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一種傳播機制的出現，都在信息傳播容量和傳播速度上實現數量級的提升，對舊有傳播格局形成顛覆性沖擊。基于人工智能、心理學和控制論等基礎學科之上的算法認知戰，其底層邏輯依然是社會信息傳播機制和范式的變革。本文系統梳理與總結算法認知戰的表現、效果和特點，從全球社會信息傳播變革的視角展開分析研究，總結運作機制，研判未來趨勢。

【關鍵詞】算法認知戰 智能傳播 社交媒體 傳播范式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烏克蘭危機給國際秩序帶來了沖擊，顛覆了人們對軍事行動、國際傳播與國際關系的一些固有認知，值得我們深度關注和研究。對于這場危機，有人將其稱為“混合戰”“TikTok戰爭”“WarTok”“全體系戰”“第一場網絡世界大戰”等，國內有學者稱之為“認知域作戰”“算法認知戰”等。烏克蘭危機為算法認知戰與大規模戰爭的結合提供了試驗場，見證了大眾媒體主導的圖文信息戰向社交媒體主導的算法認知戰的迭代。

算法認知戰的基本特點和運作機制

算法認知戰是算法戰和認知戰的結合。認知戰被認為是深入人類大腦的作戰，以改變人的認知為目標。但這并非新鮮事，它幾乎和人類戰爭的歷史一樣古老。近代以來，認知戰與心理戰、信息戰、輿論戰、網絡戰等成為軍事領域的熱點，它們處于相輔相成、相互重合、相互聯動、相互迭代的關系之中。同時，其各有側重，各具特點。例如信息戰、網絡戰和認知戰，博弈的核心焦點是信息能力優勢、網絡能力優勢和輿論話語優勢。而烏克蘭危機的內在特征和底層邏輯比拼的核心是新的數字技術條件下的智能優勢。

通過對思維認知的影響和干預實現戰略目的的認知戰由來已久，但是，只有當以全球性網民數據為基礎，結合大規模AI技術的使用，以及實施全球性、人以群分地完成定向精準釋能，認知戰的威力才被極大地釋放出來。算法認知戰最關鍵的環節就是針對用戶的精準畫像推送內容，以強大的情報能力為支撐，結合主流媒體的配合與引導，并且在瞬息萬變的沖突與戰爭期間，通過反饋、互動、迭代和升級，形成全球性、持續性、高強度的思維認知壓迫，完成不同意見和觀點的壓制，匯聚國家的民意聲勢，推動各國付諸各種支持的政策和行為，尤其是完成制裁和軍事支援等直接影響和主導沖突和戰爭走勢的決策和行動。相較于傳統作戰方式，算法認知戰具有全球性的政治化敘事、混合式進攻、科技賦能的認知模糊化，以及國際傳播的戰略威懾與引導（或誤導）等表現方式。

通過制造各種虛假標志事件以及來自社交媒體的政策性手段，為算法認知戰提供了壓制與反壓制效果。英國路透社2022年3月10日報道，更名為元宇宙(Meta)的臉書(Facebook)公司調整了其仇恨言論限制政策，允許俄周邊國家的臉書（Facebook）和照片墻（Instagram）用戶發布針對俄羅斯領導人、平民和士兵的暴力言論。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稱，30名在短視頻平臺TikTok活躍的“頭部網紅”通過視頻會議接收來自白宮的“最高指示”，“正確”介紹俄烏局勢和美國、北約的對俄政策。

與傳統認知戰和其他戰爭方式相比，算法認知戰具有以下鮮明特點：

全球性：基于全球一體化的網絡空間，全球性的動員和影響正在發生，再也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永久性變化和全面沖突是當代安全環境的結構性特征，未來戰爭不再是局部戰爭。充分利用網絡空間超越國界的全球性特點，給傳統軍事行動的時空概念帶來顛覆性影響。數字時代新的軍事行動的界定和規則很可能進一步改變。

高效率、高強度和高密度的傳播能力：盡管贏得“人心”的斗爭由來已久，但是，隨著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等平臺的大規模普及，以指數級增加的傳播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塑造著大眾觀念，引發強烈的情緒反應，對全球受眾態度產生影響，推進著敘事的展開。人工智能系統大規模監視、分析軍事數據，表明復雜的開源情報在軍事沖突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紐約時報》2022年1月16日報道，美國五角大樓正在通過人工智能系統研究俄軍5種不同的戰役選擇和發展方向。

分層次、精準化和組合化的傳播機制和策略：全球民眾是高度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群體，有效的算法認知戰必須能夠分層次、精準化、針對性地實施。準確識別偽造信息是了解敵方行動意圖的重要手段。烏克蘭國防部使用面部識別技術，通過人工智能來識別死者或特工。各類信息組合使用，通過開源信息獲取情報提升了打擊能力的高效性與精準化。

隱蔽性和間接性：算法認知戰正在打破傳統戰爭的規則和邊界，處于灰區和模糊地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美方首次公開承認涉入頓巴斯地區的沖突。一名不愿公開姓名的美國高級官員透露，美方提供的部分情報“近乎實時”。白宮承認，美方向烏方提供“大量具體和及時”情報，涉及俄方計劃和動向。同時，美軍通過AI作戰指揮系統開辟數字戰場，牢牢掌握制數權。

以視頻為主導的多形式混合：算法認知戰善于發揮當今互聯網的基礎設施優勢，充分利用短視頻、直播、在線視頻演進和深度偽造等手段，以更加直觀、有沖擊力的傳播方式，直接訴諸情感。視頻平臺的推薦算法憑借熱度權重等參數，擴大了錯誤信息和謠言的傳播面。

算法認知戰以隱性、高效、大規模、分層次、精準化，且高頻度、大密度、持續性、多形式的特點，形成高強度思維認知壓迫。當然，其背后的底層邏輯依然是社會信息傳播機制的變革。要深刻理解和認識算法認知戰，不能僅停留在技術與應用層面，而要深入社會信息傳播機制，從信息傳播的底層邏輯和內在規律入手，了解發生、發展和運行的機理。

基于人工智能、心理學和控制論等基礎學科之上的算法認知戰背后，依然有著基于實實在在的硬件和技術運行機制支撐，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層面：

基礎層：算力、算法和數據。這是算法認知戰的基礎能力，也是最硬的技術實力。強大的算力資源、先進的算法能力以及大規模的數據資源，構成了贏得算法認知戰優勢的前提條件。所以，神秘的算法認知戰背后，依然需要在基礎設施層面狠下功夫，盡可能奠定更多的領先優勢。

內容層：內容是算法認知戰發揮作用的關鍵。內容制造與生產，包括自上而下、有組織、有策略地制造內容的能力，以及策動自下而上、借助自組織力量的社會動員能力。基于對用戶的深刻洞察，通過視頻化、情感化等策略，注重傳播技能和敘事方法，利用先進的技術工具和算法等強化內容生產。

平臺層：全球性傳播平臺是算法認知戰全面開展的基礎。無論是內容分析還是用戶分析，沒有平臺掌控的大數據的強有力配合，就是無米之炊。基于平臺的掌控和配合，封禁和消解不利信息，強化有利信息，實現此消彼長，形成不對稱的傳播優勢，是算法認知戰取勝的關鍵。

支撐層：算法認知戰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基于一系列支撐力量才能靈活調整，層層推進，確保最終目標的實現。比如，傳統媒體通過第一時間的深度報道，在議程設置、占據價值觀制高點、塑造輿論等層面可以起到關鍵的催化作用。

社會層：大眾用戶既是算法認知戰的目標，也是算法認知戰的重要環節和有機組成部分。

算法認知戰的底層邏輯是社會信息傳播機制和范式變革

在2000年之前，傳統大眾媒體和Web 1.0的網絡傳播是人類社會信息傳播的主導模式，我們稱為傳播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大眾傳播范式（也稱為大教堂模式）。這一階段的輿論戰，國家力量和大型傳統媒體強有力地主導著信息傳播。而2000年之后，隨著Web 2.0和移動互聯網的崛起，人類信息傳播范式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大眾網民驅動的、基于社交媒體的社交傳播，使得自下而上、開放性分布式的信息傳播逐漸崛起，開始形成與大眾傳播范式不同的新的數字傳播范式（也稱為大集市模式）。2020年前后，隨著智能技術的廣泛使用，以大規模實時動態的大數據驅動的智能傳播崛起，信息傳播的數字傳播范式進一步上升為整個社會的主導性傳播范式。

每一種傳播機制的出現，都在信息傳播容量和傳播速度上實現數量級的提升，對舊有格局形成顛覆性沖擊。因此，在傳播機制的選擇上，“喜新厭舊”是順應變革趨勢的關鍵。多種機制的混合交錯為實施算法認知戰創造了更好的環境，實時、海量的信息洪流中，系統策劃的內容摻雜其中使人們難以覺察。而且，通過算法認知戰策動用戶自發后續迭代傳播效果更佳。顯然，在復雜的傳播格局中，“四兩撥千斤”地影響主流大眾是算法認知戰的關鍵所在。當然，如果沒有廣泛的AI技術的使用也是不可實現的。

烏克蘭危機將算法認知戰推向了新的高度。通過AI算法形成認知優勢，進而將認知優勢轉化為決策優勢，從而贏得先機、贏得主動、贏得勝勢。除了智能傳播層面的廣泛使用，還有深度偽造、假新聞、人臉識別、人工智能技術的參與。然而，智能傳播才處于相對初級的階段，社交媒體在全球大多數國家仍然占據著主導性地位。智能傳播應用顯著地結合了基于用戶關系的社交媒體功能與屬性，同時也面臨著算法威脅。因此，一些社交媒體正在增加算法驅動的智能傳播特性，當下算法認知戰的核心是社交媒體的智能化和智能媒體的社交化。同時，由于四大傳播機制處于疊加與融合狀態，因此，原本處于國際傳播強勢地位的傳統大眾傳播和網絡傳播，依然在算法認知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形成優勢互補、各有側重的聯動效應。這是算法認知戰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關鍵所在。

算法認知戰雖然作戰于無形之中，是看不見硝煙的戰場，但是，它完全是基于現代數字技術的硬實力優勢。具備形成壓制對手思維認知的智能優勢是取得算法認知戰勝利的關鍵。算法認知戰的基礎設施，由強大的算力、高超的算法與海量的數據組成。作為算法認知戰基礎的全球網民和全球性網絡平臺，使得全球性的即時傳播體系得以成為現實。加之人工智能的大規模使用，以算法為特征的數據驅動的全球性智能傳播逐漸成型。

隨著智能技術的不斷普及，未來的趨勢已經清晰可見：智能傳播將進一步成為全球信息傳播的主導性機制，未來信息傳播速度更快、范圍更廣、針對性更強、威力也將更大，算法認知戰的戰略性地位將進一步提升。各國將進一步加大技術研發投入與相關能力建設，包括基礎設施層面的深層次技術優勢，全球性大數據掌控程度（全民、全域、全息的數據資源），體系化協同能力（不同層面協同、公私協同、盟友協同等），AI技術的應用能力（數據分析和應用能力），全球性動員能力，尤其是對算法認知戰體系性、持續性和戰略性的推進能力等方面的提升。

而且，算法認知戰的能力不僅僅體現在軍事沖突的戰時階段，更體現在常態化下的實施和施展。2022年4月4日，美國國務院成立網絡空間和數字政策局（CDP），加速美國外交數字化轉型進程。CDP將新興技術納入政策決策，以數字技術全面賦能美國外交。作為拜登政府的一項關鍵任務，CDP重點關注國家網絡安全、信息經濟發展和數字技術三大領域。2022年3月28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美國競爭法案》，該法案旨在強化美國在半導體和關鍵技術產品等方面的本土生產能力，并推動制造業從海外回歸。這一系列舉措與算法認知戰的進程是一脈相承的。

應對智能信息傳播變革：系統性的對策研究和戰略部署

隨著人類社會信息傳播方式和機制的持續變革，算法認知戰作為數字時代戰爭新形態的重要組成、數字技術條件下跨越國家邊界的大國博弈新方式，重要性將與日俱增。因此，算法認知戰對現代戰爭和大國博弈帶來的顛覆性變革，我們應予以高度重視，展開系統性的對策研究和戰略部署。

第一，正視技術驅動傳播與社會變革的本質，真正完成思想觀念的創新突破。真正正視數字技術的本質，正視數字技術已經帶來戰爭形式和大國博弈范式變革的客觀現實。正視技術驅動傳播與社會變革的本質，承認已經發生的、不可逆的格局變化。尤其是認清全球傳播格局的變局，不能再停留在舊有的認知框架之中，而必須以新的思維思考對策、制定戰略。

第二，必須具備新的基礎設施建設思維。在國際傳播角度，從大眾傳播的基礎設施，到網絡傳播的基礎設施，到社交傳播的基礎設施，再到智能傳播的基礎設施，基礎設施的升級與迭代，是理解算法認知戰的一把鑰匙。算法認知戰的新型傳播能力的競爭與博弈，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新型基礎設施的競爭。因此要不斷加強智能時代的傳播基礎設施建設，并形成建設規劃和系列關鍵項目以及人才隊伍。

第三，必須站在全球視野，洞察整個傳播格局的基本態勢和發展趨勢。比如，以網民為例，全球網民既是算法認知戰的目標，也是最具能動性的主體參與者。如何釋放中國網民的巨大潛能和國際傳播能力，值得認真研究和部署。中國互聯網“走出去”的全球化力度應該極大加強，作為國家重大戰略突破方向，與“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國際關系基本盤緊密結合，將各種有利條件與趨勢充分利用起來。

第四，加快中國主導的全球性平臺的發展速度，引導和促進互聯網企業加大全球化投入。現實的路徑就是通過發展強化技術創新，逐漸打破西方傳播的壟斷地位。由于中國幾大社交媒體平臺用戶基本以國內為主，缺乏全球性的用戶基礎，因此在國際傳播層面西方依然占據優勢。而在新興智能傳播方面，目前西方并沒有處于領先優勢，中國甚至暫時有著一定的先發優勢。我們在智能傳播方面下功夫，并不等于社交傳播、網絡傳播和大眾傳播就不重要，而是需要多管齊下、相互帶動、互相促進。但是，一定要明白優先順序，明確主次關系。

第五，強大的市場化和社會化能力是智能傳播格局中大國博弈真正的能力之源。我們必須認識到，算法認知戰對抗能力的提升，不能只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而更多的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大眾網民。算法認知戰浮出水面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基礎能力還是要通過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方式提升。將企業視為硬實力、軟實力和外交等層面的戰略組成部分，大力推動中國互聯網和高科技產業的全球化進程。

第六，底層技術和制度能力的持續創新是長遠勝出的關鍵。我們需要確立系列重大攻關項目，著重加大智能技術的研發和發展。制度建設是做好常態工作和有效防御的關鍵，智能傳播的治理機制，尤其是針對算法認知戰，需要針對性立法。目前，中國以算法治理、數據治理等為核心的數據治理制度體系尚未完全形成。而這些制度政策不僅要考量目前國內發展態勢，同時要全面考慮未來全球視野下算法認知戰的需要。

第七，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和大規模使用，如果缺乏基本的規則和約束機制，那么，技術濫用造成的威脅將極大增強甚至失控。當今世界正處于全球性的AI倫理和規范初創時期，我們應該盡早確立全球性規范，明晰包括算法認知戰在內的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邊界。2021年12月13日，中國向聯合國《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第六次審議大會提交了《中國關于規范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的立場文件》，呼吁各國通過對話與合作，就如何規范人工智能軍事應用尋求共識，構建普遍參與的有效國際治理機制，避免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給人類帶來重大損害。

（作者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

【注：本文系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批準號：21VGQ006）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史安斌：《“圖文信息戰”正向“算法認知戰”迭代》，《環球時報》，2022年3月8日。

②方興東、嚴峰、鐘祥銘：《大眾傳播的終結與數字傳播的崛起——從大教堂到大集市的傳播范式轉變歷程考察》，《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年第7期。

責編/趙橙涔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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