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烏克蘭危機影響，債務危機、不斷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通脹加劇、供應鏈風險、資產價格泡沫破裂是當前國際經濟中短期發展面臨的新興風險，對我國亦造成直接或間接影響。在應對策略上，我國應重點關注“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推動從制度層面應對其債務可持續問題；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放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以抵消美歐貨幣政策轉向對我國的影響；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以市場規模優勢吸引、深化區域性和國際產業合作，突破美國產業鏈和盟友圈的雙重封鎖，確保供應鏈安全。

關鍵詞:新興風險 債務危機 供應鏈安全 通脹加劇 全球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和烏克蘭危機沖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當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世界經濟分化嚴重，逆全球化盛行，保守主義、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甚囂塵上，疊加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發展赤字，衍生出氣候危機、網絡安全威脅、傳染性疾病、太空競爭、地緣經濟對抗、地緣政治資源爭奪、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債務危機等全球風險。其中，在經濟領域，債務危機、不斷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通脹加劇、供應鏈風險、資產價格泡沫破裂等都是全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短期乃至中期新興風險，對我國造成直接或間接影響，需要我國注意防范并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全球經濟領域的新興風險

債務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蔓延及其震蕩式復發影響深遠，其間由于各國的疫情管控措施隔絕人員、貨物、投資往來，導致貿易、投資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世界經濟遭遇上世紀三十年代全球大蕭條以來最大衰退。全球疫苗接種和經濟數字化差異使得世界經濟體復蘇走勢分化明顯，發達經濟體總體復蘇勢頭明顯，而大多數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復蘇困難重重，除阿富汗、黎巴嫩和敘利亞缺乏統計數據外，在其余193個國家中，據預測2020—2022年，3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低于2%的國家有130個，占統計國家數的67.4%，3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低于1%的國家有88個，占統計國家數的45.6%，3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為負數的國家有53個，占統計國家數的27.5%。

在疫情震蕩式沖擊下，由于經濟管理不善，一些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出口下降，導致外匯收入下降，難以償還借還的外債，引發債務危機。基于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截止到2020年的數據，在2019年和2020年都有數據的128個國家中，只有5個國家2020年的外債負債率（年末外債余額與當年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相對于2019年下降，在123個外債負債率上升的國家中，有34個國家的負債率上升幅度超過10%，13個國家的外債負債率上升幅度超過20%，8個國家的外債負債率上升幅度超過30%。其中黎巴嫩、黑山、贊比亞、安哥拉、馬爾代夫、毛里求斯這六個國家2020年負債率相對2019年分別上升78.17%、51.86%、49.65%、47.19%、43.84%和40.62%。

就這128個國家平均來看，2019年外債負債率平均值為51.63%，2020年上升至60.66%，上升了9.03個百分點。2020年，外債負債率超過20%、50%和100%的國家數分別有116、63和17個，占全部128個國家的90.63%、49.22%和13.28%，其中外債負債率最高的幾個國家是蒙古、黎巴嫩、巴拿馬和黑山，分別高達275.75%、222.11%、208.13%、200.64%。

就償債率（當年還本付息額與出口創匯收入額之比）來看，2020年，在有數據的112個國家中，有43個國家的這一比率高于20%，占樣本國家的38.39%，其中，償債率超過50%的國家有7個，分別是黎巴嫩、黑山、薩爾瓦多、哈薩克斯坦、牙買加、哥倫比亞和巴西，償債率分別達到127.48%，102.26%、80.10%、56.26%、51.22%、51.05%和50.64%。

就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率來看，2020年，在有數據的126個國家中，有7個國家這一比率高于100%，分別是津巴布韋、巴拿馬、斯里蘭卡、土耳其、白俄羅斯、突尼斯和阿根廷，其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率分別達到11529.88%、371.04%、148.24%、148.04%、136.39%、108.37%和108.13%。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外債負債率、償債率、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率低于20%、20%和100%被認為是安全的，從上述數據來看，外債負債率、償債率、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率超過安全線的國家占比分別為90.63%、38.39%和5.56%，表明全球債務危機風險處于較高水平。

在疫情沖擊下，一些低收入和發展中國家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中國等國家尋求減免到期債務。中國于2020年6月宣布參與“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對77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債務進行減免，此外，中國還表示會在兩年內提供20億美元的國際援助以幫助這些貧困國家度過疫情難關。自2020年4月13日至2021年12月15日，IMF執董會已批準控災減災信托（CCRT）下25個成員國共五筆債務減免，累計達到6.9億特別提款權（約合9.64億美元）。

但是部分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債務減免只是杯水車薪，仍難以避免債務危機的爆發。2022年7月5日，斯里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在國會稱斯里蘭卡已破產，成為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沖擊下第一個倒下的國家。斯里蘭卡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資料，如石油等能源極度依賴進口，而外匯嚴重依賴于旅游業收入，2019年之前，旅游業占該國外匯收入的近一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斯里蘭卡的出口下降，但進口并沒有下降，疫情導致該國旅游業遭受毀滅性打擊，而烏克蘭危機導致的糧食、能源資源價格高企更進一步損耗了斯里蘭卡的外匯，加上長期經濟管理不善導致斯里蘭卡財政和經常賬戶處于雙赤字狀態。斯里蘭卡財政部在2022年4月12日宣布，該國暫時停止償還510億美元的到期貸款和利息，并請求IMF提供緊急財政援助，以應對國內七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當前，斯里蘭卡經濟陷入深度衰退，食物、燃料和藥物短缺問題將持續，經濟和社會陷入混亂狀態，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預計至少將持續至2023年底。

不斷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

受烏克蘭危機以及西方國家和俄羅斯間制裁和反制裁措施的影響，能源、糧食等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2022年以來，石油價格持續上漲，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一攬子石油現貨價格由2022年1月的均價85.24美元/桶上漲到6月的均價117.72美元/桶，2022年6月14日，OPEC一攬子石油現貨交易價格達到最高123.73美元/桶。天然氣價格也在持續上升，美國得克薩斯天然氣現貨價格由2022年1月的均價約4.12美元/百萬英熱持續上升到2022年5月的均價7.89美元/百萬英熱，2022年6月有所下降，但平均價仍達到7.37美元/百萬英熱，2022年6月8日，美國得克薩斯天然氣現貨交易價格達到9.24美元/百萬英熱，創13年來新高。由于烏克蘭和俄羅斯是傳統的大規模糧食出口地區，烏克蘭危機導致該地地區糧食出口銳減，世界糧食市場出現巨大的缺口。此外，極端天氣頻發，也導致世界糧食減產，多重因素導致世界糧食市場價格持續上漲，我國進口玉米的到岸完稅價格由2022年1月的平均2268.01元/噸，持續上漲至2022年5月的均價2975.92元/噸，2022年6月稍有下降，但均價仍達到2969.82元/噸，2022年6月14日，我國進口玉米的到岸完稅價格曾達到3052.89元/噸的歷史新高位。

通脹加劇

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烏克蘭危機引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經濟復蘇多重因素影響下，全球通貨膨脹率高企。就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來看，2021年，世界CPI為6.40%，預計2022年進一步上升至6.76%；發達經濟體2021年的CPI為3.10%，預計2022年為5.69%；其中G7國家2021年CPI為3.33%，預計2022年上升為6.09%；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21年CPI為5.90%，預計2022年上升為8.68%。

就具體國家來看，據預計，2022年CPI超過10%的國家有36個，超過20%的國家有13個，超過50%的國家有6個，而低于3%的國家僅有17個。預計2022年CPI超過50%的國家分別是委內瑞拉、蘇丹、津巴布韋、土耳其、也門和阿根廷，分別達到500%、245.143%、86.668%、60.46%、59.694%和51.733%。其中委內瑞拉從前些年的惡性通貨膨脹（月通貨膨脹率達到50%以上）狀態有所緩解（2018—2021年，委內瑞拉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65374.08%、19906.02%、2355.15%和1588.51%）。

世界通貨膨脹率高企會帶來多重影響，一是消費品物價上升會進一步提高普通消費者的支出負擔，使得一些貧困國家的消費者難以獲得足額的食物，并使得一些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較大的國家社會凝聚力進一步被侵蝕，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二是通脹率高企會導致貨幣貶值，侵蝕民眾財富，沖擊需求和投資，進而損害經濟增長，遭遇嚴重通貨膨脹的國家則往往貨幣劇烈貶值，沖擊社會經濟穩定，帶來嚴重經濟危機，導致政局不穩；三是由于世界經濟復蘇呈現較強的不平衡性不穩定性，全球性通貨膨脹率高企會導致一些發達經濟體和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政策轉向，由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轉向緊縮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利于經濟復蘇，政策效果還會外溢到國家之外，從而對當前不均衡不穩定的全球經濟復蘇產生負面影響。

供應鏈風險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各國采取了多種防控措施，包括限制人員跨境流動、限制貨物運輸、封閉國境等措施，這些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抑制了疫情傳播，但也不可避免地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對正常的貿易行為產生負面影響。

在疫情期間，供應鏈越長，則供應鏈中斷的風險越大，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階段，一些企業的零部件來自全球各地，則更增大了企業關鍵零部件斷供的風險。例如，自2020年年底以來，全球就持續面臨“芯片荒”問題，一直持續至今，核心零部件供應緊張導致整車廠停產、減產的現象比比皆是，例如2021年全球汽車減產700萬輛。在疫情沖擊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則其進口供應鏈中斷的風險越高，而出口下滑的風險也越大，尤其是中、美這些全球性貿易大國，其產業鏈鏈條不但分布范圍廣，遍布全球，而且產業鏈鏈條往往延伸比較長，導致關鍵性行業供應鏈斷供的風險也越大。

疫情沖擊后，各國企業吸取教訓，尋求降低供應鏈的分布范圍和長度，以降低供應鏈風險。在國家層面，世貿組織（WTO）貿易規則改革面臨壓力，各國之間分歧較大，改革步履維艱，一些發達經濟體另起爐灶，建立排他性區域貿易體系，并意圖重構全球貿易規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遭遇更嚴峻的貿易壁壘，主要經濟體圍繞國際經貿規則權的爭奪將愈演愈烈。一個新的變化趨勢是各國努力使本國的供應鏈區域化，如構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印太經濟框架等區域性貿易體系，這些均可以看作是疫情沖擊下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折衷，能避免供應鏈過長的風險。

資產價格泡沫破裂風險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經濟危機，美國等西方國家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都實施了大規模的寬松貨幣政策。2020年，美聯儲推出了高達3萬億美元的一系列救助舉措，2021年美國政府又公布了3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2020年6月4日，德國公布了總額1300億歐元的經濟刺激計劃。2020年7月21日，總額7500億歐元的歐盟復蘇基金新計劃案達成協議。全球寬松貨幣潮對資產價格產生了強烈的刺激作用，并導致一些經濟體的房價、股票、投資基金以及其他資產的價格與實際經濟不斷脫鉤，存在泡沫破裂風險。

2022年1月底至6月底，美國房價暴漲。就全球主要城市中心房價漲幅情況來看，在漲幅前10城市中，美國占據8個城市。其中，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房價漲幅達到110.76%，華盛頓特區、得克薩斯州奧斯汀、佛羅里達州薩拉索塔、堪薩斯州威奇托、北卡羅來納州羅利、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華盛頓州溫哥華房價漲幅分別達到61.75%、56.59%、54.75%、53.76%、53.13%、44.35%和43.16%。在歐洲，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成為歐洲房價漲幅最高的國家，漲幅達到60.36%，羅馬尼亞克盧日納波卡、瑞士蘇黎世、德國法蘭克福房價漲幅也達到26%、24%和20%。在亞洲，卡塔爾多哈、印度齋浦爾成為房價漲幅最高的城市，2022年上半年漲幅達到46.10%和32.13%，印度的艾哈邁達巴德、越南胡志明和河內，房價漲幅均超過20%。在南美洲，巴西圣保羅是房價漲幅最高的國家，2022年上半年漲幅達到30.7%，位居全球第18位。[1]

股票市場也存在價格暴漲現象，部分股票的上漲幅度與實際經濟脫鉤。就Wind全球股票市場數據來看，從今年年初至7月13日，全球材料類股票上漲超過50%的有117只，其中上漲幅度最高達到349倍；全球能源類股票上漲超過50%的有143只，其中上漲幅度最高達到23倍；全球信息技術類股票上漲超過50%的有96只，其中上漲幅度最高達到1178倍；全球工業類股票上漲超過50%的有152只，其中上漲幅度最高達到394倍。半年左右如此多的股票超過50%的上漲率，說明股票價格上漲幅度遠遠超過實際經濟表現，股價存在泡沫。

全球經濟新興風險對我國的影響

經濟領域的新興風險，如債務危機、不斷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通脹加劇、供應鏈風險、資產價格泡沫破裂等，對我國既存在直接的影響，也存在間接的影響，在具體的影響上，不同的新興風險既可能單獨作用，也可能共同作用。

首先，就債務危機來看，主要發生在一些中低收入國家，這些國家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加上長期經濟管理不善，導致難以償還到期的債務，進而引致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如最近的斯里蘭卡。這些中低收入國家的債務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已經發生危機或者難以償還外債的潛在危機國可能會要求我國減免部分債務和（或者）對債務進行展期，考慮到這些債務部分來自國家、部分來自企業，從而可能造成國家或者企業的直接損失。二是自2013年以來，中國金融機構已為“一帶一路”建設相關項目提供了約4610億美元的貸款，使之成為全球最大的發展項目。[2]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沖擊，使得債務風險成為“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風險，一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向中國提出減免部分債務的請求，美國等西方國家造謠中國“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債務危機會導致“一帶一路”的部分節點建設難以按照預期推進，從而影響“一帶一路”整體的建設進展。

其次，就不斷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來看，由于我國是大宗商品的大規模進口國，且彈性較低，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必然導致我國的進口支付提高，企業投入品成本上升，傳導至企業中間投入品和社會最終消費品，從而影響我國生產者價格指數和消費者價格指數。

第三，就通脹加劇來看，我國目前的消費者價格指數還處于合理的區間，在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要求下，還存在一定的寬松貨幣政策空間。但世界性的通脹加劇可能從兩個方面影響我國，一是經由進口渠道的物價傳導性影響，從而會對我國的物價產生上升的壓力，二是我國當前存在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壓力，西方發達國家通脹加劇導致的貨幣政策轉型可能導致我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利率差增大，進而通過匯率渠道對我國的寬松貨幣政策產生壓力，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順利實施，進而影響我國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宏觀調控目標。

第四，就供應鏈風險來看，目前，我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是世界貿易大國，也是全球進口大國，一些行業進口的國別集中度較高，如果這些少數國家疫情反復震蕩，就會對我國的供應鏈產生重要影響。美國、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英國是我國汽車及其零部件、機械設備及其零部件、發動機、醫藥、醫療器械、化工產業、航空航天及其零件產品的重要進口國，例如，2018年，中國從美國、法國進口的航空航天及其零件產品占全部進口的83%，中國從美國、德國、意大利進口汽車及其零部件占我國總進口的40%左右，中國從美國、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進口的發動機占總進口的75%。此外，我國的大豆主要進口來源地是巴西和美國，兩國供應占中國總進口的94%；鐵礦石主要進口來源地是澳大利亞和巴西，兩國供應占中國總進口的88.6%；煤炭主要進口來源地是澳大利亞，約占中國總進口的54%。[3]

最后，就資產價格泡沫破裂風險來看，其影響取決于資產價格泡沫破裂的國家及其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地位。如果是美國這類在全球金融市場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家的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則可能產生較廣泛的國內和國際影響，造成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和世界經濟衰退。考慮到當前世界主要國家房價高漲，尤其是美國房價上漲程度位居世界之首，再加上全球性的通脹加劇，全球貨幣政策趨緊是大概率事件。為應對通脹，美聯儲在2022年3月、5月和6月分別加息25個、50個、75個基點，加息節奏密集。在美國貨幣政策轉向并激進加息的帶動下，歐盟等國家預計也會跟進加息，從而加大了刺破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當前，我國物價溫和可控，預計貨幣政策仍保持穩健，在總量適度增長的情況下，積極利用結構性工具，精準直達。但是，如果西方大國資產價格泡沫破裂，會對我國金融市場產生沖擊，并拖累中國經濟進一步復蘇。

對全球經濟領域新興風險的應對之策

在分析我國的對策之前，首先應該了解國內外的發展環境和條件。就國際發展環境和條件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擴散疊加大國競爭加劇，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傳統安全風險和新興風險交織，世界不確定性、不穩定性顯著上升。但是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合作共贏已成為全球普遍共識。以5G、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技術為代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新一輪產業的融合式發展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新動力。就國內發展環境和條件來看，我國政治制度優勢明顯、社會穩定，長期向好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堅固，外資和基礎工業保持增長、物價溫和可控，以5G、大數據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顯示較強韌性。特別是，內需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凸顯，2022年第1季度，最終消費拉動經濟同比增長3.33個百分點，對GDP同比貢獻率達到69.4%。我國內部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條件，為我國從容應對日益復雜的全球環境以及新興風險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和保障。

就債務危機來看，我國應重點關注“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的主權債務問題，這些國家如果爆發債務危機將會造成“一帶一路”建設的延誤以及我國投入資金的損失。對沿線國家的主權債務減免請求，我國可以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相關債權國家一起區分債務國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對策，決定減免幅度和比例分配。但對于我國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人民幣海外基金提供的基礎設施項目貸款，這些貸款資金有基本的收益性要求，不能同意減免，但可以允許暫停支付貸款利息、重新安排貸款期限或者進行債務重組。此外，還應在制度層面應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債務可持續問題，推動《“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和《“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多邊化，致力于“一帶一路”債務的可持續性。

針對不斷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以及通脹加劇風險，我國應盡量避免經由貿易渠道引致的輸入型通脹，同時避免美國、歐盟貨幣政策轉型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影響，保持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自主性。在貿易渠道，在大宗商品價格高企的情況下，我國企業應盡量避免簽署新的長期性協議，并努力拓展新的市場來源，通過來源的多樣化來避免出口方價格壟斷。此外，在國內，一是強化國內市場大宗商品的市場化價格調節機制，通過套利、套期保值等市場機制促進要素資源、各大宗商品價格的相關聯系和相互制約，形成供求關系和競爭狀態的相對穩定；二是進一步加強大宗商品國家儲備制度建設，強化國家儲備對市場供需的適時調節，平抑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針對美國、歐盟貨幣政策轉型，我國可以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通過放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來避免美歐貨幣政策對國內貨幣政策的傳導性影響，保持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以實現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宏觀政策目標。

針對供應鏈風險，考慮到我國一些行業的進口來源地比較集中，少數幾個國家的進口就占我國總進口的絕大部分比例，如果這少數幾個國家新冠肺炎疫情大規模反復震蕩，這些行業的供應鏈將會面臨較大風險。考慮到同一區域國家新冠肺炎疫情同頻共振的概率較高，因此，縮短供應鏈長度，實現供應鏈的區域化有助于降低供應鏈風險。當前，美國在全球布局三大區域性產業鏈中心，包括《美墨加三國協定》、美歐貿易技術委員會（TTC）和“印太經濟框架”[4]，確保供應鏈安全，并共同制定技術標準和國際規則，對我國的供應鏈安全構成挑戰。對此，我國應在科技自立自強的基礎上，推進戰略新興產業加速發展，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擴大開放，以市場規模優勢吸引和深化RCEP等區域性和國際產業合作，突破美國產業鏈和盟友圈的雙重封鎖，確保供應鏈安全。

最后，針對資產價格泡沫破裂風險，目前我國主要擔心的應該是國外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引起的市場震蕩對我國的沖擊性影響，以及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導致的經濟危機的外溢性影響。考慮到發達經濟體資產價格泡沫破裂的全球性外溢影響，我國應緊密跟蹤研究發達經濟體資產價格運動趨勢、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變化，預測可能的泡沫破裂風險，分析其對我國的影響，并做好宏觀經濟政策應對預案。

【本文作者為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院教授；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重大創新項目“美國對華戰略轉型下的中美經貿關系與中美關系研究”（項目編號：3162019ZYKA0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數據寶（NUMBEO）：全球主要城市房價漲幅榜，www.numbeo.com，2022年7月2日更新。

[2]China faces wave of calls for debt relief on “belt and Road” projects,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5a3192be-27c6-4fe7-87e7-78d4158bd39b.

[3]徐奇淵、張子旭：《疫情切斷中國進口供應鏈，哪些行業風險最大？》，瞭望智庫，https://mp.weixin.qq.com/s/jijh47S8enoPo-tRZqx47Q，2020年3月27日更新。

[4]衛思諭：《“印太經濟框架”：美國思維的變與不變》，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mgmt.cssn.cn/glx/glx_bwsf/202207/t20220719_5418466.shtml，2022年7月19日更新。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

Emerging Risks in Global Economy and China's Coping Strategies

Hu Zaiyong

Abstract: Influenced by COVID-19 and the Ukraine crisis, the debt crisis,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rising inflation, supply chain risks, and bursting asset price bubbles are the emerging risks faced by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s, which also hav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n China. Regarding coping strategies, China should: 1) focus on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of the low-incom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promote their debt sustainability on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2) further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and relax the fluctuation range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to offset the impact of the U.S. and European monetary policy shift on China; 3) build a large and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attract and deepe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th the advantage of its market scale to break the double blockade of the U.S. industrial chain and its allies and ensure supply chain security.

Keywords: emerging risks; debt crisis; supply chain security; rising inflation; global economy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