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開展革命斗爭理論和實踐的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在嚴峻復雜形勢下深刻分析社會階級矛盾和生產力發展狀況后誕生的。170多年來，在世界近現當代文明進程和人類社會進步中，《宣言》始終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00多年來，《宣言》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成長、發展壯大的理論指導和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奪取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勝利的行動指南。要了解《宣言》，就要了解《宣言》的歷史。《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由馬克思起草完成。《宣言》的整個創建過程即從形成、問世到廣泛傳播，一路歷經艱難曲折，很不平凡。
[關鍵詞]共產黨宣言 綱領性文獻 同盟二大
《共產黨宣言》是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開展革命斗爭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這部標志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重要黨綱，在世界近現當代文明進程中，對人類社會變革進步和思想革命解放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然而，作為指導運用于反對反動統治階級及社會制度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部曠世經典的問世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而是在嚴峻政治形勢和復雜斗爭環境中形成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由馬克思執筆起草完成。本人在《<共產黨宣言>及其所有制問題》一文中分析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和馬克思的艱苦歲月，認為《共產黨宣言》確實來之不易。為什么說《共產黨宣言》來之不易？《宣言》到底是怎樣煉成的，它來到這個世界上究竟經歷了什么，又是怎樣擺脫困境走向輝煌未來的？現就這個話題適當展開說說。
（一）馬克思經濟困難差一點放棄參加同盟二大
《共產黨宣言》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委托馬克思恩格斯為同盟起草的第一個科學理論綱領。制定綱領是同盟的一件大事和首要任務。對于同盟來說，能及時擁有一部科學的穩定有力的能夠號召和引導無產階級工人運動的共同綱領，非常必要，十分緊迫。
1847年6月2-9日，正義者同盟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觀點和關于改組同盟的意見，在倫敦秘密召開代表大會。恩格斯代表巴黎三個支部出席大會并指導大會工作，對大會順利進行發揮了重要作用。威廉·沃爾弗代表布魯塞爾支部參加大會。馬克思主要因經濟困難沒有參加本次會議。會議的任務首先是對同盟進行了改組，即把正義者同盟組織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為什么要改為這個名稱？當時還是有爭議的。1847年6月9日，同盟中央在第一次代表大會致同盟盟員的通告信說：“許多人要正義，即要他們稱為正義的東西，但他們并不因此就是共產主義者。而我們的特點不在于我們一般地要正義——每個人都能宣稱自己要正義——，而在于我們向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私有制進攻，在于我們要財產公有，在于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因此，對我們同盟來說，要有一個合適的名稱，一個能表明我們是什么人的名稱，于是我們選用了這個名稱。”[1]接著是把原有“人人皆兄弟”的舊口號改用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新的國際主義戰斗口號。同時，大會還討論審查了有恩格斯積極參加起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并請各支部進一步完善最后通過。因此，本次大會實際上也就成為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對于恩格斯為同盟起草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大會的意見是這樣的：“必須特別慎重，不應操之過急。”“代表大會決定草擬這個提綱，把它發給各支部討論、編寫，各支部要把修改建議與補充意見寄給中央委員會。”“我們力求通過對共產主義所由產生的社會關系的不斷考察，永遠保持一塊穩固的基地。我們希望，中央委員會將從你們那里收到很多的補充意見和修改建議，并且再次要求你們就這個問題進行特別熱烈的討論。”[2]可見，根據以往的經驗，同盟中央對制定綱領的事十分小心謹慎。10月底-11月，恩格斯根據同盟中央巴黎區部的意見，在信條草案基礎上起草了《共產主義原理》草案。
當時，在同盟內部流行著一種教義式或問答式的行文方式。受此影響，恩格斯起草的這兩個草案，也采用了一問一答的方式。其實，恩格斯對這種起草風格和教義式行文方式并不滿意。因為這種問答式的綱領，既沒有號召力，也沒有戰斗精神。因此，必須要跳出這種框框，打破這種陳舊過時的方式。這樣一來，根據當時的情況和工作需要，馬克思恩格斯在11月底同盟二大召開之前就有了明確分工。恩格斯參加一大后，按照同盟中央的要求，需要在巴黎繼續保持與同盟的緊密聯系和處理同盟巴黎各支部內部的相關事務，而綱領《宣言》的執筆起草重任似乎注定就要落在身居布魯塞爾的馬克思的肩上。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很重要很關鍵，恩格斯想讓馬克思一同出席。但是，馬克思能去倫敦參加同盟二大嗎？在恩格斯1847年月11月23日定下來去參加二大時，這天即23日（星期二）晚上很晚給馬克思寫了一封關于商量如何去參會的信。24日（星期三）在寫好的信還未寄出的早晨，恩格斯在信的落款處寫了很顯目的四個字：“請看背面”，便在這封信的背面又加寫了一段話：“請你把《信條》考慮一下。我想，我們最好是拋棄那種教義問答形式，把這個東西叫做《共產主義宣言》。因為其中必須或多或少地敘述歷史，所以現在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適的。我將把我在這里草擬的東西（《共產主義原理》——筆者加）帶去，這是用簡單的敘述體寫的，但是校訂得非常粗糙，十分倉促。我開頭寫什么是共產主義，隨即轉到無產階級——它產生的歷史，它和以前的勞動者的區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的發展，危機，結論。其中也談到各種次要問題，最后談到了共產主義者的黨的政策中應當公開說明的那些內容。這里的這個東西還根本沒有提請批準，但是我想，除了某些小而又小的地方，要做到其中至少不包含任何違背我們觀點的東西。”正在這時，恩格斯非常及時（星期三早晨）收到馬克思的來信，信的主要內容可能是馬克思告訴恩格斯同意去了。之前（11月15日），恩格斯寫信問馬克思是否去倫敦參加二大，馬克思的這次來信可能是告訴恩格斯去、怎么去和去了后如何把控會議的方向等有關內容（遺憾的是這封信未能保存下來）。所以，恩格斯這時在信的背面寫的那段話下面趕緊又補寫到：“剛才收到你的信，信中所說的事情我上面所寫的已經回答了。”[3]這樣一來，恩格斯就放心下來而不再問馬克思去不去了。從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至少有這樣幾個意思：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商量好，如果馬克思能去，綱領《宣言》就由馬克思來執筆，這一點從恩格斯寫的“請你把《信條》考慮一下”這一句的“請你”二字完全可以看得出來。恩格斯相信馬克思完全具有起草新綱領的能力，他想要馬克思前往倫敦的主要用意就在于此。同盟中央領導人可能也有這個意思。二是現有的兩個草案都是采用“教義問答形式”，很不合適，需要用敘述式的行文風格。三是要把新起草的文本題名為《共產主義宣言》。因為《宣言》要敘述歷史、經濟、階級斗爭等，要旗幟鮮明，要有戰斗精神。從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參加一大或在會后與同盟中央領導人聯系時，向他們介紹和推薦過馬克思。
有了新的組織、新的口號、新的章程，目前當務之急是要有新的理論和新的綱領。而新的理論和新的綱領能不能最終產生，關鍵看馬克思這次能否前往倫敦參加同盟二大。為什么說馬克思差一點不能去參加倫敦同盟二大會議呢？其主要原因是：馬克思一家正面臨比同盟一大時的經濟生活更為嚴峻的困難。
從1843年開始，馬克思多次被德國、法國、比利時等政府驅逐，歷經了長達40年的流亡歲月。由于被多次驅逐，馬克思一家顛沛流離，僑居不定，頻繁搬家，經常生活在貧困和惶恐之中。1843年9月，馬克思第一次被普魯士政府驅逐后，10月來到空想社會主義的故鄉巴黎。在巴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入很大精力于1844年2月底編輯出版了《德法年鑒》雜志（1-2期合刊號）。但是，這一發行量很小的重要期刊在運往德國銷售的部分（300多本），被德法邊境的普魯士警察沒收了，這使馬克思在生活上首次陷入極大困難。從此，馬克思一直為經濟問題而煩惱。在倫敦同盟一大召開前夕，1846年5月14日，馬克思在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談到：“錢的事使我很不愉快。”現在“我手頭很緊。為了使自己在最近期間在這里暫時還能過得下去，我把最后的一些金銀什物和一大部分亞麻布都當掉了。”“你看，全面的災難！眼下我真不知該怎么辦才好。”“除了許多的工作、家務事等等，又加上這一切金錢的壓力，你應該因此而諒解我為什么沒有給你寫信。”[4]馬克思面臨的“全面的災難”，應該還包括他的妻子燕妮病魔纏身、臥于床榻。1847年后，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期間，除了恩格斯對他的幫助外，還經常向其他朋友要錢借錢，經常在食品店、面包店、藥店等賒賬欠債。不僅如此，馬克思自己的健康狀況也不好。正是因為經濟和身體原因，馬克思沒能參加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這些困難的真實情況，我們再來看看馬克思自己說的一段話。1847年5月15日，馬克思給在巴黎的好友恩格斯寫信說：“我不能去倫敦了。經濟情況不允許我去。但我想我們會派沃爾弗去。這樣，有你們兩個人在那里，也就夠了。”在信中，馬克思還要恩格斯幫忙去抓緊追討欠款。“因為事情十分緊迫，所以希望你一天都不要耽誤，把一切事情辦妥，并來信告訴我。”他在最后寫到：“我不能再給你多寫了。大約十二天以前，布賴埃爾給我放了血，但不是左手，而是右手，由于我繼續工作根本不在乎，所以傷口化膿，未能封口。當時病情如果惡化，我會失掉一只手。現在幾乎已經痊愈了。但是手還軟弱無力，不宜多動。”[5]這就是說，除了經濟問題外，身體狀況也不允許馬克思往返奔波。目前，馬克思面臨更大的困難，他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放棄參加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
同盟二大于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倫敦如期召開。這一次馬克思能參加嗎？讓同盟中央感到驚喜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會。人是來了，但是，馬克思的心情一定是非常不安、非常沉重的。因為這時的馬克思是在全家處于十分悲慘的困難局面下前來與會的。大會結束后，馬克思沒有及時返回布魯塞爾。12月9日，還在倫敦的馬克思給巴黎的俄國文學評論家巴維爾·瓦西里也維奇·安年柯夫寫信，如實說了自己的困難：“我踏上旅途后（我還得在這里呆幾天），卻把我的家庭撇在極其艱難和無望的困境之中。問題還不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都在生病。我的經濟狀況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說正受到債主們的圍攻，她遇到了極端嚴重的經濟困難。”[6]為什么會窮困到這步田地？馬克思一家的生活主要是靠獲取稿費來維持。而在當下，他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還沒有全部印出來，已經印出來的部分，只是為了能夠問世答應不拿報酬。那本《哲學的貧困》雖然銷路很好，但其稿費要到明年3、4月份的復活節才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馬克思接著說：“如果您能給我的妻子寄去一百至二百法郎的話，那您真的是把我從極大的苦惱中救了出來。自然，要等我同我的家庭的經濟關系妥善解決以后，我才能還您這筆錢。”[7]看來，情況比一大時更為糟糕，馬克思完全有理由放棄參加二大。但是，又是什么事情促使他前往倫敦的呢？
在1847年10月底時，馬克思就收到同盟中央來信，信里告訴馬克思二大在11月29日（星期一）召開（這個時間是同盟中央在6月一大決定的），并力勸他親自參加。同盟中央對比利時對布魯塞爾的工作非常滿意，認為：“在布魯塞爾有一個干練的支部，它的成員是德國人和比利時人。”“我們希望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比利時有一些代表出席。”[8]馬克思作為同盟布魯塞爾支部主席和區部委員，有條件有資格當選為二大代表。在同盟中央確定馬克思為二大代表后，到底是去還是放棄不去，馬克思的心理特別矛盾。如果不是恩格斯的積極鼓動，那馬克思就真的放棄了。恩格斯在1847年11月15日晚上把自己被選定為二大代表的消息，第二天寫信告訴馬克思，但主要還是想借此機會促使馬克思參會：“錢都來了。請你寫信告訴我，你和特德斯科去不去。如果你們不能上那兒去，我也不能一個人去，不能一個人參加代表大會，這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你們兩人不能去，那么事情就完蛋了，就要拖遲幾個月。如果是這樣，請你給倫敦寫信，好及時把這件事通知各處。”信寫到后面，恩格斯又重復了一句，請你“立即寫信告訴我你是否去倫敦。”[9]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較晚即出發前4天幾乎是在相同的時間定下來去的。恩格斯已經作好了去的打算，并就有關如何去的想法于11月23日（星期二）晚上給馬克思寫信。恩格斯說：“今天晚上才把我去的事定下來。這樣，星期六晚上在奧斯坦德，在正對火車站的噴泉旁邊的‘王冠’旅館見面，星期日早晨過拉芒什海峽（英吉利海峽）.你們如果乘四點到五點之間的火車動身,將大致和我同時到達。”“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末我就要肯定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館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見面了。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時間來商討所有的事情；這次代表大會將是決定性的，因為這一次我們將完全按照我們自己的方針來掌握大會。”[10]正在恩格斯焦急地等待馬克思回信的時候，第二天（星期三）早晨收到了馬克思的來信。信中說的可能是和恩格斯寫的是基本相同的內容，所以恩格斯才趕緊在寫好的信上加寫，“剛才收到你的信，信中所說的事情我上面所寫的已經回答了。”這里說明馬克思不僅同意了去，而且還與恩格斯在思想上行動上形成了怎么去的默契。
對整個倫敦行程，恩格斯負責籌集和準備經費，為馬克思得以赴會提供經濟支撐。在同盟一大和二大期間，恩格斯做了許多組織、協調、通訊、宣傳等方面工作，而這次解決錢的問題對倫敦之行尤為關鍵。為爭取這次機會，恩格斯多次催馬克思回信，反復問是否去，并且在想辦法籌款，目的還是想促成馬克思能去。11月23日（星期二）晚上，恩格斯算好日程后寫信約馬克思星期六（27日）出發，晚上在奧斯坦德“王冠”旅館見面，而24日（星期三）早晨收到的馬克思的來信可能是約星期五（26日）出發，所以恩格斯才及時在信的背面加寫：“星期五晚上我還不能夠到達奧斯坦德，因為錢要到星期五才能湊齊。”[11]在恩格斯的催促和同盟中央的“力勸”下，按照這樣的約定，馬克思和恩格斯終于共同踏上了倫敦之旅。
（二）“黨的事情”促使馬克思赴倫敦參加同盟二大
馬克思是一個工作狂，他一向很繁忙，效率很高，給了同盟很多幫助，尤其是他堅定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給同盟發展帶來了新的曙光。同盟中央在1847年6月9日致盟員的通告信就這樣說過，新的成員加入了同盟，同盟的前途就有了保證，同時，對馬克思的布魯塞爾支部大加贊賞。因此，他這次能來倫敦，這是同盟中央委員會的期待，對同盟二大的成功召開，對誕生新的理論綱領，對馬克思的一生，對共產主義事業未來，都極為重要。馬克思能夠出席倫敦大會，恩格斯很關鍵，功勞很大。當然，馬克思恩格斯這次前往倫敦不僅僅只是為了參加同盟二大。還是在1847年11月15日的信中，他就對馬克思說到，我們28日到達倫敦后第二天就要開始工作。什么工作？“可能在29日，星期一，波蘭紀念日，‘民主派兄弟協會’會進行某些活動，而我們則必須出席。這將是很好的事情。你在倫敦要作一次法語演說，然后我們把它登在《改革報》上。為了能夠在法國人中間發表意見，德國人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一次演說將勝過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訪問。”“你在10月2日的《北極星報》上大概已經看到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協會’關于召開一次民主派代表大會的要求。支持這個要求吧。我在法國人中間也一定加以支持。”[12]聽了恩格斯這一番中肯之言，馬克思還是同意了去倫敦和在倫敦參加波蘭紀念日的活動。因為馬克思作為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副主席，能利用這次機會與“民主派兄弟協會”的領導人會面也是很難得很重要的。
11月27日（星期六），恩格斯從巴黎出發，馬克思和特德斯科從布魯塞爾出發，幾乎同時到達比利時西北部海岸港口城市奧斯坦德正對火車站噴泉旁邊的“王冠”旅館，晚上他們在這里充分商討了此行的所有事情。28日（星期日）早上，馬克思恩格斯和特德斯科一起開始過拉芒什海峽（英吉利海峽）。29日（星期一）晚上同盟二大正式開始。馬克思的外曾孫子羅伯爾-讓·龍格在《我的外曾祖父卡爾·馬克思》一書中記載：“代表大會開了兩個星期。會議都是晚間進行的，因為幾乎所有的代表在白天都必須為了掙錢糊口而去工作。”[13]可見，除馬克思外，其他會議代表的生活也很緊張。這樣安排也好，既有利于會議保密，也有利于大家兼顧其它工作。當然，這樣安排對馬克思來說就更合適了。到達倫敦的第二天，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開始了十分重要的工作。這就是他們參加了11月29日在倫敦由“民主派兄弟協會”為紀念1830年波蘭起義十七周年紀念日而組織的國際大會。這個協會是憲章運動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瓊斯等為在各國民主運動之間建立密切聯系于1845年成立的，馬克思恩格斯當時參加了這個成立會議，幾年來經常與他們保持聯系，竭力以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教育和影響該協會人員。1847年8月5日，成立了同盟布魯塞爾新的支部和區部，馬克思當選為布魯塞爾新支部主席和區部委員會委員。8月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成立了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11月15日成立了布魯塞爾民主協會，馬克思任民主協會副主席。因此，馬克思不管是參加同盟二大和還是參加他們這個紀念日活動都是合適的，必要的。據讓·龍格說：“馬克思在倫敦期間同憲章運動的首領們進行了談判，并且參加了為紀念波蘭起義十七周年紀念而組織的國際民主派集會。”[14]由于他們這個協會的會員在理論上比較幼稚，曾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這次與他們見面，馬克思是以民主協會的身份出現的。首先，馬克思向“民主派兄弟協會”領導人轉達了布魯塞爾民主協會致“民主派兄弟協會”關于兩個組織建立更密切聯系的呼吁書，同時，介紹了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有關情況，以便進一步從思想上工作上對他們產生影響。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參加“民主派兄弟協會”的活動，得到了同盟中央的支持。
然而，參加本次紀念活動的重點任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集會上的演說。兩個演說雖然篇幅不長，但其內容具有極強的鼓動性和號召力。馬克思慷慨激昂說道：要使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一致起來，“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一些國家剝削另一些國家的條件；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只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階級有辦法做到這一點。”“舊社會的死亡對于在那個社會里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喪失的人們來說并不是一種損失，而一切現代國家里的極大多數人的處境正是這樣。而且，他們必須通過舊社會的覆滅才能獲得一切；舊社會的覆滅是建立一個不再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新社會的條件。”“你們憲章派不應該僅限于表達解放各民族的善良愿望。打倒你們國內的敵人，那時你們就可以自豪地感到，你們消滅了整個舊社會。”[15]恩格斯說：“既然各國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們的利益是相同的，他們的敵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們就應當共同戰斗，就應當以各國工人的兄弟聯盟來對抗各國資產者的兄弟聯盟。”[16]這樣能夠鼓舞人心的演說，確實是一次演說能“勝過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訪問”。關于大會的報道，載于12月4日《北極星報》、12月5日《改革報》，12月9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刊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演說的全文。同盟二大散會后，馬克思12月9日在倫敦給安年柯夫的信說到這一點：“黨的事情（我在這里不能詳述），促使我前來倫敦。同時我也利用這次倫敦之行，建立了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同英國憲章派直接的聯系，并在一個公開的集會上對英國憲章派講了話。”[17]11月30日，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德國工人教育協會會議上發表演說，馬克思在演說中報告了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的活動情況。[18]12月7日，恩格斯在倫敦德國工人教育協會會議上做了關于經濟問題的報告。[19]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協會方面的工作積極主動、非常活躍和富有成效。
馬克思12月9日給安年柯夫的信還說了這樣一句：“我還得在這里呆幾天。”但是，同盟二大都結束了，工人協會方面的工作也辦完了，家里情況又那樣緊急，那“還得在這里呆幾天”又是干什么呢？由于這涉及到“黨的事情”，馬克思出于保密，堅持原則，沒有給他說什么。在《宣言》引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各國共產黨人集會于倫敦，擬定了如下的宣言。”[20]這說明在大會期間至少是有過如何“擬定宣言”的考慮。馬克思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對綱領就有些想法。在會上10天激烈和深入的辯論中，馬克思舌戰群儒，講到令人信服的符合同盟中央要求的基本思想和新的理論。因此，馬克思的觀點化解了討論的分歧，消除了大會的疑慮，統一了大家的思想，贏得了同盟中央和與會代表的信任。經過辯論，馬克思對綱領的總體框架和基本內容可能就有些腹稿了。同盟對擬定綱領既高度重視，又特別慎重。大會結束后，可能是同盟中央有意把馬克思留下深入商議綱領的事。馬克思在倫敦繼續逗留的4、5天里，可能就是在與同盟中央成員討論自己“擬定”的綱領“腹稿”。同時，同盟中央委員會同意恩格斯的提議，形成了具體是委托馬克思執筆起草《宣言》的重要決議。這應該就是在大會結束后，馬克思為什么還要在倫敦“呆幾天”的原因，這樣看來，呆這幾天對起草綱領是必要的和有意義的。
現在，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能夠克服巨大困難壓力出席倫敦會議，充分顯示出馬克思堅持以工作為重和迎難而上的責任擔當，充分顯示出馬克思為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事業努力拼搏的獻身精神。特別是從他和安年柯夫說的“黨的事情（我在這里不能詳述），促使我前來倫敦”這一句，充分表明了馬克思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忠誠，對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事業的熱愛，對黨組織和黨的活動保守秘密的高度自覺和嚴謹作風；充分表明了馬克思堅持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勇于犧牲個人家庭利益的高尚情懷和忘我精神。“黨的事情”就是“促使我前來倫敦”的主要原因。
《宣言》誕生來之不易，但又是歷史的必然。在1847年11月到1848年1月這一段時間，同盟中央召開二大和馬克思起草《宣言》，相對而言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因為這一段時間巴黎、倫敦、德國、比利時的經濟政治形勢相對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大的事件。同時，馬克思的居所也比較穩定，沒有出現頻繁搬家的情況，警察也沒有來找馬克思的麻煩。這是召開大會和起草《宣言》的最佳時機和有利條件。如果錯過了這個機會，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果不其然，形勢很快發生變化。在《宣言》起草任務剛剛完成正在倫敦付印時，1848年2月22日法國爆發了“二月革命”，6月的巴黎又掀起了工人武裝暴動。在后面的幾年里，政治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同盟都未能召開代表大會。值得慶幸的是，同盟中央抓住了機遇，大會如期召開了，馬克思按時去了，《宣言》最終產生了。應該是由于馬克思起草了綱領《宣言》和具有特殊的思想精神活力，在同盟中央的威望有了極大提高。1848年2月底，同盟中央委員會由倫敦遷到布魯塞爾，確立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為同盟布魯塞爾中央委員會，并把全部職權交給了馬克思。3月3日，布魯塞爾中央委員會作出決議，根據形勢需要（馬克思被驅逐前往巴黎）中央委員會再由布魯塞爾遷到巴黎。3月上旬，新的中央委員會在巴黎成立，馬克思被選為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沙佩爾為書記，恩格斯等為委員。
（三）馬克思繁忙延誤險些被取消《宣言》起草資格
為起草黨綱需要，在取得同盟中央信任后，馬克思拿回了所有大會的文件資料，包括恩格斯起草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和《共產主義原理》草稿、《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共產主義雜志》（里面有沙佩爾、沃爾弗等人的文章）、莫澤斯·赫斯帶有空想色彩的《共產主義信條問答》修正草案、圍繞大會主題討論成文的會議材料、各區部的意見建議等。同盟中央要求馬克思完成《宣言》起草任務，原定的時間是1848年1月初，最遲不超過1月中旬。這可謂是時間緊、任務重、責任大。
大會于1847年12月8日結束。12月13日左右（有說12月中），馬克思從倫敦返回布魯塞爾，正式開始綱領《宣言》寫作。恩格斯17日從倫敦到布魯塞爾，繼續與馬克思商量關于綱領起草問題和辦理其它相關事務，直到12月底返回巴黎。從馬克思回到布魯塞爾算起，離完成起草工作要求的時間滿打滿算還有30 多天。這時，起草綱領《宣言》稿已經進入倒計時關鍵階段。在這個時間段里還能夠完成任務嗎？同盟全體人員都在拭目以待。如果僅僅只做這一件事，那肯定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實際上卻不僅僅是只做這一件事，不僅如此，馬克思幾乎沒有時間來寫《宣言》。這是怎么回事？
馬克思工作嚴謹，對自己要求很高，在協會工作很多。當時，他在同盟布魯塞爾區部、支部和工人協會、民主協會等都有任職，各方面工作和有關組織性的活動都需要認真做好，同時，綱領中將涉及到政治經濟學方面理論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就是說，在這段時間內，馬克思在起草《宣言》的同時，還做了很多關于工人協會方面的工作。
12月下半月，馬克思準備了演說材料，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做了關于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演說，并將其中的一部分整理形成以《雇傭勞動與資本》為題這部政治經濟學論著。1848年初，馬克思試圖在布魯塞爾發表，但后來被逐出比利時而未能如愿。這部著作論述了以剝削雇傭工人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和辯證關系，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深刻危機及其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完成如此重要的著作，在起草《宣言》期間占用了不少時間。
12月17日左右，馬克思寫了《駁阿·巴泰爾斯》（載于19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21]
12月20日，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大會上，報告了11月29日關于倫敦紀念1830年波蘭革命大會的情況，并宣讀了“民主派兄弟協會”的賀詞。
12月24日，馬克思寫了《拉馬丁和共產主義》（載于26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22]
12月底，馬克思為《工資》一文擬定了大綱，撰寫了手稿。[23]這篇手稿同他未完成的著作《雇傭勞動與資本》有直接聯系，是對該著作的補充。
12月31日，馬克思出席了由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舉辦的有近130人出席的新年晚會并發言。
1847年12月，馬克思寫了《需求》手稿。[24]這份手稿片段保持在馬克思的一本包括有《工資》手稿并注明日期為1847年12月的筆記本中。[25]據推測，這個片段或者是馬克思為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會議上做的《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準備的綱要，或者是他為1847年12月在布魯塞爾德國工人協會中的幾次政治經濟學講演準備的綱要。
1848年1月9日，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公眾大會上發表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大會通過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該演說的決議。這本小冊子《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于2月初問世。演說揭露了資產階級關于自由貿易的謊言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指出了資本家對雇傭工人進行殘酷剝削的事實，揭示了所謂的“貿易自由”實質就是資本家壓榨工人的自由。馬克思的這些論著，為形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完成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和政治經濟學巨著《資本論》打下了基礎。
1848年1月9日和14日之間，馬克思寫了《法國的局勢》（載于1848年1月16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5號和1月19日《改革報》，未署名）。[26]
另外，馬克思仍一直在為他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他的《哲學的貧困》后續有關事務性的工作操心。在《宣言》手稿交稿正在付印的過程中，馬克思于2月22日又進行了一次在布魯塞爾舉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義兩周年紀念大會上關于論波蘭問題的演說。
從馬克思以上工作和日程安排情況看，一段時間來，馬克思寫《宣言》稿和寫其它著作以及應對其它事情 ，都在緊張地穿插進行，真正屬于寫綱領的時間，加起來可能也就是20多天的時間。在完成《宣言》最后沖刺的十來天，可能時間和精力都是比較集中了。馬克思在起草《宣言》期間，除了有必要參加這些活動和寫這些文章以外，基本沒有與外界聯系，沒有寫信，也沒有回信。這一段時間，可能一些人尤其是巴黎各支部的成員都遲遲沒有聽到綱領《宣言》誕生的消息，又出現了一些懶散、松懈的情緒。這幾年來，由于魏特林派的分裂活動，巴黎各支部出現了不同派別和經常性爭吵的情況，同盟認為巴黎的工作絲毫沒有進步。恩格斯自1846年8月15日旅居巴黎以來，逐步克服了各支部的思想混亂現象，在劃清與魏特林平均空想共產主義界線方面起來決定性作用，從而成為巴黎各支部多數派的代表出席同盟二大。但這時的恩格斯也不知道《宣言》手稿具體什么時間上報，什么時間通過，什么時間印發，而同盟巴黎這邊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需要解決。在1月份中下旬這個關鍵時刻，恩格斯給馬克思寫了兩封信。在1月14日的信中，恩格斯說：“這里同盟的情況很令人難受。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松懈和互相之間的無謂嫉妒。”因為同盟巴黎各支部的領導人海·艾韋貝克和參加各支部的部分工人，受魏特林主義和蒲魯東主義的影響較深，在還沒有產生新的綱領理論的這段時間，這些人出現明顯的消極現象，恩格斯拿他們也毫無辦法。“他們之間的一些人是道地的施特勞賓人，衰老下去的粗人，而另一些人是新興的小資產者。”[27]所謂施特勞賓人，是指德國的流動的手工業幫工，包括裁縫、木工、制革等工人。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落后行會意識和成見的支配，抱著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幻想，認為可以從資本主義大工業退回到小手工業去。恩格斯覺得要影響、宣傳、教育這些人很難，他說要等《宣言》來了以后，再去和他們做一次工作，如果這次再不成功，我就放棄這種宣傳。所以，恩格斯接著說：“希望倫敦的文件快點來，使這項工作重新活躍一些；那時我將利用時機。這些人由于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代表大會的任何結果，當然會十分松勁。我現在正同施土姆普弗和諾伊貝克介紹給我的一些新工人來往，但還不能說會有什么結果。”[28]一周過去了，馬克思的《宣言》手稿是不是已經寄往倫敦了，或是別的什么情況，上次的信也不見回，恩格斯坐不住了。所以，1月21日晚上恩格斯寫了第二封信，在談了有關情況后，最后一句說：“沒有什么新聞了，請快點回信。”[29]這兩封信馬克思都沒有回復。可想而知，這時馬克思已經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宣言》寫作上了，而大家都在翹首期盼《宣言》文件的早日到來。
但是，要在原先規定的時間（1月中旬）內完成任務，馬克思顯然是做不到了。怎么辦？同盟中央可能在1848年1月上旬，問過馬克思的起草進度，并強調提出了時間要求。看得出來，同盟中央分析局勢可能變化的情況，已經在焦急地等待著。
馬克思沒有退縮，繼續有條不紊地進行。馬克思最終于1848年1月底完成了《宣言》手稿的起草、修改、定稿，并將其寄往倫敦。
讓人感到可惜和遺憾的是，馬克思寄往倫敦的《宣言》手稿未能保存下來。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只有兩份簡短的草稿：一份是馬克思在1847年12月底-1848年1月初寫的《<共產黨宣言>第三章計劃草稿》，另一份是馬克思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寫的《<共產黨宣言>草稿的一頁》。[30]從“第三章計劃草稿”（即第三章寫作提綱）看，馬克思寫了六條，前四條是批判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后兩條即第五條是“直接的黨的文獻”，第六條是“共產主義的文獻”。可能是時間倉促的原因，《宣言》第三章的內容有些壓縮和調整，沒有完全按計劃提綱走。在第四條“批判的空想的文獻”中，馬克思提到“歐文、卡貝、魏特林、傅立葉、圣西門、巴貝夫的體系”，而在《宣言》中，只提到歐文、傅立葉、圣西門三人，其他三人就沒有說了。這個“第三章計劃草稿”是怎么保存下來的?當時馬克思把它寫在《工資》手稿筆記本的封頁上，上面還注明有“1847年12月于布魯塞爾”的字樣。關于《<共產黨宣言>草稿的一頁》這份手稿，是《宣言》草稿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一頁。其內容的小部分說的是《宣言》第一章的內容，大部分說的是第二章的內容，這一頁的頭兩行是燕妮的筆跡。可能確實是時間原因，馬克思寫到最后，篇幅大大壓縮了，《宣言》第四章最短，只有兩頁。在開始起草第一章時，時間相對充足，所以第一章寫得最長，有近14頁。由于要“敘述歷史”和經濟問題，馬克思在闡述關于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發展時，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述英國大工業對落后的舊中國掠奪的情況，其中還提到了“中國的市場”和中國的“萬里長城”。為什么“敘述歷史”就要說中國？“因為黑格爾寫歷史是從中國開始的。”[31]1842年初，馬克思第一篇批評普魯士政府的政論性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首次提到中國。當然，《宣言》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中對中國的敘述，應該是直接參照了他們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有關內容。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著作中，關于對中國的論述和論述中國的文章有很多。
從《宣言》表達的藝術風格看，馬克思談古論今，博覽群書，學識深厚，才華橫溢，文筆犀利。他中學時代開始愛好文學、詩歌、散文、戲劇。進入大學后，除法律專業外，他的興趣在黑格爾哲學、古希臘哲學等。1841年4月15日，23歲的馬克思獲得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到1847年，馬克思已經寫了很多哲學、經濟學文章和著作。《宣言》中有關古典文學、古典哲學、幽靈學、神話故事中的用語，就來自于莎士比亞、《圣經》、但丁《神曲》、埃斯庫羅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等。燕妮的父親馮·威斯特華倫對童年的馬克思就很喜愛，經常給馬克思和燕妮朗誦荷馬的史詩和莎士比亞的劇本、講述圣西門的故事等。馬克思特別崇拜莎士比亞及其著作，《哈姆雷特》等戲中的“幽靈”神話給馬克思留下深刻印象。1835-1837年，馬克思在給父親、燕妮和姐姐的信（詩）中，多處使用“幽靈”一詞。1836年11月，馬克思以《幽靈》為題，給燕妮寫了一首敘事詩。為報答“父親般的朋友”，馬克思在獲得耶拿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1841年4月15日）時，急忙將博士論文、博士學位證書和親筆獻詞，向未來的岳父馮·威斯特華倫呈上，這獻詞里就有“幽靈”用語。[32]馬克思此后的很多著作，都有對“幽靈”的描述。當然，《宣言》引言用“一個幽靈”起句，妙用四個“幽靈”，堪稱神來之筆。正是因為如此博學，馬克思近乎用詩意般的語言來表達《宣言》，開頭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結尾堅定有力、催人奮進，全篇呈現出一幅思想深邃、邏輯嚴密的美妙畫卷。同盟中央收到《宣言》稿后，十分滿意，沒有修改，沒有反對意見，一致通過。就這樣，一部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科學理論綱領《共產黨宣言》，于1848年2月24日在倫敦橫空出世。當《宣言》分發到各區部、支部后，受到同盟上下“科學社會主義先鋒隊的熱烈歡迎”，這是共產主義理論取得的重大勝利。
（四）綱領《宣言》創建歷經了不平凡的漫漫長路
《宣言》是為適應同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需要產生的。從《宣言》本身形成的過程看，它所經歷的時間并不長，也就是一個多月時間。從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算起，綱領《宣言》的產生經歷了一年多的時間。但是，共產主義理論從空想到科學經歷了更長的發展過程。《宣言》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同盟為了謀劃和制定這部科學的理論綱領，幾乎奮斗了10年。
《宣言》的產生與同盟的發展是緊密聯系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正義者同盟，而正義者同盟的前身是流亡者同盟。1833年，僑居在巴黎的德國政治流亡者、工人和手工業者，成立了第一個具有共和民主主義傾向的秘密組織人民同盟，主要是開展關于統一德國的宣傳活動。1834年，由人民同盟改建為流亡者同盟，盟員發展到幾百人。其主張是要推翻德國君主制，建立自由平等統一的共和國。1836年，一批最激進的成員（大部分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從流亡者同盟中分離出來，組成新的秘密組織正義者同盟。他們以建立“財產共有”新社會為宗旨，開展半宣傳、半密謀的活動。1839年5月12日，同盟各支部參加了由布朗基和巴爾貝斯領導的“四季社”的巴黎起義。起義失敗，卡爾·沙佩爾被捕入獄七個月后逐出法國，前往倫敦。恩格斯在認為，沙佩爾是一個典型的職業革命家，“他是個能干的人，他在開創德國工人運動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遠不會被遺忘的。”[33]亨利希·鮑威爾在巴黎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于1841年12月被捕驅逐去了倫敦。他在倫敦遇見了沙佩爾，后又聯系上了具有一定外交天賦的約瑟夫·莫爾。沙佩爾、鮑威爾、莫爾在同盟是老資格，我在這里把他們稱之為“同盟三爾”。他們在倫敦重新恢復正義者同盟組織，并加入1840年2月成立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1846年改稱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使之成為同盟的外圍組織。同時，在法國、瑞士和德國也恢復或重建了同盟支部，使同盟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工人組織。
恩格斯知道有這樣一個組織。1843年，正好在倫敦的恩格斯認識了他們三人，這也是恩格斯遇到的第一批德國革命無產者。這時，沙佩爾第一次前來建議恩格斯加入同盟，但被當時具有“哲學高傲態度”的恩格斯拒絕了。這主要是因為正義者同盟是以空想社會主義為理論指導，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原則理論觀點上與他們存在分歧。然而，恩格斯對“同盟三爾”的印象還是很好的。恩格斯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三個真正的男子漢在我自己還剛剛想要成為一個男子漢的時候所留給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34]當然，恩格斯也給他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不入盟并非不聯系。馬克思指出，我們同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建立了經常性的通訊活動，其主要目的“是要讓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同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建立聯系，使外國人經常了解德國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運動，并且向德國國內的德國人報道法國和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進展情況。”[35]恩格斯說：“我們不僅同倫敦的盟員經常保持通訊聯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當時的領導人艾韋貝克醫生有更為密切的交往。我們不參與同盟的內部事務，但仍然知道那里發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們通過口頭、書信和報刊，影響著最杰出的盟員的理論觀點。”[36]幾年來，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未入盟，但仍與他們保持聯系和在思想上理論上給他們提供指導。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同盟越來越認識到只靠寫信、通訊、口信等方式開展工作和聯系盟員不行了，必須要有統一的能夠凝聚大家團結戰斗的綱領。而空想社會主義已經很難把各支部各盟員凝聚在一起，具有真正指導意義上的科學理論已經枯竭。這時的蒲魯東及其同伙，他們以共產主義自居極力攻擊共產主義，目的是試圖用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來滲透、影響同盟盟員和工人隊伍，但遭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堅決反對。1846年10月23日，恩格斯在巴黎致信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通報了他在巴黎的一次工人集會上與蒲魯東之流斗爭并取得勝利的情況。在集會激烈爭論時，他們用“財產公有”、“為了人類的幸福”來蠱惑人心，甚至有人當場向恩格斯提出“共產主義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對此，恩格斯沒有馬上直接回答這一問題，而是在揭露了蒲魯東的股份公司保留私人財產及有關問題時，作了回答：“我把共產主義者的宗旨規定如下：（1）維護資產者利益相反的無產者的利益；（2）用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財產公有的手段來實現這一點；（3）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37]恩格斯的言辭得到了在場絕大多數人的擁護。由于缺乏科學思想的引導，同盟內部產生的激烈矛盾已經明顯表現出來，同盟領導人對此大為不滿，認為只能是再次去拜訪馬克思和恩格斯。
在這種情況下，1847年1月20日，同盟中央委員莫爾從倫敦出發先是到布魯塞爾去找馬克思，接著去巴黎找恩格斯，代表同盟的領導人再三邀請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其實，同盟從巴黎轉移到倫敦后同盟就有這個想法，到1846年11月，他們就更寄希望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了。所以，兩個月后，他們就派頗具外交能力的莫爾前來登門拜訪。可見，他們這次要請馬克思恩格斯入盟已經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了。為什么這個時候他們再一次急著來找馬克思恩格斯？一是他們是要及時轉達他們確信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都是正確的，并表示他們要擺脫陳舊的密謀性的傳統和形式；二是他們是要表示同意馬克思恩格斯在同盟大會上闡述批判的共產主義，并作為同盟的宣言發表；三是同意馬克思恩格斯來幫助改組過時的同盟組織，建立符合工人運動要求的新組織；四是很重要很緊迫的一點是要請馬克思恩格斯來幫助同盟起草新的理論綱領，并且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必須親自參加同盟的大會。莫爾一邊說著一邊拿出一份包含有以上內容的由同盟領導成員集體簽名的信函雙手交給馬克思。馬克思同意了他們的請求，并與莫爾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他們知道，原有的舊理論已經不能指導工人運動了。這時的魏特林不僅與同盟和盟員的關系都搞不好，并開始與同盟分道揚鑣，而且他的曾經充當過同盟理論綱領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現實的人類和理想的人類》等，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要了解《宣言》，必須了解《宣言》的歷史。從1847年1月到1848年1月，即從馬克思恩格斯答應加入同盟到完成綱領《宣言》起草，正好是一年的時間。恩格斯十分注重記錄和研究同盟的發展歷史，后來還經常回憶馬克思和他合著的《宣言》的產生情況。1885年10月8日，恩格斯寫了《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詳細地闡述了同盟的發展過程。恩格斯說：“我希望，將來還能有機會，把馬克思和我收集的關于國際工人運動這一光輝青年時代的歷史的豐富材料整理一下。”[38]其實，同盟的歷史，就是工人運動的歷史，也是《共產黨宣言》的歷史。恩格斯說：“我認為，不指出《宣言》是怎樣產生的，那無論用什么語文來出版都絕對不行。不指出這點，第二章末尾及第三章整章和第四章整章就完全不可理解。”[39]因為《宣言》中寫的這些內容不是憑空的，而是針對和批判歷史的舊觀念、錯誤思想、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反對黨派而寫的。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給安年柯夫寫的長信，介紹了他批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的想法，并決定寫《哲學的貧困》（莫爾到訪布魯塞爾時，馬克思正開始寫這部著作）。而這封信的基本內容就體現在《宣言》第一章的主要方面了。馬克思批判《貧困的哲學》的《哲學的貧困》，在一定意義說，它也是一部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其中的很多經濟學觀點都運用到《宣言》中去了。這里表明，馬克思批判蒲魯東與同盟綱領的發展存在著直接聯系。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涉及的更廣泛更全面的理論，更是為起草《宣言》打下了全方位思想和理論基礎。比如其所有制理論、消滅私有制、階級斗爭理論、“幽靈”理論、世界市場理論、國家理論、對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鎖鏈”用語、中國問題等等，在《宣言》中都得到了體現和運用。
共產主義者同盟是由正義者同盟發展而來的。1836年，正義者同盟在流亡者同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后，開始考慮同盟綱領問題。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同盟先后受到各種具有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如布朗基主義、卡貝主義、魏特林空想社會主義、蒲魯東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等。同他們的反復斗爭就是同盟的曲折發展過程，也是《宣言》的曲折發展過程。1838年，正義者同盟在巴黎第一次針對關于如何制定綱領和制定什么樣的綱領的問題的進行了討論。從此以后，同盟就把制定綱領作為一項重要工作擺上議事日程。當時一些盟員提出要求，需要有一部關于“財產共有制”的綱領性著作。參加這次討論的人員有威廉·魏特林、沙佩爾、莫爾、鮑威爾等。1835年10月，魏特林來到巴黎，1836年他成為新組建的正義者同盟的創建人和領導者之一。1836年4月，他又一次經德國旅行到維也納，1837年9月回到巴黎，并開始他的共產主義理論家的活動。恩格斯稱魏特林是“德國共產主義創始者”。魏特林入盟后，熱心同盟工作，積極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在同盟一度起著重要作用。于是，同盟委員會決定由他起草綱領。受同盟委托，魏特林為正義者同盟起草了一個證明“財富共有共享”可能性的綱領性宣傳文件，即《現實的人類和理想的人類》。他的這一著作的主要主張是廢除財產私有和金錢制度，實行財富共有共享，要求一切平等和共享幸福。經同盟委員會審核后，本書于1838年底出版并成為了正義者同盟的綱領性文獻。魏特林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現代奴隸制度，而奴隸制度沒有和諧與自由可言。1842年12月，他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出版，同樣也起到了同盟綱領的作用。當他急于把自己的理論運用于社會實際的時候，陷入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之中，他的一些不切實際的言論和過激的行為，遭到了正義者同盟領導人的堅決反對。魏特林從根本上脫離實際和歷史條件，沒有在總結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基礎上對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和手段作出科學認識。他的理論雖然超出了布朗基主義，但仍然是一種粗陋的共產主義思想。尤其是他的理論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宗教意識或“早期基督教”仁慈，沒有擺脫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德國手工業工人本能的狹隘世界觀的局限性，從而使同盟對他的這種理論逐步失去了信心。同樣，以往的空想社會主義體系包括歐文、傅立葉、卡貝等人的理論，也都不能滿足同盟發展的要求。
1846年初，馬克思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建立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目的是加強與各國工人團體和社會主義者的聯系，團結先進分子，克服各種錯誤理論，擴大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影響，推動正義者同盟向正確方向發展。同時，他們一直在關注著正義者同盟的活動和思想動態。上半年，馬克思恩格斯以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名義分別批判了格律恩、克利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和魏特林的平均空想社會主義，削弱和阻止了他們對正義者同盟的思想干擾和理論滲透。因此，正義者同盟領導人也開始擦亮自己的眼睛，認清了空想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本質。
在綱領的形成過程中，沙佩爾也盡了自己的努力。據有關資料，1838年，沙佩爾寫了一篇題為《財產共有制》（草稿）用作綱領的教義問答式文章，大概是為了與魏特林的著作競爭而寫的。沙佩爾關于“財產共有制”的內容，與魏特林的思想基本一致，這是同盟創建綱領的最初形態。沙佩爾的表述為：“只有一切人按照民族在一個國家聯盟中生活，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同樣地以某種方式為了全體共同的幸福而創造財富或獲得財富，亦即只有在存在財產共有制的情況下，人類才能真正自由和幸福。”[40]1844-1845年，同盟針對沙佩爾提出的關于財產共有制、是否運用暴力、怎樣進行勞動分配等問題，還進行了一些討論。看來，“財產共有制”、“財富共有共享”這些空想的嘗試，成為了多年來多少有些左右同盟和盟員的思想觀念。
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加快了科學綱領《宣言》誕生的進程。1847年6月，恩格斯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并起草《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作為同盟的綱領性草案提交大會，引起了同盟中央的高度重視和與會代表的共同關注，為同盟各支部進一步討論修改和集思廣益提供了基礎性材料。因此，恩格斯起草的這個信條草案是有積極意義的，并且也是值得肯定的。應該也是根據6月9日同盟中央致盟員的通告信的統一要求，1847年9月，沙佩爾、鮑威爾等人提出了《共產主義信條問答》草案，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一帶有空想痕跡的文件很不滿意。接著，同盟巴黎支部的莫澤斯·赫斯又提出一個“信條問答修正草案”，這給巴黎支部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10月22日，巴黎區部召開會議討論該修正草案時，恩格斯對此予以了嚴厲批判，從而使這一修正草案遭到否決。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才受同盟巴黎區部的委托，吸取了會議討論的意見，在原有《共產主義信條草案》的基礎上，于10月底-11月起草了新的綱領草案《共產主義原理》。由于恩格斯總覺得自己寫的這種教義問答形式和有關內容不盡如人意。所以，恩格斯才于11月23-24日給馬克思寫信說了這些情況，并建議不要采用這種形式，綱領題名應為《共產主義宣言》。這個重要意見得到了馬克思的贊同。為參加倫敦11月29日至12月8日同盟中央這個至關重要的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大會的辯論和斗爭是激烈的，但大會的結果是成功的。通過這次歷史性的大會，實現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愿望，這就是：同盟歷經10年奮斗，世界上這一來之不易的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最終于1848年2月在馬克思的手上誕生了。
（五）《宣言》擺脫困境從苦難中走向輝煌未來
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和資本主義制度，建立沒有階級和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宣言》的根本任務，就是要通過暴力革命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制度。《宣言》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41]《宣言》中的這些關于階級斗爭和所有制理論，極大鼓舞了革命無產者和工人運動的革命意志。這就是在復雜形勢和批判環境中，《宣言》所體現出來的革命性和斗爭性，這就是《宣言》與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不同之處。1848年2月，當《宣言》“擬定”后，首次用德文在倫敦出版，接著“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麥文公布于世。”[42]從此，《宣言》就成為照亮人類社會進步的一道光芒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面旗幟。它的策略是不朽的，它的真理是顛撲不破的，它的偉大意義是深遠的。恩格斯向馬克思說：“如我所預見的，到處都有共產主義小組在《宣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這使我非常高興。”[43]
然而，對于這個直接向反動統治階級開戰的宣言書，對于這個“共產主義幽靈”，資產階級反動政府能坐視不管嗎？當然不會。《宣言》引言就說了，為了圍剿和驅除這個“幽靈”，舊歐洲的一切反動勢力都聯合起來了。因此，同盟的大會、同盟組織和工人協會的活動，都是不公開的，馬克思起草《宣言》更是需要秘密進行。馬克思被普魯士政府第二次驅逐后，舉家遷居布魯塞爾。1845年3月22日，馬克思和比利時政府簽署了一個關于“專注于哲學研究、不參加革命活動”的保證書，馬克思在保證書上簽字后，比利時當局發給了馬克思一張居留證。在布魯塞爾這三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和參加了很多活動。他們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等重要著作，就是在此期間完成的。馬克思和燕妮還經常去參加在布魯塞爾中心廣場的“白天鵝之家”每周三、六晚上舉行的工人活動，馬克思給大家講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有時是文學朗讀、演戲、跳舞等。燕妮經常表演朗讀節目，她的才華和魅力給晚會增添了光彩。距離這個中心廣場有一個邊遠僻靜的地方，叫布魯塞爾納繆爾郊區奧爾良路42號（后改為伊克塞爾區讓·達登街50號），——這里就是《共產黨宣言》誕生的地方。馬克思于1846年底，遷居到這個被載入史冊的神圣的地方居住了一年多一點。在這里的最后時刻，馬克思前往倫敦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完成了這一響徹云霄的《宣言》起草的光榮使命。馬克思為什么選擇這里而不是市中心的“白天鵝之家”餐廳作為起草《宣言》的地方？因為這里偏遠安靜、隱蔽保密、房租便宜，恰好適合馬克思的需要。
可是，情況突變。正當馬克思剛把起草好的《宣言》手稿交由倫敦付印時，德國政治僑民雅克·昂貝爾通報他巴黎醞釀的起義就要開始了。因此，馬克思時刻準備投入戰斗，迅速決定在“二月革命”爆發前5天離開了這里，搬到他原來住過的地方圣居杜爾平原路19號。1848年2月22日，法國革命起義的消息傳到布魯塞爾，以馬克思為首的德國共產主義者僑民與比利時民主派積極響應，很快高喊口號沖向街頭。馬克思把此前去荷蘭他姨父那里爭取獲得的父親的遺產，用于買了武器支持革命隊伍。3月3日傍晚5時，馬克思由于未能遵守保證書“不參加革命活動”的承諾，比利時政府向他宣布把他驅逐并在24小時內離境的命令。而在當天晚上，一個警官帶著10名警察突然闖進馬克思的公寓，搜查了整個房間后逮捕了馬克思。到24小時期滿釋放后，第二天警察把他們直接送上開往巴黎的火車。這次離開比利時，由于警察不許他們帶走任何東西，可能后來丟失了不少重要的手稿資料。二月革命剛結束，緊接著六月聲勢浩大的巴黎工人起義又開始了。
二月革命和六月起義，對剛剛誕生的《宣言》和同盟工人運動帶來不利的一面。恩格斯回憶說：“隨著由二月革命開始的工人運動退出公開舞臺，《宣言》也退到后臺去了。”更為嚴重的是《宣言》“不久它就被隨著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敗而臺起頭來的反動勢力排擠到后臺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產黨人被判刑，它被‘依法’宣布為非法。”[44]1850年11月,以《德國共產黨宣言》為題在英國憲章派喬治·哈尼主編的《紅色共和黨人》雜志登載，英譯者是海倫·麥克法林女士，哈尼在雜志序言中大膽指出，《宣言》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并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宣言》作為無產階級的銳利思想武器，為國際工人運動開辟了新的局面。1864年9月28日，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在倫敦成立。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但是，革命形勢仍不容樂觀。隨著巴黎公社最終失敗，第一國際于1876年7月5日宣布解散。雖然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它是人類歷史第一次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偉大嘗試，其歷史功績和偉大意義不可磨滅。不管怎樣，自19世紀70年代，[45] 逐步迎來了《宣言》的春天。尤其是80年代以來，《宣言》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以各種文字、各種版本、各種方式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這時，“《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臺。”[46]恩格斯指出：“大陸社會主義已經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個理論了。因此，《宣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47]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宣言》德文版序言中的說法，1871年至少有三種不同的英譯本（馬克思恩格斯未寫序言）在美國出版。根據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主編威廉·李卜克內西的倡議，《宣言》包括馬克思恩格斯1872年6月24日寫的《1972年德文版序言》，在距《宣言》1848年發表近25年時，由《人民國家報》編輯于1872年7月在德國萊比錫出版。從序言中可以看出，這次新出版的《宣言》作了些修改，還有的地方來不及修改。又近10年后，由馬克思恩格斯作序的俄文版《宣言》于1882年2月出版。以德文出版由恩格斯作序的《宣言》，還有1883年版、1890年版先后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和倫敦出版。這三次以德文出版的書名均為《共產主義宣言》。由馬克思恩格斯作序的1882年俄文版和后面由恩格斯作序的1888年英文版、1892年波蘭文版、1893年意大利文版，均以《共產黨宣言》的書名出版。其它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前后的版本還有很多，如有德文、英文、波蘭文、法文、瑞典文、俄文、中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丹麥文、荷蘭文、挪威文等國文字版本，在不同時間以不同方式發表，有的出版一直延續到21世紀。目前，中外版本《宣言》有2200多種，其中中文版本達78種，被譯成各種文字的《宣言》有113種，被譯成各種語言的《宣言》有104種。因此，《宣言》成為全球版本最多、傳播最廣、發行量最大和流芳百世的著作，馬克思成為了世界公認的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哲學家。
20世紀初，《宣言》和馬克思主義從俄國、法國、日本傳入中國，在中國得到廣泛翻譯、出版、傳播和應用。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陳望道翻譯出版《宣言》全文，使之在中國本土落地生根和發揚光大。100年多來，《宣言》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綱領和共產黨人行動準則，一直指導和陪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成長、從弱到強和在實踐中發展壯大，一直指導和陪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克服前進中的艱難困苦，直至奪取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也必將一直指導和陪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
《共產黨宣言》是多么的來之不易，共產主義事業是多么的光榮偉大。恩格斯說得好，“同盟在1847年到1852年所代表的學說，那時曾被聰明的庸人帶著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囈語，看做幾個孤單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學說，現在，這個學說在世界一切文明國家里，在西伯利亞礦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亞的采金工人中，擁有無數的信徒；而這個學說的創始人、當時受到人們的憎恨和誹謗最多的一個人——卡爾·馬克思，直到逝世前，卻是新舊兩大陸無產階級經常請教的、并且總是樂于提供幫助的顧問。”[48]不管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還是死后，《宣言》總是永遠的。如今，他們是否知道，這個綱領，這個曾經被指責和圍剿的“幽靈”，在中國等國不再是狂人囈語、癡人說夢，而是已經成為客觀現實。請教馬克思和恩格斯、請教《共產黨宣言》的人，不僅在歐洲和美洲，而且在亞洲、在中國和整個世界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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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2][8][18][24][26][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431、434、428、471-475、382-383、400、384-386頁。
[3][4][5][6][7][9][10][11][12][17][27][28][29][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第123-124頁，第466、468-469頁，第96-97頁，第497頁，第497-498頁，第117、119頁，第120頁，124頁，第118-119頁，第497頁，127頁，第127-128頁，第131頁，第464頁。
[13][14] 羅伯爾-讓·龍格（法）《我的外曾祖父卡爾·馬克思》，新華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96、96頁。
[15][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694-695、697頁。
[19][21][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第640頁，第416-417頁，第418-419頁。
[20][41][42][44][46][4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0、44-45、30、20、12頁，第13、13頁，第12頁，第13、21頁。
[23][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版，第635、635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178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9、187、489-492、557、577、725、751頁。
[33][34][36][38][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27-228、228、234、226-227、115頁。
[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19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372頁。
[40] 馬丁·洪特（德）《<共產黨宣言>是怎樣產生的》，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第15頁。
[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83頁。
[45] 關于巴枯寧俄譯《宣言》出版的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序言中有四次說到。1872年德文版序言說是“60年代”，1882年俄文版序言說是“60年代初”，1888年英文版序言說的是“約于1863年”，1890年德文版序言重復了1882年的說法即說的也是“60年代初”，而其腳注說的是“應是1869年”，時間都不一致。在后面注釋對出版《宣言》的報紙《鐘聲》的說明為“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該報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732頁。）由于所說的時間含糊不清，跨度較大，很不一致；是俄文出的還是法文出的，是正刊出的還是附刊出的，也不明確。還有資料介紹，出版很不正規，無封面和扉頁，無作者譯者名字，無出版時間地點。因此，本文在正文中未提及此譯本。
參考文獻：
[1]羅伯爾-讓·龍格（法）《我的外曾祖父卡爾·馬克思》（李渚青譯），新華出版社1982年6月版。
[2]馬丁·洪特（德）《<共產黨宣言>是怎樣產生的》（金海民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
[3]楊金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4]威廉·魏特林（德）《現實的人類和理想的人類 一個貧苦罪人的福音》（胡文建、顧家慶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4月版。
[5]威廉·魏特林（德）《和諧與自由的保證》（孫則明譯），商務印書館1960年4月版。
[6]楊金海主編《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第2卷）《<共產黨宣言>研究》（鄭天喆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5月版，2018年6月底二次印刷。
[7]胡德巧《所有制改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國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2年1月版。
（作者：胡德巧，國家發展改革委原重大項目稽察辦公室司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