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正處于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階段，新中國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60后”已陸續進入退休階段，引發退休潮。“60后”退休潮的到來對勞動力規模和老年贍養負擔等會產生顯著影響，我國的人口發展和經濟增長將出現新的局面。通過對退休潮現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政策因素和養老保障因素等深刻影響著退休行為。應采取積極而綜合的應對策略開發老齡人力資源，通過細化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方案，重視老年人在非正式勞動領域的貢獻行為，把老年人自身的能力提升與構建年齡友好環境結合起來等方式，充分發揮我國老齡人力資源的優勢。

【關鍵詞】退休潮 “60后” 老齡人力資源 積極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我國作為老年人口第一大國，在21世紀前半葉人口老齡化都將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在此期間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會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到2035年我國實現遠景目標之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規模將超過4.1億，從2021年占總人口的18.9%快速提升至28.4%左右，進入超老齡化社會。一方面，“60后”等群體大規模進入退休期，將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特別是退休潮帶來的勞動力數量削減問題尤為突出；另一方面，這一批新老年人或準老年人具備獨特的社會人口特征，是我國在退休者日漸增多的老齡化時代積極開發老齡人力資源中需要關注的重點。

“60后”退休潮的到來對我國勞動力規模和比例的變化有顯著影響

從人口這一宏觀的視角來看，2020年—2030年的十年正是我國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人口陸續進入老年期的十年。“60后”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一批人，特別是1962年—1970年的八年間凈增人口1.57億，使得這一隊列人群在我國的人口構成中始終具有突出的影響作用。把“60后”的人生軌跡與國家的發展脈絡相對應，則會發現該人群在數量上的顯著特點對我國勞動力規模和比例的變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60后”出生成長于新中國成立后的和平時期，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剛好是“60后”逐漸滿18歲進入勞動年齡階段的時期。從我國的發展階段來看，“60后”的勞動就業期正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階段。在這四十多年里，勞動力數量優勢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是我國在短時期內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助推力之一，而“60后”所處的年齡階段使之必然成為這一時期勞動力的主力軍。除數量優勢之外，與“40后”甚至“50后”相比，“60后”在成長初期獲得的物質生活條件、醫療衛生水平和教育資源都更好，他們之中接受過高中甚至大學教育的人數和比例更高、健康水平也有明顯的提升。

“60后”隊列人口以“波峰”狀態進入退休期，意味著退休潮的到來。根據復旦大學彭希哲教授的估計，從2022年開始的未來十五年，我國每年會有超過2000萬人退休，與每年新增的1700萬—1800萬潛在勞動力相比，將每年減少300萬—500萬勞動年齡人口。因此，1963年—1974年出生高峰期人群退休潮的到來，將不僅僅意味著個人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的轉變，對于國家和社會而言，退休潮對勞動力資源、養老金體系等將造成不小的沖擊。

事實上，2010年前后我國的勞動力人口達到峰值，而“十四五”期間總人口將進入負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退休潮到來無疑會加速削減勞動力數量。同時，若以退休作為是否參與經濟勞動的分界點，那么“60后”由在職勞動者向退休者身份的轉變就意味著需要贍養的老年人數量大幅增加，家庭和社會的老年贍養負擔加重。在人口隊列效應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低生育水平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在2000年左右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后，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到202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總人口的13.5%，達到中度老齡化社會水平。未來十年，大量“60后”逐漸退休不但會迅速推高老齡化程度，更重要的是其對贍養者與被贍養者結構的進一步改變，將使得我國的人口發展和經濟增長將面臨新的格局。

類似于“60后”出生高峰形成的“嬰兒潮”在很多國家都出現過，“嬰兒潮”進入老年期所引發的一系列影響在這些國家也已顯現。如美國的“嬰兒潮”一代是指出生于1946年—1964年間的人口，由于該時期出生的人數超過7500萬人而使得他們對于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按照美國65歲的老年人起始年齡標準，這批“嬰兒潮”大概在2010年—2030年期間進入老年階段，由以往的在職勞動者轉變為退休者，對社會保障、醫療保障等體系難以避免地形成挑戰。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采取推遲養老金領取年齡、鼓勵老年人以多種方式貢獻力量等政策措施來應對“嬰兒潮”的養老問題。

生命歷程視角下“60后”的成長軌跡特點與老年期考驗

從生命歷程的視角來看“60后”的養老問題，會發現這一批人在生命早期所經歷的出生、成長過程具有一些鮮明的時代特征，塑造了“60后”的獨特特征。僅從教育、婚姻家庭、勞動就業這些大的事件來觀察，與之前的人口相比，“60后”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更晚的婚育時間、更少的子女數、更小的家庭規模等。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的中堅力量，“60后”既是經濟騰飛的貢獻者，也是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進步下個人收入、社會保障等方面有了較大提升的受益者。

與之前的隊列相比，“60后”的一些重要生命事件在發生的時間點與時長上有一定差異。2021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78.2歲，未來還將逐漸延長，表明“60后”在60歲退休后平均養老期超過18年，在逐漸延長的生命歷程中，應充分做好更長養老期的經濟、健康等方面準備。從子女數量來看，受生育政策的影響，“60后”中的很多人特別是城鎮體制內人員以獨生子女為主，家庭規模較“50后”等之前的人群更為小型化，以子女數量為重要基礎的傳統家庭養老方式將面臨現實沖擊。

再從家庭生命周期來考察，由于受教育時間延長，“60后”的工作起始時間、婚育年齡通常比之前的人群相對延遲。在壽命延長的情況下，若退休年齡不變，則“60后”在其一生的生命周期中，退休期變長而勞動工作時間相對較短；又由于婚育年齡相對推遲，過去人們通常在45歲—60歲階段無子女養育負擔，而“60后”在此階段不僅可能有子女養育負擔，而且用于個人養老經濟儲備等方面的時間也相應被延遲、壓縮。“60后”的教育、就業、婚育、退休等重要生命事件的發生時間點或時長都與以往的人口隊列有所差異，進而使得他們的老年期可能呈現新的特點和需求。

基于對“60后”基本生命歷程的大致分解，在未來相對更長的養老期里，他們獨居可能性會更高，在生活照料、緩解孤獨、情感慰藉方面的需求將逐漸隨著年齡增長凸顯出來。特別是對于那些身體健康狀況不佳而又在退休前未做充分經濟積累的“60后”來說，社會養老保障的完善和家庭養老風險應對能力的增強是關系到他們退休后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但“60后”的生命歷程也表明，整體上他們所具備的良好教育背景、經濟財富和健康基礎，以及近年來我國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無疑都為他們的養老生活提供了巨大幫助，為他們構建多元化、高質量的老年生活方式奠定了堅實基礎。

通過退休潮現象探究退休行為的影響因素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大量“60后”進入法定退休年齡造成退休潮，不僅會削減我國的勞動力數量，也會在短期內加重養老負擔。對于個人來說，退休后經濟收入相對于在職收入的減少也會凸顯退休年齡的重要性，因而，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作為一項重要的應對措施，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高度重視。

退休作為制度約束與個人選擇雙重作用下的結果，既反映了退休制度對個人是否退休、何時退休等基本問題具有強有力的制約力，在一定情況下也能夠體現出個人的意愿選擇，如個人可能基于健康狀況而作出提前退休的選擇。人們關于是否退休、何時退休等問題的抉擇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如退休政策、養老金保障程度、健康狀況、收入水平、家庭成員等。本文著重從退休政策、養老金保障來探討退休行為背后的因素。

退休政策是影響人們退休的決定性因素。“60后”陸續進入退休的時期，也正是我國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從提出到逐漸推進的時期。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近些年來退休政策的發展方向日漸明晰。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2021年延遲退休正式進入政府工作報告；2021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明確指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2022年初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再次提到“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根據《建議》，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要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的原則，采取漸進式改革，用較小幅度逐步落實到位。每年延遲幾個月或每幾個月延遲1個月，節奏總體平緩。延遲退休不會搞“一刀切”，不是規定每個人必須達到延遲后的法定退休年齡才能退休，而是要體現一定彈性，增加個人自主選擇提前退休的空間。延遲退休不是“齊步走”，而是要與現行退休政策平穩銜接。實施延遲退休改革要區分不同群體，兼顧個人意愿與國家需要、兼顧代際和代內不同利益群體、兼顧不同類型人員的特點等。由此可見，盡管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我國開發老齡人力資源的主要舉措，但其實施過程則體現出漸進性、彈性和差異性。在未來十年內，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等政策對于短期內大量勞動人口退出勞動領域會產生一定的緩沖效應，但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甚至逆轉退休潮趨勢的發展。

一方面，基于我國人口老齡化和退休潮帶來的勞動力快速減少等現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積極開發老齡人力資源的舉措勢在必行。另一方面，隨著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水平提高等因素，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愿意延遲退休甚至希望提前退休。如何既契合不同人群的差異性需求，又充分挖掘我國老齡人力資源優勢，是我國迎來退休潮過程中尋求積極有效應對之策應關注的重要議題。

采取積極而綜合的應對策略開發退休潮時代的老齡人力資源

隨著“60后”進入退休階段而引致退休潮，要結合我國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總體定位和基本方向，采取積極而綜合的應對策略，充分開發或激活我國巨大的老齡人力資源，這樣才能變被動為主動。

首先，在細化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方案的基礎上切實減少非合理性提前退休仍十分必要。盡管長期以來，提前退休并不少見，但在中度老齡化社會，保證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避免非合理性提前退出就業崗位的意義更為突出。這既有賴于產業發展等基礎性條件對勞動力特別是年長勞動力的充分吸納，避免就業過程中的年齡偏見和歧視，通過激勵性措施鼓勵年長勞動者參與勞動。同時，要對非合理性提前退休采取有效的制約措施，對此有必要對有較強提前退休意愿的群體開展深入研究，尋求影響其早退休的原因，進而有針對性地消除障礙性因素，增強按法定年齡退休甚至延遲退休的意愿。考慮到我國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進程是一個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的漸進過程，這對于“60后”這一在未來八年內就將基本完全進入退休階段的群體來說影響并不會很廣泛，減少非合理性提前退休更為現實。

其次，切實重視老年人在非正式勞動領域的貢獻行為和價值。老齡人力資源開發不能僅局限于正式的勞動就業領域，還有大量的非正式勞動領域同樣蘊含經濟和社會價值，也是老年人價值的積極體現。有生產力的老齡化（Productive Ageing，也譯作“老有所為”）的范疇主要包括經濟生產、家庭照料、志愿服務和終身學習等方面。在國內外已經退休又再次就業或從事兼職的老年人不勝枚舉。我國老年人在家庭中對配偶、子女、孫子女等家庭成員的照料支持、家務幫助等作用不容小覷。老年志愿者也將是老齡化社會中寶貴的人力資源。這些不同類型的老有所為活動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或社會效益，是家庭和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力量。而推進老有所為則需要消除對老年人的偏見甚至歧視，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在政策制度和實踐中拓展老年人參與的機會與途徑。對于老年人提供的照顧孫子女等家庭內貢獻行為，在政策方面可借鑒國際社會普遍經驗，推行鼓勵和支持祖父母照顧的政策，如通過經濟補貼、“喘息服務”、員工支持等政策和項目對照顧家人的老人提供切實的福利和幫助。

最后，把老年人自身的能力提升與營造年齡友好社會環境結合起來，促進老年人的積極融入和價值實現。“60后”群體所處的老年階段是一個信息化、現代化背景下社會快速發展變化的時代，科技與信息的飛躍式發展很容易使大量處于退休期的老年人被邊緣化、隔離化。如果不消除老年人與中青年人之間越來越大的數字鴻溝、技能鴻溝等，則不利于老年人共享社會成果、參與社會發展。消弭這些鴻溝的根本方法是通過個人、家庭、社區、政府、社會等各界力量，構建一個年齡友好的數字環境、學習環境，促進老年人跟上數字社會的發展。比如，通過互聯網使用技術培訓、增加互聯網接觸消除老年人對新技術的畏懼和陌生感，提高老年人互聯網學習能力，提高數字素養，幫助他們通過互聯網平臺和新技術實現休閑娛樂、社會交往、志愿服務甚至勞動就業等多種形式的社會參與。而政府、市場和社會應充分重視滲透在各個領域的老年產品、設施設備、居所環境的適老化問題，開發設計適合老年群體消費需求和使用偏好的產品，以保持老年人的獨立自主性，促使老年人積極融入家庭和社會發展。積極而綜合的應對戰略還體現在發展終身教育，利用便利的互聯網教育、遠程教育來拓展老年人學習、教育的渠道。以“60后”為代表的新一代老年人將不僅僅滿足于傳統課堂知識的傳授，在信息便捷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他們將更注重個人內在需求，對知識信息的傳播內容、傳播途徑提出更高要求。

“60后”引發的退休潮只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社會中的典型現象之一。這一現象背后的含義集中體現為對每一個不同的老年群體、每一個老年人都應持更客觀而全面的認識，傳統社會中相對整齊劃一的老年人形象、地位、價值在迅速變遷的信息化時代已經受到沖擊。因而，對于我國正大力實施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這一高屋建瓴的系統工程，樹立積極老齡觀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從老年人本人到家庭、政府、社會都秉持老年人是有價值和潛力的觀念，才能積極應對老齡化時代的各種新問題、新挑戰。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項目編號：21ZDA106）階段性成果，本成果受中國人民大學交叉科學研究院文理交叉團隊項目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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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劉子蘭、鄭茜文、周成：《養老保險對勞動供給和退休決策的影響》，《經濟研究》，2019年第6期。

③孫鵑娟、梅陳玉嬋、陳華娟：《老年學與老有所為：國際視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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