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物經濟正在重塑生物質相關產業，并重新定義農業。在生物經濟時代，農業具有生物經濟的“雙基礎”地位，即農業是可再生生物質的基礎，生物質是可持續生物經濟的基礎。未來產業發展，既是融合發展也將是體系化發展。對此，我們應當從整體與變化的視角，運用系統與跨學科研究的方法，促進生物質產業及其相關傳統產業特別是農業的綠色轉型，促使未來產業發展與綠色轉型向體系化方向前進。
【關鍵詞】生物經濟 產業融合 農業拓展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識碼】A
當代經濟社會面臨著食品及營養、健康醫療、資源、環境及氣候變化、生態及生物安全等相關的全球性問題，人類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為此，聯合國、多國政府以及相關研究機構都在謀求兼具長遠性和高質量的綠色發展之路。生物經濟的興起與生物經濟時代的到來，為生物質相關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時代機遇，也為作為生物經濟基礎的農業的拓展提供了綠色技術手段。
生物經濟：產業融合及農業拓展的時代機遇與綜合平臺
生物經濟的概念及其領域。生物經濟（bioeconomy）是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信息經濟相對應的新興經濟形態，因其創新和智慧開發利用生物資源生產生物基系列產品及服務，而具有自然（從自然中來又回到自然中去）、健康、減碳（減排固碳）、可持續等特質，將深刻改變經濟社會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同時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生物經濟時代的來臨。生物經濟時代是生物經濟發展到成熟階段后、以生物經濟為主導形成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時期。一個新經濟時代的到來，產業必然會發生相應的變革。生物經濟和生物技術，為生物質產業及其可替代的對應傳統化石基產業的綠色轉型帶來新的時代機遇。
生物經濟通常被定義為：以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研究、發展及應用為基礎，利用可再生生物資源生產食品、飼料、健康醫療、能源、纖維以及其他工業產品和服務的經濟活動。以國際生物經濟領域的演進性劃分為“藍本”，在綜合考察典型生物質涉農企業的經營領域演變及其內外循環產業鏈的基礎上，可以將生物經濟重點領域概括為以下八大領域：農業及食品；生物制造，包括生物煉制；生物醫藥與健康；生物材料，包括生物塑料；生物環保、生物安全及生態服務；生物化學品；生物能源，包括生物燃料；生物酶（如圖1所示）。日益凸顯的“生物安全”主要體現在健康、食品、生態等相關領域之中。
生物經濟正在發展成為可持續產業的綜合平臺。其中包括相關技術平臺、基礎設施共享平臺、生物數據庫共享平臺、種質資源篩選平臺、政策平臺、投融資平臺、新型產業公共服務平臺及相互之間的有機結合。之所以說生物經濟是可持續產業的綜合平臺，主要是因為其具備“三性一合”的特點：即生命本質的高度一致性、生物經濟技術的通用性、生物經濟跨領域的生物質共性，以及生物經濟特質與所應對的全球性問題高度契合。生命本質的高度一致性是生物科技界早已公認的理論性知識，將此理論與生物質產業發展特別是作為其基礎的農業發展相結合，便構成了農業拓展及其與其他生物質產業融合發展的理論基礎。
我國發展生物經濟的四大優勢
一是人口資源與市場。良好的教育與培訓，能夠將人口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乃至科技人才優勢。當前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對食品及營養、健康醫療、環境、生物安全等有著更高質量和綠色化的需求。因而，我國巨大的人口資源供給和經濟社會對高質量發展的需求，為生物經濟發展提供了日益巨大的人力資本與市場空間。
二是生物資源及生物多樣性。由于國土地域廣闊，氣候、地貌、植被類型多樣，農業與中醫藥歷史悠久，因而造就了我國生物資源，包括種質資源、農林生物質、中醫藥資源等豐富而多樣化的優勢。
三是生物學科與產業門類較為齊全。我國生物科技研發投入強度顯著提高，人才隊伍初具規模；在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在基因組、蛋白質組、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農作物育種等前沿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取得一批重要原創性基礎研究成果和高價值發明專利；初步形成門類齊全、功能完備的生物產業體系，產業鏈、供應鏈較為協調穩定。隨著海外生物科技研發及創業人才的引進與加盟，我國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的優勢得到顯著增強。
四是新型舉國體制。生物經濟領域具有實體性強、集群與分布式并存、生物資源和學科的跨界及通用性強等特點，因而更需要生物與信息等學科互補、技術集成與融合創新，以及跨學科、跨行業、跨部門的分工協作。科技產業發展的實踐證明：通過改革完善而建立起的具有科學統籌、優化機制、集中力量、協同創新、開放包容、市場配置與政府治理相協調等特色的新型舉國體制，有利于生物經濟的多元化創新、技術集成、產業融合及綠色轉型。
生物質產業融合發展及農業拓展的案例解析
案例的代表性與普適性意義。以中外涉玉米種植業和涉林的生物質典型企業為例，來解析隱藏在生物質相關產業的融合發展及農業拓展等現象背后的本質。世界領先的跨國森林工業集團芬歐匯川（UPM）的生物經濟產業鏈表明：以傳統的森林產品為基礎，通過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手段，能夠拓展生產豐富多彩的綠色可循環利用的生物基產品和綠色化生態服務。由此不僅能創造出巨大的商業價值，而且能產生良好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我國山東龍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龍力玉米全株產業鏈案例表明：以玉米種植業為基礎，通過高效生物工藝過程，同樣能夠生產出豐富多樣的生物基產品及相關生態服務，為生物制造及相關傳統產業的綠色轉型提供了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芬歐匯川生物經濟產業鏈和龍力玉米全株產業鏈的代表性與普適性主要表現在：一是重要性，玉米是中國也是世界的主要農作物，秸稈重量約占全株3/4，生物質資源量巨大；林業是全球分布最廣、生物質資源年產量巨大的農業部門。二是可持續性，能源與環境相關問題系全球性問題，森林與玉米的生物質循環利用，能夠為能源與環境問題的化解提供創新的可持續發展途徑與方案。三是可復制性與推廣價值，森林與玉米的產業鏈為其他農作物和經濟林如水稻、大豆、小麥、高粱、竹林等的綜合開發利用提供可借鑒與可復制的經驗和模式。如果農業能夠系統性做到生物質高效循環利用，則可以在提高產品附加值的同時，減少農業污染與碳排放，改善涉農生態，從而實現農業低碳環保與可持續發展。
生物質相關“非農”產業與農業融合發展現象背后的本質。生物質涉農企業的經營領域與產業鏈涉及生物質及其主要基礎——農業，并具有綠色、減碳、可持續、可再生及生態循環、多功能性等共性特點。種植業或林業的單一品種的全生物質（whole of biomass）產業鏈，既可以由單個企業（集團）主要領域組成，也可以由不同企業從事相關產業上下游或不同環節的分工協作來體現。
眾多農林品種的生物質產業鏈的形成，體現了生物與農業之間天然的傳承關系與相互作用，揭示出生物經濟與農業發展之間共同的生物學基礎及其所蘊涵的有機特性和公共產品屬性。同時表明：生物質相關“非農”產業與農業正在進行深度融合（圖1），包括涉農生物質產業之間的智慧化級聯（cascading）融合、生物質產業與對應的傳統化石基產業之間的規模化替代融合；農與“非農”的界線趨于淡化，生物質相關產業融合發展與農業拓展之間互為前提、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如果沿著“生命本質的高度一致性——物種間的界限被徹底打破——農與‘非農’融合、邊界淡化——農業可拓展與產業融合——農業生物化、新型化與新業態”的邏輯關系路線去作推理性思考，則有助于理解全生物質產業鏈對于生物質產業融合及農業拓展的重要意義。
農業易相發展理論：農業拓展與生物化綠色轉型的系統創新
農業發展新范式：農業易相發展理論。生物質涉農企業的案例解析表明：生命科學與現代生物技術導致生物質“非農”產業與傳統農業，以及生物質產業與其對應的傳統產業相互之間邊界淡化與交叉融合，使農業正在從規模化拓展到生物質相關產業以及生態服務等眾多領域，從而為農業發展新范式乃至新的農業體系與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內生動力。農業正在發展成為涉及眾多產業鏈的復雜巨系統，為此需要整體思維和系統認知，從系統的要素構成、互作機理和耦合作用來探索問題解決的整體方案。
農業易相發展理論是指將傳統的農業范疇拓展到“非農”范疇，通過“非農”來促進農業的發展，以致達到農與“非農”共生共榮、整體和諧發展狀態的系統知識。該理論的形成，離不開對“三農”易相發展關系的認識與升華。所謂“三農”易相發展關系，是指農業—非農產業、農村—城鎮、農民—非農從業者等兩兩之間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三農”與其各自對應的“非農”的相互作用是對立統一而非對立相反的關系，相互之間可以轉化、相輔相成。農業發展的區域實踐也已證明：凡是“三農”易相發展關系協調的地區，其農業、農村、農民都獲得了較高質量的互補和均衡發展。例如杭嘉湖、蘇錫常、珠三角，無不是“非農”與農共生共榮、相輔相成的典型；反之如東北一些地區，由于相對單一地發展“三農”的某一面，不僅“非農”發展滯后，農業發展也受到系統性局限。
新型農業體系涉及的領域內容及其結構，雖因國家、地區或企業的千差萬別而不同，且復雜多樣，但也有其共性。該共性可以歸納或抽象簡化為“五輪模型”（圖1），即以常規農業系統為核心，加之正處拓展中的新食品、營養、健康醫療、環境與生態、生物基資源等五個子系統所共同構成的體系。作為該理論的核心，“五輪模型”是基于對中外眾多的生物質涉農企業經營領域的觀察與考察，由實證歸納法得出，已經并正在接受農業拓展實踐的檢驗，且具有新穎性、創造性和邏輯自洽性，因而具有一般理論的基本特征。“五輪模型”最大的潛在價值在于能夠發展成為農業綠色轉型的分析工具，由此實現從理性認識到實踐，即認識論的“第二次飛躍”。
農業易相發展理論的檢驗標準。科學理論必須具備客觀性、驗證性及系統性三大特征。客觀性是指科學理論必須符合客觀實際；驗證性是指科學理論必須可驗證、可復制；系統性是指科學理論必須系統而完整。
生物質涉農企業的案例解析表明：農業易相發展理論具有一般科學理論所必須符合的客觀性和驗證性。農業易相發展理論的科學性主要體現在其系統性方面。該系統性表現在：以生命本質的高度一致性為基礎形成的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基礎—新興—前沿”會聚系統，該技術系統具有領域通用性與生物系統性；通過可再生生物質級聯開發利用而產生的生物基產品的關聯性與可替代性；由包含農業與非農產業、農村與城鎮、農民與非農從業者等“三農”相互促進與轉化所構成農與“非農”對立統一關系；不同經濟時代背景下傳統與現代以及未來的農業發展理論的傳承與融合、互補關系。
我國發展生物經濟的對策建議
未來經濟時代也將是信息經濟與生物經濟“雙強”并行的時期，預計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正處在從信息經濟時代的“萬物互聯”轉向生物經濟時代的“萬物共生”的過程中。未來產業發展，既是融合發展也將是“體系”的發展，為此應當從整體與變化的視角，運用系統與跨學科研究的方法，化解產業巨系統存在的不可持續問題，促進生物質產業及其相關傳統產業特別是農業的綠色轉型以及化石資源的戰略替代。發展生物經濟、構建新型農業體系、倡導第二次綠色革命等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關聯、相輔相成的。正基于此，生物經濟、生物經濟時代、農業易相發展理論、第二次綠色革命、新型農業體系理應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以夯實生物經濟發展的生物化基礎，指引未來產業發展與綠色轉型由分散平臺或“兵團”式作戰向“體系”化發展。
針對我國發展生物經濟的相對優勢，為促進生物質相關產業融合發展及其對應的傳統化石基產業的戰略替代，乃至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進一步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利用我國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制定指導性更強、面向未來更加長遠的生物經濟國家戰略，以便統籌協調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生物經濟綜合平臺的建設及宏觀管理，促進生物質產業融合與農業拓展以及其與對應傳統化石基產業的協調發展；同時完善我國醫療衛生和健康管理體系及生物安全預警機制。
為順應產業融合與綠色發展的時代潮流與經濟發展需求，有效落實國家《“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提出的政策舉措，建議整合設立綜合管理與服務機構，以便充分發揮我國發展生物經濟的綜合優勢，統籌多部門系列綠色政策的制定與配套。做好健全各有關部門共同參與的協調機制，需要制定完善的配套政策主要包括：生物質智慧循環利用研發政策、生物基產品公共采購政策、生物基產業稅收減免政策、“雙碳”（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相關政策，以及推進或倡導生物基產品綠色消費的相關政策等。
優化生物技術平臺、實驗基礎設施共享平臺、生物數據庫共享平臺、種質資源篩選平臺、投融資服務平臺、成果轉化平臺等綜合平臺建設，以便為生物技術產品系統性化集成創新與產業化發展，特別是源頭技術創新提供長期穩定的基礎保障與必要的支撐條件。之所以強調生物經濟綜合平臺特別是其中技術平臺的優化完善，除考慮到我國發展生物經濟優勢外，還基于以下因素的綜合考量：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具有多領域的共性、通用性特點；農業及食品、健康醫療、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環保、生物安全及生態服務等領域具有共同的生物資源基礎；生物科技產品特別是生物醫藥產品，大多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以及周期長、健康質量要求精準穩定、集群與分布式并舉等特點；如果沒有系統化原創性源頭技術，尤其是其中的變革性、顛覆性技術，便難以建立起自主可控的產業標準體系。“強化源頭技術，建立自主可控的產業標準體系”是塑造生物經濟發展未來新優勢、避免陷入諸如信息經濟產業被“卡脖子”困境的戰略舉措。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生物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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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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