有效建立，盡管西方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對此作出了深入探討，但是受到壟斷資本主義體制的局限，紙面上的民主仍然大于實質上的民主。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過程民主以及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民主模式?！吨袊拿裰鳌钒灼赋?，全過程人民民主旨在實現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仡櫳衔姆治?，這種民主理念恰好與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要求相契合。原則上，隨著社會權利、經濟效率和生活品質在共同富裕目標下被緊密聯系起來，政府管理的規范化、市場秩序的構建、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越來越需要公民參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是促進政治系統的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也是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有效實踐的現代化民主模式。

結論

我們以克拉克的一個評論做結：新自由主義的說辭一直是去中央集權，將決策權交還給私人或者較低層次的政府，甚至一些左翼人士也認為這是新自由主義的進步所在——新自由主義使國家后退，給“公民社會”創造更多空間，推動“后福特主義”國家社會民主發展。然而，新自由主義的現實卻是權力的大規模集中，權力的擁有者是跨國金融和工業集團、各種“獨立”機構和超國家團體。因此，新自由主義加強了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分離，將國家協調職能嚴格置于資本的控制之下，并無限制擴大資本的壓制權力。[67]作為西式現代化的演進高峰，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模式日益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分化和多樣性。面對傳統福利國家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正在經歷所謂向積極福利國家的調整，但是，制度性的危機之源卻無法消除。正是在這種對比的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模式的西方中心論，而共同富裕和全過程民主的全新理念，有望形塑一種更加先進的現代化道路。

注釋

[1][8][65]尤爾根·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7、47頁。

[2]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 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5頁。

[3]新發展主義多采用資本主義多樣性的說法，參見K. Cerqueir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Developmentalism," 2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 (SASE), 2012。從對帕森斯主義和早期現代化理論的批評中發展出來的其他現代化理論，參見漢斯·約阿斯、沃爾夫岡·克諾伯：《社會理論二十講》，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76～302頁；帕特里克·貝爾特、菲利普·席爾瓦：《二十世紀以來的社會理論》，瞿鐵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4]漢斯·約阿斯、沃爾夫岡·克諾伯：《社會理論二十講》，鄭作彧譯，第276～302頁。

[5]A. Giddens, "Time and space in social theory," Social Science Open Access Repository (SSOAR), 1981.

[6]S. N. Eisenstadt, "Social Change,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4, 29(3).

[7][16]參見T. Parsons, (1961)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Craig Calhoun et al. (eds.),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9]塔爾克特·帕森斯、尼爾·斯梅爾瑟：《經濟與社會》，劉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31～36、255～263頁。

[10]共同體與社會的二分法參見裴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二分法參見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敬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11]C. B. 麥克弗森：《占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張傳璽譯，杭州：浙江大學版社，2018年，第55～56頁。

[12]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86-87.

[13]W. W. 羅斯托：《這一切是怎么開始的——現代經濟的起源》，黃其祥、紀堅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17頁。

[14]W. W. 羅斯托：《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賀力平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序第5頁。

[15]內穩態或者有機體自身調節的詳細論述，參見皮亞杰：《結構主義》，倪連生、王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8～43頁。更加詳細的闡述可參見坎農《軀體的智慧》一書。

[17]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速度、結構與擴展》，戴睿、易誠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432～441頁。

[18]費景漢、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長和發展：演進觀點》，洪銀興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43～467頁。

[19][63]T. Ozawa,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Cheltenham and MA: Edward Elgar, 2005, pp. 12-15.

[20]理斯曼、格拉澤、戴尼：《孤獨的人群——美國人性格變動之研究》，劉翔平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1頁。

[21]M.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5, pp. 151-168.

[22]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新工業國》，嵇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201頁。

[23]尤爾根·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5～11、32～35、251～266頁。

[24]需要注意的是，階級關系和階級沖突分析的兩條主線是：馬克思的生產關系理論；韋伯的“生活機會”或市場關系理論。對此的詳細論述，參見羅絲瑪麗·克朗普頓：《階級與分層》，陳光金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6～59、168頁。

[25]“民事權利（civil rights）”采用陳光金的譯法，參見羅絲瑪麗·克朗普頓：《階級與分層》，陳光金譯，第56～59、168頁。

[26]T. H. 馬歇爾、安東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郭忠華、劉訓練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43～153頁。

[27]理查德·海曼：《解析歐洲工會運動：在市場、階級和社會之間》，吳建平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5年，第42、48頁。

[28]M. Waters, "Succession in the Stratification System: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ath of Class Debat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4, 9(3), pp. 295-312.

[29]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燕繼榮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導論第1～8、378頁。

[30]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69～272頁。

[31][35][67]S. Clarke, "The Crisis of Fordism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Telos, 83, Spring, 1990.

[32]成本社會化，按照奧康納的劃分，就是社會投資（物質、文化基礎設施），社會消費（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家庭救助、國家安全）。社會投資和社會消費合稱為社會資本，具有間接生產性。社會福利是純耗費性的，但具有社會團結作用。詳見詹姆斯·奧康納：《國家的財政危機》，沈國華譯，上海財經大學版社，2017年，第22頁。

[33]尤爾根·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郭官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58～70頁。

[34][47]保羅·皮爾遜：《拆散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緊縮政治學》，舒紹福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7年，第251頁。

[36]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楊小東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90頁。

[37]吉登斯對高度現代性給出了系統說明。此處使用這個概念，用以說明知識經濟時代是脫胎于福特主義工業社會的現象。詳見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1頁。

[38]“嵌入性”概念與卡爾·波蘭尼的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對此，他的著名論斷是：經濟體制是包容于社會體制之內的……管制與市場是同時成長的。詳見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09～123頁。

[39]理查德·海曼：《解析歐洲工會運動：在市場、階級和社會之間》，吳建平譯，第37、201頁。

[40][64]袁富華：《效率、公平與程序：以公共領域建設拓展制度韌性》，《人文雜志》，2022年第3期。

[41]R. Boyer, "French Statism at the Crossraods," in Colin Crouch and Wolfgang Streeck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pp. 79-90.

[42]R. Boyer, and Y. Saillard, Regulation Theory, Translated by Carolyn Shrea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41-44.

[43]G. Esping-Andersen,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33.

[44]G. Esping-Andersen et al.,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

[45]R. Rose and R. Shiratori (eds.),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39.

[46]A. Evers and J. Laville (eds.), The Third Sector in Europe, Edward Elgar, 2004, pp. 11-38.

[48]理查德·海曼：《解析歐洲工會運動：在市場、階級和社會之間》，吳建平譯，第66頁。

[49]N. Morel; B. Palier and J. Palme, What Future for Social Investment, Digaloo, Stockholm, 2009, pp. 99-113.

[50]關于三類福利國家模式在經濟服務化過程中的進一步分化問題，參見Iversen & Wren提出的“財政收支平衡—收入公平—就業增長”三難困境模型。詳見T. Iversen and A. Wren,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1998, 50(4).

[51]關于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思想的回顧，參見袁富華：《從發展主義到均衡社會——兼析中國式現代化的規范取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1期。

[52][56]L. C. Bresser-Pereira, "The Two Forms of Capit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37(4).

[53]R. Prebisch, Change and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Great Task,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70, pp. 1-19.

[54]C. Johnson, "The Develo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 Woo-Cuming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55]E. S. Reinert, "Developmentalism," Other Canon Foundation & Tallin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s in Technology Governance & Economic Dynamics, 2010.

[57]對此，高柏的看法是，第一次全球化大潮發生在1870年到1913年。二戰后至1970年代處于第二次全球化初期，建立在產品周期基礎上。1980年代以來，第二次全球化大潮快速興起，并建立在要素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詳見高柏：《新發展主義與古典發展主義——中國模式與日本模式的比較分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58]高柏：《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安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頁。

[59]P. Evans, "The State as Problem and Solution: Predation, Embedded Aut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S. Haggard and R. R. Kaufman,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8-181.

[60]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張寧、豐子義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92頁。

[61]相關研究的進展，參見王躍生、馬相東、劉丁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新發展格局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改革》，2022年第10期。

[6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24頁。

[66]羅絲瑪麗·克朗普頓：《階級與分層》，陳光金譯，第56～59、168頁。

責 編∕李思琪

Modernization Patterns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Social Balance Perspective

Yuan Fuhua

Abstract: In social theory, the modernization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has been strictly defined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After World War II, two types of modernization theories emerged simultaneously: welfare capitalism with social balance at its cor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mentalism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t its cor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developmental modernization is most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apitalism as a referenc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odernization have given a new dimension to developmentalism and social balance theory. As a unique alternative to the diversity of model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both evolutionary commonaliti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ist model.

Keywords: modernization pattern, developmentalism, social balance, welfare sta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