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造詞由于其語料創新性和內容生動感,成為社會公眾喜聞樂見的話語表征,這些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變化中的社會現實,以及這些現實下的社會心態。網絡造詞景觀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是結構、性情、行為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不僅承載著與社會環境共變的觀念力與情感力,而且提供了映射當下社會結構和這些結構的具體化知識,催生了特定群體的心理和情感認同,這些認同反過來又影響其所依存的社會結構。
【關鍵詞】網絡流行語 社會心態 社會環境 共變 異化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從2015年的“我也很絕望啊”到2016年的“葛優躺”、2017年的“佛系青年”,再到近年的“躺平”和“內卷”,廣為流傳的網絡語言中所彌漫的群體心態及其所傳遞的社會壓力,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當代社會的心態秩序,甚至形成了以網絡流行語為表征的造詞景觀。“景觀”的出現源于人類社會在私有制階段之后,資本由對物的支配關系轉向對人的支配,即從資本的獲取和擁有轉向了資本的表演和顯現。與此同時,當代社會生活自我剝離,在龐大的現代化聚集力下,“所有活生生的東西都變成了表征”。
網絡造詞景觀提供了一種社會自我和集體人格的表征,能夠為我們理解當下社會轉型中的社會心態提供思路。一個關鍵但未盡清晰的問題是:網絡造詞景觀的形成,在理論上是如何連接群體觀念與社會環境的?當下的社會環境又在何種意義上塑造了社會群體的心態秩序?經驗顯示,網絡流行話語的生成與傳播承載著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并繼而影響社會心態秩序。因此,涵蓋這些特定觀念與責任倫理的話語體系是否得到科學建構,則構成社會良好心態秩序的重要條件。鑒于此,本文嘗試從話語與社會環境共變的視角,探討當下網絡造詞景觀中心態秩序的形成邏輯及其理論根基。
社會“共變”環境下的網絡造詞景觀
社會語言學家威廉-布萊特曾強調語言和社會的“共變”關系,他指出“語言蘊存的社會意義能折射社會動態”。在這個意義上,“共變”所強調的是社會的環境性影響,而非個體的主觀能動性。語言表征作為社會環境構成的一部分,在結構化的人類行為中創造和傳播意義,提供了反映快速變化的社會現實和捕捉社會變化的能力。鄭也夫在《語鏡子》中指出,語言不僅積淀了過往的事實,也傳遞了當代社會生活的信息。具體來說,在我國正在經歷的社會結構轉型中,語言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當代社會心態的投射,反映出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動態改變。其中,網絡造詞由于其語料創新性和內容生動感,成為社會公眾喜聞樂見的話語表征,這些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變化中的社會現實,以及這些現實下的社會心態,因而可以認為網絡造詞景觀具有與社會環境“共變”的特點。
從“共變”的過程來看,網絡造詞的內容源于社會生活,并在社會生活中廣泛傳播,在與社會現實的互動中呈現為日常話語的隱喻。尤其在互聯網時代,每年都有一些新生的話語和詞匯在群眾中廣為流傳,這些話語有些是承襲了既有的官方表達,有些則是因由社會事件或是仿擬式的調侃,從而形成與社會公共環境相呼應的語言景觀。具體實踐中的網絡造詞,不僅對參與的個體產生影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公共意識的塑造。這些話語或是在互聯網平臺上廣為傳播,或是被納入官方詞典,或是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其背后體現的往往是社會實踐的主體與社會環境變化之間的關聯。比如,《咬文嚼字》編輯部自2008年起公布的“十大流行語”,就是網絡造詞的吸納性呈現。這些話語符號有些來自官方表述,如“逆行者”“文明互鑒”“命運共同體”“不忘初心”“砥礪奮進”“獲得感”“正能量”“頂層設計”等;有的是舊詞新用,延伸既有詞匯的內涵或賦予其新意,如“內卷”“凡爾賽”“油膩”“打工人”“洪荒之力”“小目標”“圍觀”“躲貓貓”等;更多的則是在特定情境下的造詞,如“996”“檸檬精”“我太南了”“佛系”“葛優躺”“打Call”“土豪” “神馬都是浮云”等等。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網絡造詞,都體現了當時情境下公眾的社會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并塑造著公眾的心態。最近的幾年里,對網絡造詞的研究隨之成為文化研究的一個熱點,對諸如“土豪”“蝸居”“躺平”等網絡新詞的研究也時常富有爭議。
盡管社會對網絡造詞的接受程度不一,但這并不妨礙造詞本身成為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社會活動。這項活動的實踐主體與社會環境互動下,網絡新詞的產生或是傳遞出當年的政策主導、精神價值,或是反映出與當時某些社會事實相關的群眾性話語調適。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的網絡流行話語并不一定是針對某個特定的社會事實,而是傾向于某種情緒的宣泄。這類話語表征在修辭上不乏調侃與嘲諷,但背后卻潛藏著深刻的群體焦慮,近年來進入日常話語的“佛系”“內卷”“凡爾賽”都折射出人們對當下生活狀態的復雜心態。
從造詞活動本身來看,造詞行為所依托的是一定時期內的社會現實,經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的交互作用,被以新的語言修辭表現出來。這往往是一種網絡行為主體自發的、無組織的行為,所產生的新詞表征依托于特定的社會情境關系,并伴隨著社會現實的發展完成其意義的延展。因此,造詞的語言符號表征也是一項社會文化構成要素,本質上屬于一種“低水平的、不系統、不定型的、自發的社會意識” ,并且具有“集體無意識”的語匯聚合特征。
觀念力與情感力:網絡造詞景觀的動力要素
網絡新詞是某個時期社會觀念的集中反映,這些新詞反過來也作用于社會心態的塑造。近年來備受研究者關注的“喪文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喪文化”以自嘲和頹廢的生活方式為特征,構成了青年亞文化的一部分,但“喪文化”背后也透露出群體的質疑與規則并存的精神狀態。僅僅描述這些話語表征或是歸納其產生的背景,尚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造詞景觀形成的動力。當我們嘗試從紛繁的網絡流行話語表征和社會情境中尋找造詞的動力來源時,涂爾干的觀念力與情感力為我們提供了理論啟示。
涂爾干在多部著作中論述了社會生活的表征及其構成,比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爾干將原始人的圖騰制度闡釋為“關于一種匿名的和非人格力的宗教”,并使用了“社會力”的概念來論述這種表征的性質,“當我將這些圖騰的本原作為力的時候,并非強調它們的比喻意義;它們表現得如真正的力一般。在一定程度上,它們甚至是能夠機械地產生物理效應的物理力量。”這項論述將“力”的概念分配到物質與精神兩個不同的層面,認為“社會力”首先是物理力,除此之外還包含道德力,即社會能夠通過觀念和情感作用于個人的內在心靈,并將這種道德力量稱為觀念力(force of idea)和情感力(emotional force)。與此同時,在論及這種道德力量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時,涂爾干將其與日常的“表征”勾連起來。他所指的表征更強調集體的意義,將其作為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形成的“共同意識”的一部分。他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序言中將這些力量構成的社會生活歸予“表征”,認為社會生活完全由表征構成,無論社會意識還是個人意識都不是物質性的存在,而是一系列自成一格的、呈一定系統化的現象組合而成。在網絡造詞景觀下,表征即在通過對新詞賦予意義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并且在社會傳播中影響人們的日常觀念和情感。
借助觀念力和情感力概念,網絡造詞被闡釋為一種社會生活的表征。造詞活動通過延展原有詞匯的內涵或者創造新的詞匯,將特定的觀念和情感傳遞出去,通過群體行為作用于人的內在心靈。其作用機制的產生是社會群體行為的結果,對脫離群體的個體而言則不盡適用。比如,從來不上網的人看到網絡新詞會感覺不知所云,偶爾上網但卻脫離網絡社會交往中的人,對網絡新詞也會非常陌生。然而,對于身處網絡社會交往中的群體,接觸、使用甚至參與網絡造詞就是司空見慣的了。需要指出的是,表征環境下的觀念和情感塑造,需要置于社會整體的層面理解,而不是過度關注個例的情況。盡管觀念和情感往往被認為是個人意識的組成部分,但正如涂爾干所強調的那樣,觀念力和情感力卻是從社會層面出發而非個人層面的探討。
從根本上說,社會環境的構成才是觀念與情感的根源,“一種社會事實的決定性原因,應該到先于它存在的社會事實之中去尋找,而不應到個人意識狀態之中去尋找”。盡管有一些流行的網絡話語源自個人的體驗,比如“洪荒之力”一詞是2016年里約奧運會游泳比賽選手傅園慧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的口頭表述,但卻很快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一周內百度傳播最高峰值達到252932。在奧運賽事的氛圍下,傅園慧個體的“洪荒之力”感受被更多的人感同身受,并被用于表征普通人用盡全力的生活態度。網絡話語所傳遞的觀念和情感,與話語生成的情境不可剝離。我們在討論網絡話語時,也應將其置于社會事實中,從群體而非個體的觀念出發,探究其生成的動力。
網絡造詞景觀形成的動力機制,離不開觀念力與情感力的推動,二者要發揮作用,則離不開特定的社會環境。根據涂爾干的觀點,環境包括社會容量與動力密度,前者是社會單位的數值,后者是社會主體的凝聚程度。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動力密度不僅僅是人口聚集的程度,而是人們的道德力凝聚,他將動力密度看作社會變遷的驅動力量。該理論將動力密度看作一種結構性的存在,這一觀點能為我們重新審視網絡造詞景觀及其背后的社會動力提供思路。
在互聯網所塑造的景觀社會中,社會生活的物理空間逐漸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觀念和意義的凝聚空間。空間的形成過程表面上呈現為群體意見的集聚和流動,更深層面則是現實社會文化經濟結構下的群體結構,包括城鄉人口結構、群體經濟結構、群體觀念分層結構等。社會結構性的因素為社會主體的凝聚提供了一項參考,但卻難以清晰解釋其道德凝聚力所依托的非結構性要素。正如學者渠敬東所指出的那樣,社會既是某種類似于物的結構性存在,又具有某種超結構特征(如集體意識)。群體的觀念和情感在當代社會中被越來越多地納入社會研究的方方面面,對群體意識的研究也從原來的把人作為研究對象、深入到個體的內心世界和精神領域的研究,延展到對群體的欲望、動機和價值觀念的研究。伴隨群體心態的研究深入,網絡造詞景觀進入研究視野,一些研究將其置于社會結構變遷中加以考察,但更多的研究還僅僅停留于對一個或幾個流行語的表象解釋。
在結構中“異化”:網絡造詞景觀中的社會心態考量
景觀社會理論的提出人蓋伊·德波(Guy Debord)認為,在景觀社會中,人類生存和生活的本質被“異化”為符號和表征。尤其是人類社會步入后現代社會之后,伴隨不確定性與多樣性的加深,相對原有社會生活來說,也需要與后現代性相適應的符號和表征體系。由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結構改變,新的表征體系建構在原有符號表征體系的崩潰以及主體性消解的基礎之上,符號的“異化”不僅受到社會結構的約束,形成與之“共變”的過程關系,而且依存于特定的“心理群體”,承載了當下的社會心態秩序。
網絡造詞同樣是一種社會“異化”的表征,這一過程作用于社會個體和群體的心理狀態,其直接的結果就是影響和改變原有的社會心態秩序。社會心態,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一個作為載體的 “心理群體”之上,表現出特定的集體氛圍和共同情緒。這一概念與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提出的社會性格接近,主要被用來描述一個社會或群體基于生活方式、內在期待、社會適應而形成的共同性格結構。國內關于社會心態的研究不在少數,普遍認為該概念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心理狀態,是廣泛存在于社會群體中的、具有共性的社會心理反應和心理態勢。在哲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社會心態被細化為心理取向、精神支柱和社會理智,作為社會實踐與主體精神交互的產物,具有社會意識與社會心理的狀態結構。研究者認為這一狀態是以整體性形態在社會成員之間流行、彌漫,并內化成為社會主體的一種心智狀態和精神結構。這些觀點盡管表述了不同的方面,但都指向了特定群體共同的“性格結構”“心理狀態結構”“精神結構”,將社會心態作為一種意識與存在之間的樞紐,置于結構性的社會狀態考量中。語言和詞匯則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社會文化的載體和群體心態的投射,滲透于不同時代的社會心態結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學者成伯清在對“社會心態”研究的梳理過程中發現,既有的研究普遍忽略社會心態中的符號和意義維度,大多研究將社會心態理解為零散個體的偶然態度的匯聚,而不是在特定符號體系和意義世界下的表征和表達。
鑒于此,從社會整體而非特定群體的視角重新審視網絡造詞景觀尤為必要,其必要性主要在于:首先,網絡造詞景觀呈現了主體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需要置于所處社會整體的環境中加以考察。經驗層面的造詞活動,是網民主體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環境的影響,在與社會現實的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自發行為,對主體身份具有社會建構意義。對個別網絡造詞及其流行詞匯的考察,盡管能夠呈現出部分特定群體的身份認同,但對身份建構過程與機制的解釋力卻是不足的。其次,網絡造詞景觀具有歷時性、變動性特征,是與社會環境“共變”的結果。一方面,網絡造詞活動生產了一個時期在社會上流行的語言形式,具有階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社會心態本身就具有變動性的特征。因此,從網絡造詞景觀中觀察社會心態,需要將其置于一個更長的時間階段之中,才能窺見其過程、深挖其機制。再次,網絡造詞景觀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會心態秩序的普遍危機。網絡造詞的意義之一在于引發群體共鳴,因此也是社會心態秩序的晴雨表。縱觀互聯網時代以來的造詞景觀,不難發現其情緒轉向,尤其是近年來“打工人”“996”“內卷”“躺平”等同義反復話語中滲透著的群體焦慮,折射出我國當下社會結構的困境。網絡造詞景觀背后的社會心態秩序危機,在本質上是社會結構“共變”與“異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亦需要基本邏輯的厘清來建立良好的心態秩序。
綜上可見,網絡造詞景觀構成了當下社會文化表征的一部分,為我們理解社會心理與社會實踐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頗具操作性角度。涂爾干的視角啟發我們看到,網絡造詞景觀作為當代社會生活的表征形態,承載著與社會情境共變的文化道德力,其中觀念力和情感力是景觀形成的內在動力要素。因此,網絡造詞景觀能夠為在現實的環境下探尋社會心態秩序提供一個研究著力點。參照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對社會生活的解釋,網絡造詞景觀亦可看作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具體可以分解為結構、性情、行為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此外,網絡造詞景觀提供了映射當下社會結構和這些結構的具體化知識,催生了參與群體的心理和情感認同,這些認同反過來又影響了其所依存的社會結構。
(作者為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網絡輿論中意識形態話語沖突的彌合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AXW007)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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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東、汲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責編/李一丹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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