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幾千年來，中國貨幣發展始終圍繞著銅錢、銀兩、鈔票這三大門類進行。本文在梳理中國貨幣史的同時，重點闡述金屬貨幣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在理想狀態下，金屬貨幣的流通價值應與其所含金屬的商品價值相匹配，獲得較穩定的貨幣購買力。但在實際流通過程中，由于金屬的商品價值長期處于波動狀態，致使民間銷熔與私鑄現象交替發生。通過探究銷熔與私鑄現象可理解劣幣驅逐良幣、歷代銅禁、銅錢外流等重要貨幣問題的深層次邏輯。
【關鍵詞】銅錢 鈔票 銀兩 銷熔 私鑄【中圖分類號】F821.9【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先秦時期的貨幣樣式與材質極為豐富，其中又以青銅澆鑄幣為主，有刀形、鏟形、橋梁形、魚形、圜形、貝形、戈形等諸多形制。但如果要問什么最能代表中國貨幣，答案想必是方孔圓錢。“孔方兄”與先秦圜錢一脈相承，區別在于前者為方孔，后者為圓孔。目前已知最早的方孔圓錢出現在戰國時期的燕、齊、秦等國。但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要數秦半兩錢。秦半兩錢一說是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始鑄的，但史書并未明確記載，只提到了這一年“初行錢”。秦半兩錢最初應為十足紀重，即實重十二銖。經過秦末農民戰爭，到漢初（前186年），半兩錢已減到實重八銖，幾年后又降至二銖四累（史稱“五分錢”，重量為半兩錢的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由于社會經濟發展較為穩定，半兩錢從二銖四累增重到四銖（史稱“三分錢”），至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重量又降至三銖。幾年后（前136年）又罷三銖錢，改行“半兩錢”，史書在此并未明確“半兩”的實際重量，疑為“三分錢”。以上種種證明了半兩錢的重量并不是一以貫之的，而是隨著市場需要不斷調整的，并在大多數時期并不足值（目前存世的“半兩錢”最重約13克，最輕的“榆莢半兩”不足0.5克）。
漢武帝于元狩五年（前118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在之后的121年鑄造期內，鑄造量堪稱天文數字，經計算，這期間平均每年鑄造量近2.3億枚。直到唐武德四年（621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止，成為世界貨幣史上單一版式鑄造期最久（長達739年）且鑄造量最大的金屬澆鑄幣。
經存世文物與史料結合可知，在東晉時期的四川成都地區出現了中國貨幣史上最早的年號錢，史稱“漢興錢”，由李壽在成都南郊稱帝后所鑄（338年）。中國年號錢自漢興錢起算，至清宣統通寶（1912年）止，鑄造期持續約1574年。紀重錢、年號錢與虛值錢的發展過程并非接序關系，而是根據貨幣發展需要，交替或同時出現。例如，清咸豐重寶有“計重五兩大錢”等紀重版式，這一類型既是年號錢也是紀重錢。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中國貨幣的發展過程并非線性，而是根據現實需要隨時調整。
在以銅錢為主的金屬貨幣發展過程中，銷熔與私鑄現象共同構成中國貨幣發展的主要矛盾
理論上，金、銀、銅、鐵、錫等金屬貨幣的市場流通價值應與其所含金屬的商品價值相匹配，這也是紀重錢的基本原理。但在實際流通過程中，由于金屬的商品價值受開采、貿易、運輸、人為等各方面的影響不斷波動，大多數時期的紀重錢實際上名不副實。例如，五銖錢雖然面值上紀重五銖，但存世實物與史料都表明，有大量五銖錢實重不足二銖，這種不足值的紀重錢史稱“榆莢錢”。據《北史》記載，“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這種不足值的五銖錢居然可以漂浮在水面上，可見其輕薄！
“榆莢錢”的出現要歸結于金屬鑄幣的鑄造成本問題。將金屬原料加工為金屬貨幣，除支付原料成本外，還需支付運費、人工、火耗等其他成本。十足紀重就意味著鼓鑄必然“賠錢”。因此，歷代官方在鼓鑄時就需要使用比銅更廉價的金屬，如鉛、鐵來代替銅的使用量，抑或是直接減重來解決“賠錢”問題。據《漢書》記載，“然鑄錢之情，非淆雜為巧，則不可得贏”。意思是在鼓鑄時，如果不摻入廉價金屬就不能獲利。但摻雜廉價金屬會導致雜質較多或較為輕薄的貨幣充斥市場，而質量較高的貨幣被囤積居奇退出流通。所以官方一方面需要維持金屬貨幣的質量來穩定原有的商品計價體系，另一方面需要在鼓鑄時摻入適量雜質或減重來降低鑄造成本。這也構成了金屬貨幣發展的主要矛盾。
每當市場上出現“銅貴錢賤”現象，即銅錢所含金屬價值高于銅錢流通價值。民間就會出現諸如銅錢剪邊、融錢賣銅、銅錢輸出等套利現象，由此產生所謂“鼓鑄黑洞問題”，即官方一方面不斷加鑄銅錢，另一方面流通中的銅錢卻持續性減少。原因在于民間不斷銷熔銅錢進行套利，而官方鼓鑄出來的銅錢就像被“黑洞”吸走了一樣。這時就需要官方進行調控，一方面推行銅禁政策，即《漢書》所載，“銅畢歸于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這樣一來，被銷熔后的銅錢就失去了變現渠道，從而減少了熔錢套利的現象。另一方面，嚴格限制銅錢出境，如南宋《慶元條法事類》規定：“諸以銅錢出中國界者，徒三年。”除此之外，官方還可通過財政政策來提高稅賦的銅錢搭收比例，繼而調控市面上的銅錢保有量，使金屬銅與銅錢始終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比價關系中。
反之，就會形成“銅賤錢貴”現象，即銅錢所含金屬價值低于其流通價值，流通中銅錢就間接成為了虛值錢。此時，民間就會涌現出諸如買銅私鑄、仿鑄、海外銅錢流入等套利現象，這正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形成機理。這時就需官方對劣幣進行收兌，否則劣幣過度充斥市場將擾亂原有商品計價體系，造成商品流通的蕭條。例如，唐顯慶五年（661年），“以天下惡錢多，令官私以五惡錢酬一好錢贖取”；又如，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沿海地區大量出現日本“寬永錢”，官方隨即進行了1:2的收兌，“收買每繳寬永錢二文到官者，給以大制錢一文”。中國歷代官方對于劣幣充斥市場的敏感性可見一斑。
白銀貨幣化發展縮小了銅錢的使用范圍，緩解了因“銅貴錢賤”所產生的銅錢銷熔現象
白銀在中國作為稱量貨幣，一說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時期的楚國。目前已出土的楚國白銀貨幣有鏟、版、餅三種形制，使用時需稱量計算價值。白銀稱量貨幣亦被稱為銀兩，其市場流通價值主要基于其所含金屬銀的商品價值。本質上，銀兩是一種具有十足準備金的紀重錢。由于歷代相同重量的銀銅比價長期維持在1:100左右，導致銀兩更像是價值放大了一百倍的銅錢。例如，明洪武八年（1375年）規定“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改鑄新制錢，規定“每千文作銀一兩”。
由于中國歷史上并不是產銀大國，所以白銀的貨幣化需要有強有力的對外貿易順差（白銀流入）作為支撐。唐代的白銀流通區亦是對外貿易較為興盛的地區，尤其是唐中后期的嶺南地區?！杜f唐書》記載，王鍔任嶺南節度使時，曾“日發十余艇……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并且出現了“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五嶺買賣一以銀”，“嶺南雜用金銀”等記載。由此可見，唐代的廣東地區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白銀貨幣化已較為成熟。但是在對外貿易不算繁榮的地區，白銀的貨幣應用范圍仍相對較小。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源源不斷的白銀流入。至宋代，銀兩已廣泛作為商品計價標準，《宋史》記載，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向拱“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以銀五千兩償之”，南宋孟元老言：“促織（蟋蟀）……有一兩銀賣”，可見南宋的杭州地區，連民間買賣蟋蟀也開始用銀兩計價了。
隨著地理大發現與對外貿易發展，明中后期的東南沿海流入了大量西屬墨西哥銀幣（俗稱“鋤頭銀”，呈不規則塊狀，面值有5種）；至清乾隆晚期，西屬墨西哥銀幣（此時版式為“雙柱銀幣”）已廣泛流通，從時任閩浙總督李侍堯的奏折中可窺見一斑。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為應對臺灣林爽文起義，福建省緊急調撥餉銀運往臺灣。但由于“臺地風俗慣用外洋銀錢”，所以餉銀需要在福建市場上兌換成銀幣再運往臺灣。李侍堯在短時間內分別從福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的市場上用銀兩兌換成銀幣，并請求廣東省協助兌換，原因在于“粵省向亦慣用洋錢”。兩廣總督孫士毅隨即撥出四十萬兩白銀“按照市價陸續易換洋錢解閩以茲接濟”。由此可見，清乾隆晚期的東南沿海各省份已有大量銀幣流通。
至清道光年間，林則徐在奏折上表明，“洋銀行用情形，各省本不相同。其始只用于粵、閩、漸次乃及于江浙、江蘇”。此后，銀幣流通區域不斷擴張，到民國時期的法定貨幣“袁大頭”達到歷史頂峰。由于銀幣并非十足白銀所鑄，對中國的紋銀（假想中的十足標準銀）而言，這是一種銀質虛值錢。在實際流通中，銀幣亦產生了較高的貨幣溢價，曾在清朝海關工作的美國人馬士記載，“中國人……按照遠超過它的實際的價格得到”。貨幣溢價為仿鑄者提供了獲利空間，導致銀幣的仿鑄現象層出不窮。
鈔票方便攜帶且具有防偽功能，是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
鈔票本質上是一種虛值錢，且在設計之初就考慮了防偽問題。例如，宋代“交子”為了防偽，采用多色套印圖案，并加蓋官府印章進行防偽。由于私刻官府印章在中國歷代都是重罪，所以足以使仿造者望而生畏。反觀金屬鑄幣的仿制就比鈔票容易許多，仿鑄者只需將金屬熔化倒進模具即可成型，且難以被市場察覺。中國歷代鈔票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由官方發行，稱為“官票”或“寶鈔”，主要通過加蓋官府印章及多色套印圖案進行防偽。另一類是由民間金融機構或商鋪發行，稱為“莊票”或“私票”，主要通過行業文字密碼及商號騎縫印章進行防偽。
鈔票的本意是一種具有抵押品的兌換券。抵押品可以是貴金屬、外匯、銅錢、商品，也可以是國家、銀行、公司的信用等。鈔票一詞相較于紙幣更為廣義，前者質地包括紙、布、塑料等材質，中國歷史上統稱為楮幣（原指楮樹皮纖維），而后者只是基于紙張。鈔票作為非金屬虛值錢的代表，很早便登上了中國貨幣舞臺。中國制鈔之始有多種說法，但無論何種觀點，鈔票在中國至少有千年歷史，遠早于其他國家。鈔票因其方便攜帶且具有防偽功能，有效緩解了因“銅賤錢貴”所產生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是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但鈔票的發行需有強大的信用作為支撐，否則就形同廢紙，甚至比紙張的價格還要低廉，如民國時期的金圓券、銀圓券。
鈔票的發明不僅對中國貨幣發展影響深遠，還引領了世界貨幣發展潮流。元代汪大淵在《島夷志略》的羅斛（今泰國）條中記述，“法以汃子代錢，流通行使，每一萬準中統鈔二十四兩，甚便民”。這意味著元代中統鈔可在今泰國地區直接折算當地貨幣使用。除此之外，波斯史學家拉施特在其所著《史集》中記載，今伊朗地區于1294年在都城發行紙幣，此法便是效仿元代中統鈔，可見中國鈔票影響之深遠。明代鈔票亦廣泛出現在外交場合并作為賞賜使用。顯然，中國鈔票發展至元明時期，不僅在國內貨幣流通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并且已經廣泛輸出海外。
縱觀中國貨幣史，其發展路徑并非線性，而是呈現出在市場波動條件下的被動發展規律。在以銅錢為主的金屬貨幣發展過程中，銷熔與私鑄現象共同構成了中國貨幣發展的主要矛盾。銀兩和鈔票的貨幣化發展，一方面是作為金屬貨幣銷熔與私鑄現象的應對策略，另一方面亦是在順應歷史發展的滾滾洪流。
（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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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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