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洋與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密切相關，也與世界人民的生存與發展密切相關，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就是處理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具體到海洋領域，就是處理好“海洋強國”目標與“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關系。中西方在過去的“海洋強國”的道路上都有不同的經驗教訓。中國既不能走歷史上不重視海洋貿易的老路，也不能走西方海洋霸權的邪路，而是要在統籌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陸地與海洋的戰略思想指導下，重點構建共同的海洋安全體系和海洋發展體系，使海洋成為人類安危與共的和平之海、共同繁榮的發展之海。

關鍵詞:國家安全  海洋強國  海洋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決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提出“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維護海洋權益，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建設海洋強國，對于國內而言，是統籌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需要；對于國際而言，則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維護人類共同的海洋安全和海洋福祉的需要。我們需要深刻理解“海洋強國”與“海洋命運共同體”的辯證關系，總結中西方歷史上海洋強國的經驗教訓，將海洋安全與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

中國“海洋強國”的歷史淵源

人們一般將“海洋強國”視為通往未來的一個概念，似乎中國作為一個大陸國家，從來沒有“海洋強國”的歷史。這種認識是片面的。

早在周武王時期，中國就掌握了比較先進的造船技術。周武王曾下令掌管舟楫的官員集結船只運送軍隊。（《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公元前八世紀，中國的艦只就穿梭于山東至遼東的海峽，來往于各個島嶼之間。秦朝時，秦始皇曾派船隊三次遠航。漢武帝建立了強大的水軍，擊敗了朝鮮，將朝鮮納入版圖，設立四郡。（《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公元662年，唐朝派出艦隊，打敗了支持百濟的日本艦隊。（《舊唐書·卷八十四·劉仁軌傳》）此后，唐朝重新將朝鮮納入版圖。到公元12世紀，中國已經有了近兩千年的航海歷史，取得了豐富的航海經驗。但這個時期還不能稱為海洋強國，一方面因為水軍只是作為輔助性力量發揮著有限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海上貿易并不發達，沒有一支大型的商貿船隊。[1]

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是個歷史性轉折點。“靖康之變”導致北宋滅亡，宋代經濟和政治重心南移，促進了海洋擴張和海上貿易的發展，最終促成海洋強國的崛起。

北宋滅亡之后，金朝繼續渡江進攻南宋。1130年，金朝軍隊長驅直入江南地區，逼得宋高宗從海上逃跑。金軍也集結艦隊追擊，結果被南宋水軍打敗，不得不向北撤離。這次海戰的勝利，導致南宋增強了對水軍的重視。發展水軍，打造海戰的優勢，成為朝廷諸大臣的共識，并紛紛上奏，懇請加強水軍建設。宋廷決定設立沿海制置使司，專門處理水軍事務，這在中國走上海洋強國的歷史上具有關鍵意義。在這一專門機構的謀劃和管理下，南宋的造船技術和船上的武器裝備突飛猛進，制造出了先進的“飛虎戰船”“灰炮”等。發展水軍需要經費，而南宋財政經費越來越依賴海上貿易。于是，肅清海寇，保護海上貿易，便成為水軍的一項重要任務。12世紀中葉，90%以上的海上貿易都通過廣州，而出入商船都由朝廷派戰船護航。距廣州七百里的溽州島（今廣東江門臺山市廣海鎮一帶）上，設有望舶巡檢司。與此同時，一直想吞并南宋的金朝也在訓練強大的水軍。1161年，金兵分三路大軍進攻南宋，其中一路就是水軍。南宋多年建設的水軍終于大顯身手，在陳家島海戰中擊毀了金兵的艦隊，大獲全勝。（《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一》）此次海戰更加堅定了南宋擴張水軍的決心，而且其功能不斷擴展，包括巡邏海道、搜索敵軍行動，護衛海上貿易不受海寇侵襲，檢查外國船只是否走私銀兩，在中國海域上毫無疑問處于先例。（《宋史·卷三十四》）

伴隨水軍力量的日益強大，南宋的海上貿易也不斷發展。宋高宗全力支持海上貿易，他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全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四》）過去的任何朝代從未像宋朝一樣，如此依賴對外貿易的收入，中國人也從未如此關注海洋事業。[2]其中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就是中國人逐漸掌握了曾經被近東商人壟斷的東方海道。

蒙古軍隊的鐵騎橫掃歐亞大陸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蒙古人為了打敗南宋，也建立了強大的水軍。元朝水軍在公元1279年的崖山海戰中徹底戰勝了強大的南宋水軍。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讓元朝開啟了海洋帝國的征程。擁有強大水軍的元朝進行了三次東征日本和三次南征安南的努力，盡管沒能像陸上征戰那樣成功，但顯示了海上水軍的力量。在強大水軍的支持下，元朝不僅繼承了南宋海上貿易體系，而且將這一體系與政治體系捆綁在一起，派出使臣詔諭海外諸國，不僅讓它們臣服元朝，而且將它們納入元朝的經濟圈，從而建立了一個海外經濟帝國。[3]

經過宋元兩朝的海上拓展，到明朝時，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海上強國。至永樂皇帝時期，明朝的造船工業和新式武器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一等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武器上則能制造手銃筒、火攻箭、火槍、蒺藜炮、神機箭等。

鄭和下西洋的遠航船隊還沒有使用最大船只，每次出航的船數從40到60不等，人員平均為27000—28000人，當時可以說是浩浩蕩蕩。元末明初時，曾經臣服于中國的東南亞一些國家不再派使者前往中國。永樂皇帝即位后，要重振朝廷威望，同時延續過去的貿易體系，便多次派船隊遠航。鄭和船隊每到一處，主要從事兩項活動，他和使臣處理外交公務，其他部下則在當地開展貿易。歷次航行通常都比較和平、順利，只是偶爾被襲擊時，才予以還擊。鄭和使團讓一些疏遠了的東南亞國家重新加強了與明朝的聯系，同時詔封了一些新的國家，如公元1407年代表明成祖詔封南印度的古里國，并立下石碑亭，并撰碑文“其國去中國十萬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風，刻石于茲，永示萬世”。[4]這體現出中國歷朝歷代一直延續下來的仁義天下的理想，其中包含了民族平等，命運與共的含義，也就是“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如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紀行詩》中所言：“圣明一統混華夏，曠古于今孰可倫。”[5]這是比后來西方殖民活動更高遠的文明理想。所以，當時遠邦異域，聞風向化者，爭先恐后。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源頭。

自南宋至明初三百年，中國成為當時真正的海上強國，中國水師先后控制了黃海、東海、南海，勢力范圍到達印度洋，中國的航運業控制了東方的海道和海上貿易，大量華人出海在南方熱帶地區建立聚居區，中國的政治地位遠超東方海上諸國。

不過，這種海上強國有歷史的特殊緣由。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重心一直在內陸，南宋失去北方領土，不得不向海洋擴展，這種擴展活動在后面兩個朝代延續下來，至明初達到巔峰。至明朝中期，國內政治沖突和北方邊疆問題又變得更加突出，向海洋擴展的熱情又逐漸消退乃至中斷。

再往前追溯，中國的海洋活動也有兩次比較活躍的時期：一是戰國時期，吳越兩國成為水上強國，后來隨著內陸政治的發展，海上力量漸漸衰退；二是三國時期至隋朝，沿海諸國又發展出強大的海上實力，至唐朝中葉，又一次衰落。中國古代海上力量的發展常常始于國家分裂時期，其發展的成果在統一時期會得到延續，但最終會衰退下來。自明中葉以后，中國海上力量一直處于衰退期，一直延續到整個清朝。而西方海上力量也正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大的發展，當這種力量侵入中國時，中國就疲于應對了。鴉片戰爭之后，一些政治精英痛定思痛，發展造船業，發展海軍，發展海上貿易，但在西方強大的海上力量面前，顯得力不從心。

西方海洋霸權的發展歷程

西方經略海洋的歷史與中國不太一樣。古希臘羅馬時期，國家間的爭斗在某種程度上是圍繞海洋控制權而展開的。來自海上的威脅是各個國家生存擴張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自公元前8世紀開始，迦太基就依靠其逐漸強大的海上力量，征服了北非和西地中海諸多島嶼，建立了一個四通八達的商業網絡，成為西地中海的商業帝國。[6]公元前5世紀，希波戰爭讓雅典獲得了愛琴海的控制權，建立起了愛琴海帝國。公元前264至前146年，三次布匿戰爭讓羅馬共和國建立了地中海的霸權，并占領了歐亞非的廣大地區，成為空前強大的帝國。從地圖上可以看出，這個帝國是一個環繞地中海的陸地圈。即使像斯巴達這樣的陸權國家，也建立了強大的艦隊，在洋河口之役徹底摧毀了雅典的海上優勢，成為古希臘世界的霸主。[7]近代歐洲的復興，在很大程度上也復興了這種海洋斗爭的政治，只是斗爭的焦點從地中海轉向了更加廣闊的大西洋。

被馬克思稱為“十七世紀的資本主義典型國家”的荷蘭，在歐洲率先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憑借其先進的造船技術降低海洋運輸的成本，建立東印度公司減少國內海外探險者的惡性競爭，通過這種技術和組織的創新，終于形成了歐洲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海洋強國，被譽為“世界馬車夫、貿易中間商、歐洲的代理人和經紀人”。[8]之所以說是“現代意義的海洋強國”，不是說它復興了古代希臘羅馬海洋霸權的歷史，而是因為荷蘭在爭奪海洋霸權的過程中，提出延續至今的“海上自由航行和貿易”的思想。荷蘭思想家格勞修斯批評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搞海洋壟斷的做法，認為“所有人依國際法均可自由航行”，所有民族之間可自由地交往和貿易。[9]

英國在成為新的海洋帝國的過程中，比荷蘭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更進一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它不只是“海上馬車夫”，更是世界的加工廠，其龐大的船隊把數不盡的產品運往世界各地；二是它在全球建立了廣闊的殖民地，既是原材料的來源地，又是商品的傾銷地，還是全球貿易的樞紐；三是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可以支配全球海洋的艦隊，真正成為全球性海洋霸權國家。[10]

英國比荷蘭更多地繼承了北歐維京人傳統，這個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弱肉強食的野蠻冒險，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在個人自由基礎上的非凡適應能力。“維京人特別擅長吸收當地傳統，并將它們融合為另一種富有活力的傳統。”[11]

歐洲海權歷史，尤其是英國海洋霸權的歷史，被美國軍事理論家馬漢總結為新的海權理論。馬漢的海權論可以簡單總結為：一國的繁榮依賴于海上貿易，一國的海上貿易依賴于海軍力量。他在《海權論》中指出：“海上力量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軍事史，在其廣闊的畫卷中蘊藏著使一個瀕臨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奧秘。”[12]

馬漢的這個總結很簡明地抓住了英國所建立的海洋帝國的核心特征：海上軍事體系+海上貿易體系。然而，由于是第一次建立全球體系，英國沒有那么多的經驗，所以這兩個體系都比較脆弱。正是這兩種體系的脆弱性，導致了殖民地鏈條的斷裂，并最終土崩瓦解。這兩種脆弱性，在某種程度上可歸結為沒有龐大陸地基礎，僅僅依賴海洋力量的脆弱性。回顧歷史可以發現，自古希臘羅馬以來，比較純粹的歐洲海洋國家，盡管一度取得了經濟和文化上的繁榮，但最終都被陸權力量打敗或壓垮。

馬漢也認識到了這種脆弱性，他的海權思想，不只是講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而是把海上力量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支柱。馬漢論述了影響海權的六要素：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范圍、人口數量、民族特點、政府性質。[13]盡管他講了英國相對于法國等陸權國家的優勢，但與后來的美國比較起來，其領土范圍、人口數量、政府性質等方面又存在某種劣勢。根據后來美國的經驗，真正符合馬漢海權理想的國家應該是重視海上力量的陸海兼備的國家。這不僅需要有龐大的陸地和人口作為基礎，而且要有發展海上力量的堅定的政治意志。

馬漢的海權思想對美國建立海上霸權，進而建立全球霸權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總統羅斯福讀到馬漢著作時如獲至寶，很快建立海軍協調委員會，它實際上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前身。美國大力擴充以航空母艦為主要依托的海軍力量，在全球布局海軍基地，建立了一個可真正實施全球打擊的海上軍事網絡。與英帝國不一樣，那種松散的殖民地控制年代已經過去。美國一方面依靠廣闊的陸地和強大的陸上力量，另一方面依靠相對緊密的軍事政治盟友關系，實現了陸海力量的全球聯動，后來加上空天網絡的一體化加持，從而形成了比英帝國更加強大的霸權體系。以這個霸權體系為依托，美國繼續舉起了近代歐洲海權國家倡導的“自由航行”和“自由貿易”的旗幟。因為美國是全球海洋的控制者，所以，舉這個旗幟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美國。

同時，我們應該更加認識到，二戰后，全球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霸權主義潮流產生了重大的積極成果，那就是霸權主義者的自利行為受到較大程度的約束。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斗爭的結果，盡管總體上沒有改變美國主導的海洋秩序，但一些發展中國家可以依據這部海洋法來保護自己的海洋權益，從而限制了海洋霸權國家行為的隨意性。全球海洋秩序從強權互斗到霸權主導再到多邊共贏，這是近代以來的一個總的歷史趨勢。

當代中國的“新海權”道路

明清實行海禁政策，導致中國海權的衰落，而幾乎同時，西方正走上海權擴張的道路，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兩種文明碰撞后的命運。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政治精英就意識到來自海上的威脅超過了來自陸上的威脅。甲午中日戰爭之后，中國一些仁人志士更是感受到中國海權的衰落所帶來的惡果。后來，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進行了空前慘烈的全民抗戰，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隨后，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美國封鎖，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點又集中在內陸地區。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海洋意識不斷增強。美西方沒有想到，我們自己也沒有想到，中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就成長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而貿易總額中，有90%以上是通過海上貿易實現的。中國2012年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2013年就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這二者之間存在某種必然的聯系。

中國成長為世界最大貨物貿易國，既沒有搞侵略戰爭，也沒有搞脅迫外交，而是以一種非常和平的方式實現的。這既反映了中國自古以來沿續的“協和萬邦”的理想，也反映了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一直堅持的和平與發展理念。同時，中國也享受了二戰后世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的安全利好。二戰之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利用自己的軍事力量、霸權政治在海上顛覆自由航行和自由貿易的基本秩序，這也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基本宗旨。從這部公約中，我們可以理解“海權”概念所發生的重要變化。

“海權”包含兩組概念：一是“海洋利益+海洋力量”，二是“海洋權利+海洋權力”。馬漢的“海權”概念主要指的是前者。所謂“海洋霸權”，嚴格來講，只是指海洋支配性力量及其政治運用，而不是一種規則化的“權力”。與“權利”相對的“權力”具有某種正當性含義。而這種正當性需要某種公共性的賦予。作為一種正當性的海洋權利和權力，其公共性賦予的合適途徑就是經過聯合國討論通過。所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后就產生了第二組含義的全球性“海權”概念。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當然包括維護建立在海洋法公約基礎上的海洋秩序。因此，中國的“海權”概念就是建立在聯合國憲章和海洋法公約基礎上的“海洋權利+海洋權力”，前者包括該公約保護的各國海洋權利以及基于該權利所產生的各種海洋利益，可合稱為海洋權益，后者主要指的是聯合國憲章所保護的國家主權以及建立在主權基礎上的各種海洋權力。[14]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海洋強國”的相關表達是：“提高海洋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可以說，這段表述很好地體現了上述“海權”概念。其中“海洋開發”“海洋經濟”“海洋生態”就是中國合法的海洋權益所包含的部分內容，“堅決維護”背后體現的就是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中國合法主權及其派生的各種權力，這真正體現了聯合國憲章原則下真正多邊主義的權力安排和權益分配。

所以，中國提出“海洋強國”，反映的就是當代中國對符合時代潮流的“海權”理論的選擇，是對馬漢“海權”理論的超越，是不同于美國海洋霸權的“新海權”道路。

我們不宜對這種“新海權”道路做某種消極的理解，這條道路不只是保護中國現有的海洋權益，還意味著保護中國不斷發展的海洋權益。在走向海洋強國的過程中，中國的海上貿易、海洋開發和海洋經濟將會呈現加速發展態勢，這必然會帶來某些海上力量的惡意干擾和破壞，而且其程度只會越來越強烈。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8月28日在遼寧考察時指出：“海洋事業關系民族生存發展狀態，關系國家興衰安危。”正因為如此，中國要經略海洋，就必須“堅決維護海洋權益”，“堅決”兩個字具有千鈞之力。

“海洋命運共同體”助推新型“海洋強國”

中國建設“海洋強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這個機遇既是發展的機遇，主要是因為中國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也是安全的機遇，主要是因為中國比較長期和穩定地解決了北方安全問題，而且隨著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壯大，中國會比較全面地解決好整個陸上的安全問題。作為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隨著陸上安全問題的解決，中國就可以放心地、全面地向海洋發展。所以，我們要從千年乃至更遠的歷史眼光看待當今中國所作出的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決策。中國的國家命運會因為這一重大決策而通往更加光明的未來。

中國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句話同樣適用于中國走向海洋強國的歷史進程。通過回顧中西方海洋強國的歷史，我們可以深刻認識到，一方面，中國海洋強國的復興，不是復興中國傳統的模式，國外一些勢力渲染中國要搞新的朝貢體系，這是別有用心的說法，旨在阻撓中國走向海洋強國的進程；另一方面，中國走向的海洋強國是不同于西方海洋霸權的“新型海洋強國”，中國“新海權”發展之路不是零和博弈的過程，不僅不會損害各國的合法權益，而且會促進各國共同的安全和繁榮。

然而，除開那些不懷好意的勢力之外，中國作為新型海洋強國的崛起，也會引起其他國家的一些疑慮。中國領導層充分認識到了這種疑慮，而且努力在話語和行為上消除這種疑慮。2019年4月23日，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青島集體會見出席中國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活動外方代表團團長時，首次提出了“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他說：“我們人類居住的這個藍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個孤島，而是被海洋連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各國人民安危與共。海洋的和平安寧關乎世界各國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維護，倍加珍惜。”這段話是對中國海洋實踐的總結和提升。中國倡議建設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已經取得豐碩成果，造福了沿線各個國家，這種實踐的效果，某些勢力可以抹黑，但沒有辦法抹殺。所以，習近平主席接著指出：“當前，以海洋為載體和紐帶的市場、技術、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緊密，中國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就是希望促進海上互聯互通和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藍色經濟發展，推動海洋文化交流，共同增進海洋福祉。”2021年10月14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聯合國全球可持續交通大會上的講話中宣告：“中國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世界級港口群，航空航海通達全球，綜合交通網突破600萬公里。”“我們堅持交通天下，已經成為全球海運連接度最高、貨物貿易額最大的經濟體。”這些成就為共同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做出了重大貢獻。

“海洋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人類的海洋活動還處在初級階段，在人類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下，探索海洋生存模式具有廣闊的前景，會帶來非常豐碩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提出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意味著在引領發展人類新的海洋文明。

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助推“海洋強國”的建設，當務之急，需要在三個“統籌”（統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陸地與海洋）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構建好兩個體系：一是共同的海洋安全體系；二是共同的海洋發展體系。

構建共同的海洋安全體系

共同的海洋安全體系可分為防御性體系和擴展性體系兩個部分。

就防御性體系來說，主要是針對海洋霸權國家重走“侵略性”的老路。二戰之后，美國通過海上軍事力量的布局，不僅建立了海洋霸權體系，而且通過陸上力量的配合，建立全球性霸權體系。但美國對于這個體系的力量過于自信，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的失敗反映了這個體系的局限，意味著“海權”深入到“陸權”的脆弱性。美國的軍事政治精英也意識到這個問題，進行了某種戰略調整，總的來說，是收縮陸上的擴張性，加強海上的針對性。

美國現在重新加強海軍建設，實現海空一體化，強化其海洋霸權的核心力量，同時，成立美英澳聯盟，形成海洋霸權合作的第一層機制；加強美日澳印四方合作關系，形成海洋霸權合作的第二層機制；擴展與其他盟友、準盟友和利益相關國家的涉海合作關系，形成海洋霸權合作的第三層機制。這些機制的主要針對對象就是中國，嚴重影響了中國及相關國家的海洋安全。

出于完全正當的防御性考慮，中國也需要針對性地建立海洋安全防御性體系。這個體系也有三個組成部分：第一是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設一流海軍的重要論述，不僅要維護好近海安全，而且要維護好深遠海安全，尤其是要維護好太平洋、印度洋貿易通道的安全，維護好中國海洋開發、海洋經濟的安全。第二是強化上海合作組織的海洋安全功能，上合組織中，中俄印都是具有強大海洋能力的國家，需要建立專門的海洋安全委員會，三大傳統的陸權國家要形成通過加強海洋安全合作鞏固陸上安全的共識。第三是要建立近海周邊國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機制，在東海、黃海方向，主要是加強中日韓的溝通與對話機制，維護該領域海上的和平穩定；在南海方向，主要是形成更加穩定可靠的南海各方合作機制，有效阻止域外國家的干涉行為。

就擴展性體系來說，主要是擴大與世界各海洋國家和臨海國家的安全合作。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作為第一貿易大國和第一海運大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國要向深遠海進軍的需要。首先，我們需要圍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立海洋安全合作機制，倡議建立海上絲綢之路安全合作論壇，重點確保沿線國家海上貿易通道的安全，合作打擊海盜和恐怖主義活動，加強海上救援合作，處理海上突發事件和各種糾紛等。其次，我們要加強與各島嶼國家，尤其是與太平洋和印度洋島國合作，中國已經建立與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積極支持印度洋島國合作論壇，這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向海洋進軍”的必要舉措，尤其是對于中國加強深遠海的開發，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具有重大意義。第三，我們要加快建設極地安全體系，這已經成為國家安全體系的正式組成部分，中國不是北極和南極接壤國家，但這些年中國已經深入參與到兩極研發事業，極地安全是人類共同的安全，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必須為此作出貢獻。

構建共同的海洋發展體系

共同的海洋發展體系與共同的海洋安全體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哪里有海洋發展，哪里就有海洋安全，反之亦然。就海洋發展的領域來說，海洋發展體系可以分為海洋貿易體系、海洋經濟體系、海洋研發體系和海洋生態體系。

海洋貿易體系是海洋發展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海洋命運共同體在當前時代的核心部分。中國古代的海上力量走向衰落就是因為沒有重視海洋貿易，中國今天的海洋強國目標展現出光明的前景，就是建立在海洋貿易快速發展的基礎上。中國是全球海運連接度最高、貨物貿易額最大的經濟體，這是中國倡導乃至主導建立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底氣所在。2021年10月14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聯合國全球可持續交通大會上強調：“各國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建立更加和平的、緊密的、擴容的海洋貿易體系，則是這種共同發展的堅實基礎。為了進一步往前發展，中國正在與相關國家一道，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設：一是建立全球性的陸海空立體交通網絡，中國自己已經制定這方面的規劃綱要，今后必將加強與其他各國的合作，讓全球性的互聯互通邁上歷史性的新水平；二是加快海上交通運輸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設，海上導航技術、海上搜救技術、海上無人船舶技術等都在信息化、智能化建設中快速發展；三是加強各國港口群建設，尤其是世界級的港口群建設，中國不僅在幫助有關國家加強港口建設，而且在港口貿易的發展上，在港口貿易與世界貿易體系的聯通上都在做著越來越大的貢獻。

海洋經濟體系是海洋發展體系的傳統組成部分，海洋漁業、海洋鹽業是各涉海國家自古以來的海洋產業。進入當今時代，海洋經濟內容有了很大的擴展，海洋船舶、海洋養殖、海洋礦產、海洋旅游等都屬于海洋經濟的范疇。2003年，國務院發布了《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將海洋經濟定義為開發利用海洋的各類產業及相關經濟活動的總和。到2021年，中國海洋生產總值達9萬億元。在海洋經濟發展中，我國會與某些涉海國家產生越來越多的利益關聯，也就需要越來越多的斗爭與合作。海洋命運共同體不是一味地示好就能形成的，只有在斗爭中求合作，才能真正形成穩定、牢固的合作。

海洋研發體系與海洋經濟體系也是密切相關的，有的研發工作本身就是經濟工作的組成部分。但這里的研發工作主要指對海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譬如深海探測技術的研發、南極北極的科學考察等。相對于陸地來說，海洋當中還有更多的未知領域等待人類去探索。這種探索是人類共同的事業，那些掌握先進技術的國家不愿意與發展中國家分享這種技術以及所獲得的資源。美國不愿意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一條重要原因就是不愿意自己的海底探索和開發的利益受到損害。中國一方面需要發展自己的海洋探索和開發技術，另一方面要堅持將深遠海作為人類共同的生存領域和生存資源，站在人類共同的立場上，尤其是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國際上發聲，這樣才能在對海洋未知領域的探索和研發上得道多助。

海洋生態體系建設是人類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之一，也是海洋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中之重。海洋的污染、海平面的上升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處境，而且直接威脅到一些島國的生存。這也是習近平主席在闡述“海洋命運共同體”時所講到“安危與共”的核心含義。中國承諾的“雙碳”目標也與此密切相關。但是，相對于陸上生態系統來說，海洋生態問題的嚴重性還沒有得到各國足夠的重視。中國需要更加迫切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掌握海洋生態問題的道義和理論制高點，加快構建更加有效的海洋生態國際合作機制，防止海洋災難的發生，讓海洋越來越有利于人類的共同生存與發展。

結語

海洋與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密切相關，也與世界人民的生存與發展密切相關，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就是處理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具體到海洋領域，就是處理好“海洋強國”目標與“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關系。中西方在過去的“海洋強國”的道路上都有不同的經驗教訓。中國傳統的海洋強國重視形成“協和萬邦”“天下太平”的秩序，但不太重視海上貿易的發展，尤其不太重視海上民間貿易的發展。西方傳統的海洋強國重視海上貿易的發展，并最終建立了全球性的海上貿易體系，但受“海盜文明”的影響，大搞海上掠奪、排斥與擴張，走上海洋霸權主義的道路。當今中國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建設海洋強國的歷史機遇，我們吸取了中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在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的同時，提出了“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充分開放與包容的精神與各國人民一道，共同維護海洋安全，促進海洋發展，讓海洋成為造福于全人類的和平之海、發展之海。在此過程中，中國必會引領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出新的海洋文明，使之成為未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作者為大連海事大學公共管理與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教授】

注釋

[1][2][3][美]羅榮邦著，李春、彭寧譯：《被遺忘的海上中國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21年，第35—36頁、第172頁、第268頁。

[4][5][明]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年，第49頁、第16頁。

[6]蘇聰：《迦太基以商業立國的歷史鏡鑒》，《人民論壇》，2016年第20期，第142—144頁。

[7]胡嘉彥、宋文超：《從陸權走向海權的戰略思考：基于雅典與斯巴達爭霸的歷史視角》，《軍事思想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39—42頁。

[8]汪曙中：《試論十七世紀荷蘭海權的崛起與對臺灣的侵占》，《臺灣研究》，2011年第5期，第59—64頁。

[9][荷]格勞修斯著、馬忠法譯：《論海洋自由或荷蘭參與東印度貿易的權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頁。

[10]尤琳：《論英國崛起中的海權因素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理論月刊》，2017年第7期，第183—188頁。

[11][美]拉爾斯·布朗沃思著，豆巖、陳麗譯：《維京傳奇：來自海上的戰狼》，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第257頁。

[12][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第2—3頁。

[13][美]馬漢著，安常容、成忠勤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第38—50頁。

[14]張文木：《論中國海權》，北京：海洋出版社，2019年，第5—6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trong Marine Country and a Mar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ased on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History

Chu Jianguo

Abstract: Ocea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well as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Specifically, in the field of oceans, it is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jectives of a strong marine country and the concept of a mar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had different lessons drawn from their roads of strong marine countrie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not take the old road of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marine trade in history nor the evil road of Western marine hegemony. Instead, it shou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rategic thought of keeping in mind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integrating land and oceans, focus on building a shared marine security system and a marine development system to turn oceans into those of peace that share the weal and woe with humanity and those of development for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a strong marine country; a mar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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