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的“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是中國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下，站在全局性、長遠性角度作出的重要判斷。面對網絡太空力量、導彈防御、快速常規打擊力量以及常規威懾等方面跨越性發展帶來的巨大安全挑戰，以及新興領域力量與傳統核力量、常規軍事力量相互聯系在一起對國家戰略安全造成的體系性軍事壓力，中國要建強多元化、有區別、分層級、有彈性的常規性戰略威懾力量。當前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傳統的核威懾力量建設發展，二是聚焦新興領域和新興技術的常規戰略威懾力量構建。

【關鍵詞】戰略威懾力量體系 核威懾 常規威懾 戰略穩定

【中圖分類號】D7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基于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面臨的復雜性挑戰，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道路面臨的現實壓力，當今世界安全問題特別突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就是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性軍事能力的最終依靠。

什么是戰略威懾力量體系

國際學術界對威懾的關注由來已久，特別是在核武器出現以后。冷戰期間，在美國和蘇聯相繼擁有可靠的核力量之后，威懾理論家主要關注如何建立兩個超級大國間的威懾關系。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托馬斯·謝林等美國學者對運用核威懾緩解核困境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諸如“彼此恐懼核突襲”“可靠的第二次打擊能力”等威懾思想，這些核威懾思想首先在美國繼而在蘇聯決策層的核戰略和政策中得到了充分討論與反映。隨后，威懾理論研究又擴展到關注使威懾起作用的復雜心理、文化和其他現實因素等方面。21世紀初以來，非傳統安全領域、新興戰略領域尤其是網絡空間的國家間威懾在新型威懾理論中的角色等日益引起學者的研究興趣，“常規威懾”“網絡威懾”等新威懾概念不斷涌現并在世界主要國家政策層面得到反映。

威懾的實質是避免危機與對抗升級成為大的沖突或戰爭。所謂戰略威懾，是指具有應對國家間安全對抗和防止大戰爭的能力，從而確保國家安全不受到危及國家自身生存的戰略性威脅，進而確保地區與世界和平。戰略威懾力量，對我們來說，也就是在對抗霸權霸道霸凌行徑的戰略性軍事斗爭中具有最終的、起決定性作用的、可以依靠的戰略性軍事力量，能夠用以確保自身國家安全和主權不受到對手重大威脅或訛詐，也確保中國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不受到根本破壞，進而能夠維護世界與地區和平不受到霸權霸道霸凌行徑的根本損害。所謂戰略威懾力量體系，是指國家為了維護國家戰略安全、發揮戰略威懾作用而建設的一整套既能各自獨立發揮威懾作用又在總體上相互補充而構成一個完整體系的系列性戰略軍事力量，該力量體系能夠使國家戰略安全最大程度免受戰略脆弱性的困擾與外部戰略安全威脅，使大國戰略穩定與全球戰略平衡得到最大程度保證。例如，美國在冷戰時期構建了傳統的“三位一體”戰略威懾力量體系，主要包括以洲際彈道導彈為基礎的陸基核力量、以潛射彈道導彈為基礎的海基核力量和以戰略轟炸機為基礎的空基核力量。當前美國海基、陸基、空基“三位一體”核力量正面臨全面更新。此外，冷戰結束后，美國還極力打造新“三位一體”戰略威懾力量體系，主要包括核與非核的打擊系統、主動與被動的防御系統和靈活反應的基礎設施三個部分。美國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已經由傳統核力量進一步拓展到包括新型戰略核武器、常規全球快速打擊武器、導彈防御武器、反衛星武器、覆蓋全球的一體化、網絡化的戰略信息系統等組成部分的全域制勝型戰略威懾力量體系。俄羅斯也在冷戰時期構建了陸基、海基、空基“三位一體”核力量，冷戰后也對其戰略核力量進行了全方位、現代化升級。相比起美國，俄羅斯在“三位一體”戰略威懾力量體系中偏重發展陸基戰略核力量。俄羅斯在保持其強大的核威懾能力的同時，也高度重視非核戰略力量建設，積極發展和運用遠程常規精確武器特別是高超聲速武器等進行戰略威懾。

因應世界強國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建設的基本現狀和路徑，以及我國當前的戰略性軍事力量發展情勢和技術現狀，我國當前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傳統的核威懾力量建設發展，二是聚焦新興領域和新興技術的非核常規戰略威懾力量構建。

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的政治與戰略意義

世界主要核大國都建設有包括核與非核戰略力量的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在當前美國不斷更新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加大對華戰略威懾的情勢下，我國要加強維護國家安全的反制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建設，提升自身戰略威懾力量的有效性。

中國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是為了堅決反對外部霸權力量對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的干涉。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面臨極少數臺獨分子的分裂活動，以及外部霸權日益明顯地操弄“以臺制華”企圖破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險惡用心和重大國家安全風險，武力的使用仍然是不能放棄的選項，因此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就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底牌，這也是清晰明確地告訴外部干涉力量，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任何外部干涉都必然會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擊，任何外部干涉都不會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建設的另一重大使命價值，是有助于維護國際安全環境，有助于增強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底氣，有助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不僅強調自身國家安全，更追求地區與世界和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中，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得到基本保障，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也將持續獲得外部良好環境的助力。特別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致力于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于和平與發展事業的根本利益需求。這就需要中國擁有作為維護世界和平中堅、發展中堅的基本力量保證，擁有應對破壞世界和平的霸權霸道霸凌行徑的強大力量。因此，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不僅是基于國家安全的需要，更是基于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推進相關實踐活動的需要。

從戰略意義上說，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建立起有區別、可控制性的戰略能力，包括最終的核能力，將使國家在與霸權強權的戰略對抗博弈中獲取重要的彈性戰略能力，同時可給霸權霸道霸凌行徑施加壓力和懾阻，也給最終贏得自身安全提供了空間。在國際政治博弈過程中，那些在戰略性能力上擁有更大彈性、靈活性的一方，即在總體戰略力量框架中擁有更為充足、更加多樣、更加適用的多重戰略力量選項的一方，將在戰略上獲得更為有利的地位。

中國發展最低限度戰略核威懾力量的政策

傳統上，最低限度的核威懾力量是中國戰略威懾力量體系的基本和主要構成部分。中國擁有長期一貫、明確而堅定的核政策，始終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堅持自衛防御的核戰略，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不與任何國家進行核軍備競賽，核力量始終維持在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國最低限度的核威懾政策觀具有明顯的自衛性、防御性。

從核戰略穩定的角度看，當兩個核大國中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勢下都沒有對另一方發動核進攻的動機時，這就實現了核大國關系上的核戰略穩定。這說明，由于中國明確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愿意在與任何國家的戰略軍事關系上放棄以先發制人核突襲、核進攻為目的的核威懾戰略，也就說明中國堅定地致力于維護大國之間的核戰略穩定和全球戰略穩定。因此，只要對手國家也在與中國戰略軍事關系上明確宣布放棄以先發制人為核心的核威懾戰略，任何有核國家都可以與中國建立戰略穩定關系。但是，在中美關系上，美國仍然堅持在極端情形下可首先動用核武器。而且，美國巨大的核武庫和中美之間在核武器數量上的懸殊差異，使美國不愿意真正承認與中國之間存在戰略穩定關系。由于美國在政策上存在對中國首先發動核進攻的動機，那么就必然地形成中美戰略不穩定關系，特別是美國對華推行一種全面威壓戰略，在戰略軍事層面表現為一種越來越明顯的核常威壓，戰略進攻性意圖日益增加，中國面臨的戰略穩定壓力也就更大。由此，為了確保自身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應對霸權強權的壓制和外部干涉沖動，中國要建強自身的戰略威懾力量體系。

中國向來反對進行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那種核軍備競賽。在核力量上，中國政府一直秉持精干高效的原則，認為核力量是維護戰略穩定的基本手段。《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強調：“核力量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戰略基石。中國軍隊嚴格核武器及相關設施安全管理，保持適度戒備狀態，提高戰略威懾能力，確保國家戰略安全，維護國際戰略穩定。”在核力量發展和運行上，中國核力量運行采取的是彈頭和運載工具分開存放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美蘇（俄）“基于預警的發射”的高戒備狀態。學者樊吉社認為，如果按照美蘇或者美俄軍控條約的標準和計算方式，中國處于戰斗值班狀態的核武器數量為零。他指出：“對中國而言，核武器是政治工具，而非軍事武器。它既不能用于在戰場上贏得戰爭，也不能用于在和平時期贏得軍備競賽，開發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其他國家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中國常規戰略威懾力量的構建

常規威懾的原理是，未來信息化、智能化作戰體系總是存在著脆弱和難于防御的關鍵節點，在戰略對抗中其作戰體系的脆弱和關鍵節點極易被摧毀而導致體系性失能，從而造成難以承受的全局性損失。這樣，基于多元化新興技術的發展，國家總有可能在常規威懾框架內構建特定的針對某種關鍵節點進行打擊的二次打擊能力，從而對對手形成某種常規性戰略威懾。

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興戰略性技術的加速發展進一步拓寬了大國戰略競爭的范疇。自從美國里根政府提出戰略防御倡議后，美國作為冷戰核對抗的一方，試圖改變傳統上美蘇戰略穩定關系中相互確保摧毀這一基本的戰略博弈邏輯，不僅強調進攻性戰略力量的優勢，而且強調要通過戰略防御性力量全面布建來實現美國全面戰略優勢。戰略穩定不再是傳統的陸上、海上、空中領域的戰略競爭，而是跨越到網絡、太空等新興戰略領域，而且這些新興領域與傳統領域已經密切地通過網絡而融合到一起。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政府與政策研究中心學者格雷戈利·科布倫茨指出，新的武器技術發展構成對戰略穩定的挑戰，其中導彈防御在近期、常規打擊力量武器和太空技術在中期、網絡武器技術在長期等不同時段意義上對戰略穩定構成了挑戰。也就是說，冷戰后戰略穩定內涵的發展使得大國戰略穩定關系建立在一種更復雜的戰略博弈基礎上。

現實的中美戰略穩定關系確實面臨著日益復雜的情勢，由于美國迅速增強的常規打擊能力、網絡和太空作戰能力的顯著優勢及其加劇軍事化的發展趨勢，中國面臨著來自美國網絡、太空、導彈防御、快速常規打擊力量以及常規威懾等方面力量日益增加的安全挑戰。美國推進太空武器化和太空作戰構想，加快推進太空威懾體系建設，給我國太空資產安全造成威脅，而太空資產在國家經濟、政治、社會、國防等各領域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美國崇尚進攻性的網絡威懾戰略，鼓吹進行“持續交手”“前置防御”，并在實踐中不斷威脅和破壞我國國家安全，這迫切要求我國加大網絡安全投入，大力建強網絡防御力量，建設具有強大抗毀傷能力的國家戰略性網絡。特別是當這些新興領域與核力量和常規軍事力量相互聯系在一起時，美國對我國可能造成的戰略安全危害往往會更為復雜嚴重。這些新興領域力量建設越來越密切地與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測和偵察系統（C4ISR）等融為一體，一旦受到網絡攻擊，國家整體戰略能力將大為受損。此外，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定向能武器、生物技術、量子技術等新興軍事技術對未來戰爭和戰略穩定的影響復雜多維，新興軍事技術的跨越性發展甚至會引發顛覆性變化，可能導致未來數十年間攻防平衡的反復變化，引發巨大的戰略動蕩效應。因此，面對霸權的巨大外部干涉壓力和新興領域技術的巨大發展需求，除了維系和發展傳統核威懾力量外，建強多元化的常規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也日益迫切和必要。

通過新興顛覆性技術的戰略性運用，建立其與傳統戰略武器平臺相互聯接融通和組網運行的作戰能力，也就是通過網絡構建“系統的系統”之能力，從而發揮網絡化的整體戰略威懾力量，這是新興戰略性力量技術快速發展視閾下非核戰略威懾力量體系構建的必由路徑。但是，如何在基于新興技術運用的戰略性力量建設中，盡可能減少指揮、控制和通聯等方面新興技術運用帶來的戰略脆弱性，如何通過技術手段的多元化、層次化、區別化，以及力量建設的分散化、精干化，在大力發展智能化武器等新型可替代性手段的同時，保留發展一些具有強大抗毀性能力的傳統技術路徑，盡可能多地在戰略性領域建立冗余技術路徑，大力增強關鍵戰略性基礎設施的抗毀能力，從而打造具有高強彈性的防御性常規戰略威懾力量，仍然是戰略威懾力量體系構建需要遵循的思路。

除此之外，還要致力于建立分層級威懾能力，既要在一定層級、地域、程度內具備對于強大對手的戰略性防御能力，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威懾阻止敵方隨意升級對抗的能力。防止對抗升級，也要逐步建立起共同防止升級的機制性關系。無論是從常規力量斗爭領域到核力量領域，還是從網絡領域到物理斗爭領域，抑或是從單個領域升級到跨領域的對抗，都說明在關鍵的單一領域擁有足夠的戰略性防御資源和手段，是保有自己在戰略對抗中掌握主動權、不率先開啟跨域升級的必要保證。因此，除了傳統的核力量及其核技術領域，在一些極其關鍵的領域，特別是在網絡空間、太空這些新興戰略力量和顛覆性技術領域，建設強大的具有彈性的戰略威懾力量，對于發揮國家整體戰略威懾力量體系的強大戰略效能尤其重要。

（作者為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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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樊吉社：《中國核政策的基本邏輯與前景》，《外交評論》，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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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靳佳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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