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漫長的文明進程中發展了驚人的智慧，產生了海量的知識和復雜的文化，這些文化成果大多是通過極為艱難的探索和長期的實踐才逐步形成的，所以非常寶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類社會對知識和文化的積累、發展和傳承的需要越來越迫切，相應的制度安排和保障就開始出現。在歐洲，古希臘有貴族子弟學校，教授體操、音樂和文法等。在中國，孔子以詩書禮樂授業，門下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說明制度化的傳授知識和思想文化，是很早就有的事物。

人是生物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人的生物特性通過遺傳傳承，社會性——也就是文化，則是通過教化來完成的。生物的線性遺傳特性和文化的非線性傳承和傳播特性，就讓文化的習得變得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人們無法輕易改變自己的生物特性，但可以通過學習和掌握文化知識來改變文化特性和面貌。一句話，對于作為社會成員的個體而言，學習文化知識的重要性是怎么評價都不過分的。

書影 李韻攝/光明圖片

侗族大歌 李韻攝/光明圖片

緙絲 李韻攝/光明圖片

在社會劃分出階級之前，人們的知識和文化是整一的和全民共享的。隨著階級的出現，文化也逐漸出現了分層現象。列寧曾指出，在階級社會里，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文化，統治階級的文化和被統治階級的文化。鐘敬文在解釋民俗文化時說，在傳統社會中有兩種文化，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在不同的使用語境中，有時也用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等說法。

唯物史觀認為，人民大眾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主要力量，他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發展出來的文化和知識，是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理應受到重視、保護和傳承，但實際情況往往并不是這樣。在世界各地我們都能觀察到這樣的現象：上層階級所代表的上層文化，受到格外重視；下層階級所代表的大眾文化，則往往遭到蔑視和輕慢。這種偏向，也體現在教育體系中。與精英文化相關的知識譜系，得到系統的梳理、傳授和積累，而與草根相關的知識，則被忽略甚至棄之如敝屐。在世界上許多地區，文字被發明和使用之后，往往與王權、貴族等上層文化相關聯，而語言則一如既往為全體人民服務。但就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兩歧遂分而言，文與言的利用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加劇彼此區隔的角色。

知識界關注底層文化的意識，就學術層面而言，大約是從格林兄弟開始的。在西歐，18世紀中葉出現了“民俗學”這個概念，以及相應的學科鼓吹。中國民俗學的開端，則要到五四運動時期了。北京大學《歌謠》周刊的創辦和相應研究的展開，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

臺灣高山族傳統織布 李韻攝/光明圖片

漳州木偶 李韻攝/光明圖片

苗繡杯墊 李韻攝/光明圖片

經過長久醞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3年出臺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則是向國際社會正式吹響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號角。這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度曾叫作“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主要指的就是民眾所創造、享有和傳承的文化。這是因為國際學術界越來越意識到在人類的文明傳承中，口頭和書寫是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語言學家李宇明說，人類80%以上的信息由語言來記錄、傳遞、儲存（《語言與人類文明》）。這等于說，人類有史以來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和知識，超過八成是記錄、傳遞和存儲在口頭傳統中的。所以，用“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指代民眾中傳承的文化，也自有其合理性。再從常理上看，在以往的教育體系中，將超過八成的文化、知識中的大部分排除在了制度化教育之外。因而，可以說，人類在總體上對自己所創造、傳承的知識、文化的認識是片面與狹隘的。

在人文學術界，多少個世紀以來，精英的、上層的文化占據了舞臺的中心。雖然在過去的兩百多年中，國際上關注民眾文化的呼聲不絕于耳，但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既有格局。現在，憑借著國際性“非遺”的強勁東風，“眼光向下”的趨勢開始走強。但正如俗話所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傳統的慣性和慣制還在持續發揮作用，廣大民眾的知識和文化登堂入室的過程仍有重重阻礙。糾偏需要用格外大的力氣，需要有人扮演“開頂風船”的角色。于是，我們欣喜地看到，由王文章先生任主編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辭典》隆重面世。這部大辭典，可以看作是我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在推進保護非遺工作方面的又一項重要成果，而且是恰逢其時順勢出現的重要成果。為什么這么說呢？我認為有如下理由：

第一，從2011年中國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來，黨政部門和社會各界對非遺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日漸深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保護，指示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給予支持和扶持。非遺工作與我國社會文化建設關系的把握更加到位。文化主管部門在統領全國非遺工作方面的作為愈加積極主動，其結果就是我國的非遺工作在整體布局方面更有前瞻性規劃和戰略性眼光，動員社會各界力量的能力也更強。如今，對民眾知識和實踐的描述及總結已頗具規模，是時候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總結了。這部大辭典的出現，就是回應了這方面的需要。

衡水內畫 李韻攝/光明圖片

苗族傳統蠟染 李韻攝/光明圖片

第二，非遺的主要內容是老百姓的經驗、知識、情感活動和相關操演，看上去似乎并不特別高深，事實上要想準確認識和科學描述非遺，卻并不容易。無論國際學界對非遺的相關學理性思考和闡釋，還是國內數量可觀的非遺類研究成果，都說明對非遺的基本理論和特征、規律進行總結和把握，難度還是很大的。各地民眾對非遺的認識，常囿于其文化生境和生態文化系統中，很難有較為全面的系統的認識，何況非遺的專業總結還需要以學界通行的術語和概念工具去把握。所以，在我看來，非遺既是“民眾之學”，也是“專家之學”。說非遺是民眾之學，是因為民眾才是非遺的主人，具體體現為他們是非遺的持有人、實踐者、傳承人和改革者。專家也往往需要向民眾請教，否則難以弄清楚非遺的來龍去脈、內涵功能、特點禁忌等。說非遺同時是“專家之學”，則是因為對非遺的全觀把握、專業描繪、系統總結等，特別是在不同文化傳統中進行比較的工作，非專業工作者很難做好。

第三，這部辭典的特點是：民眾知識與專業知識的深度結合。從該辭典的撰稿人隊伍構成上就可以看出，既有眾多長期思考非遺專業知識和基本理論的專家，也不乏長期在非遺戰線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士。這就保證了在這里所集中系統呈現的知識，既充滿泥土芬芳，體現了民眾的智慧；又具有在更大范圍內可以共享、傳播、比較、闡釋的相對統一的格式和專業要求。

第四，非遺是汪洋大海，是民眾長期創造和傳承的知識和文化體系，沒有人能夠完整地掌握全部知識，但在實際保護工作和學術研究中，又需要經常查閱和了解相關知識，因而就格外需要有一個足夠專業、足夠全面、足夠系統和足夠權威的工具書，為眾多希望掌握和了解相關文化內容的讀者，提供比較準確的解答。所以說，這部辭典的出版是恰逢其時的。它以其學術把握的嚴謹性、科學性，既為非遺保護實踐提供了實用的工具書，也為我國非遺保護的理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朝戈金，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

（原標題：“專家之學”與“民眾之學”結合，這部辭典出版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