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歐洲是世界上貧富差距相對較小的地區。從歷史上看，戰后歐洲建設“福利國家”的過程是以現代化經濟發展為基礎的，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拉動下實現的。隨著經濟增長速度降低，歐洲各國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也都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社會再分配理念、制度和政策，歐洲總體而言仍能較好地控制貧富差距擴大的勢頭。歐洲國家最大的共性是相對而言都屬于“小國寡民”。但其戰后福利建設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對我國促進共同富裕仍有可資借鑒之處：一是共同富裕既是現代化的結果，也是現代化的保障；二是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應注意全面調整政策理念；三是推進共同富裕應不斷完善稅收、社保和轉移支付在內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靈活運用各種調控手段，強化“橄欖型分配結構”。歐洲“福利國家”的危機提示我們，應嚴格防范這些制度可能出現的可持續性危機。

【關鍵詞】共同富裕 歐洲 福利國家 經驗教訓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6.008

田德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俄歐亞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歐洲社會文化、歐洲政治與國際關系。主要著作有《歐盟社會政策與歐洲一體化》《列國志·挪威》等。

作為世界上最早啟動現代化進程的地區，戰后歐洲國家的貧富差距長期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其中不少經驗和教訓可供“后發現代化國家”參考借鑒。共同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宏偉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一文中全面闡述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共同富裕的總的思路，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1]這是我國促進共同富裕的頂層設計，是建立在現代化社會發展共同經驗基礎上的科學體系，對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政策理念和制度安排都作出了精準的原則判斷。本文將從共同富裕這三個維度入手對歐洲國家的相關經驗和教訓進行簡要分析，為更加深入地理解新時代中國共同富裕之路提供國際經驗。

在現代化進程中推進共同富裕

促進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具有鮮明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性。歐洲是發達資本主義地區，在經濟體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與我國有著根本不同。歐洲國家沒有明確把共同富裕作為發展目標，但也將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正和“投資于人”作為重要的政策目標。從歐洲的歷史經驗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前提是高質量的現代化經濟發展，但經濟發展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就是說，促進共同富裕不是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均貧富”，更不是要搞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而是要通過合理配置現代化經濟發展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實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為現代化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和保障。

經濟增長是共同富裕的基礎。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評論》雜志發表題為《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的論文，將現代化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不平等狀況的變化過程描述為一條倒U型曲線[2]。該論文通過分析一些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歷史數據發現，在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早期，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會急劇加大，而當經濟發展達到比較充分的程度后，收入不平等狀況則得到快速的緩解。“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揭示了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成為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基礎假設。

庫茲涅茨的理論是以相當充分的統計數據分析為基礎的，以至于皮凱蒂將其稱為“第一個依賴龐大統計工具所形成的系統理論”。[3]庫茲涅茨發現，美國建國后的前150年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持續上升，英國這個過程發生在1780年至1850年間，比美國早50年，德國的這個過程則發生在1840年代至1890年代。上述三個時間段恰好是英、美、德三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高速上升期。而后，在20世紀上半葉，這些高收入國家的稅前收入都發生了平均化的轉變，收入不平等的幅度出現明顯降低。[4]因此，庫茲涅茨假設，收入不平等上升是工業經濟增長早期的必然現象，而持續的增長將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1990年代后，皮凱蒂也對西方國家現代化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不平等狀況的變化過程進行了研究，發現“庫茲涅茨曲線”所描述的過程是存在的，但庫茲涅茨的理論解釋則是不正確的。以英國為例，1780年至1800年間，英國最富有的前10%的人所占有的財富從89%下降到86%，中間40%群體擁有的財富從10%上升到13%，最底層50%幾乎沒有變化，一直是只占1%多一點。19世紀，英國財富集中的程度進一步提高，前10%富人占有的財富在1900年至1910年達到94%的歷史最高點，其中前1%的人占有70%的財富。1910年至1942年，英國前10%的人占有的財富緩慢下降，1942年至1990年急劇下降。到1990年，他們在國家財富中的份額幾乎減半至48%，最高1%的人占有的份額下降到18%，而中間40%階層所占的份額則上升至42%，最低50%的人占有的財富份額增加到10%。由此，皮凱蒂承認在“短暫的20世紀”，即1910年至1990年，英國確實出現了一個財富平均化的過程（見圖1）。但是，“神奇的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錯誤的原因，并且它的實證基礎十分薄弱”。根據皮凱蒂的判斷，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地導致不平等的上升，20世紀西方國家收入不平等減少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插曲，收入不平等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發下降。庫茲涅茨理論走紅的原因是它成為冷戰期間西方國家“有力的政治武器”，其最大的危害性在于“長期以來，經濟學家都忽視了財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庫茲涅茨曲線的樂觀結論”。[5]

毋庸置疑，現代化經濟發展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尤其是“隨著二元經濟的逐漸衰落，社會不平等現象也日漸改善”。[6]但是，經濟增長并不能“自動地”減少收入不平等，“不平等的改善很大一部分應歸因于政治機制而非經濟機制”。[7]有學者認為，當分析特定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時，應該同等重視“財政前的不平等、政治話語權的不平等以及政府在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再分配”。[8]即使是“稅前收入”的不平等，也可以通過政府的政策干預而發生變化，手段包括累進稅制、資本均等化等。對此形成反證的是，自1980年代美英啟動以國家“后撤”為特征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全面弱化公共政策的干預力度，結果其國內收入不平等的幅度又開始急劇回升。到2015年，英國前10%階層持有的財富回升到54%，其中前1%階層回升到20%，而中間40%階層的財富回落到40%，底層50%的財富回落到8%。[9]這種勢頭延續至今，2020年英國前1%家庭所持有的財富高達8000億英鎊，占到當年英國總財富23%。[10]這說明，戰后歐洲國家收入不平等狀況的改善是政策干預的結果，而非經濟增長自動產生的社會效應。

歐洲并未實現共同富裕。通過前面的數據分析不難發現，戰后歐洲發達國家不平等狀況緩解的主要動力是中產階級即“中間40%階層”的財富增加，低收入階層的財富占有比例并沒有大幅度增加。由于戰后經濟高速增長，進入“豐裕社會”的歐洲國家已基本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但是貧富差距依然很大，并未真正實現共同富裕。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8年4月至2020年3月期間，最富有的10%群體擁有英國全部財富的43%，而收入較低的50%群體所擁有的財富僅占9%。以家庭為單位計算，前1%擁有的財富是底層10%家庭的230倍。

形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是依靠勞動收入的中低階層并沒有充分分享到現代經濟發展創造的巨大財富，勞動收入占比不增反降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見圖2）。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勞動經濟學研究所的團隊對1890年至1961年英國收入／支出平等情況進行了調查，發現在此期間工人家庭的不平等狀況幾乎沒有變化。在英國經濟實力最強大的這個時間段，英國的基尼系數不降反增。1904年，英國的基尼系數為0.209，到1937年、1938年則增加到0.233。只是由于戰后英國實施了“福利國家”建設，才使得1950至1970年代這30年成為英國1930年代末以來不平等的最低點。但即使如此，英國的基尼系數也只下降了2～3個百分點，而不是此前很多研究團隊估算的7個百分點。[12]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搞了幾百年，但由于社會制度原因，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13]戰后歐洲國家經濟高速增長，但并沒有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從根本上說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局限性造成的。

第一，這種局限性在理念上的表現是無法完成從“增長”到“發展”的轉變，因為“增長”的直接受益者是資本，而“發展”的受益者則是社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是從屬于“資本”的。從共同富裕研究的角度看，庫茲涅茨理論最大的缺陷是沒有突出“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區別。阿馬蒂亞·森強調應對這兩個概念作出明確的區分，“經濟增長速度反映了一個經濟體真實收入擴張的速度，它與收入和產出有關，尤其與收入總額以及全國產出的真實價值總額有關。相反，經濟發展主要關注的根本不是收入和產出，而是人們的生活質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14]也就是說，以“增長”為目標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其實不需要考慮“分配”問題，而以“發展”為目標的經濟模式則要把分配和再分配放置到核心位置。為解決這個資本主義的深層問題，森提出“增長調和型發展”概念，強調“增長的‘包容性’，即經濟增長成果的惠及范圍是非常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經濟快速增長創造的公共收入對于追求增長調和型發展也十分關鍵”。[15]事實上，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就是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包容性，其中“包容性”指的是提高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區域平衡、行業協調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企業發展生態。[16]實際上，這些目標也是戰后歐洲國家治理的重要目標。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限制，當這些目標與經濟增長發生矛盾時，都要不同程度地為經濟增長“讓路”，而這也正是人均GDP居于世界領先水平的歐洲國家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深層原因。

第二，這種局限性在產業結構方面的表現是實體經濟不斷弱化。戰后歐洲國家貧富差距縮小是無產階級持續斗爭的成果，在爭取更高收入的斗爭中，勞方力量最強大的領域是制造業和公共服務業。為削弱勞方制約資本的能力，歐洲各國的資本都出現轉向金融業的傾向，以此保證更高利潤和更快的資本增值速度，甚至不惜為此付出產業空心化的代價（見圖3）。同時，由于金融業可以產生比制造業更高資本收益，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也更高，成為加劇歐洲國家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過程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過程中，“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引入的銀行法規被逐步取消，資本的自由國際流動被允許，整個金融活動的新領域被打開”。[17]在最先啟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英國，出現了嚴重的去工業化趨勢。據英國下院發布的報告統計，1990年金融服務業產值占英國經濟總量比重為5.5%，2009年達到9.2%，成為英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此后占比有所下降，但到2018年仍占英國經濟總量的6.9%。[18]結果，現在的英國“除了金融服務業有一定國際競爭力之外，其余的服務業主要集中在那些報酬低、國內市場發展緩慢的行業”，[19]成為貧富差距最大的歐洲發達國家。

第三，這種局限性在收入分配結構方面的表現是勞動收入的占比不斷下降。有國外學者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對勞動的新權力是導致國內生產總值從工資份額向資本份額轉移10至15個百分點的原因。它說明在金融資產價值不斷上升的推動下，財富不平等的程度大幅擴大，高層收入迅速增長，包括高層管理人員得到前所未有的報酬，資本獲得更大的利潤，以及金融和房地產資產的資本收益。1978年，美國前350家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與普通員工薪酬的比例是30：1，2013年則增加到296：1，這有力地反映了資本對勞動力的新權力”。[21]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改變了戰后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和分配結構，起到了加深其“貧困陷阱”的作用，絕對不是一種容易改變的暫時性變化。按照皮凱蒂的觀點，“貧困陷阱”指的是“一旦經濟活動參與者的經濟水平低于一個‘門檻’，由于信用市場的不完善，經濟活動參與者無法獲取足夠的資源使自己跨過這個‘門檻’，因此也就不得不長期處在最初的貧困狀態之中”。[22]

轉變理念是共同富裕的前提

戰后歐洲國家收入不平等狀況得到大幅度緩解，前提是在國家的組織協調下，其資方與勞方、經濟與社會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共識，完成了三項重要的理念轉變：一是在貧困和不平等的原因方面，完成了由“道德問題”向“社會問題”的轉變；二是在消除貧困、減少不平等的責任方面，完成了由“自由放任”向“制度修正”的轉變；三是在公共政策目標方面，完成了由追求“社會平等”向追求“社會公正”的轉變。這種理念上的變化，在歐洲國家減少貧困和不平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戰后歐洲國家經濟增長正是以這些理念變化為前提，才起到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果。

從“道德問題”向“社會問題”的轉變。貧困和不平等是人類階級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現象，多數人處于物質生活匱乏的生存困難中，而少數富人則生活在各種“不安全”中。現代化進程啟動以前，封建歐洲的“宗教和軍事領導人的雙重統治階級對第三群體，即勞動群眾行使專屬產權與合法控制”，[23]使得多數人的絕對貧困和不平等成為社會常態。與此相應，當時的社會理念傾向于將貧富視為“天命”所決定的，窮人就應該“樂天知命”“安分守己”。

歐洲啟動現代化進程之后，資產階級倫理進一步把貧富與個人的善惡聯系起來，對貧困與不平等作出“一種充滿宗教色彩的道德化和個人主義的解釋，即較好的人‘值得’他們的命運，因為他們表現出獨立和自助的美德，包括勤奮、毅力和自我節儉的敬畏上帝的工作倫理，被貼上‘貧民’標簽的窮人則是由于缺乏這些美德，被指責為沉溺于懶惰、沖動和不敬神的放縱，同樣是罪有應得，放蕩的人、貧窮的人需要工作場所的嚴酷紀律來恢復其工作道德”。[24]從啟蒙運動開始，這些陳腐、反動的意識形態受到日益廣泛的批判。最終，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產階級剝削的奧秘，使得將貧困和不平等視為個人“道德問題”的意識形態成為一種完全過時的理念。此后，雖然將貧困和不平等道德化的陳詞濫調仍然時有出現，但將其視為一種“社會問題”已經成為歐洲各界的基本共識。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統計學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作為最早啟動工業化進程國家，英國1837年建立國家新民事登記制度，次年開始發布的官方數據揭示了英國各地在健康和死亡率方面的不平等。這些數據說明，英國工業城市的勞動者家庭為貧困付出了非常高的代價，他們的孩子有一半在5歲前就死亡了。以比較流行病學先驅威廉·法爾（William Farr）為代表的研究者對絕對貧困社會后果的“公共衛生分析”全面否定了個人主義的道德觀點，揭示了貧困造成的公共道德危機，對相關城市當局出手糾正這種“可預防死亡”浪潮起到積極作用。20世紀初，英國官方機構GRO設計了一個“社會階層”模型，用來分析生命和死亡的不平等是如何與社會地位相關聯的，結果“無意中——支持了國家作為智力、收入和財富的單維等級的觀點并影響了教育政策”。[25]

從18世紀末開始，歐洲思想家就對作為一種“社會問題”的貧困和不平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中最具革命性的解決方案是“普遍的財產權應該向所有人開放，由所有人選舉產生的中立國家掌握著正義和防衛之環”。1845年，恩格斯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對英國貧困的成因、對策和出路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第一，貧困引發的社會問題已經無可粉飾、無法回避。“英國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資產階級也天天在報紙上讀到這一切，可是他們卻無動于衷。然而，如果我根據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為他們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證據，控告他們犯了社會謀殺罪，他們是沒有權利申辯的。”第二，資產階級無意也無力解決這些問題，“他們應該想辦法結束這種可怕的情況，否則就把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移交給工人階級。對后一種辦法，他們絲毫也不感到興趣；而前一種呢，只要他們還是資產階級，還不能拋棄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就無力做到”。第三，結果是英國的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在這個國家里，社會戰爭正在熾烈地進行著。每個人都只顧自己，并為了自己而反對其他一切人。……這個戰爭，正如犯罪統計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殘酷和不可和解了。”[26]

在英國工人階級長期斗爭和貧困產生的社會問題的雙重壓力下，從1867年第二次選舉法改革后，英國政府頒布新的公共衛生法、食品藥物監督法、農業占地法等，開始發揮政府的社會功能。當時的自由黨領袖張伯倫公開承認，國家有責任減少“財富分配極其不均的罪惡”。1906年，以坎貝爾·班納曼為首的自由黨在工黨的支持下擊敗保守黨上臺執政，陸續推出包括教育法、兒童法、養老金法和國民保險法在內的一系列法律，開啟了英國“福利國家”建設的進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措施并不意味著英國政府的資產階級屬性發生了任何變化，而是為了防止無產階級革命而被迫作出的改良措施。保守黨代表人物巴爾福在1895年已經坦率地表示，“在我看來，社會立法不僅不同于社會主義的立法，而且是它的對立物和最有效的解毒藥”。[27]

由“自由放任”到“制度修正”的轉變。在現代化的不同發展階段，貧困和不平等產生的具體原因有所不同。西方學術界常見的解釋性因素之一是技能的需求和供給，強調收入不平等是技術變革的副產品，技術變革刺激經濟增長，給少數“有遠見”的企業家帶來的巨額回報會加劇收入的不平等。不過，隨著創新對經濟的滲透，越來越多的人會通過教育來獲得這些新技能，不平等狀況會隨之減少。二是人口因素變化，強調人口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對不平等狀況產生的影響。例如，有學者認為，英國20世紀初開始的生育率下降減小了家庭規模的差異，使工人家庭的不平等狀況有所下降，而20世紀50年代后養老金領取者增加，則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不平等。[28]三是國際競爭加劇，強調全球化以及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傳播會重塑生產系統和投資流動，削弱國內生產，減少就業機會。為增強國際競爭力，政府和企業不得不減少勞動權利，抑制工會的力量，引入“非標準”“靈活”勞動合同并降低工資，這些措施都會加劇收入不平等狀況。

從歐洲國家的情況看，這些因素對收入不平等狀況加劇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對這些經濟要素的強調并不能否定政府再分配在減少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有學者認為，“如果我們要建設性地期待未來收入不平等的實質性減少，我們必須主要通過提高收入底層的人的生產力，而不是通過將收入從富人轉移到窮人身上來實現，政府進一步對收入進行大量的再分配，可能會對國民收入的規模產生不利影響，而不能明顯地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29]有學者進而認為，“即使沒有政府再分配的漸進性變化，要素市場力量和經濟增長也會產生類似的收入不平等上升和下降的時間順序”。這些潛在的力量通過相對要素價格的變化和群體權重的構成變化，改變了整體的不平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羅賓漢悖論”作出合理的解釋。[30]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本身可能具有“共同富裕”的作用。

皮凱蒂強調，目前新自由主義政策制度的“新先知”意識形態（迷信私有制）必須被顛覆，因為它完全無法解決21世紀兩個相關的生存危機——它自己造成的：不平等和環境惡化。[31]他堅持認為，現代化過程中，“不管在任何階段，產生不平等的力量都是一成不變的，在這個環境中，只有改變再分配政策，才能夠對不平等的結構產生影響”。[32]事實上，皮凱蒂的這種觀點也是戰后歐洲“福利國家”建設過程中的基本共識。正是由于完成了對于社會再分配從“自由放任”到“制度修正”的觀念轉變，歐洲才可能有效減少貧困和貧富分化狀況。

由“社會平等”向“社會公正”的轉變。當我們討論“共同富裕”問題時，繞不開“社會平等”和“社會公正”的關系問題。從理論上說，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實現絕對的平等，但沒有必要的平等就談不上公正。國外學術界對“平等”概念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比較具有共性的觀點是，由于“人們之間的相對優勢和劣勢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變量來衡量，如他們各自的收入、財富、效用、資源、自由權、權利、生活質量等”，“由于可用如此之多的方式來解釋‘平等’，從這一點看，對平等的訴求似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實質的內容”。[33]

國外主流理論是通過“社會權利”平等來界定公正。皮凱蒂認為，“現代財富再分配并不涉及將收入從富人轉移到窮人處，至少不是那么直接。這種再分配是通過公共服務和替代收入來實現社會的公平，至少在醫療、教育和養老領域。從養老上說，一般替代收入和畢生工資收入會保持均衡的比例，以此來體現平等原則。在教育醫療上，則不論其收入水平（或家長收入水平）如何，人人都可享受真正的平等，至少從原則上如此。現代再分配是基于權利的邏輯，以及人人都可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平等原則”。[34]

按照歐盟官方的理解，“現代社會公正的概念是指實現平等機會和生活機會的目標，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概念上的理想，能夠獲得可持續的社會市場經濟所需的共識。這一范式表明，建立社會公正與其說取決于對排斥的補償，不如說取決于對包容的投資。這種公正的概念不是一種‘平等化’的分配公正，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生活機會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游戲規則和程序準則的平等適用，而是通過有針對性地投資于個人‘能力’的發展，來保證每個人真正平等的自我實現的機會”。[35]

戰后歐洲國家公共政策理念已經完成從“社會平等”向“社會公正”的轉變，各國民眾在這個問題上也達成基本共識。歐盟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所有成員國的多數受訪者都認同公平原則，認可當努力工作的人比其他人掙得更多時，社會才是公正的。絕大多數“受訪者強烈支持這樣的觀點，即獎勵個人投入和照顧有需要的人是社會公正的基礎”。但是，“歐洲各國社會對平等原則的支持程度有很大差異”。其中，挪威只有23%的受訪者支持“當收入和財富被平等分配時一個社會才是公平的”說法，而葡萄牙則有78%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在歐盟成員國中，有13個國家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對平等原則表示支持，只有荷蘭和挪威兩個國家的多數受訪者明確表示反對平等原則。[36]這表明在歐洲大部分地區，一般公眾并不認為不平等是不公正的，但不平等在窮國似乎可能引起更強烈的不公正感。[37]這是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歐洲社會目睹了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空前加劇。面對著更加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基于技能的技術變革，持續的人口變化和移民。歐洲的福利模式一直無法有效解決這些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現象。因此，財富、收入、教育和其他社會資源方面的不平等及其對團結、社會凝聚力和民主的影響，已經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與收入公正的地域差異相一致，勞動力市場上的自身機會的公平性在東歐和南歐國家顯示出最低值，而在北歐和中歐國家顯示出最高值”。[38]

共同富裕須防范可持續性危機

在歐洲，減少貧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狹義上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廣義上則可以涵蓋包括就業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等更廣泛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經過戰后幾十年的建設，歐洲國家建立起來非常成熟的“福利國家”制度。但是，1980年代后，歐洲福利國家制度在有效性和可持續性方面都面臨嚴峻挑戰，不僅目前仍在困境之中，而且未來前景黯淡。戰后歐洲“福利國家”制度在減少貧困和貧富差距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經驗值得我國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研究借鑒。

提高基礎性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近年來，“盡管歐洲的不平等現象有所增加，但不平等程度仍遠低于美國。美國收入最高的1%的人在1980年獲得10%的稅前國民收入，如今則獲得20%；相比之下，在整個歐洲，前1%的份額僅從7.5%增長到11%。這些不同的軌跡對低收入公民的購買力產生了非常明顯的影響：收入最低50%的人在歐洲的平均稅前收入增長了40%，而在美國僅增長了3%。西歐最貧困的一半人口平均年收入為17100歐元，而美國為13000歐元”。[39]這是因為，歐洲國家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水平遠高于美國。據統計，2019年歐盟從市場收入到可支配收入的整體不平等減少幅度高達35%，而美國則約為23%。[40]但是，歐洲“福利國家”提高減少貧困和貧富差距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依然非常困難。

第一，全面公共政策改革流于空談。歐洲福利國家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是更加廣義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有學者建議，應采取一系列改革，幫助福利國家制度更好地發揮作用。一是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縮小金融業的規模，防范金融寡頭掏空實體經濟，使勞方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二是公平分配技術和生產力帶來的利益，減少由于技術鴻溝產生的收入不平等。三是實施有效的最低工資和國家勞動合同制度，減少就業合同的零散性，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四是加強對最高收入的控制，征收高額遺產稅，遏制最高收入的增幅。五是加強平等主義的公共教育，提高全社會對于社會公正的共識。六是提高國際和國內的財富稅和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為社會再分配獲取更多的資源。這些“激進”的措施在歐洲各國實際上很難推進，因為所有國家都只是口頭上把減少“當前不平等的不公正性變成公眾動員和政治行動的主題”，[41]在實踐中把優先性放在刺激經濟增長和增強國際競爭力上。在當前困難局面下，類似的全面公共政策改革清單恐怕只能流于空談。

第二，增強社會包容性難見效。按照歐盟2020年的統計，其成員國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面臨貧困或社會排斥的風險，最嚴重的國家包括羅馬尼亞（35.8%）、保加利亞（33.6%）、希臘（27.5%）和西班牙（27.0%），風險最低的包括捷克（11.5%）、斯洛伐克（13.8%）、斯洛文尼亞（14.3%）、荷蘭（15.8%）和芬蘭（15.9%）等國。[42]為增強社會包容性，歐盟建立了“收入和生活條件統計”（EU-SILC）指標體系，主要“收集關于收入、貧困、社會排斥和生活條件的及時和可比較的橫向和縱向的多維微觀數據”，從貨幣貧困、嚴重物質匱乏、社會排斥和工作強度等四項指標來統計各國“面臨貧困或社會排斥風險的人”（AROPE）的數量。盡管該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尚存爭議，EU-SILC仍然是歐盟在多國比較背景下構建貧困和社會排斥指標的唯一的數據來源。[43]按照歐盟的“輔助性原則”，反社會排斥是成員國內政，歐盟只在協調成員國共同行動、推廣最佳實踐方面有一定的權能，可以使用歐盟委員會管理的有限財源實施一些示范性的反社會排斥項目。這個類別的主要項目是歐洲區域政策下提供的資金，約占歐盟總預算的三分之一。從數量上講，它已經是歐洲大陸有史以來最大的再分配試驗。[44]但是，相對于成員國落實歐盟反社會排斥指標所需要的資金來說，這些經費仍然是遠遠不夠的。

第三，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貧富差距無法縮小。長期以來，歐盟各成員國內部的不平等程度較低，而成員國之間的貧富差距則比較大。有研究者發現，新成員國加入歐盟后，國內不平等現象并沒有得到明顯的緩解。即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很早就加入歐盟的國家，貧困和不平等狀況也比更加富裕的成員國要高得多。這是因為，共同富裕的第一推動力是現代化發展的水平，即使建立了共同的社會再分配理念和制度，其實際效果也會有很大不同。歐盟并沒有改變成員國內部不平等結構的權能，“為了減少因起點不同而導致的國家間不平等，歐盟的作用主要是支持趨同政策或再分配機制，如歐盟凝聚政策”等。[45]近年來，歐盟國家間的不平等正在加劇，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封控措施對相對較貧窮的成員國影響更大，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遠程工作的比例較低、旅游業比重較高。由此造成的收入損失對所有成員國的年輕人、臨時合同人員和低收入個體經營者等低收入群體都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歐盟強調，這將加劇成員國內部和成員國之間的不平等，損害的嚴重性“主要取決于稅收福利體系在收入分配過程中緩沖收入損失的能力”。[46]

歐洲福利國家的可持續性危機。1980年代后，歐洲國家減少貧困和貧富差距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面臨財政和制度兩個層面上的“可持續性危機”。其中，“財政可持續性”是表象，“制度可持續性”是根源，能否克服這兩種危機將決定歐洲“福利國家”的未來。

歐洲“福利國家”陷入財政危機后，各國都采取了緊縮財政開支的社會改革，試圖通過降低社會再分配程度來增強國際競爭力。這些改革措施很快就拉高了歐洲國家收入不平等狀況，據統計，從1980年到2017年，歐洲財富占有最多的1%的人口占據了整個歐洲收入增長值的17%，而后50%的人口才只占有15%。過去四年里，最貧窮的80%歐洲人的平均收入增長大約20%到50%，而前1%的增長率則超過100%，最高的0.001%的歐洲公民的收入增長率達到200%。[47]但是，社會再分配程度降低并沒有起到促進歐洲經濟增長的效果，歐盟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仍遠低于美國等其他發達國家。2020年，美國經濟總量達到歐盟的1.34倍，美國人均GDP按照IMF數據為64865美元，僅次于盧森堡的113092美元，高于其他所有歐盟成員國。也就是說，歐洲福利國家為增強財政可持續性進行的改革基本失敗了。如阿馬蒂亞·森所說，“歐洲似乎陷入了一個削減財政赤字的困境，其減少公共支出的方式會大幅度削弱經濟增長，以此使其更難，而不是更容易——減少財政赤字”。[48]

更糟糕的是，這場改革還使歐洲福利國家陷入了更加深層的“制度可持續性”危機。1980年代，歐洲福利國家危機的經濟根源是無法在世界經濟中建立新的競爭優勢，由此造成資本不斷流入金融和房地產業，日益形成“寡頭資本主義”的特征。這不僅降低了歐洲的收入平等，而且損害了歐洲經濟增長的潛力，給戰后歐洲福利國家制度造成根本性的危機。

第一，經濟低速增長是起因。1980年代開始，歐洲由于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經濟陷入低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發生了皮凱蒂所描述的財富集中過程。在GDP增長較慢的經濟體中，資本可以取得高回報的領域越來越集中，而且集中財富的獲取越來越不是通過公平競爭、技術創新和市場成功實現的，而是與壟斷租金、保護競爭以及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泡沫有關，同時通過繼承獲得的財富的重要性不斷上升。由此產生的“金錢貴族”“就像大多數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一樣，成為寡頭集團的一員并不需要什么特別的經濟‘功績’”。[49]結果，歐洲資本與收入的比率不斷上升，而經濟增長則長期乏力。

第二，新自由主義改革是推手。1980年代歐洲國家先后進行放松資本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這種政治上的倒退對惡化歐洲的困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是弱化了戰后建立的收入、稅收、租金控制、金融監管和資本流動的管制措施，使得歐洲公共政策走上市場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道路，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資本對勞工的新權力和金融的崛起。二是大力推進私有化進程，使得更多資本流向金融和房地產業。歐洲“最近數十年來公共資本在國民資本中的比重急速減少，尤其是法國和德國，凈公共財富在1950～1970年曾達到總國民財富的1／4甚至1／3，而今天僅占幾個百分點”。[50]這種變化加速了歐洲資本的集中和泡沫化，政府日益失去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

第三，勞動收入降低是結果。1980年代后，歐洲專業人員和自營職業者在薪酬和職業方面競爭不斷加劇，失去穩定工作的雇員越來越多，出現各種各樣的合同形式——短期、兼職、外包工作——而青年就業更是越來越不確定和多樣化。歐洲國家內部勞動者的社會身份變得更加支離破碎，階級結構變得模糊不清，工會日益失去影響力，勞動者形成集體認同和團結意識的傳統機制不斷受到削弱。[51]這種變化嚴重削弱了勞動者維護工資收入的議價權，使得勞動收入在社會總財富中的占比迅速降低，對歐洲的社會公正產生了消極影響。

按照皮凱蒂的觀點，歐洲福利國家要擺脫“財政可持續性”危機，就必須“解決激勵／再分配這個難題”，在保持較高社會再分配水平的同時要激勵個人付出更多勞動。[52]1980年代歐洲福利國家改革的悲劇在于，不僅沒有起到激勵個人更多勞動的作用，而且由于降低勞動收入在社會財富中的比重、減少勞動者相對于資方的議價權、增強就業合同的靈活性，反而減少了歐洲人付出勞動的積極性，給福利國家造成更加嚴重的“制度可持續性”危機。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的背景下，歐洲國家經濟增長前景更加暗淡，未來若干年內擺脫這雙重危機的可能性可以說微乎其微。

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促進共同富裕的重點已經從消除“絕對貧困”向解決“相對貧困”轉型。相比而言，后者比前者要更加困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經過多年探索，我們對解決貧困問題有了完整的辦法，但在如何致富問題上還要探索積累經驗”。[53]在解決相對貧困方面，戰后歐洲“福利國家”制度進行了嘗試而且取得一定成效。因此，其近年來在有效性和可持續性改革方面的深刻教訓，值得新時代中國在促進共同富裕時高度重視。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與理論研究工程項目“習近平‘文明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世界意義與國際影響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9mgczd004）

注釋

[1][13][16][5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4、143、144～146、146頁。

[2][4]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LV, 1, pp. 1–28, p. 19, 1955.

[3][34][50]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493、187頁。

[5]參見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5～17頁。

[6][7][22][32][52]托馬斯·皮凱蒂：《財富再分配》，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5、4、5、6～7、11頁。

[8]Peter H. Lindert, "Three Centuries of Inequal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re-publication draft of Three Centuries of Inequal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In A. B. Atkinson and François Bourguignon, eds.,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 1,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2000, Ch. 3, pp. 167–216, https://economics.ucdavis.edu/people/fzlinder/peter-linderts-webpage/papers/three-centuries-of-inequality/Lindert%20Inequality%20chapter.pdf.

[9]Simon Szreter,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the Deep-acting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IFS Deaton Review of Inequalities.

[10]Advani, A.; Bangham, G. and Leslie, J., "The UK's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Wealth Households," https://www.resolution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the-uks-wealth-distribution-andcharacteristics-high-wealth-households/.

[11][23]Piketty, T., Capital and Ide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95, p. 5.

[12]Gazeley, Ian; Newell, Andrew T.; Reynolds, Kevin; Rufrancos, Hector Gutierrez,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British Inequal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vidence from National 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s 1890–1961,"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11071,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 Bonn,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73981/1/dp11071.pdf.

[14][15][48]阿馬蒂亞·森、劉民權、夏慶杰、王小林等：《從增長到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0～11、13、13頁。

[17][21][24][25]參見Simon Szreter,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the Deep-acting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The IFS Deaton Review, Nov. 26, 2021, https://ifs.org.uk/inequality/the-history-of-inequality/.

[18]House of Commons, "Financial Services: Contribution to the UK Economy," no. 6193, Jul. 31, 2019.

[19]戴維·克茨：《資本主義的模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6頁。

[20]參見田德文：《修正新自由主義：英國政府新戰略研究》，《歐洲研究》，2020年第6期。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012年，第87～119頁。

[27]參見李琮主編：《西歐社會保障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85～186頁。

[28]Gazeley, Ian; Newell, Andrew T.; Reynolds, Kevin; Rufrancos, Hector Gutierrez,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British Inequal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vidence from National 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s 1890–1961,"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11071,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 Bonn,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73981/1/dp11071.pdf.

[29][30]“羅賓漢悖論”指的是社會再分配在那些從福利政策的目標看來最合理的時代和政體中發生得反而最少。引文參見Peter H. Lindert, "Three Centuries of Inequal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re-publication draft of Three Centuries of Inequal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In A. B. Atkinson and François Bourguignon, eds.,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 1,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2000, Ch. 3, pp. 167–216, https://economics.ucdavis.edu/people/fzlinder/peter-linderts-webpage/papers/three-centuries-of-inequality/Lindert%20Inequality%20chapter.pdf.

[31]Piketty, T., Capital and Ide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6, 轉引自Simon Szreter,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the Deep-acting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The IFS Deaton Review, Nov. 26, 2021, https://ifs.org.uk/inequality/the-history-of-inequality/.

[33]參見阿馬蒂亞·森：《再論不平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2～27頁。

[35]ESS,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Europe," Sep., 2020, https://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docs/findings/ESS9_toplines_issue_10_fairness.pdf.

[36][37][38]Bertelsmann Stiftung, "Social Justice in the EU and OECD: Index Report 2019," Dec., 2019, DOI: 10.11586/2019033.

[39]Lucas Chancel, Amory Gethin, Thomas Blanchet, "Forty Years of Inequality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Apr. 22, 2019, https://voxeu.org/article/forty-years-inequality-europe.

[40]Eurostat, "Living Conditions in Europe-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Oct., 2021,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Living_conditions_in_Europe_-_poverty_and_social_exclusion.

[41]Francesco Bogliacino; Gerhard Bosch; Maurizio Franzini; James K. Galbraith; Thorsten Kalina; Virginia Maestri; Mario Pianta; Michele Raitano,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Europe," Apr., 2016,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pdf-download/year/2016/number/2/article/wealth-and-income-inequality-in-europe.html.

[42]Eurostat, "One in Five People in the EU 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 Oct., 2021,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edn-20211015-1.

[43]Stankovi?, J. J.; D?uni?, M.; Marjanovi?, I., "Towards an Inclusive Europe: Ranking European Countries Based on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06530-9_7.

[44]Ferraro, Aniello et al., "Do Public Policies Reduce Social Exclusion? The Role of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Economic Tool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57, 2021, pp. 165–181.

[45][46]Stefano Filauro; Georg Fische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EU: General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pr. 17, 2021, https://voxeu.org/article/income-inequality-eu-trends-and-policy-implications.

[47]Lucas Chancel; Amory Gethin; Thomas Blanchet, "Forty Years of Inequality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Apr. 22, 2019, https://voxeu.org/article/forty-years-inequality-europe.

[49]參見Maurizio Franzini; Mario Pianta, "The Engines of Inequality, in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Europe," Francesco Bogliacino; Gerhard Bosch; Maurizio Franzini; James K. Galbraith; Thorsten Kalina; Virginia Maestri; Mario Pianta; Michele Raitano,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Europe," Apr., 2016,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pdf-download/year/2016/number/2/article/wealth-and-income-inequality-in-europe.html. 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0～213頁。

[51]Maurizio Franzini; Mario Pianta, "The Engines of Inequality, in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Europe," Francesco Bogliacino; Gerhard Bosch; Maurizio Franzini; James K. Galbraith; Thorsten Kalina; Virginia Maestri; Mario Pianta; Michele Raitano,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Europe," Apr., 2016,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pdf-download/year/2016/number/2/article/wealth-and-income-inequality-in-europe.html.

責 編／馬冰瑩

Lessons and Experience in European Welfare Development

Tian Dewen

Abstract: Europe is a region wher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relatively narrow in the world. Historically,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Europe is based on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riven by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s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declined, the level of social inequality increased in all European countrie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well-developed social redistribution concepts, systems and policies already in place, Europe has generally been able to manage the momentum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relatively well. The greatest commonality among European countries is that they are relatively small in land size and popula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some experience to be learned from their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irst, common prosperity is both the result and the guarantee of modernization. Second, relevant concepts and policies need to be adjusted in the process. Third,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we sh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cluding tax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transfer payments, and flexibly use various regulatory instruments to enhance the "olive-shaped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strictly guard against the possible sustainability crisis of these systems.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Europe, welfare state, lessons and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