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縣域社會經濟體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不同縣域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差異、縣域內部的收入分配差異以及縣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成為實現縣域共同富裕必須面對的基礎性問題。實現我國縣域共同富裕目標，需要讓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積極推進城市化進程，并以均衡城市化為主導，改善縣域城鄉人口布局。參考國外經驗，振興廣義農村，提高縣域經濟發展質量，是推進縣域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徑。
關鍵詞:縣域共同富裕 狹義農村 廣義農村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共同富裕本來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難題，縣域共同富裕是一個更大的難題。縣域經濟發展受國民經濟整體結構的影響極大，而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則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多次再分配緊密聯系，所以縣域共同富裕問題必須放在全局視野中加以審視。本文擬在一個大的背景下討論縣域共同富裕這一難題。
辨析“縣域”和“共同富裕”兩個基本概念
為方便討論，“縣域”與“共同富裕”這兩個概念的內涵需要界定。概念的賦義要與其所反映的現實對象的特殊性結合起來。
“縣域”及其社會經濟特征
縣域這個概念與行政區劃有關，但不能理解為中國的縣級行政區域。中國的縣級行政區的內涵比較復雜，包括縣級市、直轄市的街道、省轄市的區與縣，還包括少數省轄市的鎮（如東莞的鎮，海南省的某些鎮），以及某些省市的縣級開發區等。這些縣級行政區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有很大差異，在邏輯上不構成討論共同富裕問題的類型，除非在這個概念之下做內部的比較分析。
在中國官方統計出版物《中國縣域統計年鑒》所發布的信息中，只是將大城市主城區的某些行政區以及一些工礦區排除在外，其他縣級行政區以及直轄市的地級行政區都被當作了縣域單位，這就暗含了官方對縣域的定義。不過，這個定義也是有缺陷的。例如，佛山市順德區雖然是一個縣級行政區，但它實際上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區域，其社會經濟結構與一般的縣域完全不同。
從中國行政區劃的基本規則以及社會通行的地方經濟發展比較用語習俗看，本文討論縣域共同富裕的“縣域”應該指依循國家正式行政區劃制度所規定的冠以“某某縣”名稱的行政區，以及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與這些縣級行政區接近的、在較晚時間通過“縣改市”“縣改區”完成改制的縣級市或市轄區。這類縣級行政區的產業結構中，農業仍有一定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發育不夠強大，或只有高新技術產業的外圍配套部門；政府財政以轉移支付多于凈收入為特點，“政府支出乘數”對帶動經濟成長有重要作用；勞動要素配置多為勞務凈輸出，務工收入比較重要；縣域的社會關系有比較強的裙帶關系特征，社會分配的權利網絡有很強剛性，不利于吸引有創新活力的人才在本地創業。此外，縣域經濟的空間布局與人口分布大多表現為縣城獨大特征。以上這些特點的存在，與國家總的產業布局條件有密切關系，并非縣域社會經濟體注定會發生。這幾種縣域社會經濟特征必然對其內部的家庭及個人的收入發生影響，并成為實現縣域共同富裕必須面對的基礎性問題。
“共同富裕”的內涵與要求
從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系列重要講話可知，我們黨推動共同富裕的主要主張包括：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要通過多次分配，加大政府調節力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目標，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要有充分估計，不期望齊頭并進，不要求同時富裕；要在推進物質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時，推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點推進農村農民共同富裕。
顯然，從這些政策主張看，共同富裕并不是指收入均等，而是全體國民的實際生活水平的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所謂合理，是要求國家不能單兵突進地推動國民生活水平的平均化，而應兼顧公平與效率，既能使每一個家庭確保勞動力再生產，使每一個公民都能獲得有尊嚴的生活條件，又能激勵國民努力工作，增加生產投入，保持國民經濟的旺盛活力。這樣的共同富裕目標符合人類文明演化的大趨勢，同時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如何理解收入或財富分配的公平問題，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第一種理解是平均分配，不論任何原因，人們應獲得同等的收入或同等的生活水平。在古今中外的革命運動中，出身于底層社會的領袖多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語。經濟分析中涉及到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公平這個詞語。
其次是與勞動能力及業績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強調分配的合理性。國家立法及政府施政中的文本，多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公平這個概念。這個意義上的公平概念已經兼容效率的要求，在語義上不構成與效率的沖突。
在很多情況下，以上兩種意義的公平概念，在內涵上的邊界也常有混合交叉。例如，在第二個意義上使用公平概念時，現代國家的國民都愿意支持政府對勞動能力弱的國民給予幫助，容忍弱者的“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
能夠兼顧效率的合理的收入分配狀況大體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基尼系數大略在0.35左右，收入懸殊不應該太大；二是社會上出現中產階層，他們的收入占全社會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三是國家將低收入人群的增收看作公共性問題，通過轉移支付增加他們的收入；四是國家在公共領域大舉投入，特別是通過興辦教育、醫療等事業，努力保障全體國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實際福利；五是公共部門崇尚清正廉潔，帶動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使社會弱勢群體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增強社會和諧發展的韌性。這些準則，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中國縣域共同富裕的現狀考察
在中國縣域層面上討論共同富裕，無法回避縣域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差異、縣域內部的收入分配差異以及縣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三個問題。下面我們分別考察這些問題。
縣域之間人均收入的差異
對中國縣域之間巨大的發展差異，研究者都有直觀的感受。以縣域為單位，從西部到東部，中國縣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逐漸在提升。大略做一個數據分析，也可以證明這種感受的可靠性。鑒于統計數據來源局限，我們用縣域人均GDP作為縣域人均收入的表征，對縣域之間平均收入差異做一個分析。因為人均GDP與人均收入高度相關，這種替代有一定的可信度。我們按東中西不同區域的縣域單位發展水平，選取了127個縣域單位作為分析樣本，發現縣域人均GDP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415。這是一個比較高是數值，可以說明中國縣域之間人均收入的差異是很大的。
當然，我們用縣域人均GDP來替代縣域人均收入是有缺陷的，因為人均GDP水平低的欠發達縣域經濟體中有大量外出打工者，《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的數據沒有反映他們的務工收入。用縣域第二、第三產業在本類別中的人均GDP差異來表征縣域間人均收入差異，比前一種方法更具有合理性。我們以取自《中國縣域統計年鑒》同樣縣域的數據為基礎做統計分析，計算結果是，第二產業領域從業人員的人均GDP在縣域之間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29，第三產業領域這一數值為0.34，均低于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縣域差異的基尼系數。這證明，考慮到欠發達地區勞動者的外出務工因素之后，縣域之間人均收入的差異會變小。
檢索其他研究文獻，發現反映我國各省人均收入差異的基尼系數，近年來大體在0.4—0.5之間。這意味著，加入省會城市、地級市經濟因素之后，我國地區間人均收入差異更大。我們認為，由數據分析產生的分產業類別的縣域人均GDP差異程度仍然是比較大的。這里不能將基尼系數0.35作為差異合理性的標準；這個標準對于分析個人收入差異才有意義。縣域之間人均收入差異的基尼系數接近零，才具有合理性。這是因為，如果真正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在人口自由遷徙因素的影響下，區域間人均收入不應該使基尼系數高到這個水平。例如，美國人遷徙頻率很高，便導致反映美國各州的人均收入差異的基尼系數多年來在0.1左右擺動，這幾乎接近平均水平。美國各州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很大差異，經濟總量差異很大，但各州之間人均收入差異基本不受這個總量差異的影響。美國有的農業縣的人均收入比較低，多與宗教文化傳統有關。如美國中部有的縣有較大比例的Amish 人（早期遷移至北美的一支歐洲教派的后裔），他們因拒絕使用現代生產技術，拒絕參加現代社會保障系統，所以導致連片區域的居民平均收入顯著低于其他地方的情形。
縣域內部的居民收入差距
現有官方統計數據不足以讓我們直接觀察到縣域單元內部的收入差距。但通過對數據的分析，可以間接觀察到縣域內部三次產業從業者之間的收入差異。我們假設，三次產業的人均GDP與其從業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前者平均數的差異就可以反映三次產業從業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分析表明：
首先，總體看，在縣域水平上，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從業者之間的人均收入依次減低。
其次，西部與中東部相比，西部第三產業從業者的平均收入比第二產業更低，這反映了一般經濟規律的作用，較發達的經濟體能帶動第三產業的更大發展，也能在第三產業吸引更高素質的從業者。
再次，假設不考慮欠發達地區的外出務工因素，在我們選取的中西部48個縣域單元中，按產業內部的從業者人均GDP計算，農業產業指數的平均值僅為工業的14.4%（未考慮人口權重因素），其中半數縣域單元的這個指數不到10%。假設這些縣域單元的務工人數為農業領域可能的從業者（已經扣除第一產業中的非農業部分）的一半，這個差異仍然很大。
最后，數據關系表明，經濟欠發達縣域有很高的財政轉移支付，但轉移支付與其第三產業從業者人均GDP幾乎沒有關系；而全部縣域單元第三產業從業者人均GDP與財政支出水平有明顯的相關性。這種情形可能意味著欠發達地區縣域單元所獲得財政轉移支付只能維持低水平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員報酬。綜合以上因素，在縣域單元層面上，考慮到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因素以后，欠發達地區的居民收入總體上收入很低，但其內部的收入差異可能小于發達地區。這也說明，在我國現階段，縣域單元在經濟成長過程中其內部收入差異會進一步擴大。
縣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
公共服務水平的高低，也與共同富裕目標有密切關系。由《中國縣域統計年鑒》提供的有限數據，我們只能以各縣域單元的人均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的差異來反映縣域之間的公共服務差異。經計算，在我們選定的127個縣域范圍內，反映各縣域人均年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16。對于公共服務而言，這個數值仍然過大。人均床位數只反映設施水平的差異，不能完全反映醫療水平的綜合質量。縣域內部的公共服務難以做到均等化，特別是在官方統計中被看作城市的鎮建成區的公共服務水平，會顯著低于縣城或區府所在地，中西部地區尤其如此。從我們以往的調研看，東部地區的鎮級醫療機構都能以高薪挖走西部縣份主要醫療機構的主治大夫、部門主任等醫務人員。
如前所述，縣域共同富裕不是也不能搞平均主義。收入以及財富的分配必須與經濟效率的提升結合起來。按這個要求，縣域共同富裕至少要達到以下三個目標：其一，縣域內部以及縣域層面上所有居民的收入差異的基尼系數應該在0.4以下。在經濟成長期，基尼系數過低會妨礙經濟效率提升，過高則意味著社會公正受到傷害。其二，各縣域單元的經濟總量不能平均化，但縣域之間的人均收入應該盡可能接近均等。在大體相近的條件下，常住人口少，經濟總量可以小，這是經濟發展的通例；但在合理的經濟體制之下，因為要素的自由流動，各區域的人均收入理應差別很小。對于一個追求統一市場的國家，相關基尼系數應該接近零才好。其三，縣域單元之間公共服務水平應該趨向一致。這是由公共服務的性質決定的。公共服務本來就是要解決市場機制在公共領域資源配置均等化問題的，國民之間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也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之一，所以，相關基尼系數應該接近零才對。在我國現階段，上述共同富裕目標尚未實現。
推進縣域共同富裕的難點及其原因分析
縣域發展差異的原因分析，很容易落入俗套而難以自拔。某些經濟區域落后原因，可能與其歷史、地理環境有很大關系，其鏈條可能延伸到諸如地球板塊的碰撞、喜馬拉雅山的隆起這樣的自然史環節。一些所謂切近實際的原因分析，也往往似是而非，經不住深入推敲。例如一個流行說法，認為“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順著這個邏輯推演，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就要調整縣域經濟結構，例如西部縣域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只有與東部相似，才能接近或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那么，我們難免要繼續追問下去，經濟結構調整這個具體目標沒有實現的原因又是什么？
與其刨根問底，將原因追溯到千年之遠，還不如在邏輯上檢討問題本身。例如，我們會發現，現代農業主導的經濟結構，也可以帶來社會的富裕。美國的一些農業縣雖然經濟總量不大，但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衡量，其發展水平并不輸于美國的大城市。其實，農業搞得好，一個縣乃至一個國家都可以很富裕，社會平等程度也會很高。新西蘭的經濟結構基本上圍繞大農業展開，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農業產業鏈，但這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多年來在0.35至0.4之間，人均收入水平在發達國家中也處于前列。中國以農業為主的省份或者縣域如果能達到這樣水平，共同富裕目標也就算實現了。
從可操作性上去分析某些原因是恰當的。實際上，經濟發展的差異，都與各地近在眼前的體制機制活力和治理水平有關，而與自然資源的豐裕度關系不大，甚至與它存在負相關關系。從國際經驗看，實現我國縣域共同富裕目標，乃至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目標，以下幾個方面的制度建設至關重要。
讓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已經講了很多年，但沒有充分落實。這是縣域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重要阻礙因素。土地要素市場發育不好，影響人口合理布局；勞動要素市場不好，特別是農村轉移人口不能舉家遷入城市，會影響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妨礙勞動者獲得合理報酬。中共中央、國務院新近出臺的《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再次強調要素市場的全國統一，很有積極意義。要素自由流動能形成要素報酬均等化趨勢，有利于降低縣域之間人均收入差異的基尼系數。
積極推進城市化進程
人口布局的城市化在今天發達國家也沒有停下來。城市化使遷出農村的人口收入增加，同時也使留在農村的人口因為獲得規模化農業經營條件而使收入增加，有利于降低國民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系數，當然也有利于降低縣域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系數。目前的突出問題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民收入過低，城市房價與土地財政捆綁在一起，房價過高，致使農村勞動力在本地轉移困難大，異地轉移不穩定，舉家遷移困難更大。
以均衡城市化為主導，改善縣域城鄉人口布局
“均衡城市化”是筆者近年研究中國城鄉關系中提出的一個策論性概念，在這里有必要稍作闡述。均衡城市化主要是指包括城市在內的全國大小居民點分布適應產業優化配置；城鄉人口布局適應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要求；城市內部土地規劃管理適應生活與生產相協調要求；全國土地規劃管理適應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的要求。這里主要從縣域城鄉人口布局的視角分析均衡城市化的意義。
在城市化總趨勢下，具體地看，人口聚集的重心是特大型城市還是中小城市，后果很不相同。從國際經驗看，城市化過程中人口聚集重心放在中小城市，更容易使本文提出的幾個類別的基尼系數處于在合理閾值范圍。
縣域均衡城市化是農業農村發展的規律決定的。被人們所忽視的核心問題是，單有農戶經營規模增加，農民并非一定能增加收入，鄉村也并非一定能繁榮起來。鄉村有狹義與廣義的概念。狹義的鄉村是農戶生活生產區域，大體上是我國不包含市鎮的村莊及田野。這個意義上的農村，并不是人越多、越熱鬧越好。如果農戶過于密集，每戶農民平均不到10畝地，無論如何收入好不到哪里去。按筆者大略測算，動態地看，中國狹義的農村只承載1—1.5億人口、2.5—4千萬農戶，每家農戶平均經營50畝土地，才能有鄉村振興的基礎。有了這樣相對合理的人地比例，例如，溫室農業的土地規模可以小一點，糧食作物的農場規模可以大一些，農業效率就會顯著改善。在狹義的鄉村概念上，土地資源和產出是有上限的。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大量農戶就需要離開這個意義上的鄉村。
農戶只是農業產業鏈的一個節點，他們要真正搞好生產，必須依賴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機要維修，零件要配送，種子要供應，新技術要有人傳播，孩子讀書要有好學校，生病后要有好醫院好醫生。農活結束后需要有個休閑娛樂場所進行放松，年輕農民需要有合適場所邂逅意中人。所有這些事，需要服務人員。服務人員住哪里？和農戶、農場主為鄰嗎？一般不可能。這些人多是中產白領，對生活品質是有講究的。那他們住在百萬人口規模的城市如何？更不行！
難題不止這個。大部分農戶有農閑時間，而且農業越發達，農閑時間其實越多，因為大量工作通過專業化服務商完成，農戶自己不需要干。這樣，在就業市場的壓力之下，農民必須通過兼業增加收入。在哪里兼業？當然不能像現在的農民工那樣背井離鄉去大中城市打工，而必須就地就近實現兼業。當前廣大農戶有這樣的條件嗎？大部分沒有。這樣一來，農民即使成了規模化經營農戶，收入水平也會受限。
農業發達國家是通過發展廣義鄉村來解決上述難題的。在發達國家，農業產業鏈上的從業者要遠大于從事地頭農業的勞動力，這些從業者大部分居住在小城市，或者叫做市鎮（town）。包括了市鎮的鄉村，便是廣義的鄉村。在國際機構的城鄉區劃概念體系中，定義了一個“市鎮與人口半稠密區”，大體是指人口總量在5萬以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300—1500人之間，而核心區25000人不到的地區。這樣的人口規模，足以支撐非農產業發展，給農戶提供了大量兼業機會。農戶在半小時車程內就可以到達市鎮中心。在荷蘭這個農業發達的經典國家，大部分農戶在10分鐘車程內就可以到達一個市鎮的中心。美國的廣義鄉村人口更是超過總人口的60%。廣義鄉村這樣的人口規模還能夠帶來高效的公共服務，對那些有追求高品質生活的白領從業者有吸引力。有這樣的“市鎮與人口半稠密區”存在，城鄉融合發展才真正有了意義。
我國的問題是，狹義鄉村的人口太多，廣義鄉村的人口不足。我國市鎮建成區的人口平均不到1萬人，市鎮發展水平遠遜于一般城市。這樣一個人口布局產生不了有利于鄉村發展的產業結構，也不能給農戶提供充分的兼業機會。這便是我國全面振興鄉村的真正難題。
我們對中國市鎮人口布局等因素的初步分析，也發現市鎮建設對農業經濟效率有顯著影響。限于統計數據的可得性以及對有關統計數據的權衡，我們選取中國大部分省份的建制鎮鎮區人口密度做計算指標，用來表示市鎮發展水平；用種植業單位面積的增加值產出率做農業發展水平的計算指標，發現二者有高度相關性（見圖1）。在這項分析中，我們去除了西藏、上海、青海、重慶及北京等種植業相對不重要的地區。
按我們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一個縣“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會有多種對應上級政府的機構。這與歐美國家的制度有顯著區別。例如美國，基層政府大多是不完全政府，只是一個有法人資格的公共機構（corporation），它可能既是市政府，又是市議會，其中的官員也可能是兼職雇員，甚至是不領報酬的志愿者。在我國現行體制下，為提高行政效率，有必要對縣域行政區劃做必要調整。
在本文數據分析中所選取的縣域單元樣本中，每100平方公里小于1萬人的縣域單元占樣本總數的比例為20%，小于3萬人的占56%。一個山區縣域單元人口密度小于1萬人/100平方公里，平原地區的縣域單元同樣指數小于3萬，鎮域合理面積應該分別超過30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否則難以產生支持農村發展的經濟輻射中心。如果連片的區域每100平方公里小于0.3萬人，經濟發展就不具備人口密度的條件，也不具備在經濟上長期設立一級政府的條件。
振興廣義鄉村，提高縣域經濟發展質量
解決前述中國鄉村振興和縣域共同富裕的難題，需要跳出鄉村看鄉村，具體說，需要解決中國人口布局兩頭重、中間輕的問題，有必要把功夫下在“市鎮與人口半稠密區”這個領域，增加這個領域的人口總量。中國大城市已經夠大，城市群也已經有足夠的經濟輻射能力，不必再進一步擴大人口總規模，只需要做動態的人口結構調整。要讓中國人真正愛上鄉村，必須先要愛上廣義鄉村中的市鎮。中國現有2萬左右的建制鎮需要通過產業振興大幅度增加人口。為此，需要對現有縣域經濟發展思路進行調整。
首先，要調整縣域農業經濟發展思路，正確引導農業產業鏈價值創造節點的分布，解決價值重心過高問題。在農產品離開地頭后的加工、流通與服務環節中，除了零售與末端批發環節外，其他環節下沉到產地，以市鎮為中心形成農業綜合服務價值增值程度高的節點，有利于提高農業產業鏈綜合經濟效率。農業生產環節中的生產性服務活動也是如此。依托我國現有建制鎮及一部分鄉政府所在地建設這類中心，是可取的辦法。農業發達國家的市鎮布局均衡程度比較高，每個中心的平均覆蓋范圍大體在100—250平方公里之間，在農業現代化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都市區外圍地帶的市鎮密度可以大一些，例如像荷蘭，約每一百平方公里發展一座市鎮；農業比重較大的地區，市鎮布局可以適當稀疏一點，例如像美國，約每260平方公里發展一座市鎮。適應這個要求，我國應該檢討現存各類開發區建設政策，支持農業產業鏈上的企業到市鎮投資。
其次，要支持農戶就地、就近兼業，增加農戶的有效工作日。為農戶創造就地就近兼業機會，要比一般地號召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更有意義。目前我國對農戶的農業經營實行免稅政策，不論農場規模多大，既不收所得稅，也沒有營業稅。但我們對農產品加工企業、流通企業及其他農業服務企業是收稅的。那么，可否根據一個企業擁有的吸收農戶兼業的崗位多少，實行稅收優惠？特別是能不能針對農民合作社給農戶提供兼業機會的能力，確定國家對合作社經營實行稅收優惠的依據？這些政策很有出臺的必要。
第三，要采取綜合措施，增加市鎮人口規模，促進市鎮高質量發展。一個縣域經濟體不必強調縣城在經濟發展中的“首位度”。前面講到的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諸多條件如果要真正確立，需要一個更為根本的條件：以水平較高的人力資本裝備相關產業組織，即通常所說的吸引人才進入企業。但人才何以能在一個市鎮落腳？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因為不可能強制人才到市鎮投資創業。僅僅靠農業產業鏈下沉到鄉村，不足以形成合理的市鎮規模。市鎮規模不合理，人口過少，公共服務水平就上不去，就不能吸引人才，農業需要的白領在鄉村就不能扎根，市鎮的服務中心作用就發揮不了。四川瀘縣探索的鎮域內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建設用地收益與土地指標出讓村莊的社員利益掛鉤這種“雙掛鉤”政策值得推廣。在不占用農地及建設用地合理規劃的前提下，村莊建設用地轉讓也可以擴大范圍，允許城市居民獲得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建設擁有產權的私家住房。市鎮設施建設標準，包括學校、醫院及其他文化體育機構的設立，都應該適應現有城市建設標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發展目標，應該具體化為市鎮對其輻射范圍的農戶提供高質量服務，達成市鎮高質量服務農戶的“可及性”目標，而不是在小型的農村居民點勉強建立一些維護成本高的服務設施。
第四，要對縣域行政區劃制度做必要的改革。我國西部有不少縣份只有幾萬人，有的縣不足1萬人。這些縣中，有的可以撤銷縣的建制，建立單一的自然保護區管理機構或邊疆特區，以節省公共開支。人口稀少的農牧區可直接建立多功能的農牧民合作社，由市地州職能部門管理。
最后，推動廣義鄉村發展仍然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中國農村既往發展的成績根本上來自農民群眾獲得自由選擇權以后所煥發的生產積極性。農村家庭土地承包制確立了農民的財產權制度基礎，我們只能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的農民的土地財產權，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倒退。我們相信，只要大力推進廣義鄉村概念下的城鄉融合發展，農村耕地將進一步成為典型的農業農村的生產資料，而不再是農民基本生活保障資料，農村土地要素市場化的條件將更趨成熟，我們的改革步伐也可以邁得更大一些。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Observations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Dang Guoying
Abstract: County-level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in China share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disparit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different counties, differenc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counties, and the equalitarianism of essential public services between the counties have become fundamental issues to realize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To achieve this goal, China should exert the market’s leading role in factor allocation, boost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guided by balanced urbanization. Regarding overseas experience, revitalizing the broad-sense countryside and raising the quality of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is a viable path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narrow-sense countryside; broad-sens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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