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年輕干部為何剛步入成長的“黃金期”就跌入腐敗的“危險期”?從崗位看,具體經辦崗位居多;從手段看,借力現代信息技術;從動機看,主要是為了貪圖享樂;從環境看,不良社交圈子“傳染”。理想信念缺失、黨紀國法意識淡薄、對權力缺乏敬畏之心等主觀方面是根本因素;一些管理部門存在誤判導致喪失警惕性、一些地方領域存在制度漏洞導致監管不力、一些地區不良政治生態的負面影響等外部條件是誘因。讓“低齡”干部不再“早節”失守,亟需始終把理想信念教育擺在首位、實施具有針對性的廉潔教育、正視并做好必要的心理健康疏導、抓好制度的數量供給與質量提升。
【關鍵詞】年輕干部 低齡腐敗 廉政教育 廉潔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年輕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中堅力量。因此,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是百年大計,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前途。然而,近年來,年輕干部的腐敗問題不斷顯現,一些“低齡腐敗”的境遇不禁讓人扼腕嘆息。當前,年輕干部群體雖然出現了腐敗問題,但是這并不說明年輕干部已成為腐敗高危人群。這是在研判這一問題過程中必須堅持的理性判斷。否則,就容易對年輕干部群體形成錯誤認知。實際上,腐敗本身與年齡、性別均無直接關聯。只要具備腐敗的機會和條件,任何年齡階段、任何崗位上的干部都可能走向腐敗,只是腐敗的動機和程度不同。年輕干部腐敗問題漸顯,是主客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于年輕干部腐敗問題的有效治理,不僅僅是預防問題,還關涉到優秀干部隊伍的培養選拔使用。也就是說,一方面要加強教育監督管理,讓其過好廉潔關和政治關;另一方面要從整個干部隊伍建設的角度出發,為其打造、搭建合適的干事創業平臺,繼而讓其在更加寬廣的平臺和實踐歷練中接受磨煉,盡最大限度消除腐敗的空間。
一些年輕干部為何剛步入成長的“黃金期”就跌入腐敗的“危險期”
綜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及一些地方紀委監委等權威部門公布的數據發現,近年來一批80后、90后年輕干部剛步入成長的“黃金期”就跌入腐敗的“危險期”,其腐敗明顯地呈現出年齡輕、職級低、時間短、數目大等特征,傳統腐敗與新型腐敗相互交織的特點異常突出。綜合這些素材可以從四個方面窺探出當前“低齡腐敗”的基本面向。
從崗位看,具體經辦崗位居多。于本質意義上看,腐敗是權力的異化,發生腐敗的前提是必須掌握一定的權力。而權力則是指一種影響力、控制力和資源調配力。正所謂,“權力不過是擔任某種職務的人在作決定時所具有的能力或潛力。” 因此,在傳統認知下,腐敗的高風險人群主要是身居要位的權勢者。但是,近年來查處曝光的違紀違法案件顯示,當前“低齡腐敗”已經顯現。它主要集中在管錢、管事、管審批等具體經辦崗位。以2022年3月中旬四川省成都市紀委監委通報的8起年輕干部腐敗問題典型案件為例。在這8起案件中,大多數是會計、出納、職員等一線具體經辦人員。從深層次看,這些一線經辦人員之所以走向腐敗,并不是因為他們掌握重要權力,而是由于他們擁有“具體經辦”的資源和機會。這個機會恰恰是滋生腐敗的媒介。因此,在“欲望+機會”的促動下,腐敗便隨之產生。
從手段看,借力現代信息技術。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域名總數達3593萬個,網民人均每周上網時長達到28.5個小時。在網民中,即時通信、網絡視頻、短視頻用戶使用率分別為97.5%、94.5%和90.5%,在線辦公、在線醫療的用戶規模分別達4.69億和2.98億。成長和生活于信息時代的年輕干部普遍對網絡信息技術較為熟悉。一些年輕干部利用掌握信息技術的相對優勢從管理監督漏洞中謀取私利。比如,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障中心工作人員穆某,利用工作之便將個人支付寶二維碼頁面名稱篡改為“中國社會保險華龍區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障中心”,并將此二維碼出示給前來繳費的人員。隨后,穆某違規收取轄區機關事業人員補繳的養老保險費60多萬元。正如辦案人員所言:“微信錢包、支付寶付款等支付方式及數字貨幣的出現,使得貪腐行為更加便捷,也更加隱蔽。”實際上,正是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不少年輕干部在微信紅包、收繳代付等新形式下走向腐敗深淵。同其他群體搞貪錢貪色等“俗貪”或收集名人字畫、文物古董等“雅貪”相比,一些年輕干部更擅長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數字支付、電子理財等新腐敗形式。
從動機看,主要是為了貪圖享樂。當前,一些年輕干部把“玩”擺在了突出位置,走向了貪圖享樂的極端,甚至為了“玩”不惜貪贓枉法。綜合各地年輕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可見,其腐敗形式可謂五花八門。一些年輕干部斂財進行炒股理財、網絡游戲、打賞女主播等等,還有一些年輕干部則是愛慕虛榮、熱衷炫富。例如,中國鐵路物資華東集團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原業務員羅某沉迷于手機網游,花費40余萬元充值和雇代練。而且經常出入當地頂級購物中心,出手闊綽地購買奢侈品。為了滿足貪圖享樂的無底洞,羅某居然變賣鐵路建設物資鋼材和水泥,并將貨款占為己有。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工商業聯合會原報賬員萬某也是如此,極度沉迷電子產品。只要有最新款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上市,就要想方設法購買。為此,自2014年2月至2020年3月共計6年時間,分31次套取、騙取公款共計40余萬元。可以說,與其他群體為了權錢交易等傳統腐敗方式不同,這些年輕干部的腐敗行為不再著眼于斂財,而是為了尋求享樂和刺激。
從環境看,不良圈子“傳染”是誘因。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任何人都是一定生產關系的產物,都是生活在一定社會關系之中。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對于政治系統中的行動個體而言也是如此,其亦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必然形成各種縱橫交錯的關系網絡。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社會交往也有良莠之分,負能量的社會交往容易引誘行動主體誤入歧途。梳理一些年輕干部的腐敗行為可以發現,一些年輕干部由于難以抵擋“友情”的糖衣炮彈,被“朋友”的奉承等假象迷惑,迷失自我,掉入社交陷阱。這些年輕干部之所以誤入歧途,不良社交圈子起到了直接引誘作用。
一些年輕干部腐敗的深層誘因
從上述一些年輕干部腐敗的典型案例可見,“低齡腐敗”顯現的深層誘因錯綜復雜,既有個體失守的內部原因,也有外部環境的誘導。
個體失守是誘致“低齡腐敗”的內部因素。
在唯物辯證法看來,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對事物發展產生影響往往需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就“低齡腐敗”而言,其誘發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從根源上講,主要還是年輕干部自身在理想信念、黨紀國法意識、權力敬畏之心等方面出現了失守。
一是理想信念缺失。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說,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年輕干部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一旦信念缺失就會失去把關、定向的“總閥門”。梳理一些典型案例發現,“事業無追求,精神無寄托,生活無意義”等理想信念缺失問題是一些年輕干部走向腐敗的主觀動因。這在近年來筆者圍繞年輕干部隊伍建設的專題調研中也得到了清晰印證。比如,在回答“從個體因素角度看,您認為年輕干部走向腐敗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的問題時,29.2%的受訪者選擇“理想信念缺失”,位居各項影響因素之首(詳見下圖)。這些數據充分說明,精神世界空虛、理想信念缺失對一些年輕干部走向腐敗起到了深層誘發作用。
二是黨紀國法意識淡薄。在民主法治的現代社會,法治意識是任何一個公民理應樹立和必須遵守的基本規則。對黨員干部而言,不僅要有基本的法律意識,而且要時刻繃緊廉潔自律這根弦,接受更加嚴格的紀律約束。梳理一些典型案例可見,年輕干部在這方面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法治意識淡薄。一些年輕干部對于工作中涉及到具體業務的法律條文及其相關后果知之甚少。而其所在單位誤以為其熟悉相關法律文本、知法懂法,便放松了相關教育警示,導致一些年輕干部法律意識實際上是斷裂的:只明白法理的一般意指,而不明確具體法律條文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是黨紀觀念模糊不清。相較于法律的硬性懲戒,黨紀更多體現教育引導。特別是近年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宏大背景下,強調抓早抓小的黨紀教育被擺在突出重要位置。但是,一些年輕干部對黨紀仍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誤以為黨紀是可以伸縮的“橡皮筋”,最終在一次次的滑坡中走向了觸犯法律的深淵。
三是對權力缺乏敬畏之心。權力是一種資源配置力,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具有工具性,是公共事務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憑借;另一方面具有擴張性和自利性。具有擴張性的權力總是試圖擴充邊界范圍。正所謂“越是有權力就越是拼命想取得權力;正是因為他已經有了很多,所以要求一切”。正因如此,權力本身是一把“雙刃劍”。然而,一些年輕干部對權力缺乏敬畏之心。一些人在所謂“尊重”和“膜拜”面前飄飄然,在各種“糖衣炮彈”面前放松警惕,在金錢欲望的唆使下迅速淪陷。透過諸如此類的案例發現,其主要癥結在于這些年輕干部對手中的權力缺乏清醒認識和必要的敬畏之心,將聰明才智用錯了地方。
外部條件是“低齡腐敗”的重要誘因。
盡管內因是年輕干部腐敗的根源,但是,外部條件也是不可忽視的誘因。總體來看,主要有三大外部誘因:
一是一些管理部門存在誤判導致喪失警惕性。談及腐敗,人們大多認為它主要集中于領導崗位層面。因而,對一般崗位的權力腐敗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甚至存在“一般崗位無法腐敗”的誤判。一些干部教育管理部門有時也誤以為腐敗只會“眷顧”位高權重者,一線工作人員既沒有腐敗的權能也沒有腐敗的空間。有的則認為,年輕干部生活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衣食無憂、生活安逸。他們不僅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而且在工作中經常接受各種警示教育,怎么會腐敗呢?實際上,這是誤判。再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門更多注重年輕干部才干、能力,忽略其品性、信念,缺乏經常性的教育提醒。比如,在稅務、社保、城建等一線部門,一些年輕干部上班伊始就被安排到資金密集型的崗位辦理具體業務,卻鮮有必要的“傳幫帶”的過程。事實證明,這種重使用、輕監管的教育管理,不僅誘發了年輕干部腐敗,而且讓其偏航之舉無法及時得到糾正。
二是一些領域存在制度漏洞導致監管不力。制度是一種行為規范,旨在減少行為的不確定性。實踐表明,“制度既是人們在行為實踐中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行動章程),也是一種能夠相互依存、制衡的有機體系。”由此可見,制度對人們的行為取向和行動過程具有重要作用。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重視制度建設的深刻緣由所在。客觀而言,近年來圍繞年輕干部隊伍建設,各級組織都相繼出臺了不少制度規章。但有些領域的制度規范并未充分發揮應有效能。一些單位內控機制不健全、業務流程不規范、制約機制缺失、日常監管長期短缺,客觀上為一些年輕干部“鉆漏洞”打開了方便之門。
三是一些地區不良政治生態的負面影響。“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政治生活也是如此。它受多種因素相互影響和制約。這種關聯就是政治生態。總體上看,“政治生態是生態學與政治學理論結合而成的一個概念。它把政治行為看作一個有機而成的生態系統,強調政治系統之間、政治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政治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關注外在環境對政治系統所產生的影響和規制。” 由此可見,政治生態對一個地區的政治發展和個人的行為取向具有重要影響。梳理年輕干部腐敗案例發現,案例比較多的地區或部門往往政治生態受到污染的程度較嚴重,外在生態會對年輕干部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就好比一口池塘,如果池塘里的一條魚死了,估計是這條魚自身的原因。但如果是池塘的魚都死了,那肯定是池塘的生態出了問題。年輕干部腐敗也是如此。如果這個地區或部門的年輕干部總是出問題,那么他們的生態肯定出問題了。”2021年10月,筆者在江蘇調研期間 ,一位基層退休干部這樣評析年輕干部腐敗中的政治生態問題。
以從嚴從實舉措讓年輕干部不再“早節”失守
年輕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接班人,其成長發展狀況影響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能力水平。好干部不會自然成長,既需要個人努力也離不開組織培養。這就意味著要采取從嚴從實舉措將年輕干部教育管理監督作為新時代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課題,讓“低齡”干部不再“早節”失守。
第一,始終把理想信念教育擺在首位。上述分析表明,一些年輕干部走向腐敗深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從根本上講是理想信念缺失,在事業起步階段就放棄了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改造,進而在各種誘惑面前迷失了自我。這意味著,無論時空環境如何變化都要始終把理想信念教育擺在首要位置。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歷史和實踐證明,理想信念猶如衣服上的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后面的扣子都會錯。當前對于理想信念教育存在一種誤區,片面地認為抓理想信念教育就是日常的理論學習。實際上,理想信念并不僅僅源自書本,形成堅定的理想信念也無法一蹴而就,需要久久為功,可以通過重新體驗革命場景、加強黨性鍛煉等形式引導年輕干部堅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是空洞之物,其根基是對“人性”的正確理解。正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人性可以分為先天性和后天性兩種。因此,要通過實踐歷練等方式,引導年輕干部樹立明確的是非觀念、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進而為堅定的理想信念奠定基礎。
第二,實施具有針對性的廉潔教育。廉潔教育是預防年輕干部腐敗的重要方式。但是,這要解決其“針對性”問題。其一,要解決教育對象的針對性。實際上,腐敗沒有年齡和性別區分。而過去一段時間的廉政教育普遍重視“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忽略了居于普通崗位的年輕干部。其二,要解決教育內容的針對性。缺乏針對性的廉政教育容易落空,要通過鮮活的警示教育、典型案例教育,讓年輕干部深刻體會“清廉是福,貪婪是禍”的道理,讓其懂得一旦貪腐越線,人生就會“歸零”。同時,還要運用最新數據和素材現場說法,防止所用教育素材過于陳舊。
第三,正視并做好必要的心理健康疏導。客觀而言,年輕干部在成長發展過程中難免會遇到諸多心理考驗。比如,面對激烈競爭,何以保持鎮定?面對公共權力,何以自覺接受監督?面對紛繁誘惑,何以保持清醒頭腦?對這些問題,有的干部具有較強的心理應對能力,有的干部則容易失去心理平衡。從個體層面看,要引導年輕干部強化心理訓練,控制誘發腐敗的各種心理健康因素。特別是要理性看待職務升遷和崗位變動等常態現象,防止滋生偏狹心理。從組織層面看,要按照“政治上激勵、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關懷”的思路,適時通過談心談話、思想交流、舒解情緒等方式引導年輕干部形成正確認知,形成“安心、安身、安業”的工作目標。從培訓層面看,應將心理培訓作為年輕干部心理健康服務的首要環節。比如,可以各級黨校(行政學院)為依托,通過課堂教學、現場研討、交流互動等方式有側重點地搭建領導干部心理服務平臺,使其緩解心理壓力、化解心理困擾、增強心理活力。從技術層面看,要將年輕干部的心理服務與現代化信息技術手段相結合,將現代技術轉化為實用的心理健康服務產品,不斷提高年輕干部心理服務能力。
第四,做好制度的數量供給與質量提升。在現代國家治理中,制度的作用不言自明。對于腐敗治理而言,健全完善和執行有力的規章制度更是必不可少。檢視年輕干部腐敗案例可見,制度缺失或者制度落實不力是其主要誘發因素。因此,要將制度體系建設作為預防年輕干部腐敗的基礎性工程。其一,要抓好制度供給。制度體系建設的首要之處是具備一定數量的制度元素,否則,制度體系建設就是空中樓閣。對此,可梳理管錢、管事、審批等不同崗位的特征,分類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讓身處這類崗位的年輕干部在履職過程中能對應參照。其二,要抓好制度的質量提升。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得不到執行的制度如同“牛欄關貓”,不起作用。這也是一些年輕干部腐敗案例折射出的突出問題。因此,要通過宣傳引導、以案說法等方式,引導甚至倒逼年輕干部認真執行相關規章制度。
(作者為江蘇省社科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廉政制度建設的百年探索及經驗啟示研究”(項目編號:21ZD008)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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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一丹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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