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祝總斌先生，因病于2022年7月8日凌晨2點17分在海淀醫院逝世，享年92歲。今天，師生匯聚昌平九里山公墓，一同送別這位“材不材齋”中的真君子。先生千古，懿德長存。

祝總斌先生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潛心治學，筆耕不輟，和周一良、田余慶并稱魏晉南北史學界三駕馬車。在長達60余年的教學生涯中，他將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課堂教學與學生培養中，開設的多門課程深受學生歡迎。祝先生注重擇人而教，因材施教，對于每一個真心熱愛歷史的學生，他都給予全力幫助。如今，祝總斌的許多學生都已成為當今中國古代史領域的重量級學者，活躍在中國古代史教學與研究的第一線。

祝總斌先生一生教書育人、提攜晚輩，受師生愛戴；治學嚴謹、成果豐碩，令后學敬仰；淡泊名利、謙遜包容，為學人楷模。雖然，祝先生離開了我們，但他所留下的研究成果和學者風骨，將繼續福澤后人，指引著后世的學者繼續向前。

“材不材齋”中的祝總斌先生（2006年）

沒能等到這一天

祝總斌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是中國古代史學生不可不讀的經典著作，也影響了后生的學術研究興趣。北大歷史學系陳蘇鎮教授讀后深受啟發，最終寫成《從未央宮到洛陽宮——兩漢魏晉宮禁制度考論》一書，即將付梓。原想拿到樣書后去向祝總斌匯報這項成果，遺憾的是，沒能等到這一天。

對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生來說，祝總斌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是不可不讀的經典著作。他曾在此書中提出，當時的皇宮有“宮中”和“禁中”（或稱“省中”）兩個區域，并以此為背景討論了“門下省”的形成和發展。

祝先生的這一研究啟發了北大歷史學系陳蘇鎮教授，后者隨之開始留意宮禁制度問題。在讀《漢書·王莽傳》，看到王莽居攝時曾享受皇帝待遇，“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便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意味著當時皇宮中除了“宮中”和“禁中”之外，還存在一個被稱作“殿中”的區域。陳蘇鎮向祝先生匯報了這個想法，祝總斌耐心聽完，當即夸贊陳蘇鎮所提出的問題很重要，鼓勵他在自己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對皇宮的內部格局和宮中機構的空間關系加以研究，做出全新的解釋，甚至建議陳蘇鎮的博士論文選題研究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宮禁制度。

祝總斌與陳蘇鎮

十年前，待陳蘇鎮在漢代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告一段落，便著手潛心研究祝總斌交給自己的任務。功夫不負有心人，《從未央宮到洛陽宮——兩漢魏晉宮禁制度考論》一書將由三聯書店于近日出版。遺憾的是，播下這顆研究種子的人，沒能看到生根發芽這一天。

“沒有新見就不要寫文章”

學術對祝總斌來講就像吃飯睡覺一樣，已經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種希望，也照亮著后輩學者安心踏實做自己、敬畏嚴謹做學術。

在北大歷史學系博士生李屹軒的桌上，始終備著祝總斌所著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雖然祝先生大部分文章的結論、觀點他早就很熟悉了，但遇到思路卡殼的時候，還是會想拿出來看看祝總斌是怎樣論證類似問題的。“得知訃告的那天，寫論文的時候我還翻閱了祝先生的書。”

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祝總斌的文章有其獨特的風格，經常設問自答，論證的邏輯環環相扣，讀起來猶如看老吏斷獄、辦成鐵案。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祝先生不受舊說束縛，一切從史料出發，認真細致地研究史料，實事求是，得出了很多新的見解。他對很多問題的解釋，往往從技術層面或者說實際操作層面來進行。祝總斌這一本書，既有俯瞰二千多年的觀察，又有細致入微的史料細節考據，是宏觀、微觀緊密結合的產物。

祝總斌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他常說：“沒有新見就不要寫文章。敘述性的、介紹性的文字可以寫成書，寫成教材，但寫文章就不行了，寫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新見，一定是深入研究某個問題的成果，沒有新見就不能算是研究成果。敘述性的、介紹性的文章也不能說毫無貢獻，但是價值不大。畢竟實質性的話別人已經說過了，你再說一遍，無論說得多么好、多么光鮮，也還不是你的創見，能有多大意義呢？”

祝總斌發表的學術文章，篇篇都有新見，篇篇都是高質量。不僅如此，他還主動要求閱讀研究生們本科時期寫作的文章，以便引導研究生發表新見而不是敘述性地重述他人的研究成果。

祝總斌的研究方法是致密的。現代很多人通常會瞧不起考據，考據這一方法也容易流于饾饤之學，看上去好像就是一個小的塊。但是祝先生研究問題始終堅持論從史出，從史料解讀考證入手，先在史實層面有所發現和突破，然后分析歸納，故常能提出新穎獨到的見解。他的考據是致密的，能夠構成大廈，他有對歷史問題的宏觀視野，又關注著君相關系，國家治理，宰相制度等微觀問題，所獲成果，全面、扎實、深入，深受好評，屢被征引。

祝總斌對創新的追求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也得到了業界的廣泛認可。北大歷史學系王鏗教授回憶起投稿的時候，“雜志編輯說這個既然是祝總斌先生看過了，那就沒有問題了。”

對學術，祝總斌始終保持著孩子般的天真。祝先生原來主要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但是在退休之后，他的興趣變得廣泛起來，在宋史等領域也發表了文章。對于祝總斌來說，寫文章不是為了評職稱，也不是為了名利，他只是純粹的好奇，想要搞清楚這個問題。

直到去世，祝總斌都保持了這樣對學術的態度。他早年曾為自己定下一個目標：發表一百萬字。粗粗一算，所著成果的總字數已然超過了這一目標。這是祝總斌一生勤奮治學的證明。學術對他來講就像吃飯睡覺一樣，已經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種希望。他是一個從內心深處熱愛學術的人，一個真正的學術人。

北大歷史學系趙冬梅教授談道：“從祝先生那里學到了很多很多，譬如閱讀古籍、查找資料、重視版本、利用工具書、發現問題及深化主題等等。但最重要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對學術的一顆敬畏之心。他是在渾濁的世界里頭讓我安心，讓我可以踏踏實實做自己，做一個純粹學者的最大的心靈支持。”

住在“材不材齋”的真君子

祝總斌的書柜上掛著一幅字：“處事宜用復雜腦，待人當以單純心”，這也恰是他人生的最好寫照。

學問之余，祝總斌的為人也特別好，這是有口皆碑的。“不是形容，不是泛稱，而是實錄。”

淡泊名利的高潔人格，是所有與祝總斌有過深交的親友們一致認同的，這構成了他人格魅力的重要部分，也因此備受景仰。這一輩子，他沒有任何一個超越北大教授之外的頭銜。從北大退休時，他開心而輕松地說：“這下，時間都是自己的了。”祝先生對物質的追求不高，自己的生活，無論衣食，都是簡單樸素到了極致。一年四季，他穿的衣服都只求保暖，并不在意是否好看，很多衣服都已穿了好幾年，但始終干干凈凈的，泛著多次洗滌后的白斑。然而碰上有需要的用錢之處，無論是給生病學生捐款，還是請弟子們吃飯，他卻總是不假思索且毫無保留，就連漲工資的機會，也總是讓給更需要的人。

李屹軒去年曾為祝先生送“光榮在黨五十年”勛章，如此形容：“雖然以前對祝先生淡泊名利早已有所耳聞，但直到走進祝先生的家里，看到家里簡樸的家具陳設，我對這一點才真正有所體會。”

祝總斌的小房子里，有一片屬于自己的小天地，狹小的空間里堆滿了書，那就是名為“材不材齋”的書房，意為自己介于“材”和“不材”之間，盡顯謙遜。他常請師生來到這里，熱情地開門迎接，但也略帶不好意思：“我這個屋里空間太小，椅子放不下，就只好請你們坐小凳子、小馬扎。”寒暄幾句后，他便鼓勵師生們有問題直說就好，不需要懷有任何顧慮，無論是人生經歷還是學術研究，他盡數認真回答著。

2015年曾去拜訪過的北大歷史學系博士生布依寧回憶起，祝總斌將市面上一書難求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給他們逐個簽名，一人一本贈之，后來自己還真成了魏晉南北朝方向的學生。提起祝先生，她滿懷感念：“感覺他特別慈祥隨和，一點架子都沒有。”

祝總斌待人的真誠友好、平和有禮，是出了名的。無論是否熟絡，但凡趨府拜謁，臨別時，他都必定穿好衣服，送至單元樓下，有時還會陪著走至小區門口，方才轉回。一次趙冬梅前去看望祝總斌時，他決定在家附近的家常菜館請一頓，便事先與妻子先去把要請的主菜都吃了一次，只為當天點出靠得住的好菜。同學們去他家上閱讀課，他就給每人準備一個進口的大香蕉，后來則是一杯茶和一塊糖，很是溫馨。“我真的覺得碰到祝先生是我上北大之后最幸運的一件事情”，趙冬梅說到。

提起祝總斌，“溫潤如玉”是王鏗覺得再貼切不過的形容。祝先生從不麻煩人，即使在學生面前，也不以老師自居，從不支使學生為自己做事。他一生勤勤懇懇，特別關心別人的生活，默默付出，而不求回報。在擔任《北大史學》主編期間，想到歷史系進修老師需要在《北大史學》上面發文章，但沒有查找合適資料的條件，他就親自找好資料郵寄過去，甚至幫他們改稿子。一年春節，單位發了些帶魚、凍雞作為福利，有同事提前回老家了，祝總斌便自告奮勇地幫忙代領，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提醒同事記得來他家取回，還專門開了一個寒假的冰箱以保存這些冷凍食品。“他是一個真正的君子”，趙冬梅重復著。

就在去年，祝總斌罹患帕金森綜合癥，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但頭腦仍然清晰，說起話來邏輯井井有條，還在師生們看望之時即興背誦了一段王勃的《滕王閣序》，流利程度讓人驚訝。

“不管是做老師、做父親、做丈夫、做同事，他永遠那么公正無私、寬容大度、謙虛和煦、溫文爾雅、平易近人。”

他的課，從不拖堂

祝總斌嚴于律己，對學生毫無所求，卻仍日漸影響著、感化著學生們，正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很多學生第一次見到祝總斌，都是大一的時候在“中國通史”的課堂上。歷史學系一向非常重視本科教學，尤其重視本科一年級的“中國通史”課，一直都安排最好的老師講授，為剛進入大學的學生奠定史學的基本思維和素養。祝總斌在這門課上負責講授唐朝以前的部分，也就是前半段。王鏗對這門課的場景記憶猶新，他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記得當年祝先生講課時，總是穿一件半舊、洗得有些發白的藍布中山裝，第一個扣子系得嚴嚴實實，個子雖然瘦小，但往講臺上一站，雙目炯炯有神，聲音響亮，口若懸河，氣場很大，很能鎮住一干聽眾。并且講課內容豐富，邏輯嚴密，觀點、史料，一樣一樣擺出來，一環扣著一環，聽眾很難思想開點小差，否則就會跟不上趟。”

祝總斌講課總是平易近人，娓娓道來，對學生有極大的吸引力。與現在的很多年輕老師不同，他似乎從未刻意“照顧”學生的興趣，沒有在課程中加入學生熟悉的流行文化元素，但卻讓很多學生感到“真正有趣”。這種真正的有趣在于知識和智慧，在于邏輯，在于引導學生進行思考。祝先生總是實實在在地講，扎扎實實地列出一條一條的史料和觀點，講述的知識非常致密，邏輯嚴謹，語言精練，環環相扣。而最重要的是，他講的很多東西與同學們在之前的課本里學到的是非常不一樣的。

讓很多學生印象最深的，就是祝總斌對君相關系的講解。很多歷史教材講君相關系，通常會強調君相之間權力斗爭、此消彼長的關系，但祝先生不同，他首先是把君和相作為國家的最高首腦來看待，君相共同治理國家，合在一起構成政府的核心，所以他們首先應該是合作的關系。這樣的觀點是更合乎常識的，但卻是大家往往不曾注意到的，祝總斌的講授對常規的觀點形成很大的沖擊，令人感到新穎而震撼。

那個時代沒有PPT，老師上課需要寫很多板書。正所謂“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祝總斌的板書特別漂亮，龍飛鳳舞，遒勁有力。趙冬梅記得，她有一位中文系的師姐專門來聽祝先生的課，就是因為喜歡看他寫板書。祝總斌的課極受學生歡迎，總是人滿為患，他上大課最初是在階梯教室，后來階梯教室位置也不夠，就搬到辦公樓的禮堂里上。他對教學極為熱心，每節課上課前都會做好詳細的教學計劃，從不拖堂，基本上到下課時正好講完，戛然而止。

在學生們的印象中，祝總斌極為寬容、平易，甚至有些“好欺負”。趙冬梅碩士畢業要讀博士的時候，想要做宋史研究，但當時全北京都沒有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導師，所以她相當于是記在祝先生的名下。祝總斌在招她做博士生的時候，就知道她不會跟他做魏晉南北朝歷史的研究，但仍然愿意做她的導師，而且非常尊重她的興趣，絕不強迫她做和自己同方向的研究。趙冬梅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祝總斌因為自己不是研究宋史方向的，擔心在細節的問題上對她指導不夠，所以比她還緊張。答辯的時候，趙冬梅并不知道他的緊張，直到答辯后過了好久，有一天她在祝總斌家里吃飯閑聊，祝先生對她說，那天王先生（答辯委員會主席）問了你7個問題。趙冬梅才意識到老師當時的緊張，緊張到一個一個地數有幾個問題。

趙冬梅回憶道：“我記得祝先生評上十佳教師，系里需要在三角地做一個宣傳語，我當時寫的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祝總斌帶學生開讀書會的時候，要求學生提前讀過書，然后一起討論，但如果學生沒有讀，他也什么都不說。跟隨他多年的學生從沒有見他發過脾氣，但他在學術上嚴肅認真的態度總是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學生，讓學生感受到：祝老師對他自己要求很嚴格，我是他的學生，我也應該嚴格要求自己。祝總斌對學生不是一位“嚴厲的父親”，他對學生毫無所求，但學生們都發自內心地愛戴他。

命中注定與中國古代史拴在一起

作為魏晉南北史學界的三駕馬車之一，祝總斌雖然入行晚，卻始終保持著最純真的熱愛，他通過“散書”的方式，福澤后人，將學術生命延續到很遠很遠的未來。

祝總斌自稱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純屬偶然。中學時他原打算考理工科，但因家庭變故不得不輟學。一年后報考大學時，由于沒有學過高三數學、物理等課程，他只得選擇了因愛看小說而比較感興趣的中國文學系。1949年北平解放，祝總斌不久便走上了工作崗位，到過農村，下過部隊。“然而命運卻注定要把我與中國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輩子。”在1954年，由于某種機遇，祝先生被調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輔導、講授中國政治、法律制度史，開始部分涉及中國古代史；后轉歷史系，從此便專門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進入北大之后，祝總斌意識到學海無涯而自己的知識太淺薄，必須盡快積累。北大圖書館中藏書豐富，50年代的館員個個業務嫻熟，工作認真負責，知無不答。他在摸索中不斷積累目錄學、文獻學知識，以《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書為指導，將其中所載的感興趣的書借回閱讀。每月祝總斌總要跑琉璃廠等地一趟，購置一些書籍，并將其視為極大樂趣。為了厚積薄發，除了史學知識基本功之外，祝先生也常常研究一些與之有聯系，比較專門的知識。如閱讀先秦兩漢若干文獻和有關論文時，他反復學習了音韻學，再查閱文獻時便不再感到神秘莫測。文字學、訓詁學、考古學、天文歷法、科學技術、中外交通、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知識，祝總斌也都做到不同程度地盡可能多懂一些。

“當然，強調要學習的各種知識，或許其中有些在中國古代史教學、科研中始終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卻可使我們對直接用上的知識掌握得更扎實，運用起來更有信心。”

祝總斌于1959年購買的《九朝律考》封面、扉頁

上世紀70年代末，鄧廣銘先生擔任歷史系系主任，重塑和穩固了歷史系的許多傳統，當時祝總斌擔任副系主任。祝先生曾坦言自己剛到歷史系時很忐忑，當時鄧先生可能一上來對他有異議。鄧先生是胡適、傅斯年的學生，是根紅苗正地從一個學術傳統里長出來的，但祝總斌靠自己的努力，憑借文章獲得了鄧先生的肯定。八九十年代的北大歷史系，中古史最強。以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來說，老一輩是出生于1913年的周一良先生，中間是出生于1924年的田余慶先生，最年輕的就是出生于1930年的祝總斌先生。

祝總斌對學術一直保持著最純真的熱愛，他在各個階段買下自己感興趣的書總共有上萬冊。這上萬冊的書中幾乎每本都有他讀過的痕跡和留下的批注，承載著他一輩子的心血。晚年時，祝總斌由于沒有精力再讀這么多的書，便開始“散書”。所謂“散書”，便是祝總斌將自己的藏書拆開，按照領域整理好，送給他認為還要繼續研究相應領域的學生。最初學生們非常抵觸這件事，認為一個學者在散書就是要走的意思，但祝先生十分豁達。他希望自己傾注心血的藏書不是被草草賣掉，而是到達可能用到的人手上，能夠給予他們幫助。對于一位學者而言，書便是他學術生命的寄托。祝總斌的書留在了學生們的手中，學生們再讀這些書，也能讀到先生的手澤，從中得益許多。

魏晉南北史學界有三駕馬車，周一良先生、田余慶先生、祝總斌先生，這三駕馬車在國際上都是聲名顯著的。前兩駕已經走了，祝總斌是最后一個。三位先生會在另一個世界再見，三駕馬車的情誼還會繼續，他們的緣分還會繼續，他們一定還會在另一個世界互相交流。先生們留下的研究成果和學者風骨也將繼續福澤后人，指引著后世的學者繼續向前。

哲人已逝，遺范長存。世上再無祝先生，中古史的研究道途上，卻永遠留下了先生的腳步，指引著一代又一代人，讀先生書，傳先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