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0后”一代具有規模大、受教育水平較高、子女數量較少、經濟實力較強、觀念多元等特點,“60后”迎來退休潮將對勞動力市場、養老金支付壓力和社會養老服務需求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對此,建議在延遲退休年齡改革中引入彈性退休,增加選擇權;繼續推動養老金制度改革,在改善可持續性、公平性和充足性上采取相應措施;進一步加快養老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建立基本養老服務制度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補齊短板,調動各方參與來保障服務供給。
【關鍵詞】“60后”群體 退休潮 勞動力市場 養老服務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60后”退休潮人群的基本特征
20世紀60年代的出生高峰是從1962年以后開始的,因此“60后”退休潮一般是指從這一年的出生人口進入老年階段開始所引起的退休人口增加現象。實際上,由于我國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齡不同,部分“60后”女性在此前已經退休,而部分“70后”女性也將加入到這一輪退休潮中,構成較為復雜。為了便于分析和理解,這里我們仍然以“60后”為主體。從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年齡相關數據中,我們可以對20世紀60年代出生隊列的一些基本特點進行簡要的分析和概括。盡管由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時間點為2020年11月1日,普查匯總數據中的年齡與各出生年份不是剛好對應,但也基本能反映這一群體的特征。
一是人口規模大。在2020年51歲—58歲人口(近似對應1962年—1969年出生隊列)中,除58歲人口數為1913萬外,其他年齡人口數均超過了2000萬,最高的超過了2600萬(52歲和57歲人口)。即便考慮進入60歲之前還有一定的死亡率,進入老年階段時較之前的出生隊列仍然有較明顯的增長,確實可以用“退休潮”來形容。
二是大部分居住在城鎮。在2020年51歲—58歲人口中,約有59.27%居住在城鎮,低于同期全國城鎮化水平約4.57個百分點,但高于60歲—64歲人口約1.52個百分點。考慮到51歲—58歲人口中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將來會返回農村養老,進入老年階段后,“60后”的城鎮化率仍然滯后于總人口的整體水平。
三是受教育水平較上一代明顯提升。在2020年51歲—58歲人口中,未上過學的比例為2.43%,比60歲—64歲人口中未上過學的比例低2.91個百分點;文盲人口比例為2.35%,比60歲—64歲人口文盲比例低2.66個百分點;大學專科及以上的比例為7.31%,比60歲—64歲人口中大專及以上的比例高2.46個百分點。
四是遷移流動發生率低于總人口的水平。2020年51歲—58歲的人戶分離人口為5347萬,約占該年齡段人口的28.76%;其中流動人口約為3891萬,約占該年齡段人口的20.92%。二者分別比總人口的相應比例低6個百分點左右,表明這個年齡段的大部分人在退休前已經趨于穩定,遷移流動發生率相對略低。
五是超過九成處于有配偶狀態。2020年91.59%的51歲—58歲人口處于有配偶狀態,男女兩性相差不大。但是男性的未婚比例明顯高于女性,約3.07%的男性未婚,而女性未婚的比例僅為0.55%,不足前者的五分之一;女性喪偶的比例則明顯高于男性,約5.32%的女性處于喪偶狀態,而男性喪偶比例為1.76%,約為前者的三分之一。
除了從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看出“60后”退休潮人群的一些特征之外,我們也可以從中國社會變遷歷程中去尋找一些屬于他們的時代印記。
首先,“60后”退休潮一代的生育期正好趕上中國嚴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時期,他們的子女數普遍較少,表現為少子化。以女性生育年齡來看,這一代人的生育旺盛期大體處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除了在20世紀80年代“開小口”時期生育政策有所放松,總體上這一段時期都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最為嚴格的時期。因此,這一代人的生育水平較上一代有顯著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生育水平的下降趨勢中可以明確看出這一點。以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來看,這一代人表現出隨著育齡婦女出生年份推遲而曾生子女數減少的特點。1963年出生育齡婦女的曾生子女數已經低于2,到1969年出生育齡婦女的曾生子女數已經下降至1.7左右,而1950年代出生育齡婦女的曾生子女數基本在2以上。
其次,“60后”比上一代人有更高的終身收入,因而有更多的資產積累和更高的消費能力。這一代人進入工作期剛好趕上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及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居民收入也實現了快速增長,2020年的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是1978年的20余倍。1978年改革開放時,1962年出生人口剛好達到16歲的勞動年齡。與上一代人不同,這一代人的整個工作期都是處于收入水平快速增長時期,這使得他們比上一代人有更高的終身收入水平。特別是在個人資產的重要體現——房產上,這一代人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既趕上了福利分房時代,享受了單位福利分房,也在具備經濟實力的時候遇上了商品房時代的開啟,較早購買商品住房,以較低成本實現了資產積累。
最后,“60后”經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前一代相比他們思想觀念更為多元,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較強。改革開放使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聯系和交流更為密切,社會日益多元化,各種思潮、觀念的碰撞更為激烈。而信息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和智能終端設備的普及更進一步推動了各種信息、觀念的交流與傳播。在這些變化發生時,“60后”一直身處其中。在這種環境中成長和成熟的一代,相對而言,觀念上也更加多元,對各種變化的適應能力和接受能力也相對較強。
實際上,普查匯總數據和社會變遷歷程雖然可以反映出“60后”退休潮人群的一些總體特征,但必須強調的是,和其他人群一樣,“60后”退休人群內部也有很大的異質性,存在于其他人群內部的各類差異在這一群人身上同樣也會存在。
“60后”退休潮將帶來勞動力市場的相應調整
退休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退出勞動力市場。因此,退休潮的來臨將造成勞動力供給的快速下降。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預測結果,2030年以前,中國15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將年均減少近700萬人,以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約80%的勞動參與率計算,每年勞動力供給將減少500萬人以上。勞動力供給的快速下降,將引起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相應調整。一方面,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快速下降,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緩解總體上的就業緊張局面。近年來,雖然在國家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的背景下,采取了一系列穩就業、保就業措施,但就業的供需矛盾仍然存在。勞動力供給總量的下降,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上尋求工作崗位人數的減少,在短期內將有利于其他人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快速下降,也將促使需求方作出相應的反應。從需求方來說,由于勞動力供給減少,將降低需求方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談判地位,從而使勞動力成本上升,或是面臨難以招聘到合適員工的困境,從而主動或被動采用新技術,減少勞動力需求,甚至是直接以機器人代替勞動力。據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2019/2020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人口結構變化、生產力和技術的作用》,使用工業和服務機器人替代勞動力,以應對勞動力供給的短缺,已經成為人口老齡化較為嚴重國家的一項重要技術發展方向。隨著中國勞動力供給的快速減少,中國工業和服務機器人的使用密度可能也會快速上升。微觀上企業的用工策略調整,也會在宏觀上產生連鎖反應,最終將會體現為宏觀上的經濟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能會逐漸被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所代替,從而使總體上的勞動力需求下降,以適應勞動力供給的減少。也就是說,勞動力供給下降最終會導致勞動力需求的萎縮。但需要注意的是,勞動力需求側的調整與勞動力供給側的變化并不能完全同步,當需求側的變化跟不上供給側的下降速度時,可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上的供不應求局面,當需求側的變化快于供給側的下降速度時,則又會使勞動力市場出現供過于求的局面。此前對人口負增長國家的分析表明,在勞動力供給下降的情況下,仍然有可能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
大量勞動力在短時間內退休,實際上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更新換代,可能產生兩方面的影響。從消極的角度來講,大量勞動力短期集中退出勞動力市場意味著人力資本的浪費。應該承認,勞動力市場上的新陳代謝也是一種客觀規律,是生物進化和社會不斷前進的必然趨勢。但是,也必須承認,一大批有能力、有技術甚至也有意愿繼續工作的人才也不得不因退休而退出勞動力市場,從而難有用武之地。正如前文在分析“60后”退休潮一代的特征時所指出的那樣,這一代人較前一代人的受教育水平有明顯提升,即便不考慮健康因素,僅僅考慮規模和受教育水平,人力資本總量也會明顯增加。隨著退休潮的來臨,這部分人力資本即將進入閑置狀態,對整個社會而言,是很大的浪費。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隨著大量“60后”退出工作崗位,新一代將獲得更多走上前臺、挑起重擔的機會,這將會激勵他們更加發奮圖強,積極主動地投入到社會經濟建設和科學創新中來。根據一般的理論,從生命周期來看,個人創新能力和生產率隨年齡呈倒“U”型分布,一般會在35歲—40歲左右達到最高峰,隨后逐漸下降。隨著退休潮的來臨,將在一定時期內改善勞動力年齡人口結構,使勞動力年輕化,從而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根據《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預測結果,隨著“60后”陸續進入老年階段,中國15歲—49歲人口占15歲—59歲人口的比例將從當前的74%左右持續上升,到2030年將超過76%。勞動力年輕化和新老更替有利于新技術、新方法的應用,將有利于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
勞動力供給快速下降還將有利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當前,我國正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基本前提是要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形成全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近年來的戶籍制度改革和各地區之間的人才競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勞動力流動,推動了形成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進程,但戶籍制度依然有改革空間,在很多地區,一些社會福利和市民權益仍然與戶籍緊密掛鉤;一些地區人才爭奪戰中的所謂“人才”往往也附加了一定的門檻。因此,形成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尚需時日。勞動力供給快速下降將有望推動這一進程。由于部分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后性,勞動力供給快速下降將加劇這些地區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從而引起各地區之間的勞動力競爭,導致各種門檻的降低和障礙的消除,最終為實現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
“60后”退休潮的來臨對養老金收支的影響
毫無疑問,退休潮的來臨將引起養老金繳費人數的相對下降而領取人數的相對上升,從而對養老金資金平衡情況產生影響。盡管在短期內,中國養老金制度仍然可以維持較好的資金平衡狀況,截至2020年底,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5.8萬億元。但是從長期來看,資金平衡問題依然需要進一步探索。從影響中國養老金制度的因素來看,最重要的當屬人口老齡化引起的制度贍養率(養老金領取者和繳費者之比)不斷上升。近年來,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制度贍養率處于攀升態勢,從2000年的30.34%逐漸上升至2015年的34.87%,此后增速明顯加快,到2020年已經上升至38.84%,2021年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7.68%(根據歷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相關數據計算)。由于并非所有退休均嚴格按照法定退休年齡進行,特別是對于女性而言,退休年齡相對寬泛,大部分“60后”女性在進入老年階段前已經退休,且部分“70后”女性也正在陸續退休,在不知每年退休人員具體年齡分布的情況下,我們暫無法準確判斷未來養老金繳費者人數和領取者人數的變化。但是,從近年來養老金制度贍養率的變化趨勢,以及“60后”男性和“70后”女性的人口規模來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贍養率繼續上升將會成為一個可以預料的事實。截至2020年,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54244萬人,其中實際領取待遇人數16068萬人,占比為29.6%,領取者人數和占比分別比2015年增加1268萬人和0.3個百分點(根據歷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相關數據計算)。由于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高覆蓋率,隨著更多“60后”進入老年階段,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贍養率將隨著人口老齡化表現出基本相同的趨勢。
制度贍養率的變化最終會反映到資金平衡狀況上。近年來,中國基本養老保險資金收支狀況日趨緊張。自2011年以來,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比(基金收入與支出之比)呈下降態勢,2011年的收支比為1.35,到2019年已經下降至1.09,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實施了社會保險費緩繳等措施,收支比進一步下降至0.9,基金的結余支出比也從2011年1.55下降至2020年的1.06,表明基金的支出能力相對有所下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相關數據計算)。由于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主體是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因此二者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可以預料,隨著退休潮的來臨,制度贍養率持續提高,養老金收支平衡壓力將進一步加大。
“60后”進入老年階段后,養老服務需求將迅速增加
大量新近進入老年階段的低齡老年人,將改變老年人口內部結構。根據《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預測結果,今后一段時間,60歲—69歲人口規模將因為“60后”退休潮的到來保持快速上升態勢,從2021年1.46億左右上升至2030年的2.02億。也就是說,當“60后”一代全部進入老年階段,其占比將在老年人口的一半以上,老年人口將深深打上“60后”的烙印。
“60后”一代進入老年階段,可能對養老服務需求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首先,隨著退休潮的到來,大量“60后”人群加入老年人口行列,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將迅速增加。根據《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預測結果,到203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3.7億人,凈增1億多。即便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僅僅因為老年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大,就將帶來中國養老服務需求的迅速增加。其次,少子化將使“60后”更依賴社會養老服務。如果說上一代人的養老還可以更多依賴家庭成員的話,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到“60后”身上可能將面臨較大的挑戰。由于子女數量減少,以及人口流動加劇、家庭規模小型化等因素的影響,未來依靠子女提供養老服務已經不太現實,“60后”將更多需要社會提供養老服務。其次,消費能力強將帶來養老服務需求的升級。“60后”中較大部分具備較強的消費能力,這將使他們對養老服務的質量更為關注,也有能力為更高水平的養老服務買單。最后,觀念多元化和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強。一方面使他們產生更多個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使他們更愿意去嘗試一些新的養老方式和模式。
“60后”養老服務需求的這些特點,將對中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帶來新的挑戰。中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經過持續努力,已經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是仍然存在供給不足、結構失衡和質量不高的問題。“60后”一代進入老年階段,可能會加劇養老服務領域本已存在的問題,同時也會對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長期護理服務、社區養老服務、農村養老服務等短板將在養老服務需求快速增長的大背景下更加凸顯,甚至有可能放大為社會問題。進入新發展階段,“60后”將追求更高生活質量、更好老年生活,必將要求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能夠為其保持生活質量提供堅實的基礎。
“60后”養老服務需求的這些特點,同時也為養老服務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養老需求增長和支付能力增強,將使養老服務市場上的真實需求增加,進而推動養老服務業發展。中國養老服務市場一直存在如何將潛在需求轉變為真實需求的難題,制約因素之一就是老年人口的支付能力相對較弱。“60后”進入老年行列,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這種現象,使具備支付能力的老年人口規模迅速擴大,從而使養老服務業發展具備了更廣闊的市場前景。個性化需求與對新模式的嘗試,也將使養老服務市場更為立體和豐富,為養老服務企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更有利于養老服務業的創新和發展。
應對退休潮的幾點建議
由于“60后”一代人口規模較大,這也決定了進入老年階段后這一群體規模較大的客觀事實。從政策上而言,可以通過延遲退休年齡的辦法,使他們不過分集中退休而形成所謂的退休潮。在“十四五”相關規劃中,已經對漸進式延遲退休提出了相應的原則。充分發揮延遲退休政策的作用,關鍵是要使退休年齡改革成為一個賦權的過程,讓人們在退休決策上具有選擇性。具體來說,就是要將現有強制退休規定改變為彈性退休,讓勞動者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選擇退休年齡。與此同時,可以通過將養老金待遇與退休年齡掛鉤,引導人們延遲退休。通過彈性退休政策使人們自愿選擇退休的好處在于,一方面尊重個人意愿,有利于改革政策施行;另一方面則是建立了一個篩選機制,使有能力、有意愿的勞動者能夠在進入老年階段后繼續留在勞動力市場,不僅減少了人力資本的浪費,而且還有助于延緩退休進程,避免退休時間過于扎堆,形成退休潮。延遲退休年齡改革已經醞釀了很多年,“60后”退休潮的來臨,將有可能推動這一改革的真正實施。
應對退休潮的到來,中國的養老金制度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具體來說,包括改善其可持續性、公平性和充足性等三個方面。在改善可持續性方面,要從收支兩側著力。在收入側,還需要繼續擴大覆蓋面,落實全民參保計劃;確定更加合理的養老保險繳費基數;規范繳費行為;繼續劃撥國有資產充實養老基金等。在支出側,則需要進一步優化待遇與繳費之間的關聯機制,實現精算平衡;規定養老金水平上限;在待遇確定和調整機制中納入人口老齡化因素;進一步優化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養老金相關參數,等等。在公平性方面,則需要實現縱向和橫向兩個公平。在縱向公平上,需要更好體現多繳多得的激勵機制,將繳費貢獻與待遇水平密切掛鉤;在橫向公平上,則需要減小不同地區、人群之間的待遇差異,并引入一個與繳費無關的公民養老金,一旦退休自動享有,實現兜底保障。在充足性方面,一方面要適當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水平,建立與農村人均支配收入和物價指數等的聯系機制,實現調整機制常態化;另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建設,形成老年收入的多重保障。
為應對退休潮帶來的養老服務需求急劇增長,中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步伐還需要進一步加快。其中最關鍵的是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明確各方責任,推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協同發展。由于個體異質性、個性化需求的存在,養老服務體系建設需要多層次推進,養老服務需要多樣化發展。首先,要積極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根據“推動實現全體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的要求,盡快推進基本養老服務制度建設,明確基本養老服務范圍、標準等,實現基本養老服務的全覆蓋;其次,要盡快補齊長期護理服務、社區養老服務、農村養老服務等短板,在政策上予以傾斜,重點發力,迅速縮小差距;最后,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養老服務資源配置和供給中的作用,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供給和提供多樣性、個性化的養老服務,更好滿足老年人的需求。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可以通過社會共濟的方式提升使用者的支付能力,從而有效提高市場均衡水平,推動養老服務業發展。當前應盡快總結試點經驗,出臺全國一體、城鄉統一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應對人口老齡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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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9/2020; Demographic change, productivity, and the role of technology, NOVEMBER 2019.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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