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時間：2021年9月3日—2021年9月7日。

調查方式：通過互聯網和微信公眾平臺發布網絡問卷進行調查。

樣本構成：此次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1220份，問卷有效率81.07%。其中，男性受訪者占49.24%，女性受訪者占50.76%。受訪者年齡分布為，20歲及以下占2.20%，21-30歲占28.20%，31-40歲占48.69%，41-50歲占16.64%，51歲及以上占4.26%。受訪者學歷分布為，初中及以下占2.89%，高中/職高/技校/中專占13.48%，大專占30.12%，本科占37.14%，碩博研究生占16.37%。此次調查中科技工作者占48.42%，其中從事專業為農學類占16.76%，理工類占34.38%，醫學類占19.03%，人文社科類占29.83%。 

主要發現:

·公眾對社交通訊、網上購物所涉及的技術工具使用愈加頻繁。

·公眾最滿意的技術應用為：搜索引擎、在線服務網站；政府、銀行業務機器辦理；教學模擬、醫療新技術。

·超八成公眾可以接受以“預防犯罪”“應急管理”“網絡輿情管理”為目的的政府主導的數據采集行為。

·基因編輯與面部識別是公眾情感態度較為消極、公眾判定風險為難以控制的兩項技術。

·65.79%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經常擔憂科技倫理難以治理的問題。

·公眾認為技術應用的社會基礎應當包括五項內容：劃定技術權力越界的糾錯制度、利益與風險的完整評估、完備的法律法規、包容審慎的監管主體、公眾知情同意。

近年來，我國在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生物醫學、太空技術等領域的創新與應用呈現了跨越式發展的良好勢頭，科技創新成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引擎，也成為了人們創造美好生活的關鍵動能。隨著我國前沿科技迅猛發展，很多科研領域進入“無人區”，諸如基因編輯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生殖技術等引發的倫理爭議和安全風險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科技倫理治理也逐漸進入決策層視野，成為推進我國科技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一環。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科技倫理是科技活動必須遵守的價值準則”，“完善制度規范，健全治理機制，強化倫理監管，細化相關法律法規和倫理審查規則，規范各類科學研究活動”。這明確了倫理道德在科技活動中的重要地位，為加強科技倫理治理指明了方向。2021年7月28日，中國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發布《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了國家科技倫理治理的基本原則與要求，對推動科技向善、保障我國科技事業健康發展具有積極引導作用。

當前公眾認為技術應用是否有邊界，公眾對哪些前沿科技的應用抱有顧慮，對新發展階段加強科技倫理和科技安全又有哪些期待？人民智庫在長期關注公眾科學觀、公眾對前沿科技的認知與態度的基礎上，針對性地開展了調查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結論。

公眾對各類技術應用的滿意度均值有所提高，其中公眾對政府、銀行等業務辦理相關的數字化服務滿意度顯著提升

從2019年到2021年，從技術和數據維度對疫情期間的預警、防控、追蹤，到應急管理和社會治理維度傳達政策指令、辟謠，再到工作和生活維度在線辦公、教育、購物、社交、娛樂等方面，各類技術的應用升級無疑對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起到至關重要的支撐作用。調查結果顯示，社交通訊、網上購物成為公眾使用愈加頻繁的技術工具。61.62%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里對線上語音、視頻等社交通訊技術的使用更頻繁，57.77%的受訪者表示更頻繁地使用醫藥電商、餐飲外賣等網上購物平臺，這反映出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公眾社交方式與消費習慣的轉變。

隨著技術應用愈發成熟，網絡延遲、系統卡頓、操作設計欠缺人性化等問題逐漸得到解決，相較兩年前，公眾對各類技術應用的滿意度均值提高了0.36分（滿分5分）。根據2019年3月的調查結果[1]，公眾當時滿意度較高的技術應用排前三位分別為搜索引擎、在線服務網站，社交產品、娛樂游戲，教學模擬、醫療新技術，而在此次調查中，搜索引擎、在線服務網站，政府、銀行業務機器辦理，教學模擬、醫療新技術分列前三。

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對政府、銀行等業務辦理滿意度顯著提升，由此可見疫情防控期間政府和銀行等部門機構的數字化技術支撐成效明顯，便捷化和人性化等方面均受到公眾好評，更有相關技術領域已經開始拓展到“適老性”“個性化推薦”等更具體驗性的發展方向。當前，數字化已經成為政府和企業服務能力的“試金石”，“非接觸式服務”渠道和場景持續優化，也加速了數字化時代的到來。

超八成公眾可以接受以預防犯罪、應急管理、網絡輿情管理為目的的政府數據采集行為

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現代社會對數據隱私保護和信息安全提出了新要求。結合過去一年應用技術的經歷和感受，八成左右受訪者表示自己對技術應用的接受度提高了，對技術能實現的功能期待也更多了，今后會更頻繁地應用技術，同時，自己評價技術的標準也隨之提高。身處大數據時代，海量信息匯總出每個個體的“畫像”，年齡、行為、喜好情況可以通過數據被清晰匯總出來，不斷加劇數據濫用的風險。創立適合新技術、面向智能新時代的新科技倫理思想與技術保障體系勢在必行。

關于公眾對數據采集主體的信任度已有相關研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孟涓涓教授提出，中國公眾對政府監管有較高的信任度，甚至如果企業試圖有效消除人們對隱私保護的顧慮，需要擁有“跟政府相關的企業特性”，如企業和政府部門有一定的合作能夠增加公眾對數據安全的信心。根據基于國際市場的調查數據，消費者最信任的數據采集主體為銀行、政府機構等。而在此次調查中，我們試圖具象化以政府為主體的數據采集場景，探究公眾對實現不同目標的技術應用有無接受度上的顯著差異。

調查結果顯示，均有超八成公眾對以預防犯罪、應急管理、網絡輿情管理為目的的技術衍生的數據收集接受度較高。81.52%的受訪者可以接受泛在的人臉識別智能監控“天網”工程；80.42%的受訪者可以接受網絡實名制、常態化輿情監測；80.14%的受訪者可以接受共享個人信息數據用于賑災預防、緊急救援等民政工作；80.00%的受訪者可以接受個人數據應用于紀律審查、治理逃稅漏稅等方面。與此同時，公眾對常態化數據留痕和社會征信體系建設相關數據采集行為接受度較低。由此可見，在同一數據采集主體（政府）的行為中，公眾對于采集數據的目的認識影響其對主體行為的接受度，具體來說，中國公眾對于政府實施的、常態化的、較為廣泛的數據采集行為仍持保留態度。

基因編輯與面部識別是公眾情感態度較為消極、公眾判定風險難以控制的兩項技術，當前一定程度上出現的技術狂熱和技術恐懼傾向值得警惕

從公眾對各類技術的情緒態度中發現，令公眾感到消極悲觀的技術排位前兩項為基因編輯技術與面部識別技術，而在公眾對各類技術風險的評價中，這兩項也是排在前兩項。結合個體訪談我們發現，認知上判斷為“不可控”或為公眾對該項技術持有消極悲觀態度的主要原因。

與此同時，公眾對醫藥技術、網絡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情感評價相較兩年前下降[2]，這一時間上縱向比較呈現出的差異值得進一步審視。在上述技術應用的范疇內，應更注重對技術應用的有序治理，這是推動相關技術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即，技術發展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都是以人為本，如何提升公眾對技術的安全感應作為技術應用效度評價的標準之一。

在技術創新加速迭代、技術應用市場不斷開拓的背后，應警惕公眾已經出現的技術狂熱和技術恐懼傾向。調查中我們發現近八成受訪者表示自己對電子設備越來越依賴（79.03%），66.21%的受訪者時常會擔心科技濫用、科技作惡，65.79%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經常擔憂難以治理的科技倫理問題，63.87%的受訪者反感或害怕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客服，62.34%的受訪者明確表示自己不愿大量使用虛擬現實技術。

在技術觀方面，調查結果揭示出一些亟需引起各方重視的群體認知現象。39.45%的受訪者認為應當完全用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來治理社會，由技術專家來掌握政治權力。30.62%的受訪者認為現代科技成果就應當被使用以提高整個社會運行的效率，但由此技術應用邊界感的重要性將逐漸降低。77.51%的受訪者認同只有通過不斷地發展和研究，才能降低科技倫理和科技安全出現問題的可能性，然而這一主張實質在部分程度上否定了科技的倫理禁區存在的必要性。

新發展階段要實現科技的高質量發展，一要強化倫理道德對科技的約束力度，二要完善科技相關的政策法規

當前，科學技術的迭代發展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巨大推動作用，已成為當今社會的主要時代特征之一。與前三次科技革命改變的是人類使用的工具、能源以及人類與世界的連接方式不同，以智能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勢必會引發社會發展模式和產業形態的轉變，進而給人類社會秩序、法律制度與倫理規范等帶來新的挑戰。尤其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對生命科學、認知科學、哲學乃至于一切理論和實踐提出了新的問題。而對于如何解答這一時代之問，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所形成的理論、方法很可能已經不再適用了。

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大衛·科林格里奇提出“科林格里奇困境”在當今時代仍值得深思，“一項技術的社會后果不能在技術生命的早期被預料到。然而，當不希望的后果被發現時，技術卻往往已經成為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以至于對它的控制十分困難。這就是控制的困境。當變化容易時，對它的需要不能被預測；當變化的需要變得明顯時，變化卻變得昂貴、困難和耗時間”。“科林格里奇困境”難以解決的原因，即“如果在技術形成的早期根據預測來控制技術，則會因為預測的不可靠而失敗，而當技術后果顯露出來時再開始控制技術，則會因為技術發展的不穩定而失敗。”這警示我們，當新興技術產生的問題已經被人們認識到的時候，再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就變得十分困難了。

通過調查我們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公眾認為一項技術的廣泛應用應當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其中包括五項內容，即劃定技術權力越界的糾錯制度、利益與風險的完整評估、完備的法律法規、包容審慎的監管主體、公眾知情同意。公眾普遍認為，加強科技倫理和科技安全這一命題，主要的作用因素分別為科研專家（84.97%），法律保障（84.42%），政府管理（83.73%）。由此應當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強化倫理道德的約束力度（62.07%），二是推動科技政策法規的完善程度（61.52%）。

在此次調查中，超七成受訪者表示對科技倫理和科技安全的相關知識與新聞非常關注，27.86%受訪者表示自己比較關注或一般關注，僅有1%受訪者表示自己不關注此類問題。超半數受訪者認為，科技倫理和科技安全產生問題的根源在于科學數據與奇聞趣事摻雜讓人無法辨別技術的影響（60.14%），科學家對于他們能夠回答的問題邊界不清晰（57.93%），技術設計與人的生理、心理協調性相違背（56.83%）。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必須明確科技應用的限度邊界，樹立社會治理的人的主體意識，在全社會形成正確的科技倫理價值觀。

如今，科技倫理治理已不是一國之問題，而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新發展階段公眾更期待健全國際合作研究機制，推動新技術領域的全球治理，在國際科技倫理領域發出更多中國聲音（64.14%）；建立科技倫理規范體系，包括科技倫理規則體系和確保其得到執行的監管體系（62.62%）；發揮各級科協組織以及科技方面的各種專業學會或協會的作用，形成科技倫理監管合力（61.79%）；促進科技人員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和科技觀，強化對社會的責任與擔當（56.41%）；加強科技倫理的教育宣傳，鼓勵全社會踐行“科技向善”理念（55.03%）。

對于未來科技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新挑戰、新問題，不僅要從科技創新的角度關注“能做什么”，更要從倫理道德的層面審視“該做什么”，探尋科技創新的高效能與科技應用倫理安全的最大公約數，才能讓人們在新科技的世界與更加美好的生活中相遇。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李思琪】

注釋

[1]李思琪：《當前公眾對人機交互的體驗與期待調查報告》，《國家治理》，2019年第10期，第12-21頁。

[2]李思琪：《當前公眾的科學觀調查研究報告》，《國家治理》，2019年第21期，第2-12頁。

責編：蔡圣楠／美編：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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