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式現代化是與我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民生保障工作的蓬勃發展相伴而生的，自改革開放以來快速推進的各項民生福祉建設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內容豐富、詳實可靠的例證。中國式現代化在民生保障領域的科學內涵是指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特征，通過高質量發展來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從而確保全體人民同步共享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未來我國民生保障事業應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下，始終堅持以共同富裕為首要目標，積極優化民生保障項目的頂層設計，切實強化家庭綜合風險的識別和管控能力。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民生保障  共同富裕  韌性家庭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并全面闡釋的“中國式現代化”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重要的時代指引。不但有益于我們思考和認真總結中國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成功經驗，也為人類社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與西方現代化道路不同的新選擇。對于民生保障而言，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住房保障、就業幫扶、分配制度改革、醫療衛生事業等領域提出了很多制度創舉，取得了很多制度成果，為人類現代化歷程積累了寶貴財富。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衛生體系，實現了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互促共贏。因此，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在民生保障領域的科學內涵，總結中國式現代化引領下民生保障的歷史經驗并提出現階段完善民生保障事業的主要對策成為必須認真思考的議題。

中國式現代化在民生保障領域的科學內涵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它是在全面總結其他國家現代化共同特征和認真反思本國發展經驗基礎上提煉出來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在民生保障領域的科學內涵是指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特征，通過高質量發展來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從而確保全體人民同步共享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中國式現代化在民生保障領域的踐行還有利于破除人類現代化建設歷程中的四個固有誤區：

一是將西方社會福利制度視為“完美制度”的誤區。長期以來，西方國家通過強有力的話語體系將其社會福利制度標榜為全球福利建設的范本。但事實上，不但西方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不斷因福利建設而引發嚴重的財政危機，而且其所仰賴的制度在抵御突發經濟危機和處置公共事件上的能力也明顯不足，這顯示任何福利制度都有其局限性。

二是以西方標準作為唯一普世標準的誤區。西方國家在實現現代化及構建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過程中依托于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技術上的壟斷地位、全球化浪潮帶來的產業分工以及不公平的貿易體系維系了其高昂的社會福利開支，因此今天當發展中國家試圖同樣建構其所倡導的制度樣板時，通常會由于片面追求西方福利“強普惠”“高標準”的建設經驗而陷入到福利陷阱或長期經濟停滯中。

三是將西方階段性的福利建設經驗視為人類永恒道路選擇的誤區。盡管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曾經為人類福祉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但是其經驗積累的本質是先發優勢而非制度優勢，因此將其一段時間內的民生保障經驗片面概括為人類福祉建設領域的道路優勢在邏輯上并不成立。

四是現代化過程必然伴隨著部分群體利益犧牲的誤區。西方功能主義學派通常主張現代化進程會自然而然地形成階層劃分，即貧困是社會的必然代價，因此在實踐中諸多社會福利建設是通過不公平的制度為基礎的。基于此，中國式現代化在民生保障領域的寶貴經驗有益于在破解上述四個理論誤區的同時為發展中國家尋找到經濟增長與福祉建設、普遍規律和本土情境、國際共識與道路自信的最大公約數。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民生保障的共進

中國式現代化是與我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民生保障工作的蓬勃發展相伴而生的，自改革開放以來快速推進的各項民生福祉建設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內容豐富、詳實可靠的例證。

首先，我國建立了中國特色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創造了減貧治理的中國樣本。經濟社會不平衡發展是全球現代化進程的普遍特征，也是任何一個全面實現現代化國家必須解決的時代課題，對于中國而言同樣如此。改革開放后，面對著我國中西部地區羸弱的發展基礎和乏力的內生動力，我國自1986年開始通過成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及設立貧困縣的方式有計劃地減少貧困人口規模，至“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結束我國當時確立的328個貧困縣全面達到溫飽標準。2001年開始，我國以“一體兩翼”政策來重點解決貧困村的減貧問題，并逐步摸索出了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相結合的政策組合，有力地改善了農村落后地區的整體貧困面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不適合同質性扶貧政策的人口、因病因災返貧人口和農村“三留守”人口等特殊群體作為主要的政策瞄準對象，自2013年底全面推行以“兩不愁、三保障”為目標的精準扶貧政策。2022年，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打贏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攻堅戰，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破解貧困治理難題提供了中國智慧。

其次，我國高標準建設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教育體系和醫療衛生體系，這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符合本國需要的民生保障項目提供了借鑒。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通過系統性的構建義務教育制度（1986年）、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7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1997年）、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1998年）、住房公積金制度（1998年）、農村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2003年）、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2007年）、農村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2009年）和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2011年）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民生福祉政策，我國至2011年已經基本形成了覆蓋廣泛、框架齊全、結構合理的綜合保障框架。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但進一步全面合并了城鄉居民兩類社會保險制度，整合了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推動了“8+1”社會救助體系的完善，實現了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的擴面提質，而且在普惠托育服務、普惠性學前教育、嬰幼兒保健服務、殘疾人兩項補貼、護理保險、高齡老人津貼、保障性住房建設、托底性社會政策、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等各領域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截至2021年底，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和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已經分別達到了13.6億，全國城鄉低保和特困人員救助供養人口總數約為4649.6萬，學前教育毛入園率和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分別達到了88.1%和95.4%，這些數據都反映出即使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構建出覆蓋全民、體系完善和保障適度的民生保障體系。

最后，我國堅持以高質量發展引領民生保障的舉措有效實現了經濟與社會的均衡發展，這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避免陷入西方國家的福利陷阱提供了參考。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建設過程中發展出一套“統一保險”和“普惠服務”并行的福利建設路徑并長時期被視為各國社會福利建設的范本，但事實上這種福利建設模式不但基于其有限的人口規模、長期的財富積累和不公正的貿易紅利而無法向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擴展，而且在實踐中這種制度通常也在激烈的政黨斗爭中無法為困難群體提供兜底保障，一個典型的證據是美國在2012年的貧困率達到了15.0%，貧困人口總數達到了4650萬人。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民生保障制度會伴隨著福利剛性特征而給國家財政帶來嚴重的負擔，僅2010年歐洲主要國家公共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占比就達到了46.3%—58.5%，英國、法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公共財政赤字率約為7.6%—15.8%，歐洲國家普遍面臨的財政赤字并由此引發的主權債務危機預示著發展中國家難以有效借鑒這種“看似完美”但又弊病叢生的制度。而長期以來我國民生福祉建設重視采取發展型社會政策取向，這種以生產主義、就業優先、保障適度為原則的政策方針在滿足底線公平的基礎上深刻嵌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為絕大多數民眾提供了基礎且有質量的養老服務、醫療服務、住房保障、兜底保障等，這有利于蹄疾步穩地拓展發展中國家的民生保障邊陲。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民生保障的展望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對此，我國未來的民生保障工作要堅持如下三個方向：

首先，民生保障政策要始終堅持以共同富裕為首要目標。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標志，它“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實踐中，盡管先富帶動后富是共同富裕的必經階段，但是現階段要積極通過各項舉措積極降低基尼系數。一些重要數據也證實了此項工作的緊迫性：201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基尼系數高達0.465，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約為甘肅省人均水平的3.63倍，同年度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行業最高水平是最低水平的3.86 倍，且2020年我國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可達2.56倍，這顯示我國區域間、行業間和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已經影響到了經濟社會的全面均衡發展。在未來推動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優化以稅收為主的分配效應、強化以社會保障為主的再分配效應以及發揮以公益慈善為主的第三次分配效應將成為下一階段“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要實現形式，而化解按勞分配和兜底保護之間的矛盾、保障好社會底線公平以及形成穩定的公益慈善市場乃是各級政府需要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解決的核心問題。

其次，要持續深化民生保障項目的頂層設計。近年來，我國在民生保障領域不斷增加財政投資規模，僅在2017年用于“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事務”“醫療衛生和計劃生育”和“住房保障”的財政支出就分別達到了30153.2億元、24611.7億元、14450.6億元和6552.5 億元，四者疊加之后的比例約占我國總體財政支出規模的37.3%。但與此同時，我國民眾在福利獲得領域中的獲得感卻相對偏低。2016年“國際社會調查計劃”的統計結果顯示，在提高稅收的前提下，西方三大福利體制國家中民眾認為政府“絕對應當”在養老、醫療、住房、育兒等九個領域承擔主要責任的比例大致為36.7%—38.1%，東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平均值分別達到了39.6%、58.0%和48.6%，而我國2014年基于四省市的調查結果則為46.4%，這一數據雖低于拉美和東歐國家但卻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這反映出我國民眾對于國家切實增加社會福利項目的意愿強烈。巨額民生保障投資未能換取國民較高福利獲得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維系底線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務發展緩慢以及與收入相關聯的社會保障項目占比過高，從而在再分配領域無法改變“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福利分配格局，這使得中國第二次分配與初次分配的重合程度過高、商品化趨勢過強，并由此加劇了普通民眾尤其是困難群體的福利剝奪感。以社會保障項目為例，2017年我國用于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國家補貼分別高達7448.7億元和5024.1億元，而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投資則被嚴重邊緣化，兩者同年度財政支出規模分別僅為2363.8億元和682.0億元，疊加后的數額僅占國家財政投資總額的1.5%，僅為兩類社會保險補貼的四分之一。從中長期來看，在少子老齡化問題愈加突出及城鄉低收入人口系統性社會風險不斷增長的現實背景下，我國必須顯著增強非社會保險類事務在社會保障構架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保障底線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最后，要強化家庭綜合風險的識別和管控能力。當前我國既有民生保障架構主要是以個體為基礎的保障形式，如社會保險主要依賴個體穩定的勞動關系來獲取福利，社會福利主要是針對困境兒童、困難殘疾人和特定老年人以身份資格為要件的補缺型政策，社會救助以申請救助家庭主要勞動力的收入和家庭成員大病、殘障狀況作為識別標準，教育、醫療和住房福利均普遍以個體特征為福利享有的前置條件。上述社會政策的設計使得我國國家福利和家庭福利之間的關系雖然實現了現代化，但是家庭成員之間的福利互濟仍然是傳統的或是前現代化的，依靠公民資格即能夠獲取的國民福祉有限。實踐中，這種以個體為主而非以家庭為主的保障策略雖然在操作上較為簡便但卻遺留了三個隱患：一是容易使得既有民生保障對象瞄準失序。由于每個家庭的抗風險能力和自主修復能力存在差異，單獨抽離出的困境個體與困境家庭并不完全重合，因而以個體困境來推估家庭困境并不準確。如果再考慮到現有民生保障制度往往具有福利疊加和福利懸崖效應，部分位于政策邊緣且未能享受實際保障的家庭更可能在保障體系中被遺漏。二是容易忽視家庭風險的累積過程。以個體為基礎的識別標準通常是結果導向的，即當個體大病、致殘或服刑后家庭風險就會被識別出來，但是實踐中家庭風險可能是累積的漸進過程而非一蹴而就的結果，這種需要早期救助和福利服務介入的高風險家庭在現有體系中難以得到保障。三是對于家庭結構多樣化及其養育負擔能力認識不足。受到人口遷移及婚姻觀念變化等因素的影響，以喪親、單親、留守等為代表的去功能化家庭在現代社會逐步增多，有統計顯示該類家庭已占據中國全部家庭比例的34.1%，這使得育兒、養老等綜合養育負擔需要被及時納入到高風險家庭的識別監管中，而基于困境人群的瞄準策略顯然無法準確降低高風險家庭的綜合養育負擔。因此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提升民生保障效率的關鍵就在于如何實現從個體風險防范向家庭風險防范的轉變，而強化家庭綜合風險的識別和管控能力并構筑“韌性”家庭顯然應當成為未來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建設方向。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上海市“中國特色的轉型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前我國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0ZDA068）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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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一丹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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