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沛霖（1913.12.30—2011.4.17），生于天津，籍貫浙江山陰（今紹興）。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電子學與信息學家，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羅沛霖1935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1938年赴延安參加革命，為抗日前線培養通信人才。1952年獲加州理工學院電工、物理和數學專業的特別榮譽銜哲學博士學位。羅沛霖在電子學與信息學領域造詣精湛，在雷達、信息理論、電子電路、電子計算機邏輯設計、電機、電器、工藝評估方法學、經濟財政數理分析以及當代信息技術發展等方面貢獻卓著，被譽為新中國電子工業奠基人。

他被稱為“戰士、博士、院士”的“三士科學家”，“力量源于理想，真情只系延安。超遠雷達羅萬象，電子信息擴百專。算機沖最先。吁振工程技術，疾呼建院十年。產業科研雙共進，華夏強國一夢圓。奇勛著史篇。”書法家張飆的這首詞，全面概括了羅沛霖的偉大一生，這位留美歸國科學家一生不懈奮斗，他愛黨愛國的忠貞信仰和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杰出貢獻值得被更多人稱頌與銘記。

光靠讀書救不了國

羅沛霖與無線電的情緣起于幼時。他出生于天津一個富庶的家庭，羅沛霖的父親羅超漢是我國早期電信界知名的耆宿，母親孫云是一位愛國詩人、畫家，良好的家庭教育深深影響了年幼的羅沛霖，使他比一般的同齡人更早地接受了科學的啟蒙。

回憶起童年時光，羅沛霖依稀記得電話局的巷子里豎立著兩根大桿子，當中拉了兩根電線。父親告訴他，那是無線電。就這樣在耳濡目染之下，羅沛霖漸漸迷上了無線電，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又加入了無線電學社。他曾手工制作了一個礦石檢波器架，用馬糞紙糊了一個號筒充當揚聲器，這一次小試牛刀，讓學生時代的他頗有成就感。高中畢業后，羅沛霖以優異的成績同時被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錄取。考慮到上海交通大學已經有了非常明確的工科分科，羅沛霖選擇了他更心儀的上海交通大學無線電專業。

就是在大學期間，羅沛霖結識了對其影響一生的人——錢學森。與錢學森交往使他更堅定了為自己的興趣愛好——無線電付出更多的努力，為此他閱讀了大量有關電信的書刊，還自修了現代物理。同時，錢學森說過的一句話“光靠讀書救不了國”，也讓心懷報國之志的羅沛霖重新思考自己的報國之路，革命的種子在他內心中萌芽。

有了羅工程師，我們不再是“土八路”

1937年中華民族正處危亡之際，年僅24歲的羅沛霖毅然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羅沛霖輾轉到達延安，加入中央軍委第三局，為黨早期的情報工作陸續開展奠定技術基礎。羅沛霖參與創建了陜甘寧邊區延安（鹽店子）通信材料廠，擔任工程師并主持技術和生產工作。當時的工作與研發條件非常艱苦，從戰場繳獲來的通信器材，更成了稀有物件。一部繳來的電臺，再利用上備份器材，會被改裝成兩部使用。即便這樣，羅沛霖硬是帶領大家在缺少原材料的情況下做成了無線電零件。沒有原材料，羅沛霖就與工人們因陋就簡，收集大量收音機和手電筒里的干電池，并創造性地使用豬油代替潤滑油、用燒酒作酒精、用延安山中的杜梨木頭做絕緣材料，設計研制了可變電容器、波段開關和可變電阻等多種無線電零件，解決了通信電臺制造的技術難題。羅沛霖還率領技術人員裝配制造了60余部電臺送往抗日前線。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開玩笑說：“有了羅工程師，我們就不再是‘土八路’了。”

圓滿完成了赴美的兩項重要任務

1947年全國解放在即，黨的事業百廢待興需要儲備一大批技術人才，在這樣的背景下，羅沛霖受組織指派赴美國留學。羅沛霖帶著組織資助的500美元和一套西裝離開了祖國。1948年，在錢學森的幫助下前往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離開校門13年，35歲重返校園并直修博士學位，羅沛霖要面對的學習壓力可想而知。但他有自己的主心骨，“黨派我來留學，為了新中國，這些都算不了什么！”他無暇欣賞美國大學的優美景致，更無心參與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他把時間和精力分在了兩大塊：一是用來學學習理論、攻克難題，二是動員更多留美學生回國工作。

他爭分奪秒地學習，希望盡快掌握技術學成報國。繁忙的學習生活壓力使他患上了胃病，但病痛的折磨也不能放慢他奮斗的腳步。他忍受著十二指腸潰瘍病痛的折磨，仍然堅持每周學習70多個小時，僅用22個月就通過了博士學位口試答辯。

作為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加州理工學院分會的負責人，羅沛霖動員留美人員回國立新功。在黨和國家以及眾多在美留學生的不懈努力下，一大批知名留美科研人員回到魂牽夢繞的祖國，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事業。

刻苦學習、忠于使命的羅沛霖，圓滿完成了赴美的兩項重要任務，又一次向黨交上了完美答卷。

為我國電子工業的自力更生闖出一條道路

1954年，華北無線電器材廠（718廠）正式奠基，身為籌備組組長的羅沛霖任總工程師兼第一副廠長。這是中國第一座規模巨大的綜合性電子元件聯合工廠，生產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很多關鍵元件，同北京電子管廠（774廠）一起，讓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擁有了先進電子產品的生產能力，改變了我國無線電工業依靠外國零件的狀況。

1957年10月蘇聯制造的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升空，幾個月后，美國也將人造地球衛星射入太空的預定軌道。空間爭奪戰深深觸動了中國科技工作者，羅沛霖等人提出了我國應采取積極防御戰略，開始研制超遠程預警、跟蹤雷達，建立彈道導彈預警、防御系統的設想。由于國內沒有超遠程雷達的研制經驗，只能根據中國現實需要，獨立制定技術要求和指標。羅沛霖對國際同行正在應用的各種新材料和新器件非常熟悉，在他的帶領下，大家采用不同思路開展研制工作。在他的建議下，我國低噪聲參量放大器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并被用于另一種雷達系統，大大提高了雷達系統的作用距離。羅沛霖還提出并論證了利用純數字技術實現相關積累的可能性，使中國成功觀測到月球回波。

1977年，我國第一個正確測定衛星落點的超遠程雷達終于建成。這是羅沛霖實現的又一項“從0到1”的突破，這項工作為我國電子設備的生產配套奠定堅實基礎，更為我國電子工業的自力更生闖出一條道路。

一位名副其實的戰略科學家

戰略科學家既是戰略家，也是科學家，是科技人才中的“帥才”，在跨學科研究、大兵團作戰組織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羅沛霖正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戰略科學家——他是新中國電子工業奠基人，主持建成了中國首座大型電子元件工廠，創立了中國第一個電子信息工程專業，主持了中國第一部超遠程雷達研制工作和國產最早系列化電子計算機研制的技術工作及組織工作。他從1982年起建議成立中國工程院，并在十余年間一直堅持呼吁推動實現。

1978年，羅沛霖隨中國電子學會代表團訪美，參觀了美國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的學術機構——美國國家工程院。此次參觀，羅沛霖了解到了美國國家工程院在奠定美國科學技術全球領先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他深深地認識到，缺少了工程院，黨和國家關于重大工程技術的科學決策會缺少權威性的咨詢意見以及論證評議環節，我國重大的工程技術和技術科學成果的鑒定無法進行，也勢必會影響到我國工程科技的發展。因此，他提出成立中國工程院的建議，這一建議也得到了師昌緒、張光斗等科學院院士的認同和支持。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1982年羅沛霖先后撰寫了《實現四化必須發展工程科學技術》《技術科學在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的地位》和《科學技術發展與經濟發展中的若干經驗的探討》等文章，介紹和總結了美國、日本、西歐和蘇聯的科學技術經驗，強調中國要重視現場技術、基本技術和應用科學的發展。這些文章的發表突出科學技術對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為全社會形成對科學技術的認同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工程院成立的條件日趨成熟。1992年，羅沛霖字斟句酌地起草了關于成立中國工程院的上報材料——《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與張光斗、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聯合署名呈遞給黨中央。

這份建議簡潔明了，僅有一千余字。羅沛霖情真意切地寫道：“鑒于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工程技術和技術科學的發展很不夠，產業技術水平還很差，從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出發，貫徹‘服從于經濟’‘服務于經濟’的方針，我們建議從速建立中國的工程與技術科學院，以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份建議還指出：“建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后，我們就可以成為（國際）工程與技術科學院聯合委員會的正式成員，從而加強國際間科技和經驗交流，得到益處。”

以羅沛霖為代表的科學家的建議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并被采納，經過周密的籌備，中國工程院終于在1994年正式成立。工程院的成立，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做出的戰略決策，也是羅沛霖等一批科學家本著為黨和國家負責任的態度，秉承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高瞻遠矚為黨建言的生動寫照。中國工程院的成立，也成了羅沛霖晚年最欣慰的一件事。

羅沛霖的一生，對黨忠誠、一心報國。他在延安期間為黨默默無聞地工作，赴美留學期間肩負重任，回國后取得無線電領域突破性成就，晚年仍心系黨和國家科學技術事業，積極獻言獻策。羅沛霖用他的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共產黨人的使命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