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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滿洪（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農林大學黨委書記、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碳中和研究院院長）

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為推進“雙碳”工作提供了科學指引。黨中央出臺《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批準《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取得顯著成效。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綠色低碳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轉型的復雜工程和長期任務。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要堅定不移，但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要堅持穩中求進，逐步實現”，我們必須堅持統籌兼顧原則，系統推進“雙碳”目標如期實現，進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全面綠色轉型。

一、統籌兼顧“雙碳”目標和發展目標

實現“雙碳”目標不是只要應對氣候變化、不要推動經濟發展，而是既要應對氣候變化，又要促進經濟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努力追求在“雙碳”目標給定下的經濟成本最小化。如果“不惜一切代價”實現“雙碳”目標，其實很簡單，只要停止化石能源的使用，回到農耕社會，但這顯然是不現實、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因此，我們應始終去努力探索如何以最小成本與代價實現“雙碳”目標。另一方面，努力追求在發展目標給定情況下的碳排放最小化。只要我們始終堅持經濟高質量發展道路，堅持綠色低碳化轉型之路，就能夠做到碳排放的最小化或者最優化。因此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是實現“雙碳”目標的最佳選擇。

那么，如何實現兼顧？堅持低碳科技創新是重要路徑。通過低碳科技創新，提高收益，降低成本，實現從高碳科技向低碳科技的轉變，進而實現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變及低質量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二、統籌兼顧碳達峰目標和碳中和目標

“雙碳”目標是“碳達峰”和“碳中和”兩個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目標。

“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這意味著，大致上2030年實現碳達峰，如果有條件可以提前，但是實現這一目標是需要努力爭取的。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大多已經實現碳達峰，它們屬于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型過程中的自然達峰。而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后期，消費耗能處于增長階段，因此中國是在快速城鎮化、工業化的同時，通過主動減排以實現碳達峰。這就意味著中國實現碳達峰，需要非凡的努力，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這也正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需要強調的是，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過渡期，發達國家普遍要用大約50—70年，中國安排自己的過渡期僅用30年。這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一個非常積極且有挑戰的方案。

碳達峰的時間節點確定后，關鍵就是確定“峰值”。峰值定低了，近期發展壓力加大，遠期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就容易了；峰值定高了，近期發展壓力相對較小，遠期碳中和的目標實現難度就加大了。碳達峰的峰值確定后，關鍵就是確定“時間”。時間提前，近期難度加大，遠期難度減小；時間延后，近期難度減小，遠期難度加大。所以，國家層面要統籌確定碳達峰的峰值及達峰時間，區域層面要統籌確定各地的碳達峰時間及峰值，不能搞“一刀切”。

三、統籌兼顧碳減排和增碳匯

碳中和是人為排碳量與人為增匯量相等時的狀態。碳排放量趨于零，即使沒有碳匯增量，是碳中和；碳排放量減小到一定程度，被新增碳匯所吸收，也是碳中和。由于二氧化碳的邊際減排成本曲線是以一條以遞增的速度上升的曲線，試圖達到碳零排放的邊際成本可能是極高的甚至是無窮大的。因此，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邊界是二氧化碳邊際減排成本與碳匯邊際增匯成本相等時，也即統籌碳減排和增碳匯就是尋找邊際成本相等點。

碳中和必然是碳減排和增碳匯相向而行的過程。碳減排和增碳匯都是基于科技創新。一方面，是碳減排。一是通過能源結構優化和能源效率提升實現碳減排；二是通過產業結構優化轉向高質量發展實現碳減排；三是通過消費結構優化從高碳消費轉向低碳消費實現碳減排；四是通過科技創新從高碳技術轉向低碳技術實現碳減排。另一方面，就是增碳匯。一是通過森林生態系統、濕地生態系統、農地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的生態修復和環境治理，實現生態系統增匯；二是通過碳捕捉、碳封存、碳填埋、碳利用等工程技術手段實現工程系統增匯。

四、統籌兼顧改善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效率

碳排放總量的80%以上來自于能源。我國化石能源又占能源碳排放的85%左右。我國是煤炭大國，煤炭能源又占化石能源的70%左右。由此可以說，碳減排的根本任務在于能源革命。

能源革命的第一個方向是推進能源結構優化，從化石能源轉向非化石能源。要大力發展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潮汐能、氫能等，適當發展水能、核能等。能源革命的第二個方向是推進能源效率提升。從我國自身縱向比較，我國的能源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從國際之間的橫向比較，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這個差距就是潛力，通過技術創新以更低的能耗帶來更大產出，就是我們的目標。

總體來說，能源革命過程中上述兩個方面的工作都要大力推進，但近期的目標應該重在提高能源效率，遠期的目標重在優化能源結構。

五、統籌兼顧生態碳匯和工程碳匯

無論是生態碳匯還是工程碳匯，實現碳中和的功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增碳匯的成本是不同的。如果生態系統增匯的成本低于工程方法增匯，那就優先發展生態系統增匯產業；反之，則優先發展工程方法增匯事業。從目前的技術狀況看，生態系統增匯成本相對更低，因此，短期內可以探索優先發展生態系統增匯技術和增匯產業；從長遠來看，工程方法增匯具有無限潛力，因為技術進步具有無限的潛力。因此，片面強調生態系統碳匯或工程方法碳匯都是不妥的。正確的態度是統籌兼顧生態碳匯與工程碳匯，選擇邊際增匯成本相對低廉的碳匯增匯技術。

六、統籌兼顧碳減排和污染治理

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經歷兩三百年的時間，走的是一條“先污染，后治理”“先治污，后減碳”的路子，且碳達峰是自然達峰，是產業結構變化、能源結構變化、城市化完成、人口減少而自然形成的達峰。而我國還處于工業化后期，污染治理的任務并未完成，減碳的目標又提上了議事日程。我國是污染防治攻堅戰、生態產品有效供給、實現“雙碳”目標多重任務疊加的時期。

如何突破重圍？根本方法就是統籌兼顧降碳、治污、擴綠。從經濟學上講，降碳、治污、擴綠等分別治理或分階段治理的成本要高于統籌治理的成本，就好比建設一個化工廠，在有環境規制前提下，必須考慮環境代價，具體有兩種模式：“分治模式”下先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再治理二氧化碳；“統治模式”下就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廢氣一并治理。“分治模式”需要分別上馬污染物或溫室氣體處理設施，“統治模式”下可以共享某些設施，從而實現成本節約的目的。

因此，企業發展要努力謀求以環境目標為主的綠色發展、以資源目標為主的循環發展、以氣候目標為主的低碳發展的統籌兼顧，以實現范圍聚焦效果。

七、統籌兼顧低碳科技創新和低碳制度創新

無論是碳減排還是增碳匯，無論是優化能源結構還是提高能源效率，無論是產業結構的升級還是消費結構的優化，都離不開低碳科技創新。科技創新不到位，要么是“高碳而經濟”，要么是“低碳不經濟”；科技創新到位，才能實現從“低碳不經濟”向“低碳且經濟”的轉變。

在技術狀況給定的情況下，低碳制度創新也可以改變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行為選擇。征收高碳碳稅，可以遏制高碳產業的發展和高碳產品的消費；提供低碳補助，可以激勵低碳產業的發展和低碳產品的消費；實施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可以激勵企業將稀缺的碳排放權配置到能夠帶來更高碳生產率的企業那里，從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與此同時，低碳制度創新還可以通過激勵低碳科技創新發揮作用。低碳補貼制度就可以激勵企業低碳科技創新積極性，進而加快低碳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豐富市場的低碳產品，促進低碳消費形成時尚。

因此，要統籌兼顧低碳科技創新和低碳制度創新，使二者能夠互促互進，同時要注重讓低碳制度創新發揮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保障作用。

【項目資助：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中國大地的生動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22JZDZ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