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現實來看，西方過分發達的福利制度，已經從實施之初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走向反面，導致了效率低下。從理論方面來看，福利主義的思想基礎注定了其無法克服自身的內在緊張和理論缺陷。實現共同富裕要謹防掉入“福利主義”陷阱，必須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必須實事求是，必須按規律辦事，必須激發出人民群眾更為積極主動的精神力量。

【關鍵詞】福利主義  自我改良  福利主義陷阱  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促進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義’那一套。”“即使將來發展水平更高、財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過高的目標，搞過頭的保障，堅決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是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全人類解放這一終極目標在當代中國的具體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價值選擇。認清福利主義的源流、本質及其危害，對于我們理解共同富裕的目標、探討謹防掉入其陷阱的現實途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福利主義的源流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步確立的過程中，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大化，從16世紀后半期開始，英國社會越來越多的、無家可歸的大量無業游民對當時的社會秩序構成嚴重威脅。1601年的《伊麗莎白濟貧法》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它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針對濟貧問題的法律，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保障立法。這部法律當時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道主義情懷，對當時的被救濟者而言，也可謂是一種福利制度。但是，由于其影響范圍小、時間短，人們在對西方福利制度發展階段進行劃分時，還是習慣認為，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理論體系，福利主義流行于19世紀末期，并將這個時期視為西方福利制度的萌芽期。當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歐洲各國相繼確立并不斷發展，勞資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工人運動不斷爆發。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歐悄然興起，西歐各國政府做出了一些調整，對工人階級的反抗從僅僅采取武力鎮壓轉變為鎮壓與安撫并重的“大棒加胡蘿卜”策略，推動了有限社會福利制度的誕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國俾斯麥政府。在俾斯麥的主持下，德國國會于19世紀80年代相繼通過了《疾病保險法》《事故保險法》《養老保險法》。作為一種系統的理論和學說，福利主義誕生的標志是1920年阿爾文·庇古的著作《福利經濟學》的出版。這一理論后來得到勒納、卡爾多、帕格森、李特爾、薩謬爾遜等經濟學家的不斷補充豐富。經由凱恩斯社會就業理論在福利經濟學中的滲入，福利主義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得以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這一階段，西方社會福利制度逐漸完善。二戰對社會的巨大破壞為戰后西方各國的社會改革、社會政策的出臺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如何保護弱者、維護社會團結、保證社會持續發展，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影響力因而大幅提升，其福利制度進入快速發展時期。1948年，時任英國首相艾德禮向全世界宣布：英國已經建成了福利國家。之后，法國、德國、奧地利、荷蘭、比利時陸續宣布建成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西方世界逐漸普遍化。有學者認為，國家干預、福利國家堪稱整個20世紀的兩大重要社會政策。

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經過二三十年的和平發展之后，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經濟增速下降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新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政策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藥方。在社會政策層面，為應對福利國家出現的財政危機，撒切爾夫人和里根掀起了對福利國家的鞭撻。整個20世紀80年代，英美福利項目被大幅削減。一些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效法英美，普遍削減本國福利支出，并推動社會事業市場化、商業化。

歐債危機的發生，將福利主義的內在緊張和現實困局，如高福利補貼下的消極怠工、生產動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等問題充分暴露在人們面前，引發了對福利主義是非、“福利國家”功過等問題的廣泛、持久且深入的討論。有人將福利主義視為歐債危機的根源，認為從“搖籃到墳墓”的歐洲福利模式不啻為獎懶罰勤，破壞了尊重勞動的社會共識，傷害了社會公平，影響了社會效率。

福利主義的本質

不可否認，社會性保障措施隨著社會生產的增長而相應完備的趨勢，是順應人類社會發展大勢的。盡管福利主義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它的出現有其歷史必然性，在趨向上有積極意義。福利主義通過社會保障刺激工人勞動積極性，增加其勞動和創造熱情，在一定歷史階段和歷史條件下，的確起到了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俾斯麥政府實施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德國實現對英國的趕超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正是一系列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政策的推出，幫助美國緩和了階級和社會矛盾，使資本主義制度得以重生。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體系，在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經濟增長、鞏固政權基礎方面作用顯著。但是，這并不能改變福利主義得以誕生的土壤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事實；不能改變它作為資本主義為了實現其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不得不增加社會福利支出，以贏得公眾認同的工具本性；不能改變它是為緩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問題而生的，并不觸及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為緩解勞資矛盾、挽救資本主義制度所進行的局部自我改良這一本質。福利主義產生及其流變每一個階段，都為其本質做了清晰的注解。

19世紀中期，被稱為“五大惡魔”的貧困、疾病、愚昧、骯臟、懶散等社會問題在英國的曼徹斯特、法國的巴黎、德國的西里西亞等西歐新興工業城市都大量出現，是工人運動持續高漲的事實使資產階級意識到，要把工人群眾爭取到政府這一邊，就要對工人階級的實際問題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想要保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續運轉的目的催生了福利主義的萌芽。后來福利主義得以逐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經過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自由市場經濟被加以反思，政府職能加強，建立福利國家成為當時恢復實體經濟、增進社會團結的重要途徑。不論是20世紀80年代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普遍削減本國福利支出，還是今天福利主義被廣泛質疑和爭論，究其原因，仍然需要在社會制度層面確立其解釋框架：福利主義所賴以存在的是以私有制度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當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社會再分配制度觸動少數財富占有者的利益時，社會性行為與私人占有制之間的利害沖突加劇，福利政策的實施就會遇到阻礙。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的歷史呈現為一部財富分配失衡的不斷加劇史，資本主義注定無法徹底消除貧困與解決財富分配高度不公難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這一重要論述，凸顯了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本質要求內在的制度性特質，內蘊著追求共同富裕、推進共同富裕的戰略性地位，與福利主義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了資本主義制度良性運轉而被動增加被雇傭者的福利，且只關注物質問題卻忽視精神層面的狹隘劃清了界限。

福利主義的危害

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西歐各國每年用于社會福利的開支先后突破其GDP的20%，有些國家甚至超過30%。20世紀70年代后期又突破40%，甚至有些國家突破50%。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西方經濟再度陷入蕭條。生產規模萎縮，導致大面積結構性失業。這使得福利制度難以為繼。歐債危機更是以實踐明證的方式宣告了福利主義的不可持續性。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認為，福利國家制度是西方衰落的深層次原因。在此背景下，福利主義的危害開始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

第一，從現實來看，過分發達的福利制度，已經從實施之初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走向反面，導致了效率低下。福利主義有兩個定律：其一，社會福利與社會經濟發展正相關；其二，社會福利實施后須保持遞增態勢。經濟發展曲線是彈性的，既有增長，也有下降；福利增長曲線則是剛性的，斜線向上。在經濟發展上升時期，這兩個方面是可以統一的；在經濟發展處于下行階段時，福利制度所需要的資金支持就失去了保障，二者就會出現矛盾。為此，各國采取的措施一般都是舉債和提高稅收。20世紀60-70年代，北歐三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達80%以上。高福利讓無業者和失業者依賴社會保障，就可以維持基本生活，同時又不必納稅，其收入與辛苦工作的人們相差無幾。這樣一種制度，實施幾十年后，新一代工人開始將福利補貼視為自己的權利，并利用它消極怠工。客觀上培養了人們的惰性，不愿意工作的懶漢越來越多。勞動者的積極性和生產熱情被嚴重挫傷，經濟回升也就更加缺乏基礎和支撐。在經濟效率低下之外，福利主義還導致了政治效率低下，社會發展緩慢。為討好已經對慷慨的社會福利有了長期依賴的民眾，福利主義偏好短期設置，用透支未來的方式解決問題，導致政府赤字劇增，出現了巨大的“財政黑洞”。人們逐漸發現，與將福利國家視為提供福利措施的源泉相比，福利制度本身高度依賴經濟的繁榮才是更加客觀的、深刻的事實。這種模式長期運行，將西方帶入一種福利民粹主義的陷阱。經濟發展的長時間滯脹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民眾對福利政策怨聲載道，福利國家陷入困境。而一旦新上任的領導人提出改革措施，民眾則又擔心自身既得福利會因改革而被削減。作為政治家，如果追求效益和效率，就需要變革福利制度，這樣就會因為觸犯了多數人的利益而得不到選票；而要得到選票，就只能迎合大眾眼前的利益。如此一來，這些國家的政治運行和社會發展就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近年來，在一些發達國家，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趨勢越來越顯著，社會撕裂、民粹主義泛濫、政治極化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實踐證明，試圖以福利政策化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階級矛盾的路徑已經宣告失敗。

第二，從理論方面來看，福利主義的思想基礎注定了無法克服自身的內在緊張和理論缺陷。福利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功利主義。在功利主義的視域中，人是一種追求快樂、避免痛苦的動物，快樂和痛苦是人類行為選擇的唯一動機和標準。馬克思主義則與此不同。它始終把人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創造性力量和最活躍要素，歷來重視人的精神力量，追求人的尊嚴的實現。馬克思曾指出：“我們的使命決不是求得一個最足以炫耀的職業”“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會彼此敵對、互相沖突，一種利益必定消滅另一種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這樣的：人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達到完美。”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對照，不難看出，福利主義終究停留在了只見物不見人的層面，無法把經濟問題置于人類生命尊嚴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高度上。這樣一種立場、取向和以此為指導的實踐，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演變為制約人的發展的異己力量。只有把國家、社會、個人視為一體，福利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才能轉化為民眾的內在力量，轉化為促進社會勞動的內在動力。

謹防掉入“福利主義”陷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首先要解決真懂真信的問題。……人們必須有了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更好觀察和解釋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各種現象，揭示蘊含在其中的規律。”要擔當起謹防掉入“福利主義”陷阱這項歷史性責任，同樣需要我們堅守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

首先，謹防掉入“福利主義”陷阱，必須充分發揮制度優勢。人類自古以來，為擺脫貧窮，實現大同，設計了種種方案，都未能成功。近代以來，雖然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有了巨大躍升，但是，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財富分配失衡加劇、社會兩極分化的歷史告訴世人，資本主義現代化無法徹底解決財富分配高度不公的難題。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思考問題一定不能從抽象的思辨出發，而是要找到其現實基礎。共同富裕的實現，要求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中國要實現的共同富裕，有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獨特制度優勢。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方面，我們有著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基礎。在制度保障方面，我們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正在逐步圍繞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形成基礎性制度安排。從制度活力來看，我們正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搞平均主義，不搞殺富濟貧。從發展理念來看，新發展理念正在越來越深入地貫穿到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不斷提高，正在為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以及更好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奠定經濟基礎。因此，秉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鞏固和完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是我們能夠實現對資本主義福利制度的歷史超越，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

其次，謹防掉入“福利主義”陷阱，必須實事求是，按規律辦事。共同富裕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個需要較長的歷史過程才能實現的長遠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這一重要論述啟發我們，對于實現共同富裕，在認識上要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要有充分估計。在實踐上要堅持實事求是、按規律辦事。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共同富裕的實現有其現實性、階段性和時代性。實現共同富裕，就要求既把“蛋糕”做大做好，又切好分好，這就涉及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動態的辯證統一。對于二者，不可厚此薄彼、顧此失彼。不論是“蛋糕”不能做大，還是不能分好，都將造成共同富裕的障礙。如果不能做大“蛋糕”，那么，共同富裕就將滑向平均主義，社會主義也無法擺脫空想的色彩。如果不能分好“蛋糕”，則會使得社會出現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尖銳的人際對立，甚至導致兩極分化。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在新起點上接續奮斗，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這無不體現著由側重“做大蛋糕”到“做大且分好”蛋糕的戰略新轉向，內蘊著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循序漸進的現實考量。

第三，謹防掉入“福利主義”陷阱，必須激發出人民群眾更為積極主動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精神力量的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個發展的范疇，它最終要落實在每一個個體的現實生活當中。精神上的共同富裕既是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也可以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提供價值引領和精神動力。為此，每一個個體充分彰顯自身的主體性、創造性和文明性，激發出更為積極主動的精神力量，激活內生動力，才能凝聚起共同奮斗的共識，為共同富裕夯實精神基礎。如此一來，當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時，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共同富裕也將基本實現。

（作者為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注：本文系山東省社科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研究”（項目編號：18CXSXJ09）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②劉玉安：《告別福利國家：九十年代以來西歐社會民主黨社會政策改革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③毛勒堂：《福利主義的哲學檢審》，《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

責編/李一丹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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