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拉斯哥大會之后，全球氣候治理實踐進程似乎迎來新的起點。然而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國際風云變幻，世界政治發展中的逆流給全球氣候治理前景蒙上陰影。全球氣候治理受到英歐變局、美國霸權嬗變等沖擊，而且《巴黎協定》始終面臨國家自主行動履約難題。同時，全球氣候治理也在制度碎片化、國家群體化、新興大國主導等方面呈現新特征。新時代中國氣候外交，則重在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統籌國內生態文明建設與國際氣候合作，并與國際社會一道，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關鍵詞】全球氣候政治 全球氣候治理 中國氣候外交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而遲滯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終于在2021年11月14日于英國格拉斯哥艱難落下帷幕。《格拉斯哥氣候協議》的誕生，以及中美強化氣候行動聯合宣言等為數不多的亮點，給全球氣候治理與綠色轉型進程注入了正能量。然而，國際社會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或在于格拉斯哥大會的承諾即使完全實現，亦仍不能阻止全球氣候危機的來臨，“退向未來”，似乎成了人類世全球治理的某種宿命。這不禁讓人聯想起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前后的喧囂。當全球氣候治理的政治色彩一再強化，全球氣候治理善治的遠景則可能更不明朗。2022年伊始，湯加火山噴發，其系統效應可能導致全球氣候生態系統異常、世界糧食短缺等，因此一度引發全球關注。不過，接踵而至的俄烏沖突以及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再度被迫“降級”。那么，世界政治矛盾重重，新冷戰、局部熱戰、大規模流行疾病擴散等新老難題相互交織，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應當如何研判全球氣候政治的現狀與未來？這或許是思考新時代中國與世界關系時，難以回避的時代問卷。
格拉斯哥大會后的全球氣候政治新進展
在為期兩周的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全球197個國家達成《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諸多領域取得新進展。盡管這一份成果性文件帶有一定的妥協色彩，但總體上，大會成功凝聚共識，敦促各締約方作出更強有力的承諾以應對氣候變化，走可持續發展的低碳道路，為各締約方對氣候治理的美好愿景進一步轉化為盡快落實《巴黎協定》的具體行動提供了轉機。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帶來的全球氣候治理新態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各締約方達成緊迫性共識，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加快。首先，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再次重申《巴黎協定》的目標，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2℃以內，并努力將其限制在1.5℃以內。其次，各國強調需要“在這個關鍵的十年”盡快采取行動，屆時須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45%，才能在本世紀中葉達到凈零排放。但按照目前的國家自主貢獻計劃，可能無法滿足這些目標，因此《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呼吁197個國家在2022年內提出更強有力的國家行動計劃，加快《巴黎協定》落實步伐，而非等到原定的2025年。
其二，發展清潔能源，趨向綠色低碳經濟轉型。化石燃料相關條例的協商，或許是此次大會最具爭議的環節。最終各國同意逐步減少煤炭能源的使用，以及逐步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補貼條款。盡管《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對“逐步淘汰”到“逐步減少”做了一定的妥協，但鑒于這兩個關鍵議題從未在此前的聯合國氣候談判決定中被明確提及，因此不得不說是邁出了從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加速轉型的關鍵步伐。另外，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向市場傳遞了信號——傳統能源的利潤空間正在縮小，新規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資者對高能耗產業的投資，刺激綠色產業發展。
其三，行之有效、更具規范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正在建立。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就《巴黎協定》在2018年卡托維茲氣候大會上的遺留問題，即關于第6條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的規范，達成初步一致。具體而言，允許國家間進行碳排放權交易，來實現國家排放目標達標，且就增強透明度框架進行了談判，為各國定期報告進展情況提供范本。這有助于建立國家間的信任機制，并確保交易機制的有效性。
其四，繼續推動全球氣候政治實現公平正義。一方面，《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呼吁加大氣候適應資金的支持力度，將資金追加一倍，支持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另一方面，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和2010年坎昆氣候大會時，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每年為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問題而共同調動1000億美元資金，但發達國家從未真正兌現承諾。因此，格拉斯哥大會繼續敦促發達國家落實氣候資金承諾。只有發達國家加大力度、提高質量，兌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氣候資金的承諾，才可能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群體，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國家更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
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新挑戰
1992年以來，經過整整三十年的艱苦努力，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化建設取得了一系列階段性成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應運而生，成了并不久遠的全球氣候治理史上制度化建設的三大里程碑。其中，《巴黎協定》因其內容的延續性、協議的公平性、目標的長期性、機制的可行性、參與主體的廣泛性，成為2015年以來最重要且適用范圍最廣的一大制度性進展。然而，《巴黎協定》正式生效以來，全球氣候治理卻一再遭遇新挑戰，至少表現在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英歐變局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影響。英國作為曾經的世界霸主和傳統大國，其2016年來主導的退歐鬧劇，給全球氣候政治發展和全球氣候治理前景帶來了不確定性，而且還與歐洲的其他問題如移民危機等一道，使得歐盟的整體性遭遇嚴峻挑戰。需要指出的是，英國脫歐、歐洲社會危機，及其伴隨經濟增長衰退等對環境議題造成負面沖擊——政治議程中的環境規制和氣候政策優先級被迫降低，這直接導致原本可用于氣候環境議題的資金、技術路徑斷流。更糟糕的是，將氣候環境議題與經濟增長相對立，并將前者視作后者發展進程中的沉重包袱。再加上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使得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全球問題關切和議程設置不得不讓位于疫情防控領域。原有的減緩、適應、資金等目標踐行一再被迫擱置，氣候行動再度遲緩。
當前，烏克蘭危機及其地緣政治影響也可能迫使各國中止《巴黎協定》自主貢獻計劃，歐盟各國以及英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合作意愿與行動能力也因之大打折扣。事實上，烏克蘭危機本身早已悄然超越單純的地緣政治范疇，暴露出歐洲對化石燃料進口的高度依賴，反過來其實也證明了全球氣候治理與綠色轉型的緊迫性。目前，歐洲家庭供暖和用電所需的天然氣約有40%來自俄羅斯，因此歐洲很可能加快推動綠色轉型、能源獨立、經濟脫碳進程，并積極尋求建立來自其他地區的能源合作關系，實現能源渠道多元化發展。例如，歐洲大陸之外的美國，出于削弱俄羅斯在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中的影響等戰略考量，可能持續增加對歐洲的液化天然氣出口，以增強對歐洲事務的掌控力。鑒于此，美歐在能源氣候變化領域的跨大西洋互動對全球氣候治理的挑戰，同樣不容忽視。此外，鑒于烏克蘭危機等局部地區熱戰，背后始終可能衍生出諸如核威脅、常規武器甚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傳統安全問題，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可能繼續飆升，而氣候治理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或將愈發突出。在此背景下，全球氣候治理尤其是氣候行動的未來，更添變數。
第二，美國霸權嬗變對全球氣候政治的沖擊。自《大西洋憲章》簽署以來，美國霸權對國際格局與世界秩序的沖擊，似乎是一個長期話題。不論上世紀八十年代“霸權之后”憂慮、后冷戰時代“歷史終結”聒噪，還是世紀之交“單極時刻”喧囂，抑或2020年“新冠加速美國霸權衰頹”等宏論，即使我們無意陷入關于美國霸權興衰的論爭，卻也始終無法否認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其外交行動對全球事務的重大影響。
于是，不論是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還是拜登執政以來又重返《巴黎協定》——綜合考慮美國外交傳統及其政治連續性，從“美國再次偉大”到“重建美好世界”，說明美國歷屆政府不斷調整戰略重心，并實施一定的戰略收縮，而絕非放棄全球領導地位。從某種程度而言，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哀嘆“權力真空”抑或“領導（權）缺位”，無異于“杞人憂天”——尤其是美國，從來都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氣候政治領導者”（盡管其長期占居碳排放大國前列）。換言之，美國總統“自導自演”的“退群”或重新“加群”行為，對亟待連續性投入氣候行動實踐的全球氣候治理而言，無疑是一股不小的歷史惰力。例如，特朗普政府“退群”行為直接影響到了卡托維茲氣候大會，使得美國談判代表團在大會期間與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俄羅斯等主要全球氣候變化“污染者”之間尋求某種聯合，扮演“麻煩制造者”角色，阻滯新的全球氣候政治協議生成，并繼續宣稱不再為《巴黎協定》承擔任何資金義務，“不允許氣候協議淪為（全球）財富重新分配的工具”，美國將與“志同道合”的伙伴國一道，尋求經濟增長、促進能源安全、保護環境；①拜登執政以來，氣候議題又幾乎成了中美關系陰霾下難得的一片綠洲，拜登政府的“氣候新政”1.0或2.0版，的確引發全球高度關注、廣泛討論，甚或對其表示觀望、期待。不過，與其對唯一超級大國的氣候政治懷抱期望，不如思考如何在“碳達峰碳中和”敘事情境中重新定位全球和地區發展的綠色低碳轉型。
第三，自主貢獻的履約難題。如上，《巴黎協定》作為最新的最重要的里程碑式全球氣候政治安排，其歷史進步和現實意義在于更為迫切地明確“適應氣候變化”之于全球各地（及當地民眾）生存、發展和安全的重要性。②因此，《巴黎協定》不僅聚焦減排問題，而且還將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這兩大議題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且，與強調“自上而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京都機制不同，《巴黎協定》以其倡導“自下而上”式的“自主貢獻”目標而為世人稱道。《格拉斯哥氣候協議》的艱難達成，意味著后格拉斯哥時代全球氣候治理的形勢可能不容樂觀，全球治理力度不足、進展遲緩、投入有限的現狀在短時間內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首先，《格拉斯哥氣候協議》成果的保守性限制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力度。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去煤炭”力度大打折扣。煤電或難以如大會所期待的那樣成為歷史。《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共識的達成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強度目標，也需要考慮到部分國家的發展現狀。高度依賴煤炭的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爭取發展權益的較量中取得勝利，“逐步減少”取代“逐步淘汰”被寫入“去煤炭”進程。但這同時意味著碳減排進程的放緩。二是氣候融資的承諾與行動不足。《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并未解決資金問題。為資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而設立的適應基金資金水平嚴重不足，與預計的資金需求存在至少數十億的差距。盡管協議要求發達國家在2025年前至少提供兩倍的資金，但依然無法填補資金缺口。同時，發達國家也至少考慮了發展中國家建立損失與損害基金的訴求。《格拉斯哥氣候協議》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自身發展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利益權衡中達成的共識，其成果因集體行動困境而體現出保守色彩，因此未能達成更強有力的全球氣候治理承諾。
其次，傳統安全威脅的干擾阻滯或延緩全球氣候政治發展。全球氣候治理成敗的關鍵或許并非技術難題，甚至亦不能完全歸咎于制度設計不夠精巧完善，而是政治問題。換言之，在于現有合作方案如何貫徹實施。阻礙方案實施的，往往是國家間在無關氣候變化議題（或并不直接相關）的其他議題上的國際政治博弈。西方冷戰思維對崛起中的新興大國造成的政治安全威脅，是干擾全球氣候治理南北對話的主要障礙之一。這一點，在中美氣候治理對話與合作中尤為凸顯。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雖然二者在格拉斯哥大會中達成了溫室氣體減排協議，但協議的細節和實質性內容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協議的落實可能會由于美國對華意識形態對立展開的競爭和打壓而受到沖擊。
最后，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復雜化，也影響全球氣候治理的持續投入。新冠肺炎疫情無疑改變了整個世界，而不止于影響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疫情導致的經濟停滯，理論上雖降低了2020年以來的（全球）碳排放總量，但事實上碳排放依然呈現上升態勢。考慮到二十國集團針對新冠病毒的一攬子復蘇計劃在化石燃料上的高額投入，未來碳排放的形勢依然嚴峻。此外更嚴重的是，新冠病毒對財政的影響會嚴重限制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一方面，低收入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極有可能已經深陷債務困擾，債務違約將限制這些在氣候問題上極度脆弱的國家獲得新一輪氣候融資的機會。另一方面，經濟停擺可能會引發政治動蕩和社會動蕩，使國家資源向緊迫性更強的突發危機管控方面傾斜，而不是投向周期與回報看似都更遙遠的氣候治理。
全球氣候治理的新特征
近年來，國際風云變幻，全球氣候政治格局也因之經歷調整和重塑。全球氣候治理的新特征，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碎片化。在全球氣候政治談判中，國際社會為構建一個綜合監管機制而持續努力，但持續的規則創設及其合法化過程，也可能導致國際制度本身的“臃腫”，因而由治理體系間的分裂引發的碎片問題在所難免。這種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碎片化，可細分為利益碎片化、聯合國氣候機制碎片化、氣候與能源多邊論壇重疊的碎片化、氣候與其他國際環境制度重疊的碎片化、氣候與其他非環境國際制度重疊的碎片化。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碎片化特征，并非僅僅意味著困難或挑戰，還可能內蘊著發展機遇。
其二，全球氣候治理的國家群體化。不論是出于全球氣候制度建構，還是國別利益考量，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碎片化特征并存的，是全球氣候治理的國家群體化。所謂國家群體化，指的是某些國家行為體對某個群體的參與，表現出或多或少的“從眾”行為，客觀上反映了全球氣候變化的公共問題屬性，但主觀上具體的國家群體化選擇，也是文化乃至思想意識形態的外化。客觀上，群體化氣候外交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實用性和靈活性。群體化本身或可看作多邊主義氣候外交的變種，亦可能較為明顯地表現出多樣、高效、可擴容等優勢，甚至能提供必要的群體內激勵機制，在最低限度上至少可以維系群體內部盡可能的（新興經濟體）團結合作。不過，不論多邊主義還是（群體）小眾化行動，全球氣候政治群體的離心力始終存在。
其三，新興大國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參與方。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在新世紀近二十二年之久的國際政治舞臺上，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則是有關新興大國何以影響、塑造國際政治，乃至推動國際體系變遷。顯然，在這并不久遠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人們爭論的焦點無非在于新興大國是否會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從而引發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之間的國際沖突；亦或者，失序、失衡、動蕩的世界仍存在自適應和調節機制，但這種權力架構日漸衰朽，從而難以應對變化或挑戰。③同時，當前新興大國似乎并未從根本上沖擊現有國際秩序，因為這些國家往往還經歷著自身較為獨特的社會化進程，其新的全球或地區角色有待國際社會認知、接納，而新興大國是否因此成為現有國際規范的接受者或構建新全球秩序的發起者，亦有待觀察；現存的全球秩序并未根本改變，新興大國群體崛起，同樣并非扮演全球秩序的“終結者”。
盡管存在諸多爭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大國始終在國際政治中扮演著中心角色，并在相關政策領域起最終引領或決定作用。而21世紀的新興大國在全球舞臺上的地位無疑同樣舉足輕重，進一步強化了主權民族國家的中心色彩。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組成的金磚國家(BRICS)，使得全球地緣經濟版圖重組，也引發有關這幾個新興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定位與角色評估問題的討論。具體到全球氣候政治，盡管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之間互動明顯，但仍存在張力。其中，較為典型的、戲劇性的反應，莫過于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達成了含金量并不高的《哥本哈根協議》，其后至今，新興大國成長為大國氣候政治俱樂部中難得的引領者，開始在全球氣候政治中發揮重大甚至決定性作用，主導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可謂新興大國群體崛起在全球氣候政治發展中的一種正能量反饋。
由此可見，當前全球氣候治理的現狀，至少是挑戰與機遇并存。新時代中國氣候外交，應當結合全球氣候治理的新特征，審慎應對或迎接全球氣候治理的新挑戰。
新時代中國氣候外交應對
當前全球氣候政治出現新形勢、新變化，且充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新時代中國氣候外交事實上也同樣面臨新的挑戰。鑒于此，有必要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第一，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國際社會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現實威脅及未來風險普遍感到擔憂：一方面，伴隨全球發展、全球化與逆全球化進程，人為氣候變化的影響也在加大——不論出于對全球公正的呼吁還是治理赤字的回應，增長的步伐加快，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量也仍在攀升；另一方面，有關碳排放權、氣候變化適應、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等需求，難以在全球層面獲得有效且公正的分配，或者，圍繞著這些權力分布與權利劃分的過程也仍未完成，全球氣候政治的不確定性也因之而加強。中國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強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聯合國應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以此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由此可見，全球氣候治理作為全球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尋求在此議題領域內的國際協調、協作與合作，從理念上講離不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換言之，從全球治理的宏觀層面尋求全球氣候治理失靈的化解之道，根本上也有賴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指引。
就全球氣候治理而言，同樣有必要努力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一是共商全球氣候治理方案，即國際社會共同協商、協同參與全球氣候治理，而并非由少數國家獨攬一切。盡管就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氣候治理相繼經歷美歐發達國家主導的歷史階段，然而全球氣候治理的未來，從來就不應當將希望完全寄托于發達國家群體，更遑論這些國家在資本逐利和規則治理理念導向下試圖規避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責任。那么，共商則意味著以平等協商、合作共贏的嘗試來彌合始終存在著的分歧，同時還意味著需要關照發展中國家群體，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和氣候變化極端風險國（如小島國家）的利益訴求。倘若全球發展、氣候變化應對罔顧公平正義實現，那么即使短暫協調、協作甚或合作，亦難逃權力政治窠臼。
二是共建全球氣候政治制度，即在共商基礎上的共同建設，謀求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現實威脅或未來風險，而非一國（或少數國家群體）之單打獨斗，不論該國家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強國。可見，共建全球氣候治理意味著國際社會共同應對，而涉及全球氣候政治制度的建構，更離不開主要行為主體尤其是主權民族國家的自主參與和積極建設。顯然，從共建全球氣候治理的層面來解讀，《巴黎協定》的誕生及其踐行，因其更廣泛的全球參與，而在近些年被國際社會寄予厚望或至少投以持久關注。
三是共享全球氣候治理成果，即在共商全球氣候治理方案、共建全球氣候政治制度建設基礎上，共享全球氣候治理的階段性成果。在此過程中，也有望辯證看待和應對全球氣候治理這一浩大工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和挫折，如上提到的全球氣候治理新挑戰與新特征亦概莫能外。例如，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最終締結了缺乏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協議》，該協議招致發達國家群體（傘形國家和歐盟）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批評。然而，正是這份飽受質疑甚或非議的協議，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2015年《巴黎協定》的序曲，即正是建立在“試錯”“糾錯”基礎上的制度化成果，方可能進一步邁向某種具有廣泛普適性的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化進路。同時，共享全球氣候治理成果，還意味著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持續動力，讓共商、共建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主要行為體能夠切身體會到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益處，從而反過來為行為體的持續參與提供激勵機制。例如，應當確保應對全球氣候治理的階段性成果能夠實現普惠，尤其需要在幫助提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適應能力方面增加投入，以從資金流向、能力建設等方面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及其民眾受益，并通過共享低碳技術、低碳試點建設經驗來夯實主要經濟體國家之間的低碳經濟合作基礎，如此也有可能反過來推動這些國家重視尋求自身發展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之間的平衡。
第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不僅關乎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知，指涉國際關系、全球治理等各個領域，也多次被載入聯合國決議文本，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評價，是引領新時代中國與世界關系良性互動的新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浩大工程，且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長期奮斗，方可能抵達理想彼岸。從議題導向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涵蓋方方面面，而全球氣候變化的治理無疑是其中較為具體的一個議題領域。全球氣候治理，有助于國際社會進一步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遠景，讓“夢想照進現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路徑探索，也有助于從根本上保證全球氣候治理的航向。可見，全球氣候治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是局部與整體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處理好這一對矛盾，有可能從宏觀布局上廓清氣候變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復雜互動。應當承認，在全球氣候變化現實威脅與未來風險面前，有可能催生人類命運共同體感知，而“以鄰為壑”、零和博弈的國際政治舊思維，不僅無益于氣候變化難題的根本消解，還可能導致國際政治中的新舊難題相互交織，沖突激化。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高瞻遠矚的國際關系新理念，也是新時代中國外交智慧的集中體現，從根本上有助于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第三，統籌國內生態文明建設與國際氣候合作，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出于研究偏好和學科邊界（人為）劃定，往往區分所謂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研究。然而，現實政治生活遠比學術研究復雜得多——國內政治往往與國際政治相互交織，導致問題更為復雜難解。就氣候變化治理而言，同樣涉及區域國別政治與國家間政治。由此可見，需要統籌國內生態文明建設與國際氣候外交，從而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良好范本：一方面，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統合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并助益于建設“美麗中國”，從根本的、系統的層面提升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并為國際社會尤其發展中國家提供經驗借鑒；另一方面，中國仍是發展中大國，新時代中國氣候外交，仍應觀照國內生態文明建設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有鑒于此，加強全球氣候治理需要中國繼續妥善利用好多邊氣候外交平臺和機制，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善治進程，維護全球氣候政治公平正義。
總而言之，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國際地位、全球影響力的持續提升，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了正能量。當前，全球氣候治理表現出碎片化、群體化和新興大國主導等新特征，而新時代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積極捍衛聯合國氣候治理機制的權威，維護發展中國家群體利益，與國際社會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中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真實寫照，也是新時代中國國家戰略與外交政策調整的必然要求。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時代中國氣候外交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研究”（項目編號：19CGJ043）的階段性成果；得到第二批陜西省“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哲學社會科學、文化藝術類）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資助】
【注釋】
①Josh Gabbatiss. “COP24: Climate Change Talks Extended as US and Other Major Polluters Hold Up Landmark Agreement”, Independen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cop24-climate-change-summit-trump-us-pollution-global-warming-poland-katowice-a8684186.html
②Anthony Robbins,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sults of the Climate Change Summit: Conference of Parties21 (COP21) Paris 2015”,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Vol.37, No.2, 2016, pp.129-132.
③Randall Schweller, “Emerging Powers in an Age of Disorder”, Global Governance, Vol.17, No.3, 2011, p.287.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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