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的生物科技政策一直以維持其霸權地位為核心。隨著生物科技的迅速發展，美國把生物科技產業確立為兩大先鋒產業之一，追求在這一領域的霸權地位，在發展生物科技方面投入巨大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資源，試圖通過在生物科技產業領域的領先，取代傳統的市場規模優勢，成為自己新的霸權力量支柱。

【關鍵詞】美國 生物安全 霸權 生物科技 【中圖分類號】D815.5 【文獻標識碼】A

冷戰結束之際，美國選定生物科技產業和信息產業為兩大先鋒產業，不僅帶動了世界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更鞏固了美國自身的霸權地位。1999年，美國正式提出“以生物為基礎的經濟”概念，加快了美國在生物科技方面的研發和發展速度，并試圖通過在生物科技產業領域的領先，取代傳統的市場規模優勢，成為自己新的霸權力量支柱。

美國謀求生物霸權的思維和邏輯

在生物科技問題上，美國一直是以維持霸權地位為核心目標的，經歷了從冷戰時期剝奪“窮國的核武器”，向后冷戰時期占據生物科技霸權地位方向的轉型。與昂貴的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的研制成本比較低廉。在冷戰時期，生物武器曾被稱為“窮國的核武器”，既威脅世界安全與和平，也挑戰著美國的核優勢地位。為了剝奪“窮國的核武器”，美國推動達成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全稱為《禁止發展、生產、儲存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銷毀此種武器公約》，于1972年4月10日分別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簽署。

在冷戰結束前后，隨著國際局勢變化和生物科技的迅速發展，美國對這一問題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美國學者、政治家認為，既然英國可以在兩個世紀內稱霸，美國也有可能在稱雄20世紀以后，繼續在21世紀成為一個主導國家。但是，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美國并不比其他發達國家更發達。美國霸權地位的主要支柱，其實是其龐大的市場規模，是其世界上最大發達國家的身份。但是美國的規模優勢，逐漸面臨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挑戰。要想在未來延續霸權地位，美國需要在市場規模以外，尋找到新的霸權支柱，那就是先鋒產業中的霸權地位。為此，美國確立了在信息產業和生物科技產業兩大產業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目標。

與這一新的霸權戰略相配套，美國設計了一整套政治、經濟和科技政策。

一方面，美國改變了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態度，從大力支持到堅決反對核查機制的建設。2001年，美國明確反對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美國的公開借口是生物制劑具有戰爭與和平雙重性，生物毒素在自然界中廣泛分布，不可核查。但事實上，美國是擔心核查會損害美國國家安全，泄露美國企業的商業秘密，進而損害美國在生物科技領域的霸權地位。

另一方面，美國借冷戰結束的機會，收羅各國的生物科技人才，并把很多國家的生物研制資源納入到自己的體系之中。據美方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大會提交的數據，美國在全球有336個實驗室，遍布中亞、東歐、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從已曝光的文件看，上述一些國家的實驗室，發現了一些特別危險疾病的病原體，而美國國防部對這些實驗室擁有非常大的控制權。在很多合作關系中，美國還占據主導地位。這樣一來，美國既可以獲得各國的生物研制資源，又可以監控相關國家的生物科技活動；既可以從事一些與《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不一致的研制活動，又可以規避國際和國內法律風險。

近年來，有關美方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從事生物軍事活動的情況不斷被曝光，引發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持續關注和擔憂。作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締約國，美國一方面在其境內外開展大量不透明、不安全、不合法的生物軍事活動，另一方面獨家反對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在全球設立生物實驗室，極大加重了國際社會在此問題上的憂慮。

美國追求生物科技領域的霸權地位，全方位布局生物科技產業

生物科技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與此相同或相似的概念有生命科學、生物學與化學、醫學和藥學等，涉及到的產業也有醫藥產業、農業和信息產業等。在統計層面，很多國家經常把生物科技與健康科技或醫藥科技，視為相同或同類事物。從美國的狀況來看，生物科技在醫藥和農業中的滲透率最高，在信息和材料產業中的滲透率正在上升。美國在生物科技領域的全方位布局及其霸權思維，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美國收羅全球生物科技人才和資源，組成強大的生物科技基礎研究體系和龐大的應用研究設施和人員。一是強大的生物科技研究基礎。根據2020年QS大學排名，生命科學與醫學排名前200高校中，美國有61家入選。二是美國意圖把控生物研制資源，在國內外設立大量生物科技研究機構。早在2007年，美國就擁有1356所P3生物實驗室、15所P4生物實驗室。截至2021年，全世界共有59座P4級別的生物實驗室，其中美國有13—14家。三是瞄準生物科技專利，意圖在生物科技領域掌握絕對話語權。美國在生物科技專利數量、專利活躍度、專利資產指數和競爭影響力等方面的領先優勢仍然明顯。

美國蓄意打造生物科技企業和產品的市場壟斷地位。生物科技企業往往是以醫藥企業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美國擁有強大的醫藥企業，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中制藥企業有19家，其中美國企業占8家。疫情期間，美國生物醫藥企業迎來爆發式發展。美國的大型制藥公司因疫情賺得盆滿缽滿，不僅直接從市場上獲取巨額收益，還滲透進了美國政治的中心。在生物制劑方面，2018年，全球新上市的生物制劑中，有65%是美國公司研發的。2019年，全球市場排名前10名的生物醫藥公司中，美國占6家。這使得美國在原研藥中擁有非常大的優勢。2019年，全球藥物銷售額前100名中，美國有53個，銷售總額達到2174.32億美元。在生物制劑中，美國市場占世界市場的61.2%。這說明美國在生物醫藥產業的優勢，遠遠大于在傳統醫藥中的優勢。

美國企圖將生物科技領域的優勢擴展到農業、信息和軍事領域。僅僅是美國的孟山都公司（Monsanto），在玉米、大豆、棉花等多種重要作物的轉基因種子市場上就占據70%至100%的份額。生物科技與信息科技的結合，還使美國擁有精確打擊的軍事技能，并在實踐中得到了檢驗。這將影響未來的戰爭形態和國際政治格局。

美國在生物科技領域投入了大量經濟、政治、科技資源

與謀求生物霸權的思維和邏輯相配套，美國在生物科技領域投入了大量經濟、政治、科技資源：

野心勃勃的科研戰略布局。美國的科技政策不僅超前，還體現出穿越時代變遷、跨越黨派界線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歐亞國家的科學家到美國避難，迅速提高了美國的科技水平。1944年11月17日，戰爭正酣，羅斯福就戰后美國科技發展提出四大問題。1945年7月5日，布什團隊完成《科學——無盡的疆域》報告。羅斯福已經去世，但繼任的杜魯門接受并實施了這份報告，還推崇其為二戰后美國科技政策的“圣經”。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對生物科技的重視一以貫之。1992年，美國通過“生物技術國家戰略”，鼓勵發展生物科技，努力打消民眾對轉基因食品的顧慮。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21世紀生物技術：新前沿》中提出，未來美國要將發展生物科學的重點放在四個領域，即農業、環境、制造與加工以及海洋與水產。1993年上臺的克林頓延續并推動了對生物科技的重視程度，并把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確定為美國未來兩大高科技發展領域。1995年，美國發布《21世紀生物技術：新視野》報告，認為進入21世紀以后，生物科技將迎來“第二次浪潮”。

但是，在克林頓時期，美國迎來了信息革命，生物科技的發展并不如預期。盡管如此，美國聯邦政府對生物科技的扶持力度并沒有削弱。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后，生物科技產業迎來了春天。2006年，美國《科學》周刊評出2006年十大科技突破，其中生物科技就占了7個。2012年，奧巴馬政府發布了《國家生物經濟藍圖》，為美國實施生物經濟發展戰略繼續提供支持。特朗普與科技界的關系很差，但是對生物科技研發的撥款不降反升。2021年1月15日，在宣誓就任總統前夕，拜登任命生物醫學家蘭德出任新一屆總統科學顧問兼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并首次把這一職位提升為內閣級別。此舉提升了生物科技在美國科研體系中的地位。

作為其新的霸權力量來源，美國一向重視在生物產業方面的資金投入。克林頓上臺以后，美國削減軍費開支，增加生物和信息這兩大領域的科研投入。現在，美國聯邦政府在生物醫藥方面的研發投入，占聯邦研發總投入的25%左右，僅次于國防研發開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是聯邦生物醫藥研發資金的主要分配與使用者，1996年的經費為119億美元，2008年上升到296億美元，2017年上升到342億美元。特朗普批準的2021年預算中，NIH的經費上升至430億美元。拜登政府2022年度向NIH提供了461億美元的經費，同比增加7.3%。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農業部和商務部也有自己的生物學和醫學項目。

美國企業在生物科技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發投入。以2012年為例，在全球研發投入2000強企業中，制藥和生物科技企業有215家，其中美國有99家。2019年，全球研發強度最高的10家生物制藥公司中，有5家來自美國。美國生物醫藥產業的并購額達到1710.3億美元。這些投入為美國生物產業發展及其霸權目標的實現打下了良好的資金基礎。美國金融業為新興生物科技企業提供了強大的資金來源。從2011年到2020年，美國生物科技企業所籌集到的IPO資金，從40億美元增加到650億美元。2021年，美國風險投資基金向醫藥和生物科技企業投入366億美元，僅次于軟件的1237億美元和商業服務的393億美元，居第三位。

在美國生物科技產業追求全球壟斷地位的霸權思維背后，是其嚴格的監管體系。美國在生物科技領域的監管體系包括三個層面：對生物科技產品質量的嚴格監控，對企業經濟權益的緊密保護，對國家安全與企業利益之間關系的動態平衡。

一是，美國對生物醫藥產品有一套嚴格的控制體系。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聯邦醫藥法》正式要求醫藥公司向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同時證明自己的藥品具有安全性和有效性。醫藥企業在研制新藥前和進行臨床試驗前，需要獲得FDA的批準；從進行臨床試驗開始，還要接受倫理委員會的監督；三期臨床試驗結束后，申請者還要再向FDA提出新藥品申請，整個過程非常復雜、昂貴。現在，FDA事實上成為世界范圍藥品和食品的領導者和風向標，作出的決議往往會被很多國家直接采用。

二是，注重保護自身知識產權，構建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保障企業權益、維持創新動力。另外，美國還通過對罕用藥的特殊激勵機制，來推動美國企業在罕見病治療方面的研發力度。1983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罕用藥物法案》，向制藥企業提供優惠政策，研發不具有商業價值的藥品。美國這一法律，不僅運用市場力量彌補了國家公共醫療服務供給的不足，還推動了美國生物科技研發的全方位發展。

三是，嚴格的出口控制體系。美國本來就是世界上出口控制制度最為嚴格的國家。在此基礎上，美國專門在新興高科技領域增加了控制力度。2018年8月13日生效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以及《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對新興技術領域的股權投資、技術出口、再出口和國內轉讓，都施加了更加嚴苛的管制和雙重審查。在美國商務部同年出臺的配套清單中，列出了14項新興科技領域，基本就是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兩大類。在清單中，除了第一個領域“生物技術”以外，還有6個領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生物科技產業。

生物科技產業風險高、資本密集度高、知識密集度高和產出高

美國的生物霸權已經形成，無論是其全方位布局的生物科技產業，還是在這一領域的長期大量投入，都顯露了其背后的生物霸權思維和邏輯。未來，美國的生物霸權思維和行徑很可能影響世界安全格局。對此，我們需要提高警惕，進一步研究生物安全領域的各類問題。

生物科技更接近于技術而不是科學創新，需要明確的目標導向和市場動力。美國形成了馬薩諸塞、北卡羅來納、舊金山、圣地亞哥和華盛頓-巴爾的摩等幾大生物醫藥聚集區，從研發、成果轉化到市場推廣可以全鏈條覆蓋。這種區域性的信息分享、分工合作體系以及所起到的融合效應，是生物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推手。

平衡專利保護與生物科技監管之間的關系。要在專利保護與生物科技產品監管之間實現平衡，兩手都要硬。從美國的經驗來看，監管嚴格是必須的，但這有可能損害效率和企業的利益，會打擊生物科技企業的研發積極性。只有國家在專利保護方面也同樣嚴格，并且有效保護相關企業的科研秘密，才有可能實現監管與創新之間的平衡。從具體做法上來看，監管部門有權接觸企業的研發秘密但無經濟方面的權利，專利部門有經濟方面的權利但無權接觸企業的科研秘密。通過行政機構的內部平衡，來實現生物科技企業在被監管責任和專利保護權益之間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

生物科技研發的失敗率非常高，大型企業很難在這個領域有效運作。大型企業往往不適應生物科技研發這種高度不確定性的產業，多元的、分散的風險資本，才能滿足這部分高科技研發的需求。國有企業是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基礎，不適合從事這種高風險研發和投資活動。在這種情況下，發揮金融市場尤其是風險投資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功能，就是一種必然選擇。

生物資源的多樣性，是一個國家生物科技潛能的重要來源。這不僅包括自己的生物品種和基因資源，也包括自己的生物產品市場份額的分散化。對玉米等農作物種子的來源，既要考慮經濟效益，也要考慮來源多元化安全和發展潛能問題。通過補貼等政策扶持手段，給非主流、低經濟效益的農作物種子一定的市場份額和生存空間，對于生物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和國家安全都非常重要。

生物科技產業是一個風險高、資本密集度高、知識密集度高和產出高的行業。發展傳統產業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路徑，在這個高度不確定、初創失敗率非常高的新領域很難生效。分段接力、產學研協作的模式更加適合這個產業：生物科技產業鏈可以分為三個環節——種子階段、培育階段和市場拓展階段，進行分段接力。在種子階段，資金來源主要靠政府基金，但參與主體則要多元、多樣，以對沖高失敗率、高不確定性。在培育階段，資金來源和參與主體都要多元多樣，讓市場機制發揮最基礎的選擇功能。在市場拓展階段，則要發揮大型企業的資金和市場能力，通過并購等方式做大做強，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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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Christopher Chase-Dunn,US Hegemony and Biotechnology:The geopolitics of new lead technology, https://irows.ucr.edu/papers/irows9/irows9.htm.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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