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孕育了生命，只有水利才是文化的根脈

所有的人生共同聚合成歷史，所以歷史一如人生，橫看成嶺側成峰。獲此感想，是因為讀到了吳鵬的書稿《水運與國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有無數的視角可以觀察，無數的因果可以歸納，但水的視角無疑是最靈動、最根本的一種。水是生命之源，所有生命都離不開水，但江河奔流，不必然孕育文化，完全可以是生機盎然與文化荒蠻同在。水與文化，才是歷史的必然主題。水孕育了生命，只有水利才是文化的根脈。人類歷史如此，中國歷史亦如此。

《水運與國運》，吳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水孕育了生命與文明，但水之與人，首先是自然關系。人類歷史中，與大自然的關系始終脫離不開利用的基本格局。古往今來，利用自然的效率幾乎是衡量國家發達與否的唯一指標。近代以來，起源于西方的現代科技，就是新生態背景下對大自然的新利用，電能、核能這些更難控制的自然力量被人類社會開發出來為人類服務，前景甚至達到令人擔憂的程度。回顧傳統社會，在以農業開發為基本方式的時代，利用自然相對簡單，最多就是自然力量的搬運，絕不是引導自然發生物理、化學反應，從而獲取更高能量。

工業化之前的傳統社會，在自然力量的利用方面，水利名列第一。水利是農業命脈，是各地農業發展的基礎。在區域經濟的競爭中，水利事業的發達與否，是一項重要指標。此前，歷史學家研究秦朝統一的基礎與背景，深受漢代學者的影響，尤其是強調“虎狼之秦”的表面文章，稍微深入一些，會認為秦國有商鞅變法的新制度，驅使人們在“耕戰”政策上為國拼命。事實上，還有更重要的因素，秦國的武器開發系統先進、水利事業發達，秦國早就不是“西戎”秦國了。秦國統一六國，是先進戰勝落后。

鄭國渠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即使是在秦國發現了韓國的陰謀之后，秦國還是堅持完成了鄭國渠的修建。韓國希望通過鄭國渠的修建阻擋秦國滅韓的腳步，這個目標確實實現了，但鄭國渠雖然讓韓國又多存在了幾年，卻也讓秦國統一全國的力量更強勁。秦王發現鄭國渠的陰謀后，也曾一度發出逐客令，但秦國內部的爭論，最終讓秦國選擇了正確道路，停止逐客，繼續修建鄭國渠。輕重緩急如何選擇，任何時候、任何國度，都是決策者的難題，浮云遮目是最常見的現象。但秦國遭遇鄭國渠危機，決策最終不誤，證明秦國決策有合理性機制的存在。

從水的角度思考中國歷史，無疑是抓住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根脈

中國古代水利發達，這幾乎是一個歷史常識。有學者受到啟發，專門把水利與政治體制進行了因果連接。水利事業與政治體制的關系，到底如何進行歷史分析才是恰當的，這顯然是個復雜的課題，非一言能夠蔽之。但是，這可以看作是西方學者承認古代中國水利事業發達的一個佐證。中國的歷史傳說和現代考古學都證明，人類確實曾經面臨一個洪水泛濫問題，諾亞方舟的傳說是逃離洪水的故事，大禹治水是應戰洪水的故事。茫茫禹跡，劃為九州，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從初始就與水利有了不解之緣。水是一道嚴肅的歷史課題。

一提“上善若水”，中國的哲學意味就會噴涌而出。中國哲人關于水的思考，同樣振聾發聵。金、木、水、火、土，用少數幾個元素結構整個宇宙，并不是中國哲人才如此，但強調幾個基本元素之間的辯證統一，是否是中國哲學接受了歷史的啟迪呢？也許僅僅是生活啟發了思想，所以曹雪芹才用水去贊揚女孩的美好。于是又令人聯想到山水詩和山水畫，與其說是命里不能無水，不如說是思想不能無水，有水才有自由。打住，一旦言及水，就可能陷入汪洋恣肆，難以遏制。從水的角度思考中國歷史，無疑是抓住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根脈，想一想，不免令人激動。

最近讀到李伯重先生的一部新書《新史觀新視野新歷史》，開篇第一章就是《中國是水造就的——水與中國歷史》，文章總結道：“在過去兩千多年中，中國發展出了先進的水利工程技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防洪體系，最大的灌溉系統和最大的水運系統。”李先生是頗具國際視野的中國學者，他使用的數據都來自國際對比，值得信服。依照歷史的發展順序，《水運與國運》把中國歷代的水利事業清晰地勾勒出來，給出了一個水利視野下的中國歷史。提及李伯重先生的文章是想說明，吳鵬的思路，確實符合歷史學的學術思考。

歷史學需要深入研究，也需要深入淺出的普及性寫作，畢竟歷史學是社會分工的一部分。社會的需要，這就是像吳鵬一樣的作者的希望。

（原標題：水利是文化的根脈）

作者：孟憲實（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