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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新冠肺炎疫情精準防控體系構建探討

摘  要:新冠病毒不斷變異,在較長時期里持續挑戰我國超大城市疫情防控體系和公共安全治理能力。本文針對新冠病毒變異株特點與超大城市疫情防控的難點,就完善超大城市新冠肺炎疫情精準防控體系提出工作建議:高度重視BA.4/5等變異株對超大城市疫情防控的嚴峻挑戰;保持“科學精準、動態清零”的抗疫戰略定力;優化超大城市精準防控體系;優化疫情防控應急指揮頂層設計;提升超大城市疫情防控的智能化水平;加強超大城市“全域網格化”防控體系建設;加強超大城市生活物資應急保供能力;加強主要醫院的“一院雙責”功能;協調好跨省市防疫政策;強化代價意識,開展抗疫成本統計核算。

關鍵詞:奧密克戎變異株  超大城市  動態清零  精準防控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今年以來,奧密克戎變異毒株主導的新一輪疫情在全球迅速擴散,當前仍然呈現高位運行的態勢。世界衛生組織(WHO)8月25日公布的全球新冠疫情周報顯示,全球新冠病例數連續增加,保持在高位水平,每天達近百萬確診病例,病例數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傳染性和免疫逃逸能力更強的奧密克戎BA.4/5變異株引發了全球新一波感染浪潮。在這樣的背景下,截至9月底,全球已經有近百個國家和地區明確表示,取消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入境限制,在疫情嚴重沖擊下干脆選擇了“躺平”,這對我國形成嚴峻挑戰。在國內,經過艱苦卓絕努力,疫情防控“大上海保衛戰”等取得重要成果,但是7月以來局部地區疫情有所反彈,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超大城市相繼報告由奧密克戎變異株BA.5輸入病例引起的本土疫情。9月暑期結束、學生開學,10月國慶假期,隨著人員流動加大,疫情在全國數十個城市泛起。近期內蒙古、山東、廣東等多地先后發現BF.7變異毒株。我國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壓力持續加大。

奧密克戎及其變異株病毒具有傳播快、潛伏期短、隱匿性強、無癥狀感染者多、源頭多、成因不明等特點,給融入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中國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抗疫增加了很大難度。隨著國門逐漸打開,對外經貿和人員往來越來越頻繁,超大城市能否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努力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疫情防控中的突出問題。本文針對奧密克戎變異株對超大城市疫情防控提出的挑戰,就升級超大城市新冠肺炎疫情精準防控體系和運行機制提出建議。

高度重視奧密克戎BA.4/5等變異株對超大城市疫情防控體系的嚴峻挑戰

第一,奧密克戎新變異株因其較強免疫逃逸能力而難防難控。根據目前的研究,BA.4、BA.5比奧密克戎譜系下的BA.1、BA.2等變異株具有更強的免疫逃逸能力,更容易引發重復感染,相比BA.1、BA.2主要感染上呼吸道,BA.4、BA.5還能夠在人肺泡上皮細胞高效復制。而奧密克戎變異毒株BF.7具有更強的傳染力、擴散性及免疫逃逸性,極易造成大面積傳播,疫情處置、控制難度較以往成倍增加。如果不嚴格防控,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傳播,帶來極大危害。

第二,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巨大、流動性強,加大了疫情防控難度。根據國務院于2014年下發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目前我國有千萬人口以上的城市7個,其中上海常住人口約2500萬,居于全球第三。我國還有人口接近千萬的城市近10個。超大和特大城市都是區域經濟、社會、文化中心,也是國內乃至國際交通運輸網中的重要節點,擁有發達的國際和國內通道,呈現高度的動態開放性,是我國在疫情中保持國際聯系的重要節點,也容易受到國際疫情的影響。

第三,超大城市的空間布局和內部結構復雜,不利于疫情防控。超大城市中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各個子系統之間的依存度更高,使得突發疫情具有復雜的關聯效應和快速的擴散效應,疫情市內迅速傳播和疫情外溢的風險巨大。超大城市不僅人口數量大,而且人們活動強度大。市內公交、地鐵以及各繁華商業區域的交通流量特別大,人員擁擠嚴重,極易發生病毒傳播;商超、市場、餐廳等服務業經營場所人流密集,人員接觸頻繁,是形成疫情“放大器”的主要場所。所以,一旦市內疫情出現,很容易呈多點散發、多鏈并行、隱匿傳播、快速蔓延態勢。

第四,超大城市一般都有巨量的老齡易感人群。超大城市普遍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增加了疫情防控難度。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8.7%。而上海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了518.12萬人,占到了戶籍總人口的35.2%。老齡人口屬于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且往往患有基礎疾病,轉化為重癥病人概率更高,客觀上加劇了疫情防控的難度。

堅持“科學精準、動態清零”,保持抗疫戰略定力

“科學精準、動態清零”是我國開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方法和目標。通過“科學精準、動態清零”,實現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是我國抗疫以來能夠取得決定性成果的價值取向和寶貴經驗。超大城市要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的工作目標和價值取向,保證城市疫情總體穩定,為經濟復蘇、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創造安全、健康的環境,保證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全面落實“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要求。始終堅持一手抓常態化疫情防控,一手抓經濟社會發展,確保兩手都要硬、兩戰都要贏。超大城市對于我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防疫和發展經濟要統籌兼顧、協同推進,只重防疫不發展經濟或者只重經濟發展忽視防疫,都是不可取的。超大城市只有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發展經濟。

優化超大城市及時阻斷BA.4/5等變異株傳播的精準防控體系

全面構建科學嚴密精細無縫銜接的超大城市多級防控體系。這個多級防控體系的第一級是超大城市與國外境外疫情銜接風險點的嚴密管控機制,切實防止新冠病毒通過人流、物流、交通流等各種途徑由境外輸入。第二級是本市與國內其他所有連接通道的疫情風險點管控機制(如機場、車站、碼頭、高速公路收費點、醫院、隔離點、國際驛站等),既防止外市疫情向本市流入,也防止本市疫情通過各種途徑向其他地區和人員的擴散;第三級是疫情暴發點,要特別注意防止疫情向其他地區外溢;第四級,高度警惕國際國內復雜背景下的各種有意投毒散毒播毒,目前可能需要建立與疫情相關的特別警務隊伍。

要堅持以快制快、嚴格管理、重在實效。奧密克戎BA.4/5防控“窗口期”短,要全力落實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四早原則”,通過高效有序的核酸檢測,科學精準的流調溯源,更快更準地發現潛在感染者。嚴格實施分級分類分時段分層次防控管理,以防控的嚴格“確定性”應對疫情傳播的“不確定性”。要反對和警惕各種形式主義,各項制度舉措落在實處,該做的一定全面做到,但不搞層層加碼,既做到精準防控,又盡量減少消耗和代價。通過剛性體系和軟性舉措,及時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盡早讓社會生產生活回到正軌,努力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

加強頂層設計,優化疫情防控應急指揮體系

第一,領導班子要一崗雙責,善于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勇于及時科學決策。目前國內超大城市均成立了由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牽頭的抗疫領導小組或抗疫指揮部。要更好發揮其作用,既需智慧,也需勇氣,要科學賦權,敢于擔責,主動作為,更好展示黨的全面領導的政治優勢。要深刻吸取由于未能及時采取嚴格封控政策,錯失封控良機,導致疫情大范圍社區傳播的教訓。

第二,加強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要防止不同職能部門各自為政、職能分割造成防控疏漏。縱向上,要建立各級政府之間的信息溝通和聯動機制,確保政令暢通、信息互通、資源共享與統籌協調;橫向上,明確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所涉及不同部門的權責范圍,建立健全部門間的協作互動機制,形成暢通高效的溝通互聯渠道。

第三,及時提級防控指揮。疫情來襲時,面對疫情重災區,黨政主要領導要親自參與一線的工作指揮,及時將常規體系在較短的時間內轉化為應急體系,協調和調動各部門資源以形成最大化的防疫力量。

加強科技支撐,提升超大城市疫情防控的智能化水平

要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技術更好構建疫情防控智能化體系,為超大城市疫情防控提供全流程高技術支撐。

第一,強化智能監測預警機制。根據疫情形勢變化持續推進智能平臺功能拓展、優化升級,加強風險地區和潛在風險地區研判,提高數據采集頻率,提升賦碼變碼精度和效率,切實做到潛在風險人員早發現、早管控。

第二,建立線上線下閉環管理機制。將線上推送數據和線下排查反饋有效銜接起來,不斷提高應急反應和處置時效,推動疫情防控工作更加精細、精準、高效。總結推廣“大數據+網格化”的疫情防控模式,做好數據支撐下的風險預測預警、快速響應、有效處置等工作。

第三,引導網絡輿情,嚴防輿論陣地失守。超大城市政府應走好網絡群眾路線,利用網絡新媒體及時搜集信息,研判輿情,妥善回應,主動發聲,掌握話語權。

加強超大城市“全域網格化”防控體系建設,打造全覆蓋的強大社區治理防線

第一,建立超大城市“全域網格化”防控體系,構建全覆蓋的社區治理防線。超大城市的突出特點是空間面積大,地形結構復雜,社會板塊縫隙大,社會群體差異大,疫情防控容易出現縫隙、漏洞和盲區。要將超大城市治理的工作重心下移并托底置放到城鄉社區,從推進國家治理和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和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在特殊時期,應及時實施無遺漏全覆蓋的網格化片區管理,將黨政機關、學校、企業的相當部分黨員干部下沉到社區,直接參與、指導所在社區抗疫工作,制定黨員幫扶清單、做實黨員服務內容。

第二,建立高效的聯防聯控機制。通過即時性聯防聯控機制,將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內在協調和統籌起來,統籌各種重要資源并科學合理分配,尤其是確保用于病員救治和社區防控的必要資源,如物資保障、物流保障、分配保障、公共服務保障,確保人民生產生活安全有序,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第三,加強對于超大城市中“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等難點重點地區的管控。各種形式的“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老舊住宅比較多,人口密度比較大,居住條件和衛生環境比較差,共用廚房、衛生間現象非常普遍,存在較高的疫情傳播風險,極易造成感染人數大幅反彈,是超大城市疫情防控的重點和難點。超大城市要根據實際情況建立科學、高效的城中村疫情防控方案。

第四,處理好抗疫中的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關系。新冠疫情展示了市場的局限性,上海等超大城市市場經濟發達,政府傾向于服務型,尤其是社會基層管理組織,更多的是公司化運營,外包給企業經營管理。這種基層弱管理模式在常規狀態下,可以收到較好的經濟效果,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容易出問題。當疫情管控升級,市場機制突然失靈,又無法建立一套有規則的強制秩序,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造成群眾慌亂。超大型城市基層社會治理要探討建立常規狀態下市場化服務和應急狀態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強管制這種亦弱亦強模式的應時切換機制。

加強超大城市生活物資應急保供能力

生活物資保供是疫情期間托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環節。疫情發生后,城市雖然按下“慢行鍵”,物資保障卻必須按下“加速鍵”。打通物流“大動脈”和“微循環”,做好物資保障供應,確保生活物資配送及時和供應新鮮蔬菜的進出通道暢通,特別是“最后一百米”,以充足的物資供應,保市民的安心放心。

強化城市基本商品流通防疫能力。把城市物流拆分為多個管理環節,各個環節人員、車輛應在防護下閉環作業。商場封閉消殺后再開放,新貨物運輸進行全面消殺。封城或靜默管控時,要對全市商超工作人員、外賣配送人員、餐飲業人員等服務于群眾基本生活物資保障的人員區別對待。對這些人員進行備案,集中管理,開通核酸檢測綠色通道,設立專屬隔離酒店,給需要的騎手提供住處等,提高供應效率。

加強主要醫院的“一院雙責”功能,防止抗疫過度擠兌醫療資源

超大城市要重視優質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構建“平戰結合”“一院雙責”的醫療衛生體系,防止疫情防控過度擠兌醫療資源,造成次生災害。

第一,正確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所有人的生命至上,不僅要防控新冠病毒、保護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也要保護其他人員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這在擁有巨量老齡化人口的超大城市顯得更為重要。

第二,合理分配和使用優質醫療資源。在集中優質醫療資源用于新冠確診病例救治的同時,要保持適當數量和規格的醫院繼續用于接待各種類型的急診患者、老年患者和重癥患者。同時擴容互聯網醫院遠程接診能力,保障并打通全市藥品快速配送通路,讓藥品無障礙快速抵達各家各戶。要加強醫療衛生資源的戰略統籌,防止出現重要醫療資源過度擠兌。

協調好跨省市防疫政策,建立超大城市經濟圈區域聯防聯控機制

超大城市是所在區域以至全國經濟發展龍頭和核心,經濟圈區域內復雜的人口流動會帶來疫情區域傳播的風險,需要建立跨省跨市區域協同和聯防機制。

首先,注意協調跨省市防疫政策。在疫情防控政策上,不能硬性割斷超大城市與其他省市尤其所在經濟圈內其它城市之間的聯系。超大城市要與所在經濟圈內其它城市有關部門協商制定有關城市間防疫的政策,防止因政策不同造成疫情區域傳播風險,或給經濟發展和人員出行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其次,健全跨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可以分為無疫情、疫情散發、疫情暴發、疫情結束等幾種情況,平時做好預防工作,在疫情初始期能夠早期控制,在疫情暴發時可以有效聯合管控,在疫情結束時可以步調一致推動復工復產。

強化代價意識,開展抗疫成本統計核算,努力以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

經過兩年多抗疫實踐,我們已經形成了精準防控體系和病員救治體系,尤其應當強化代價意識,開展對于各地各單位抗疫的成本統計和代價核算,防止因為抗疫費用國家全包而隨意濫用,甚至出現利益輸送和腐敗現象。要建立抗疫支出特別臺賬,切實降低抗疫的成本耗費和經濟社會發展代價。

在如此嚴峻的國際和國內疫情環境中,各級各方面不應因為出現個別傳播和局部感染而失去戰略定力。我們既要科學有效防疫抗疫,確保必要抗疫經費和政策保障,確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又要重視防控過度對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及時開列過度抗疫負面清單,給各地明確指導。

【本文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哲學學院二級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大數據驅動地方治理現代化綜合研究”(項目編號:19ZDA113)的研究成果之一;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楊德科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for Covid-19 in Megacities

Ouyang Kang

Abstract: The constant mutations of the coronavirus challenge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public safety governance capacity of megacities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ronavirus variant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in megacities,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for Covid-19 in megacities. These includ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erious challenges of BA.4/5 and other variants; maintaining the firm strategic resolve of “being scientific and precise, and implementing the dynamic zero-Covid policy”; optimizing the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ptimiz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emergency command; enhancing the intellig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id-bas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emergency supply capacity of daily necessities; strengthening the “one hospital, two responsibilities” function of major hospitals; coordinating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y across cities and provinces; and raising the cost consciousness and carrying out statistical accounting of the costs of fighting the epidemic.

Keywords: Omicron variants; megacity; dynamic zero-Covid policy;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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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程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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