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在美國以及歐洲，保守主義政治都受到重創，日益失去了其“保守”的意義。保守主義政治上的失利刺激了其本已存在且日趨嚴重的政治極化現象，在歐洲大陸，保守主義政治潰敗更是導致了一種權力真空。這些趨向反映了保守主義難以對急劇變化的當今社會政治問題作出有效回應，由此引發了保守主義陣營對既有保守主義的反思，以及對新的保守主義重塑的討論。

【關鍵詞】保守主義 國際政治 美國 歐洲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美國以及歐洲的保守主義政治在近年經受重創

在美國，共和黨是保守主義政治的主要代表。共和黨內的保守主義勢力是由多種力量構成的，圍繞著如何對待特朗普“政治遺產”，美國保守主義者的分化加劇，主要體現在共和黨的建制派與特朗普支持者之間。特朗普拒不承認大選結果并慫恿國會騷亂，引發黨內建制派的強烈反應。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共和黨第三號人物利茲·切尼支持對特朗普的第二次彈劾。這引起了共和黨國會自由核心小組中強硬保守派的強烈不滿。他們尋求免除切尼共和黨會議主席的職務。

強硬保守派的行為也激發了黨內建制派的強烈不滿。在共和黨國會免除切尼職務后的第二天，150名美國共和黨在任和前任重要官員和活動家聯名發布了一份題為《美國復興呼吁》（A Call for American Renewal）的政治宣言，呼吁強化法制和加強政府道德。輿論普遍將此視為對此前共和黨內免除切尼職務行為的反應，是共和黨內反特朗普主義的一種表示。曾在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任內任職的邁爾斯·泰勒和新澤西州前共和黨州長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專欄文章，呼吁為了捍衛民主，反特朗普的共和黨人需要在2022年投票支持民主黨。隨后，保守主義重磅人物約拿·戈德堡在保守主義刊物《電訊》上發表文章稱，對于“絕不支持特朗普”運動的保守主義者來說，更好的選擇是支持建立一個新的保守主義政黨而不是投票支持民主黨人。戈德堡認為，一個更好的選擇是創建一個“第三黨，以簡單的、里根式的保守派政綱，結合嚴肅的政綱，以捍衛選舉的合理性”。這引發了保守主義內部新的政治爭議。

基于上述努力，一種致力于建立一個新的保守主義政黨的復興美國運動悄然興起。它由數百名現任和前任共和黨官員發起，支持里根式的有原則的政治家。盡管如此，共和黨內建制派與反建制派的競爭在2022年的美國中期選舉中仍在繼續，建制派在一些州抵擋住了反建制派的攻勢。但特朗普的支持者依然贏得了多個州（如內華達州、南卡羅萊納州等）的共和黨關鍵位置的候選人提名，并將對民主黨人形成強烈挑戰。這引發了美國政壇建制派對未來2024年大選特朗普回歸的擔憂。

近期共和黨內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尋求一種實現“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的政治路徑，主要是尋找一個能夠堅持特朗普路線、代表強硬保守主義者的政治新星，并代表共和黨參加2024年大選。如近期受到媒體廣泛關注的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他近期在多項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壓倒了特朗普。

在歐洲，一度盛行的保守主義政治也在悄然之中受到重挫，保守主義力量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進入新世紀尤其是2008年以后，保守主義力量主導了歐洲政治。但近年來，這種現象在悄然發生變化。在法國，作為法國保守主義政治——戴高樂主義繼承者的共和國人黨（LR）在2017年大選失利后，政治影響力在逐漸下降。在2022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法國巴黎大區議會主席瓦萊麗·佩克雷斯在共和國人黨內初選中脫穎而出。作為該黨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總統候選人，她的勝出一度給法國的保守主義帶來了一縷清新之風，但其最后的選舉表現卻差強人意，在第一輪選舉中僅以4.78%的得票率在所有候選人中位列第五。這也是法國第五共和國成立以來保守主義力量在歷次大選中的最慘淡記錄。在隨后的國民議會選舉中，以共和國人黨為主的中右聯盟再受重創，在國民議會總共577個席位中僅獲得64席，成為議會第四黨。

在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領導的意大利力量黨正在淪為意大利政治的次要角色。在社會民主主義長期占主導的北歐地區，中右翼保守主義力量一度取得了相對平衡，挪威保守黨2013年以來保持執政。但近年來，隨著社會民主黨在北歐數國的艱難取勝，形勢在發生變化。在2021年9月13日舉行的挪威議會選舉中，以挪威工黨為首的中左翼集團戰勝了保守黨，并結束了由保守黨首相埃娜·索爾貝格領導了8年的右翼政府。加上此前社會民主黨在丹麥、芬蘭和瑞典的執政，挪威工黨的勝利意味著整個北歐國家集體左轉，這也是在2001年社會民主黨（工黨）在北歐四國同時執政之后再次出現的“粉紅色的北歐”。加上2021年9月德國大選中社會民主黨的勝利，許多人認為歐洲社會民主黨逐漸走出低迷。挪威工黨主席喬納斯·加爾·斯特雷表示，“這至少粉碎了一些認為社會民主黨分崩離析的觀念”。在2022年9月的瑞典大選中，瑞典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左翼聯盟由于失去議會多數席位而失利，但這主要是由于作為左翼聯盟支持者的左翼黨和中間黨的席位減少，社會民主黨本身的席位是略有上升的。相反，保守主義力量代表溫和黨的第二大黨地位被極右的瑞典民主黨取代。

基督教民主主義力量是歐洲大陸保守主義政治的主要代表。在歐洲大陸眾多保守主義政治力量相繼失勢后，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穩定的執政儼然使其成為歐洲保守主義的燈塔。但在默克爾退去之后，由拉舍特領導的聯盟黨在2021年9月大選中失利，且創下了該黨戰后最差選舉記錄。默克爾最后一任政府的衛生部長、同時也是該黨未來黨領袖有力競爭者的延斯·斯潘表示，該黨面臨基民盟歷史上最大的危機。另外，在鄰國奧地利，作為該國進入新世紀以來最受歡迎的、同時也是歐洲保守主義新生代代表人物的奧地利人民黨領導人、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也因為腐敗指控于2021年10月9日辭職。這樣，在歐洲大陸，繼意大利和法國的保守主義政治力量相繼失去政權后，德國保守主義受到重創，而由于庫爾茨的辭職，其所代表的奧地利保守主義政治復興的形象受到打擊。目前，在歐洲，約翰遜領導的保守黨儼然成為了保守主義政治重鎮。但作為一個有爭議的保守主義政治人物，約翰遜的政治方式被人稱之為機會主義、民粹主義和實用主義，已經背離了保守主義的政治宗旨。在2022年5月的英國地方議會和市政選舉中，保守黨損失慘重，被反對黨工黨全面壓制。約翰遜隨后因政府內部分裂危機而辭職，而繼任黨領袖和首相的伊麗莎白·特拉斯很快因為經濟政策的失敗而在就任不到兩個月就宣布辭職。這些凸顯了英國保守黨動蕩不穩的形勢。

面對艱難形勢，歐美保守主義力量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趨向

第一，保守主義政治的極化傾向。在當下西方社會日趨實用主義的氛圍下，上述保守主義政治上的失利刺激了保守主義政治中本已存在且日趨嚴重的極化政治現象。美國共和黨內保守主義勢力的思想政治極化趨向尤其突出。美國共和黨作為一個保守主義聯盟實際包含了多種派別。其中最大的兩個團體是信仰和旗幟保守派（Faith and Flag Conservatives）和民粹主義右翼（Populist Right）。作為共和黨內最為保守的兩支力量，二者都是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在2020年大選后其中的大多數人依然堅持特朗普是合法的贏家。在大選之后上述分化加劇的背景下，強硬派利用對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力的控制強化特朗普主義的主導地位，甚至不惜用直接打壓的方式迫使人們“站隊”。同時，極化的語言延伸到了對一系列問題的態度上。例如，自從拜登就職總統以來，美國的保守派覺得軍隊遠離共和黨，一直在抨擊“覺醒的軍隊”，同時感覺到被大企業包圍的他們也抨擊“資本覺醒”。

更有甚者，這種極化政治方式進一步通過共和黨控制的立法權力上升到制度層面。佐治亞州通過的新選舉法是其典型表現。在2020年大選中，共和黨失利，但特朗普堅稱民主黨人是從他那里“竊取”了總統，而這一點得到眾多保守主義者的認同。2021年3月，佐治亞州共和黨人利用自己控制州立法機構和政府的權力制定了該州新的選舉法，其中的多處修改和設定明顯針對民主黨人選民，尤其是嚴格限制選民缺席投票的身份要求和時間要求。該法甚至將向排隊等候的選民提供食物或水、官員向選民直接郵寄缺席投票申請都列為非法行為。顯然，這種政治斗爭背后所顯示的已不是所謂政治原則之爭，而是赤裸裸的權力之爭。

作為美國保守主義重要思想庫的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一系列表現更強化了人們的這種印象。在拜登贏得2020年大選、特朗普拒絕認輸后，克萊蒙特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翰·伊斯曼協助特朗普推翻選舉結果的嘗試失敗。2021年3月，克萊蒙特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格倫·埃爾默斯在克萊蒙特的《美國思想》（The American Mind）中發表了一篇有爭議的文章《“保守主義”不再足夠》（“Conservatism” is no Longer Enough），呼吁特朗普的選民和保守派團結起來，進行“某種反革命”，反對“進步的專制”。他同時表示，特朗普的主要缺陷并不在于他具有破壞性，而在于他過于無知和缺乏建議，無法攻擊正確的目標。埃爾默斯的文章在美國媒體和知識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和廣泛討論。一些批評者稱其為法西斯主義者。實際上，埃爾默斯并不是右翼人士中唯一一個對反對派持徹底負面看法的人。2021年2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共和黨人(57%)更愿意將民主黨人描述為“敵人”，而不是“政治反對派”。所以，一些評論者不無悲哀地表示，那些主導美國共和黨的代表不再是保守主義者而是極端主義者。

在歐洲大陸，保守主義政治潰敗導致了一種權力真空。如在歐洲一些國家（包括意大利、法國等）尤其是在中東歐國家人們所看到的，它可能導致公眾話語非理性化，同時也會導致部分傳統保守主義選民的激進傾向，這些為極右翼民粹主義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在德國，人們認為，后默克爾時代會存在一個政治真空，而且容易被極右翼政黨所利用。而所有的跡象表明，一場曠日持久的內部斗爭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阻礙基督教民主聯盟。由此而導致的權力真空極有可能為極右翼民粹主義開辟道路。法國和意大利以及眾多中東歐國家都曾是如此。

第二，保守主義政治正在日益失去其“保守”的意義。雖然在過去一個時期里保守主義政治大行其道，但正如越來越多的人們所強調的，保守主義政治已經失去了其真正的“保守”意義，“保守主義”一詞已經被濫用。在美國，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被簡化為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但實際上從里根到特朗普，人們對共和黨人作為“保守主義者”的爭議也越來越大。保守的本意是主張保留社會的傳統安排，如家庭、信仰、社區和小企業，反對市場的現代化力量。但里根和撒切爾已經改變了保守主義的意義，新自由主義革命使保守派成為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者，擁護市場經濟，反過來沖擊了傳統的家庭、企業等領域，外交上也趨向鷹派。特朗普試圖拒絕新自由主義所青睞的自由貿易和新保守主義者的鷹派外交，其“美國第一”夾雜著歷史上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特朗普之后的保守主義者的上述極化行為更是被人指責為極端主義而非保守主義。實際上，在美國，保守主義在文化上早已失去其影響力。如人們所評價的，在特朗普時代，典型的令人悲嘆的是自由主義者關心政治權力但卻不擁有政治權力，而保守主義者關心文化領域的權力但不擁有文化權力。也就是說，保守派已經失去了在文化領域的影響力。學術界已經轉向左派，主流媒體也是如此。這種不利的形勢刺激保守主義機構用非保守主義的方式行事。

在歐洲，人們在反思保守主義政治的困境時，同樣將矛頭指向了保守主義思想政治本身。在此方面，人們指出，表面上保守主義力量目前面臨的問題是由個人引起的，如聯盟黨的問題與拉舍特作為領導人的不足，奧地利人民黨與庫爾茨個人的丑聞，法國保守主義政黨上次大選的滑鐵盧與其候選人菲永的政治丑聞，以及意大利保守主義力量與貝盧斯科尼個人的一系列滑稽表演等。但實際是其中有一些基本力量在起作用。在西方社會，宗教信仰正在失去對選民的控制。隨著世界主義、移民、女權主義和其他趨勢改變社會，最有說服力的反應不是來自保守派中間派，而是來自民粹主義或極權主義的極右翼，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奧爾班等代表了這一點。因此，保守主義者發現自己處在兩條戰線之間的一個令人不安的地帶。一些人像默克爾一樣，試圖體現實用主義、能力和節制。但這種中間主義往往被人認為是含糊不清的、缺乏實質內容。默克爾的批評者多年來一直在爭論她是否可以被視為保守派。另一類人則類似庫爾茨，是在與民粹主義邊緣人士曖昧，而這本身也承擔了風險。另外，作為政治組織，基督教民主聯盟所表示的“聯盟”性質意味著它同時容納了多種思想政治趨向的力量。在歷史上，這種多重思想的重疊使得基督教民主主義政治力量能夠對經濟和社會的多重變化作出反應，但同時，當人們尋求一種對變化社會的更明確的變革方案時，這種思想方式的局限性就顯現出來了。

第三，保守主義與極右翼民粹主義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激進右翼民粹主義與強硬保守主義之間在社會問題上本就存在觀念重疊。也正因為如此，右翼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力量之間在社會基礎上也存在一定的重疊關系。這種現象在美國尤其突出。但兩者之間又似乎應該有一種界限，盡管這種界限是模糊的。因此，歐洲主流政黨（包括傳統的保守主義政黨）一般是拒絕與公認的民粹主義力量合作的。但近年來，這種界限在逐漸打破，它有多種體現，右翼民粹主義往往作為中右翼的構成與傳統的中右翼主流政黨形成事實上的合作。盡管一些傳統的主流政黨依然在標榜不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合作，但隨著一些民粹主義力量弱化其自身的極化思想意識和政治特點，傳統的右翼與民粹主義右翼在眾多問題上的政策一致正在成為歐洲的一個普遍現實。在西班牙，在與左翼黨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和“我們能”黨的競爭中，西班牙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呼聲黨事實上與中右翼的西班牙人民黨和公民黨形成了右翼聯盟。在2021年11月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危機中，引發危機的就是得到瑞典民主黨支持的預算案。而在2022年大選后，溫和黨領導的右翼聯合政府是在第二大黨瑞典民主黨的支持下才得以成立的。這也意味著瑞典民主黨第一個正式擁有了對一個政府政策的影響力。

不過，總體上作為傳統主流政黨的保守黨人在公開與極右翼合作的問題上還是持謹慎態度的。據媒體報道，歐洲委員會中的右翼團體歐洲保守黨和民主聯盟包括了歐洲當今一些著名的極右翼組織，如德國選擇黨、瑞典民主黨、意大利北方聯盟、奧地利自由黨以及西班牙呼聲黨等。波蘭反種族主義組織Never Again的拉法爾·潘考斯基博士向英國《署名時代報》表示，看到溫斯頓·丘吉爾的政黨無恥地與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團體結成官方聯盟，真是令人驚訝。“它真實地說明了保守主義傳統——它正心甘情愿地成為極右翼的工具——的深刻的智力和道德危機。”

事實上，近年來面對左翼的復蘇，保守主義力量在強調右翼聯合以應對“左翼的挑戰”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加強與右翼民粹主義的聯合。2021年10月，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參議員特德·克魯茲參加了在馬德里的西班牙極右翼政黨呼聲黨的一次會議并對數千名觀眾發表了講話，稱“我們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包括一個大膽的、全球性的左翼，它試圖摧毀珍貴的國家和宗教機構”。其實這只是美國右翼人物近年參與全球極右翼活動的眾多行動之一，這種現象自特朗普下臺以后有所增加。在美國，在前特朗普時代，只有相對邊緣的右翼保守派和共和黨人與國際右翼有公開聯系。如今，共和黨與全球極右翼之間的聯系已經逐漸成為主流。

重塑保守主義：保守主義的希望？

歐美保守主義政治的上述艱難形勢反映了其難以對急劇變化的當今社會政治問題作出有效的回應，這尤其體現在一些人們緊迫感受的如氣候環境等問題上。缺乏明確有效的政策替代同樣是傳統保守主義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基于對保守主義政治面臨困局的認識，人們認為保守主義需要對保守主義本身進行一種重構。

這首先涉及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問題。面對社會的急劇變化，保守主義政治力量在與其他政治力量競爭過程中，其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本身的局限性變得突出。例如在氣候變化這一未來幾代人面臨的最大政治挑戰問題上，保守主義者就顯得尷尬。面對變化，保守主義者無法給出清晰的答案，這是在德國以及歐洲其他地方，保守主義政治力量普遍面臨的一種困境。例如，如人們所指出的，德國聯盟黨的政策始終堅持的指導性原則就是通過預算平衡實現的緊縮（控制債務），以及簡化和通用形式的“市場”。這也是2021年大選期間拉舍特針對從氣候變化到社會問題的所有問題提出的建議：一個更小的國家，更少的監管，更低的稅收。但選民不再滿足這些，即使是那些真正支持市場自由主義的力量也轉向了自由主義的政黨。

缺少對日益緊迫的氣候問題的應對政策以及對其他變化的反應致使許多選民、尤其是青年選民在遠離保守主義政治。如過去一個時期歐洲政治所顯示的，氣候與環境問題作為一個政治議題變得日益突出，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人的心目中，他們迫切要求對所認為的生存威脅找到一種重大而激進的答案。而保守主義是懷疑大的急劇變革的。在這方面，保守主義顯示了其與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相對而言的弱點。后者更容易接受激烈的變化。人們看到，在歐洲左翼陣營中，無論是傳統中左翼的社會民主黨，還是形形色色的激進左翼力量，幾乎都顯示了對生態問題的積極態度。除此之外，伴隨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青年一代渴望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由此而導致了一種非傳統后物質主義的觀念沖突。它尤其體現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在這方面，保守主義面臨著變化的時代精神的挑戰。從2021年大選中人們看到，聯盟黨與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之間在選民結構上存在明顯的代際分化。前者在老人中擁有更大的支持率，而后者在年輕一代中擁有更大的支持率。保守派尤其難以贏得年輕選民的支持。

不過，重塑保守主義，這本身聽起來像是自相矛盾，因為如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伯克所表示的，保守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反對對社會進行激進變革的政治哲學，如何能夠對這樣的政治哲學進行重構？但基于當下的社會變化形勢，人們又認為，為了解決中右翼長期以來的困局，需要對保守主義進行重構。但對于具體如何重構，還存在理解分歧。在德國，聯盟黨的失敗被認為表明選民失去對基民盟的“穩定和更新”承諾的信心。在一個瞬息萬變、幾乎每天都面臨重大新挑戰的世界中，那種提供更多可靠的舊結構并成為穩定的燈塔的經典保守立場似乎不再有效。人們評論說，對歐洲來說，真正的危險在于德國基民盟未能及時站穩腳跟，將自己重建為一個有吸引力的溫和保守黨。這方面，人們曾經希望德國的保守派能夠模仿奧地利人民黨的道路，能夠有一個像庫爾茨那樣年輕富有朝氣的領導人重新恢復保守主義的吸引力。但作為2021年聯盟黨候選人的拉舍特顯然不是這種人物。而大選失敗后，一些重要的基民盟政客認為，該黨的重塑應該以庫爾茨的保守主義模式為導向。顯然，對于這些人來說，庫爾茨因政治丑聞而退出政壇無疑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實。

無論如何，對于后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基督教民主黨人來說，它取決于對兩個關鍵問題的選擇。一是在拉舍特失敗之后，誰將成為其新領導人？二是與之相關，需要確定基民盟代表了什么？大選結束后，基民盟宣布，下一任領導人將由黨員選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此舉顯示了該黨尋求與變化的世界努力同步的意愿。在2021年12月進行的黨領袖選舉中，曾經作為默克爾政治對手并長期淡出政治舞臺的“圈外人”的弗里德里希·米爾茨（Friedrich Merz）由于在黨員中獲得了壓倒性支持而當選基民盟新的領導人。其當選后直言要重建該黨。

但同時也有人強調，也許更重要的第一步是重新定義“保守主義”這個詞，只有這樣，美國共和黨才有機會再次成為現狀的捍衛者，而不是主要的破壞者。基于對共和黨主流派的極化趨向的反對，上述的復興美國運動或許會成為促使共和黨調整戰略方向的一個契機。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涵為本文提供了寶貴資料，在此致謝）

責編/趙橙涔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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