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科技供給需求更加迫切。高水平科技倫理治理是科技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在對新時期科技倫理治理面臨形勢和需求研究的基礎上，分析我國科技倫理治理存在的挑戰以及避免的誤區，提出圍繞“科技向善”系統性推進科技倫理治理的思路、重點和五方面建議。
關鍵詞:科技向善 科技倫理治理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科學技術支撐和引領著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科技倫理是開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等科技活動需要遵循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科技倫理建設，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做出“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健全科技倫理體系”的決策部署。2021年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進步法》為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奠定了法律基礎。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印發了《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意見》，加大科技倫理治理力度，推動科技向善。這對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科技倫理體系，健全多方參與、協同共治的科技倫理治理體制機制，促進我國科技事業健康發展，實現科技創新與科技倫理良性互動具有重要意義。
高水平科技倫理治理是科技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科技供給需求更加迫切。在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實現高水平科技倫理治理，推動科技向善和科技自立自強都是科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
首先，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在推動人類對物質世界和生命世界的探索和認知從“探測時代”走向“調控時代”“編輯時代”乃至“再造時代”，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帶來諸多倫理問題。
隨著基礎科學研究不斷向宇觀拓展、微觀深入和極端條件方向加速縱深演進，物質結構、生命起源、宇宙演化和意識活動機理等重大前沿問題有望取得突破。信息、生物、能源、先進材料與制造等前沿技術領域呈現多技術交叉融合和群體性躍升態勢。以高速移動通信、物聯網、人工智能（AI）、大數據、區塊鏈、量子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化技術為引領的新技術體系，正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量，推動以人為中心的人機物三元融合發展，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可見，人類對物質世界和生命世界的探索和認知正從“探測時代”走向“調控時代”和“編輯時代”，乃至“再造時代”。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新模式新業態持續涌現，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全面加速發展，重塑全球產業競爭和分工模式，將對生產組織、社會分工以及科技治理帶來一系列深刻的變革。倫理最基本的要素是生命。而基因編輯、腦機接口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已經或正在顛覆人們對生命和自然的認知，模糊了生命與非生命、自然物與人工物的界限。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發展，則從另一方面對人的隱私權和信息知情與選擇權形成挑戰。[1]
其次，科技倫理具有時代和文化特征，新發展格局對科技倫理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應對新技術快速應用，以及科技引發的科技倫理挑戰與安全風險將是今后面臨的一個長期結構性難題。
科技倫理伴隨人類科技文明始終，并隨著現代科技進步不斷發展演化。科學技術的實踐運用蘊含著價值取向或價值偏好，尤其現代科技的快速應用與擴展形成了許多不可預期的風險或不確定性，如“基因編輯”和“克隆技術”的人類自我應用顯然會改變作為“自然人”與“社會人”的人類自身的本性或本質；此外，科技應用還存在因其被資本市場化而帶來新的社會道德倫理問題，如強化社會不公正效應、科學技術人自身的職業道德操守、知識產權保護與被政治化且違背科學原則本身的技術“隔離”和“技術封鎖”等。[2]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科技事業發生了歷史性、整體性、格局性重大變化，在科技重點領域加速趕超，一些前沿方向開始進入并行、引領階段。進入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的構建要著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統籌發展和安全，著力推動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需要前瞻研判科技發展帶來的規則沖突、社會風險、倫理挑戰，這對我國的科技倫理治理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方面，未來我國將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創新領域處于“并行”或 “引領”位置，這些領域將在技術研發上進入“無人區”，在與之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處理上，有可能國際上也不再有先例可循，原來那種跟隨式的科技倫理治理策略將遭遇難題；另一方面，國內公眾的公共參與意識、對新科技發展的反思和倫理訴求也在逐步增強，加強倫理監管、妥善處理相關倫理議題，成為發展前沿科技的內在要求。[3]必須在科技倫理治理理念、規則和制度建設方面從跟隨學習走向探索和開拓創新，保證科技發展始終保持在正確的軌道上。
再次，隨著國際科技競爭加劇，科技倫理問題既是科技戰略博弈的焦點之一，也是加快世界科技強國建設和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的重要領域。
當前人工智能、區塊鏈、合成生物、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科技不斷取得突破，并開始向經濟社會各領域擴散應用。新興科技為人類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可能，也帶來嚴峻的安全和治理挑戰（如技術安全、科研倫理、隱私規制、數據產權等）。其中科技倫理治理已成為全球性關鍵議題和科技戰略博弈的焦點，也是影響我國科技安全和國際科技形象的重要因素。
隨著科技創新的社會屬性日益凸顯，科技向善成為研發應用的重要發展方向。世界科技強國建設不僅要站在科學技術前沿，而且要站在倫理道德的“制高點”。由于科技創新日益呈現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新技術應用可能進一步擴大社會貧富差距、固化社會階層，可能對就業、社會倫理和安全等問題帶來重大影響和沖擊。[1]未來隨著基因編輯、人工智能大規模使用，技術風險和社會風險日趨交織，前沿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引發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可能進入一個高發期。這為我國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了空間，通過在相關領域規則的制定發出“中國聲音”“中國訴求”，提升我國在國際科技治理規則中的領導力和話語權。
高水平科技倫理治理應對內外挑戰的必然要求
科技倫理治理能力建設滯后于科技自身發展
科技倫理治理與科技發展互為鏡像，科技倫理治理水平反映一個國家的科技水準。但我國科技倫理治理能力建設滯后于科技自身發展。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對科技，尤其是包括顛覆性技術在內的新興前沿科技可能帶來的負面消極作用，以及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重視不夠，科技政策與管理缺少倫理維度，科技倫理相關教育和宣傳不足。另一方面，我國科技發展長期處于跟隨狀態，相應的科技倫理治理一直處于“我國是落后追趕者，發達國家是科技領先者，我國需要學習先進”這樣一種預設當中，理論建設和制度建設側重于跟蹤和模仿，科技發展水平與倫理治理能力失衡的問題凸顯。第三，參與全球科技倫理治理的能力還有待提高。我國還不具備與自身科技實力和大國科技外交相匹配的、影響全球科技倫理治理的話語能力。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將成為確保我國科技創新活動行穩致遠、科學技術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需要借鑒國際上科技倫理治理前沿理論和先進經驗，思考在我國特殊文化環境、倫理視域下可能適用的倫理原則、規范和體制機制。[4]
傳統科技倫理治理需要轉型與新興前沿領域科技倫理治理需要健全交織并存
應當看到，傳統科研范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基礎，數據支撐、應用導向、場景驅動為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提供了新方向，研發活動向網絡化生態化方向發展，開源開放、知識共享成為新趨勢。雖然在科技發展史上，在很長時間里，倫理是一種科技活動之外的“旁觀者”角色和側重“事后”反思批判的范式，往往對科技的負面影響比較關注，在歷史上也不乏跨越倫理問題后發展新技術的先例（如早期工業化學品、熱核武器等的研發）。這些已經不適合現代科技倫理治理的發展需求。應推動治理方式從傳統的基于先行原則的“做了再說”向現代的“適應性治理”轉型。[5]將目光投向科研活動本身，考察如何在科技發展中嵌入某種道德要素，使技術人工物能夠在使用過程中引導、調節人的行為，把技術當做一種實現道德目的的手段。[6]一方面，在特定條件下需要對傳統科技倫理治理的規則進行重構；另一方面，健全新興前沿領域科技倫理治理的體制機制，需要我們預判科技創新可能帶來的倫理風險，系統地預見、權衡和處置科技前沿的倫理沖突。[7]
“大工業時代”的思維和管理模式難以應對“數字化時代”的科技倫理治理挑戰
我們正處在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加速轉型和變革的時代，和工業化時期相比，以數據驅動、場景驅動、智能化引領為特征的數字化革命，引發了人們對數據保護、個人隱私，以及如何駕馭新科技、妥善處理人與科技關系等問題的廣泛關注。大規模的科技應用、尤其是當前新科技革命帶來的倫理挑戰，與大工業時代有很大的不同。數字化時代人類與自然互動、人類對社會的認知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人類開始學會用數字去解讀世界，用計算去感知世界，用算法去控制世界，引發思維模式、學習模式的巨大變化。伴隨著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一系列科技倫理問題頻頻出現。例如，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一直是數據智能應用的前提，在數據共享交換、使用過程中，如何保障數據安全在技術和倫理上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西方在科技倫理治理上對我國形成牽制
在大國科技戰略博弈的大背景下，科技倫理問題也成為某些國家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的工具。在氣候變化和“雙碳”領域，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科技優勢和國際話語權，制定和發布路線圖，框定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線路，引導國際低碳技術走勢，左右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路線圖的制定，進行科技創新和轉型路徑牽引。美國以“氣候外交”聯合盟友，積極構建聯盟體系，與其他“氣候民主國家”圍繞技術供應鏈調整、科技人員交流、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等問題進行深度協作，打造有助于維護美西方技術優勢地位、符合美西方民主價值觀的“綠色技術治理多邊體系”，形成對中國的全方位圍堵打壓。類似情景也發生在人工智能領域，面對AI引發的倫理挑戰，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從戰略高度重視AI倫理治理體系建設，相繼出臺相關規則，試圖增強話語權和搶占未來發展先機。
圍繞“科技向善”系統推進科技倫理治理
總體思路和重點
科技倫理建設已成為新時代我國科技創新體系構建中的重要一環，對于防范科技領域倫理風險、促進我國科技事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8]著眼保障我國科技創新健康發展，科技倫理治理需要系統性思維，把尊重人的生命權、人格尊嚴等作為科技活動的底線價值，進一步堅守和弘揚科技人才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理念，確保科技向善。[9]
完善和系統推進科技倫理治理是我國實現科技強國建設戰略目標、維護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要手段，需要突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突出體系能力。堅持促進創新與防范風險相統一，推動科技倫理貫穿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等科技活動全過程和覆蓋科技創新的各個領域[1]，系統增強科技倫理治理能力。二是突出開放包容。面對復雜競爭的國際格局，要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強調協調、普惠、包容發展，完善支撐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倫理治理體制機制，讓中國科技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三是突出改革協同。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健全科技創新的倫理準則和規范體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科技倫理治理格局。四是突出精準敏捷。堅持精準方略與問題導向，對科技領域與領域科技，及時動態調整治理方式和倫理規范，快速、靈活應對科技創新帶來的倫理挑戰。五是突出前瞻引領。重視倫理對科技研發路徑和行為的內化和塑造，維護科技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公平與正義。六是突出合作對話。通過構建科技倫理治理機制和平臺，促進政府、科研機構、企業、人文社會學者、民間團體和公眾積極開展合作交流，凝聚全球共識。
若干建議
一是加強中國特色科技倫理治理理論研究。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科技創新的重要論述指導科技倫理治理實踐，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倫理治理理論，加強“數字化時代”科技倫理治理規則和風險影響的前瞻研究。
二是切實落實相關法律法規，推動構建運行順暢的科技創新治理體系。加強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進步法》和《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意見》的落實，進一步健全科技倫理治理的監管制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倫理審查規則及監管框架。
三是建立科技重大問題、重點領域、重大項目和工程的倫理審查與風險研究評估機制。健全國家科技計劃倫理審查機制，在國家技術預測中，對重點技術領域進行開展倫理調查評估，建立科技倫理與重大科技項目的鏡像聯動機制，完善科技風險和倫理的監測、評估與預警機制，推動我國倫理治理體系從被動應對型向主動預防型轉變。
四是積極主導和參與國際新興技術治理。積極參與全球創新治理體系改革和重大國際科技合作規則制定，借助人工智能、區塊鏈、合成生物、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在國內的發展實踐，針對技術安全、科研倫理、隱私規制、數據產權等核心問題，制定和推廣符合各方利益的國際技術倫理治理方案，深度參與全球科技倫理治理。充分利用世界互聯網大會、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世界數字經濟論壇等現有機制，搭建高層次國際科技倫理治理交流平臺。借鑒國際有益經驗，細化我國新興科技領域從業者的倫理行為規范和法律規章。
五是重視科技戰略傳播以及科研倫理教育。講好中國科技發展故事，反擊技術“污名化”。拓展國際化信息發布渠道，加強對國際公眾倫理關切的監測和研究，提出基于我國現實國情、文化傳統、社會價值的意見和訴求。加強科研倫理課程教學和培訓體系建設，利用現代傳媒技術，積極主動構建科研倫理教育的媒體平臺，將科技道德教育納入高等院校學業課程體系，將科技倫理內容納入研究機構、相關團體和行業規范。
【本文作者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市創新政策評估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本文系國家高端智庫重點研究課題“以科技自立自強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關鍵支撐重大問題研究”和科技部專項“十四五科技創新規劃重大任務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劉仁厚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劉垠：《多方參與 協同共治 推動科技向善》，《科技日報》，2021年12月20日，第1版。
[2]萬俊人：《理性認識科技倫理學的三個維度》，《光明日報》，2022年2月14日，第15版。
[3]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課題組：《新興科技領域倫理治理問題研究報告》，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2019年12月。
[4]鄭小蘭：《防范新興科技倫理風險，探索科技倫理治理機制》，《民主與科學》，2021年第2期，第68-69頁。
[5]李澤泉：《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新知新覺）》，《人民日報》，2020年2月19日，第9版。
[6]彭定光：《近年來倫理學研究的前沿問題》，《光明日報》，2013年12月10日，第11版。
[7]金觀平：《科技倫理治理讓創新更有溫度》，《經濟日報》，2021年12月24日，第1版。
[8]何忠國：《堅守科技倫理確保科技活動風險可控》，《學習時報》，2022年1月10日，第1版。
[9]方家喜：《加強科技倫理治理務求“系統性”推進》，《經濟參考報》，2021年12月27日，第1版。
責編：蔡圣楠／美編：石 玉
High-caliber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General Ideas
Ding Minglei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enter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so the demand for higher-quality and higher-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lies is even more urgent. High-caliber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proper meaning and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researching the situations and demands for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challeng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to avoid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ideas, key points, and five suggestions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centering around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Keywords: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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