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重器的詩意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視野下的科技文化的伸張與確立，通過“大國重器”的命名及其文化史的鉤沉是這本書的重要意旨所在。突出一種詩性，一種文化內在性，是其寫作的根底。而科技本身的發展和在當代中國輿論場中的“新聞性”已然成為其寫作的重要背景，而發現“詩意”也自然就擁有了為民族文化做注釋的現實性要求。

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認為：“技術是人的本質，沒有技術就沒有人，人的進化其實是一種動物性退化和技術能力增強的歷史過程。”如其所述，在技術與科學不斷實現超越之時，人類正在因為自身的偉大創造和實踐性力量形成一種我們稱之為“后人類”的現實狀態。因為工具理性的充分張揚，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技術迭代的發生，使得人們更加確證技術作為“身體外在化的延伸”的重要意義。誠然，技術分明已成為一種人類力量對象化的產物，科學技術業已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巨型話語系統”。根據劉易斯·芒福德的“巨機器理論”，我們可以發現人們面對這套話語系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慌亂。技術正在形成對人性的強力壓迫和控制，這套“話語系統”是一種程式性的，并且因為這種程式性而編碼出了一套人們難以逾越甚至某種程度上不可更改的技術體制、管理體制和文化體制。

相比于斯蒂格勒面對技術的中性主義，芒福德毋庸置疑向人類發出提醒，我們需要警惕技術至上的絕對主義。但相比之下，筆者更為傾向于斯蒂格勒的“中性主義”觀點。而面對“技術統治”的當下，斯蒂格勒則倡導一種更為開放、更新、包容、適應的“技術文化”。因此，我們或許更能重新發現一種技術主義背景下的“詩意文化”的多重要義。

誠如黃西蒙在《大國重器的詩意文化》所言，書中所謂的“詩意”應該是包含著雙重性的。第一是這些“大國重器”本身的命名蘊含著中國豐富的詩文元素，而作者要做的事情就是從命名出發勾連出內在性的文化訴求；第二，其內部所蘊含的這些文化內涵則充分顯影了中華文化的魅力和價值，作者要在行文的論述中重新發現這些“魅力和價值”，不僅要讓自己懂得，更為重要的是讓讀者通過文本的閱讀確立一種文化自信。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此明確的“民族文化意識和詩意寫作的文體支撐”讓斯蒂格勒所呼喚的一種全新的“技術文化”在當代中國的科學發展進程中擁有了一種“實存”的可能性。

《大國重器的詩意文化》是朝向科學技術的“巨型話語系統”的背面而去的寫作。眾所周知，科學主義的昌明，“賽先生”成為人們的共識是經歷過長久的歷史發展的。甚至可以說，五四時期的遺存問題依舊在當代作為一種常識性的喪失而屢被提醒和反復呼吁。因此，科普工作至今仍然是一項重要而有意義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寫作避開了作為一種“科普性寫作”的短板，重在挖掘科技內在的民族文化精神，使得當代科技成為日常議程設置的重要話題。

比如，在《大國重器的詩意文化》第一章解讀“天問”時，作者并未對探測器作為一種科學發明而深究其內在的技術原理，并未用一種科普式的寫作對準探測器的發明史、探測器的技術演變史、探測器的現實意義等等。相反，作者從新華網、央視網等官方媒體的新聞報道入手，進而從“天問一號”探測器的名字展開其背后的歷史性敘述。毋庸置疑，這種寫作是一種避開“技術話語”的寫作，寫作者試圖通過追求其名字背后的歷史文化來達成一種歷史與現實的對話，朝向科技這一“巨型話語系統”的背面展開一場人文主義的時代對話，這也是寫作者喚醒讀者內在的文化自覺性的有效策略。不做一般性的“科普”，而是去挖掘內在的民族心理程式、內在的文化秉性。整本書的寫作策略基本都是沿用這種行之有效的方式。

《大國重器的詩意文化》提供了一種當前人們面對技術主義強勢話語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路徑可能和表述策略，那就是用人文主義的方式去喚醒人們早已沉睡的心靈。通過一種避開“技術主義”的寫作路徑，在人們面前展開一種歷史探尋的縱深感，讓技術的現實性和工具理性在歷史和文化面前褪去其功能主義和“非人性”的一面，還原技術本身內在所具有的人文性和藝術性。回到斯蒂格勒這里，他曾毫不避諱地認為，“中國最有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技術文化，以應對技術在大幅提升人類能力的同時對人類產生的反噬作用。”我想《大國重器的詩意文化》的出版是對這一論斷的極好回應，也是讓我們走出技術的迷霧叢林，避免方向迷失的良好方式。

（原標題：技術主義背景下的“詩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