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偉 南昌工程學院研究生院院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

治理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確保人民群眾飲食健康，始終是黨和國家重點關注的事業。食品安全具有公共物品屬性，是復雜的公共問題。在社會共治的具體模式上，協同治理為多部門合作共同解決復雜公共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治理形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民生福祉的戰略高度，對食品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安排和部署，開啟了新時代食品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偉大實踐。食品生產經營者、監管者、消費者、媒體和學術界等食品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食品安全倫理風險協同治理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共識。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既給我國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帶來挑戰，也成為加快促動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推手，為協同共治積累了寶貴經驗，讓協同共治理念和實踐更加地深入人心。

價值邏輯：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

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重要歷史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波瀾壯闊，始終如一地恪守著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始終如一地牢記著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始終如一地踐行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如一地依靠著人民取得勝利。人民至上作為價值命題，表明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是社會的真正治理者，既體現為黨在治國理政中“為了人民”，也體現為黨在治國理政中“依靠人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實踐中鑄就的偉大抗疫精神其核心內涵“生命至上”“舉國同心”就是人民至上價值理念的具體體現和生動詮釋。在抗擊疫情過程中，廣大人民群眾對人民至上的體驗愈加深刻，黨堅持人民至上的信念愈加篤定，人民群眾參與治理的熱情愈加高漲。

人民至上是后疫情時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協同治理的目的和歸宿，是協同治理遵循的價值邏輯。人民至上有利于引導食品利益相關者共同樹立起對生命尊嚴的敬畏之心，形成道德價值共識，共同參與治理。生命既是一種自為目的的高貴，也是實現其他價值的載體。在道德價值排序中，尊重生命具有道德優先性，是道德體系中最基礎、最根本的道德。食品安全是生命健康的基石，是一項基本人權，是黨和國家保障人權的核心內容。中國共產黨無論是打天下，還是守天下，都把人民群眾的食品安全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后疫情時代，健康中國戰略加速推進，健康中國是彰顯人的尊嚴，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在協同共治中確保每一位社會成員享有食品安全權利，方能讓健康中國落到實處、得到保障。

理論邏輯：共建共治共享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是中國共產黨社會治理理論在新時代的創新發展，是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社會治理實踐創新的正確把握，成為新時代各項治理工作開展的理論指南。社會治理以“共建”為前提基礎，以“共治”為操作路徑，以“共享”為目的歸宿。“共建共治共享”理論為后疫情時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提供了理論支撐，為破解后疫情時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和路徑方法。“共建”是后疫情時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條件，明確了“誰來建”；“共治”是后疫情時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的實現途徑和方式方法，指明了“如何治”；“共享”是后疫情時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的終極目的和歸宿，強化了“誰受益”。

“共建”旨在促進全體食品利益相關者共同加強建設。“共建”既在于為了更好地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也是基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中國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食品安全倫理風險與其他社會風險相互交織。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食品行業高質量發展是應對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的首要前提。“共治”要求全體食品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治理。在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大趨勢下，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的主體必定是多元的。各食品利益相關方能夠發揮各自優勢，在全過程、全方位的治理過程中，可以構建起相互協作、相互配合的良性互動關系，以保證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以提升治理效能。“共享”是指全體食品利益相關者共同享有治理成果。“共享”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目的，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全體食品利益相關者“共建”“共治”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的落腳點，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共同享有安全營養的食品，這是“良治”“善治”的題中應有之義。

現實邏輯：高效能治理的必然選擇

后疫情時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協同治理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食品安全問題燃點低、社會關注度高，廣大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狀況感受直接，體驗深刻。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能力如何、治理成效怎樣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等食品利益相關者的多元協同治理，政府力量、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綜合運用、形成合力，可以促進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的現代化，實現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的高效能治理。這意味著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進入新階段，即由原來的依靠政府、市場力量為主走向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并重，由原來的主要依靠末端治理，走向源頭預防、過程治理和末端治理并重，逐步構建起全員、全方位和全過程的治理格局。

后疫情時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協同治理在政府主導下，食品利益相關者的共建共治，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激發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治理動力，實現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互通、利益協調和信任建立。政府能否將多元主體的力量凝聚到實現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治理目標的統一行動上來，將最終決定食品安全治理的效果。政府治理在對食品生產經營者形成外部監督并促進食品生產經營者形成內部治理自覺的同時，也能夠有效調動和激發社會力量的參與，解決食品生產經營者參與熱情不高、社會力量參與不足的問題。政府治理架起食品生產經營者和社會力量信息互通的橋梁，能夠打破政府、食品生產經營者和社會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促進各治理主體間的良性互動、信息共享，推動治理走向現代化，進而實現高效能治理的目標。協同共治是食品安全倫理風險高效能治理的必然選擇，高效能治理也必將促成食品安全倫理風險協同共治更加穩固成熟。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規劃重點項目（21ZX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