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行動中的頭等大事是不讓敵人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情報，而報界和廣播界的頭等大事則是盡可能擴大宣傳。”艾森豪威爾這句話看似是在說軍事行動和新聞宣傳兩件事，但仔細分析卻不難發現，在美式戰爭狀態下，軍事行動與新聞宣傳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

揮舞的大棒：美國新聞管制制度

“戰時新聞政策”可追溯到16世紀的英國，在獨立戰爭中為美國所沿襲，并在南北戰爭中逐漸趨于成熟。為了應對南方邦聯的挑戰，北方的聯邦政府迅速設置了由陸軍主管的新聞檢查制度，并要求所有戰地記者在發稿前必須把稿件提交憲兵司令部批準。

在這一制度的保駕護航下，陸軍將領威廉·特庫賽·謝爾曼率北方精銳騎兵突襲亞特蘭大，引發了一系列人道主義危機，卻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無人提及。當然，也有一些刺頭需要剔除，比如《芝加哥日報》的主編威爾伯·斯托里，因為對《解放黑人宣言》大放厥詞，一度被美國軍方封了報館。不過，三天之后，林肯總統便原諒了他。

如果說美國“戰時新聞政策”在南北戰爭中還只是針對泄密和某些“不當”言論，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該項政策可被看作是美國政府全面管制新聞的濫觴。1917年6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簽署《間諜法》（Espionage Act of 1917），明確規定：“凡故意制造企圖干擾陸、海軍軍事行動的虛假報道或錯誤言論，以及企圖在武裝部隊內部挑動不忠或妨礙征兵的，均將被處以高額罰款或監禁……”

《間諜法》為美國政府實施強制性的新聞檢查提供了法律背書，卻被美國郵政總局濫用，成了砍向國內左翼政黨和反戰團體的一把利刃。以違反《間諜法》為由，美國郵政總局先后剝奪了美國境內各大德文報刊、美國左翼黨派的機關報和工會刊物的郵寄權。很多報紙甚至只是刊登幾幅反戰漫畫，便被取消了郵寄權。

《間諜法》實施后的很短時間內，全美便有44家報紙喪失了郵寄權。美國政府并未就此滿足，很快又根據《與敵貿易法》，對所有海外通訊的信件和電報進行強制檢查。隨著1918年5月16日《煽動法》（Sedition Act of 1918）的出臺，美國政府更有了將“對美國政府、其國旗或武裝部隊使用‘不忠、褻瀆、粗俗或辱罵性的語言’，或導致其他人蔑視美國政府或其機構的”言論視為犯罪的法理基礎，觸犯該法令的人甚至將會被判處5到20年監禁。

最終在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年多時間里，全美總計有877人因觸犯《煽動法》被判有罪。即便在戰爭結束后，相關法案依舊沿用至1921年，在此期間，美國政府將新聞分為危險的、可疑的和普通的三類，以實施差異化管理手段。

信息巨獸：二戰中的美國“戰時新聞局”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航空兵對珍珠港發動空襲，已然躍躍欲試的美國政府終于有了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合理理由。但戰爭初期，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始終處于被動挨打的不利境遇，為了不挫傷美國軍民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士氣，羅斯福開始采取更為嚴格的新聞管制措施。

1941年12月19日，美國政府依照《第一戰爭權力法》（The First War Powers Act）設立了新聞檢查局（The Office of Censorship）并由美聯社執行新聞主編拜倫·普賴斯親自掛帥，帶領一萬四千余名工作人員，開始對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往來郵件、電報和無線電通信展開強制性檢查。

為了最大限度抹去不利于戰局的消息，美國政府于1942年1月15日頒布了《美國報刊戰時行為規約》（Code of Wartime Practices for the American Press），明確要求所有印刷品不得刊登有關軍隊、飛機、艦艇、戰時生產、武器、軍事設施乃至有關天氣的“不適當”信息。此后，美國政府又發布了類似《美國廣播界戰時行為規約》，將這方面的禁令又進一步擴大至廣播電臺。

雖然新聞檢查局也會發布戰時消息并引導輿論，但整體來說，這個機構的作用更多是在檢查美國國民與外界的通訊往來，抹殺那些對美國不利的戰時新聞，如果將新聞和輿論也比喻成一場戰爭，新聞檢查局無疑是一個偏重防御的機構，而真正為美國政府在宣傳領域全力輸出的則是埃爾默·戴維斯領導的“戰時新聞局”。

埃爾默·戴維斯在《紐約時報》任職超過十年，此后又擔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評論員，而他所領導的戰時新聞局本質上也是一個專業發布戰爭新聞的編輯部。對此，戴維斯本人曾這樣總結道：“戰時新聞局的任務是，不僅使美國人民知道戰爭的進展，也要使他們知道戰爭是怎樣發生的、發展前途是什么，以及（除了國家生存之外）希望從勝利中獲得什么？

相較于新聞檢查局的龐大規模，戰時新聞局的雇員并不算太多。巔峰狀態下，整個機構僅有50名專職記者和250名其他雇員。但憑借著與各類通訊社、廣播網的密切聯系，以及遍布全球的辦事處，戰時新聞局能夠迅速獲取來自戰場的第一手信息，這些信息會第一時間傳輸至充當決策角色的綜合新聞編輯部，隨后再進一步發送到國內和國際新聞部、廣播新聞部、圖片部和特稿部。

經由那些在新聞領域摸爬滾打多年的編輯記者之手，戰時新聞局每天向海外發送65000字的戰爭新聞、郵寄幾十萬字的特稿材料、通過航空郵遞和無線電傳遞出2500張相關圖片，此外，還向社論撰稿人、漫畫家和專欄作家提供政府所需宣傳和報道對象的背景材料。

除了戰時新聞局，美軍還向《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芝加哥每日新聞報》《時代》《生活》和《新聞周刊》派出1646名相關人員。正是在這些人員的督促和推動之下，美國報紙和電臺很快掀起一波戰時報道的高潮。

全面失控：越戰中的美國新聞管控制度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新聞檢查局和戰時新聞局先后被解散。此后冷戰開啟，美國則改由國防部和武裝部隊自行管理與各大新聞媒體之間的關系，實施戰地新聞檢查制度。

抗美援朝戰爭初期，善于包裝自己的麥克阿瑟將軍攜二戰勝利之威，認為美軍“天兵一到，螻蟻自逃”，且他自詡在新聞界頗多故交，是以對于那些跟隨美國軍隊由日本前往朝鮮的大牌記者大開綠燈，擺好姿勢享受媒體賦予的光環。麥克阿瑟成功發動了仁川登陸，與之關系默契的新聞媒體大肆鼓吹，最終促成麥克阿瑟一戰封神。但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參戰，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再度在朝鮮戰場上全線潰敗。大量有關長津湖等戰役的報道，令美國軍隊顏面掃地。面對新聞媒體的批評，麥克阿瑟氣急敗壞，一改對媒體大開綠燈的作派，要求美國政府迅速實施全面的、正式的、強制性的新聞檢查制度。

1951年1月，為了維系美國軍隊的正面形象。美國政府要求所有有關朝鮮戰場的報道不能出現損害聯合國軍士氣或者令美國及其盟國和中立國感到為難的一切言論。按照五角大樓給出的條例，如果有記者嚴重違背相關條例，可能會被送上軍事法庭。對此，記者們吐槽，按照這個標準，“撤退”一詞也應改成“朝后方進軍”。朝鮮戰爭后，擅于在報端或影視中營造自己光輝形象的美軍卻安安靜靜，好像這場戰爭沒有發生一樣。

物極必反，美軍在朝鮮戰爭中對新聞從業者的高壓管制，最終在另一場戰爭中遭到強烈反噬。1965年，美國全面介入越南戰爭，大批美國記者也跟隨美軍的腳步紛至沓來。美國記者可以乘坐直升機深入戰場，親眼看見美軍及其盟友對平民的無差別攻擊、深陷戰爭泥潭的無力和遭遇伏擊后的慘狀。這些來自前線的照片即便帶有主觀修飾和傾向，也會給身處后方的美國民眾以強烈的視覺和精神沖擊。媒體上更新的美軍傷亡數字，更令美國政府頗為尷尬。因此，在1968年1月的北越方面發動“春節攻勢”后，美國不斷加大對戰地新聞的檢查力度，甚至在1970年入侵之前一度實行了全面的新聞封鎖。

管制升級：冷戰后期美國新聞管控手段

越戰之后，美國的一些軍政要人從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全方位地思考了這場“錯誤”的戰爭。在總結中，美國軍方對越戰時期的“新聞失控”有著切膚之痛，是以，美軍軍隊和媒體的關系以及美軍今后如何管制戰時新聞活動成為軍方和媒體討論的焦點。

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是越戰后美軍的第一場低烈度戰爭。雖然兩方軍事實力相差懸殊，但美軍還是擺出一副“獅子搏兔”之姿。在新聞管制方面，美軍的做法可謂空前嚴厲。在作戰的初始階段，禁止任何記者進入格林納達進行戰地報道。

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期，美國對全球媒體的控制可謂登峰造極，NBC在開戰前一年就在佛羅里達州設立了實驗基地，提前進行一系列的技術測試，以求通過提高新聞圖像畫面的質量獲得收視率，達到傳播政府聲音和引導受眾的目的。美軍推出了“嵌入式”報道，把全球各國戰地記者編入美軍作戰單位，與美軍士兵同吃同住，就地發稿。這項“創新”極易讓各國記者丟失客觀性，受美軍單一信源的影響，使戰地新聞變成美軍戰紀。美軍將新聞媒體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其成為美化自己、妖魔化敵人、瓦解敵方士氣、爭取輿論主導權和國際支援的新戰場。這一階段，美國除了對己方的電視新聞報道進行特殊管控之外，還對中立國家和敵方的新聞媒體實施定向壓制，甚至在必要時通過遠程精確打擊等手段來摧毀敵方的電視臺和轉播站等新聞機構。正是依靠雄厚的物質基礎，美國在開戰前就形成了能打輿論戰的力量，并確定了新聞壟斷地位。

科索沃戰爭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曾野蠻轟炸南聯盟廣播電視臺大樓，造成16名記者和工作人員不幸遇難。美軍還精確“誤炸”了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造成3名中國記者死亡和20余人受傷。南聯盟解體后，美國方面更粗暴地下令塞爾維亞電視臺全文播發北約要員的某些講話，否則將沒收其相關的電視臺設備。

冷戰結束后，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一度利用其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主導地位，對世界各國的新聞傳播媒體進行輿論引導，企圖把世界傳媒網絡變成自己的口舌，把己方的聲音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把對手的音量降到最低。

越戰之后到21世紀初，美國對戰時新聞的控制手段，已經完成了從嚴格監控到順應引導的升級，雖然在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中，美軍徒勞無功，但依舊被塑造成幫助當地人民擺脫貧困落后和蒙昧的“正義使者”，把侵略戰爭涂抹成“民主與正義”的眷顧。同時，久拖不決的戰爭消耗，令美國國力有所衰退，但在最近發生的幾場高技術局部戰爭中，美國依舊憑借自身的信息技術和軍事力量優勢，充分發揮傳媒特有的滲透力、負載力、攻擊力，不斷升級和強化新聞造勢和控制，牢牢把握全球新聞傳播權，為戰時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加持，以爭取國內外支持，實現戰爭目的。是以，“新聞輿論戰”已經成為美國對外武裝干涉的一種全新的作戰方式。

在網絡時代，為確保在全球網絡輿論戰中取得主動，美軍于2008年建立國防媒體局（Defense Media Activity），下轄廣播電視服務部、新聞出版服務部和國防視覺信息服務部，主要傳播平臺是AFN廣播電視網，通過9顆衛星第一時間向全球發布信息。美各軍兵種、駐外部隊和主要軍事基地設媒體中心、報刊等。國防部還打造了美軍YouTube頻道、空軍Wiki通道、陸軍Flicr、駐伊多國部隊Facebook等，以此來強化美軍戰時網絡輿論操控能力。

2011年7月14日，美國國防部高級計劃研究局公布了“社交媒體戰略傳播”（SMISC）項目。該項目有兩個目的：一是幫助美軍更好地了解在美軍部署地域的網絡社交媒體上實時發生的熱點事件；二是幫助美軍在社交網絡上實施大規模的媒體宣傳戰。此外美軍還組織專職部隊，每天24小時與其認定的“不準確”輿情信息進行網絡對抗。美軍高層越來越看重在網絡空間先發制人的重要性。原美陸軍上將彼得雷烏斯指出，利用社交媒體“第一個掌握事情真相”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應“無情地打信息戰”。可以說，在網絡時代，美國利用自身的國際互聯網平臺優勢，早已著手新的輿論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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