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代理人戰爭”的發生與核武器的毀滅性后果密切相關，是“贊助者”特別是核大國希望或者能夠在不訴諸于直接軍事沖突的情況下通過其“代理人”保護或實現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代理人戰爭”頻發的原因在于其較高的“性價比”。作為一種政策工具，“贊助者”主要是通過向“代理人”提供人力、軍事裝備、財政援助和其他非軍事手段等來維護和實現自身國家利益。此次烏克蘭危機就是一場“代理人戰爭”。

【關鍵詞】“贊助者” 烏克蘭危機 “代理人戰爭”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代理人戰爭”是指“第三方為了自身利益而間接參與策動另外兩個行為體之間的沖突并為沖突一方提供軍事、組織、資源、政治和其他支持”①，或者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卡爾·多伊奇所言，“‘代理人戰爭’指兩個國家之間發生的沖突，這兩個國家試圖利用第三國資源及其境內發生的軍事行動以實現自身利益，發動這種戰爭的幌子是解決第三國的內部沖突”。②“代理人戰爭”的本質是大國維持或謀求霸權的戰略工具。“代理人戰爭”作為一種特殊的沖突形式，有其自身的動因邏輯及特定的運作方式，持續多年的烏克蘭內部沖突以及目前烏克蘭危機就屬于“代理人戰爭”。

“代理人戰爭”的參與者、動因邏輯及風險

“代理人戰爭”的關系類型。“代理人戰爭”中“贊助者”與“代理人”之間的關系模式一般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贊助國”與另一個國家的代理關系，這種代理關系的特點是“贊助國”一般是具有資源和意識形態方面優勢的超級大國，比如冷戰時期蘇聯與古巴之間的代理關系。第二類是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如恐怖組織、叛亂團體、私營軍事公司）之間的代理關系，這種代理關系不僅適用于超級大國，也適用于其他國家，比如伊朗就曾經成功推行代理戰略，支持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下屬的巴德爾武裝組織來反對薩達姆政權。第三類關系是“贊助者”與“代理人”之間的逆向互動關系模式，即“代理人”在達到一定的實力之后，往往在不與“贊助者”協調的情況下就擅自采取行動，黎巴嫩什葉派政黨真主黨就有類似情況，該組織起源于黎巴嫩，后來被敘利亞和伊朗用作“代理人”，通過充當“代理人”，真主黨在中東地區的舞臺上站穩了腳跟，并與“贊助者”的關系從“代理人”變成了自主行動者。第四類是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代理關系，這在當今世界也不罕見，比如長期接受基地組織資助的恐怖組織“拉什卡—塔伊巴”就是例子。

“代理人戰爭”的動因邏輯。一方面，在當代，“代理人戰爭”頻發首先與核武器的出現直接相關。核武器的出現完全顛覆了傳統戰爭的樣式，核武器給沖突各方帶來的毀滅性后果使得核大國之間的直接沖突變得幾乎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大國之間的矛盾卻絲毫未減，于是世界大國“保護其國家利益和實現意識形態優勢的替代戰略——大國策動或主導的風險較小的‘代理人戰爭’便出現了”③，并在實際上成為最常見的沖突形式。在冷戰期間，美國或蘇聯支持某個地方勢力或集團，以在全球棋盤上獲得更有利的地位，這一時期，“代理人戰爭”是一種標準的沖突形式，無論是在安哥拉、尼加拉瓜還是在阿富汗，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冷戰結束后，“代理人戰爭”也是有增無減：敘利亞戰爭、利比亞內戰及至目前的烏克蘭危機，等等。

“代理人戰爭”發生的基本動因，是地緣政治對手或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為體（“贊助者”），希望或者能夠在不訴諸于國家間直接軍事沖突的情況下，通過其“代理人”保護或實現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代理人”則需要從“贊助者”那里得到源源不斷的軍事、技術及政治支持以提高戰爭勝算，至少是確保陣地不失。比如，俄羅斯防空武器可以抵消一部分烏克蘭政府軍對烏克蘭東部反政府武裝的優勢；也門胡塞武裝能夠憑借伊朗彈道導彈攻擊和威脅沙特首都利雅得；美國在敘利亞通過高強度的密集空襲幫助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趕出了敘利亞東部的大部分地區，這是該組織獨自根本無法完成的任務。地緣政治對手通過“代理人”在第三國領土上相互廝殺，一般會具有多重目的：不僅要從軍事上削弱地緣政治敵人的軍事實力，而且要從經濟上消耗其國力，同時還謀求給其制造內部問題乃至動搖其執政根基和破壞其國際聲譽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代理人戰爭”之所以“長盛不衰”，其主要原因還在于：

首先，“代理人戰爭”相對廉價，成本較低，而同時效率卻很高。“‘代理人戰爭’似乎是一種廉價的、實際上幾乎沒有代價的發動戰爭的方式。”④代理使得以最小代價進行干預成為可能，美國第34任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曾在一次演講中盛贊“代理人戰爭”是“實現國家目標最為廉價的方式”和“最便宜的保險”，意指這種方式相較于直接的軍事干預來說，既能減少財政支出，又能管控政治風險。作為一種能夠以較低投入獲取較高收益的戰爭謀略，“代理人戰爭”已經成為大國戰略博弈和介入地區事務的一個首選工具。

其次，軍費及人員損失都小。由于系統性的金融及經濟危機總是周期性地給世界經濟帶來重創，由此使得一些國家不得不限制軍費開支，并因而弱化其直接參與規模戰爭的動能。國家間直接軍事對抗，或者直接軍事介入其他國家間或國內沖突的代價高昂，因而采取“代理人戰爭”策略自然就成為一個明智選擇。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法學家菲利普·博比特指出：“在未來，地方武裝力量將越來越多地成為全球和地區大國策動武裝沖突的“代理人”，這種方法將成為這些國家動用正規軍隊、支付大額軍費開支的高效替代方案。對于美國來說，發動‘代理人戰爭’不僅可以節省資金，而且可以避免犧牲美軍士兵，包括陸軍服役人員。”⑤

最后，輿論因素。當前公眾輿論對卷入大規模沖突所帶來的人員傷亡和巨額支出的敏感度逐年增加，特別是西方國家普通民眾越來越不愿承受戰爭所帶來的任何苦難和損失。美國喬治城大學研究發現，自越南戰爭以來，美國民眾對軍事行動中可接受損失的“痛苦閾值”下降了6倍多，與此相應，“代理人戰爭”越來越被人們接受。此外，“代理人戰爭”不太可能引發外國干預經常伴隨的民族主義的強烈反應，同時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蓋參與“代理人戰爭”的真實意圖，避免被指控非法干涉他國內政并招致國際社會的制裁和報復。換言之，“代理人”沖突戰略既可以讓“贊助者”在外國領土上實現自己的目標，同時又能夠避免損害自身的國際形象和聲譽，而所有的后果及責任都可以落在“代理人”的肩上。當然，對于某些國家來說，其他特定因素比如意識形態因素以及國內政治因素也是制造“代理人戰爭”的動因。比如，不少阿拉伯國家政府之所以經常支持亞西爾·阿拉法特或其他巴勒斯坦領導人，目的是要提升自己在民眾中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信譽。

“代理人戰爭”無論對于“贊助者”還是“代理人”都存在一些風險。對于“贊助者”而言，盡管存在權力不對稱，但“代理人”幾乎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邏輯行事，甚至有時候會像“脫韁的野馬”一意孤行，從而違背“贊助者”的初衷。比如在“9·11”事件之后，美國要求主要由少數民族組成的阿富汗盟友反塔利班的北方聯盟不要占領喀布爾，但北方聯盟還是占領了喀布爾。而對于“代理人”來說，他們充其量可以指望在一定時期內獲得“贊助者”的資源和援助，但他們一般絕不能指望這種援助會持續很長的時間；此外，“代理人”即使在實現“自主”之后，也很可能無法擺脫對此前“贊助者”的依賴，比如冷戰期間的“代理人戰爭”就使得許多新生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對作為“贊助者”的美國產生了惡性依賴，以至于目前他們仍然不得不在軍事、政治和經濟領域依賴美國。

作為政策工具的“代理人戰爭”的運作方式

從來源上看，“代理人戰爭”多從內戰演化外溢而來。代理行動伴隨著國內的分離主義運動，外部行為者以“控制混亂”為借口介入目標國家的內部矛盾而促使其升級為內戰。在冷戰時期發生的30場“代理人戰爭”中，由內戰演化而來的就有18場，占比高達60%。⑥從冷戰時期的老撾內戰、黎巴嫩內戰、希臘內戰和尼加拉瓜內戰，到冷戰結束后的波黑內戰與剛果(金)內戰，再到當前已經持續多年的烏克蘭內部沖突乃至烏克蘭危機，概莫如此。

就工具性而言，“代理人戰爭”實際上是大國維護和實現自身國家利益的一個政策工具。對各種“代理人戰爭”的分析表明，第三方介入“代理人戰爭”采取的手段十分廣泛，但一般情況下主要是向“代理人”提供人力、軍事裝備、財政援助和其他非軍事手段等。

提供人力援助。在提供人力資源方面，“贊助者”參與“代理人戰爭”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向“代理人”提供戰斗人員直接參加軍事行動，這些人員可以是“贊助者”的軍隊，可以是盟友的軍隊，同時也可以是私營軍事部門的雇傭軍；二是向“代理人”派遣軍事技術專家到作戰地區指導軍事行動。

物質援助。通過“代理人戰爭”實現目標的一個有效方法是向沖突方提供武器和彈藥，而不是直接參與沖突，正在進行的烏克蘭危機這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一再聲明不會派一兵一卒介入烏克蘭危機的同時，卻糾集盟友向烏克蘭提供了一輪又一輪武器與軍事援助，讓這場危機成為至今久拖不決的消耗戰。

財政支持。財政援助的形式主要有：直接無償捐款支持、為購買武器提供貸款以及為軍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等。專家估計，1955年至1980年間，蘇聯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包括古巴、越南和朝鮮）的財政援助總額接近510億美元；在1962年，美國五角大樓向越南、伊朗、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巴拿馬和菲律賓六個國家撥款1720萬美元用以軍事援助；而在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戰爭期間，美國向阿富汗“圣戰者”組織提供了超過3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⑦。

信息情報支持。在現代信息化戰爭背景下，依托現代化高精準武器系統與作戰平臺，輔以“無死角”衛星監測與雷達系統，全天候監控戰場形勢，及時準確把握敵方軍力部署及調遣，對于掌握戰爭主動權和最大效率實現克敵制勝幾乎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正因為如此，人們看到“代理人戰爭”中“贊助者”在給“代理人”提供武器及其他物質援助的同時，也越來越重視與“代理人”的信息情報共享，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中的做法就非常典型。

道義與精神支持。“贊助者”往往利用所掌握的輿論工具將“代理人”塑造成一個“受害者”的形象，同時極力夸大敵對方的“道德污點”，從心理及精神層面激勵“代理人”堅持戰斗。

此次烏克蘭危機就是一場“代理人戰爭”

眾所周知，獨立后的烏克蘭處于歐洲與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地理交叉點上，是歐亞棋盤上的一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地緣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它是冷戰后俄羅斯抵御北約東擴戰略擠壓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外交戰略選擇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整個歐亞大陸的力量對比。美國著名地緣戰略理論家布熱津斯基聲稱，失去烏克蘭的俄羅斯是不可能成為帝國的，“一個沒有烏克蘭的帝國最終只能是更‘亞洲化的離歐洲更遙遠的俄國’”。⑧如果烏克蘭能夠納入俄羅斯戰略軌道，那么俄羅斯就可以獲得大片的緩沖地帶并做到“進可攻，退可守”；而如果烏克蘭加入西方陣營，則它就會成為西方遏阻俄羅斯的前沿陣地。因此，對于俄羅斯來說，其首要利益就是把烏克蘭納入自己的戰略軌道，將其塑造成為抵御北約東擴的最后一道防線。換言之，能否拉住烏克蘭特別是避免其成為西方國家用來制衡俄羅斯的工具——這乃是一個攸關俄羅斯地緣政治生態的重大戰略問題。

在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爆發之前，獨立后的烏克蘭各屆政府基本上奉行的是東西方相對平衡的外交政策，既不“倒向”俄羅斯一邊，也不過度“西傾”。然而“橙色革命”后上臺的尤先科政府卻完全打破了這種平衡，而開啟了一個所謂“棄俄親歐”的激進西向戰略：經濟上追求融入歐盟，軍事上則以加入北約為戰略目標，國內則是大搞“去俄羅斯化”運動。在這種背景下，俄烏兩國迅速由原來的“自家兄弟”變成了事實上的“敵手”。雖然2010年春烏克蘭新一輪總統選舉后上臺的亞努科維奇一度大幅調整對俄政策，并使俄烏關系展現出轉圜趨勢，然而好景不長，以2013年11月烏克蘭宣布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為契機，烏克蘭隨之發生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政治抗議浪潮。在美歐勢力推波助瀾之下，烏克蘭國內形勢急劇失控，亞努科維奇遭烏克蘭最高拉達(議會)罷免總統職務而被迫逃往國外。其后上臺的波羅申科政府在烏克蘭民族主義勢力的裹挾之下，不僅重新“撿拾”起前總統尤先科“疏俄親西”戰略的“衣缽”，甚至在具體政策及行動方面比前者更激進，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為了遏阻烏克蘭的戰略西進而在2014年強力出手：俄羅斯與克里米亞簽署入俄協議，并支持烏克蘭東部地區與基輔當局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國內沖突。

冷戰結束后，雖然俄羅斯政治上從西方引進了所謂的“三權分立”制度，經濟上進行了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并且在指導思想層面放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在美西方眼里，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專制有余而民主稀缺”的國家，特別是在普京祭出一系列整肅國家權力體制的措施之后，更是進一步加重了美西方對俄羅斯的這種認知。另外，從軍事安全層面，“轉軌”后的俄羅斯在美西方眼里仍是一個威脅，而不是一個“建設性因素”。美西方認為，俄羅斯的帝國情結根深蒂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極其強烈，俄羅斯的宏大帝國抱負對西方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是一種威脅。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知和判斷，于是冷戰結束后美西方為了一勞永逸地消除所謂的“俄羅斯威脅”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驟：在“后蘇聯空間”策動“顏色革命”以從“內部邊疆”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持續進行北約東擴而從外部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同時輔以對俄羅斯“民主、人權”問題大肆抨擊而對其施加強大輿論壓力。當前，北約通過持續東擴其軍事前哨已經直逼俄羅斯西部邊界，面對俄羅斯方面有關北約提供安全保障并承諾不吸收烏克蘭為成員國的訴求，北約方面也是嚴詞拒絕，如此種種便是人們經常所說的烏克蘭危機的“歷史經緯”。

自2021年春季新一輪烏克蘭危機發生發酵以來，烏克蘭國內沖突進一步升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俄羅斯對于烏克蘭的爭奪愈演愈烈，雙方競相展示“肌肉”的軍演也是一浪高過一浪，而以2022年2月21日晚，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命令，承認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并于2月24日宣布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直接軍事介入烏克蘭內戰為標志，本來是以俄羅斯為“贊助者”的一場“代理人戰爭”——烏克蘭內戰，“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場美西方針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無論是從美西方對烏克蘭危機的立場及考量目標（所謂的“徹底打掉俄羅斯對外發動戰爭的能力”）來說，還是從美西方對烏克蘭全方位和力度空前的援助的角度講，此次烏克蘭危機就是一場“代理人戰爭”。在戰場上與俄羅斯發生沖突的雖然是烏克蘭軍隊，但實際上烏克蘭背后的指使者和主導者毫無疑問是美西方國家，作為冷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代理人戰爭”，“美國正在綜合運用涵蓋軍事、政治外交、經濟金融、心理及輿論等各種途徑力圖弱化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并對俄羅斯形成全方位的壓制，甚至為此不惜將世界置于核沖突的邊緣。”⑨

（作者為山東大學俄羅斯與中亞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中俄美三邊戰略關系中長期發展前景與中國的戰略應對”（項目編號：19RWZD13）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В.Ю.Микрюков,“Прокси-война”,http://nic-pnb.ru/analytics/proksi-vojna/.

②③⑤⑦A. Mumford,Proxy Warfare,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p.22, p.41, p.87,p.74.

④Daniel Byman,“Why States are Turning to Proxy War?”,https://nationalinterest.org/print/feature/why-states-are-turning-proxy-war-29677.

⑥陳翔：《冷戰時期代理人戰爭為何頻發》，《國際政治科學》，2017年第4期，第124-155頁。

⑧[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頁。

⑨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тош,“Украина в капкане прокси-войны”,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 «ЗВЕЗДА», 18 мая 2022г.

責編/謝帥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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