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對文藝工作者的品性修為提出了具體而明確的要求，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工作者“德藝”二維之“德”這一維度具體內容的精煉概括與準確把握，是從“文藝行風”建設的高度，對扭轉文藝界各種失德亂象發出的又一次警示與提醒，是對以往提出的“德藝雙馨”理論在新語境中的一次有針對性的發展和推進。
【關鍵詞】文藝工作者 講品位 講格調 講責任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12月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理解“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的內涵意義，并將其與文藝工作者的時代使命結合起來，是我們認識文藝工作者的身份定位、明確文藝工作者時代任務乃至歷史貢獻的重要依據，對推動新時代文藝事業持續繁榮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理論價值。
對文藝工作者而言，品位表現為人格魅力與藝術風格的融合，格調側重獨特的藝術氣質，責任是使命感在義務范疇內的表現
按照現代漢語的解釋，品位可以用來指物，也可以用來形容人，指物時意在說明事物的品質、水平、檔次、等級等，形容人時則主要描述人對生活的某種看法和態度，表現為一種由內涵而外露的氣質。對文藝工作者而言，品位更具體地表現為藝術家人格魅力與作品藝術風格自然天成的融合，人格魅力是內在動力，藝術風格是外在表現，“無魅力，不風格”。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藝術家獨特的人格魅力，那么想要擁有一種獨特的藝術品性，只能是天方夜譚。這一理論邏輯，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有著深厚的淵源。“品”是中國古代文藝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審美范疇，它由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物品藻之風發展而來，經過鐘嶸《詩品》的嘗試，相繼出現了謝赫的《畫品》、庾肩吾的《書品》、沈約的《棋品》等藝術品第之作。他們通過對不同藝術作品的等級定位來宣揚自己心目中的藝術理想和審美典型。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言：“美的概念、范疇、形容詞，發源于人格美的評賞”，如果再深入探究，我們也可以說，所有對藝術之美的評賞背后都有著對其人格之美的贊賞。例如，鐘嶸在《詩品》中把曹植的詩歌列為上品，認為其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所謂的“骨氣奇高”，一方面是對其詩歌所蘊含的慷慨激昂之情感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對其人壯闊胸懷和豪邁氣概的贊美。由人品之高到圖畫之生動，是古人樸素的品位邏輯。因此，在當下，我們強調文藝工作者要講品位，必須首先明確，品位是由內而外的道理，它不是裝腔作勢的擺拍，而必須是個體人格魅力的外在顯現。
格調主要是指人所表現出來的風格、氣度，就是凡事要有境界、有大局、有格局，它體現為一種較具個體性的存在方式和文化選擇，具體可以呈現為追求什么、欣賞什么的問題。格調是個體內在格局情調、生活認知的一種外在表現。對于文藝工作者而言，同講品位一樣，講格調是指藝術家的素養、胸襟、抱負、學識等的外在表現，對于作品而言就是要高雅向上，講求境界。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格調與品位的不同之處。如果說品位強調的是文藝工作者的內在人格魅力的話，格調側重的就是不同作家藝術家獨特的藝術氣質與藝術表現，自成格調需要達到一定的藝術境界之后才能實現。格調更強調文藝作品直接呈現在眼前的藝術風格和藝術風貌，有藝術個體之風格，也必然有一個時代的藝術整體表現之風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藝術風格和風貌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尺尺寸寸于前人，而必須自立門戶、自成一格。換言之，品位強調的是“守”，格調強調的是“變”，古代文論中如“格調清新”“格調清越”“格調清拔”“格調清迥”之類對于詩人風格的評點和看法即反映出這一點。藝術家個人的才情稟賦、胸襟氣度，一個時代的文化氛圍、藝術生態，都直接影響著格調的生成。今天，我們強調“講格調”，于文藝工作者來說，就是每部藝術作品都應該講出獨特的故事，于這個時代而言，就是要講出新時代的中國故事，講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宏偉篇章。
責任的意思就是要做好分內該做的事，就是對某件事情負有責任，是個體的使命感在義務范疇內的一種表現。總體上看，講責任，就是要對自己負責，對他人負責，對社會負責，對歷史負責。對于文藝工作者而言，講責任則具體表現為要對自己的作品質量負責，對大眾負責，對作品的社會效益負責，對作品的藝術成就負責等，就是要站在多維的角度去思考創作、認知作品，以負責的態度、從多維的視角對自己作品的價值和意義進行關照，摒棄一切可能的負能量、負影響、負效應。講責任，強調的就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感。這是由文藝創作的基本使命、文藝作品的流傳與傳播規律、文藝創作必然具備的審美化育作用所決定的。
品味、格調、責任三者之間有其內在的共同性和共通性。三者都有內化于心、外顯于形的特點，體現為一個人由內而外、表里如一的一致性，是內外完美結合的一種狀態呈現。當然，這里的內外不是共時產生的，而有先內后外這樣一個順序過程，也正是這一過程讓我們看到，這種內在涵孕的堅韌和自由以及外在表現的可靠和真誠。總之，虛假的表演于此是格格不入的，講品味、講格調、講責任都是個體內在品質和德性的外在表現。不僅如此，講品味、講格調、講責任三者之間也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講品味緣于有喜好，講格調緣于有境界，講責任緣于有使命，而只有講品味、講格調的人，才可能最終成為一個講責任、重使命的人。也就是說，講責任也是內修的結果，它首先源于有品味、有格調，三者之間有著難以分割的內在聯系。文藝工作者品味、格調的高下最終要落到他對文藝創作責任的認知上來，而一個有責任、敢擔當的文藝工作者，也一定會極其重視其在品位和格調上的修煉與養成。
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共同指向創作主體的個體素質與德性修養，這在我國古代文藝思想中也多有論述
文藝工作之成敗取決于作品的好壞，而作品的好壞又是由創作者所決定的。對于文藝創作而言，優秀作品或精品可謂來之不易。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指出，在文藝創作方面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優秀文藝作品的質量最終還是要由文藝創作者來決定，文藝創作者的生活追求、藝術觀念、思想素質和藝術修養狀況等，是決定其能否真正創作優秀作品、多出精品的關鍵性因素。
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先是指出：“文藝承擔著成風化人的職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個人的道德修養、社會形象與作品的社會效果統一起來，堅守藝術理想，追求德藝雙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質兼美的作品，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然后又進一步提出：“立德樹人的人，必先立己；鑄魂培根的人，必先鑄己。”集中強調文藝工作者個人的德性修養問題。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領域內出現的“不務正業”現象進行了批評和駁斥，指出，“如果只想走捷徑、求速成、逐虛名，幻想一夜成名，追逐一夜暴富，最終只能是過眼云煙”，“低格調的搞笑，無底線的放縱，博眼球的娛樂，不知止的欲望，對文藝有百害而無一利！”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擊中要害，為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刻認知自身道德修養錘煉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筑牢了根基。可以說，“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對文藝工作者的品性修為提出了具體而明確的要求，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工作者“德藝”二維之“德”這一維度具體內容的精煉概括與準確把握，是對以往提出的“德藝雙馨”理論在新語境中的一次有針對性的發展和推進。
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共同指向的是創作主體的個體素質與德性修養，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首先就是講德，只有德立才能言立，才能業成。這一點在我國古代文藝思想中也多有論述。《周易·乾》中有“君子進德修業”之說，所謂“進德”就是修養自身的德行，強調立德是為人、行事的根本，只有德立才能業成。《論語·憲問篇》中的“有德者必有言”，強調德、言對舉，德、言一致，呈現出德充才能文昌、德正才能文正這一非常明顯的內外、因果關系。關于這一點，在《樂記》中也有類似表述。“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這句話點明了“德”如一棵大樹，“樂”就是這棵樹上開出的花朵。如果再進一步推想，這棵樹上開出的花朵是否豐碩、鮮艷、芬芳，則與這棵樹是否生長茂盛、是否養料充足有著密切的關系。這里的“德行”與“音樂”的關系一如孔子所說的“德”與“言”的關系，前者都是作為根本性的、決定性的因素在發揮作用。
可以說，德言一致，立言必先立德，這是我國傳統文藝思想的主流。歷代文論家對此有多種多樣的論述，如王充的“弸中彪外”、劉勰的“瞻彼前修，有懿文德”、韓愈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歐陽修的“其所以為圣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等等，都是在主流理論邏輯之下的補充和豐富。今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工作者要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就是將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時代使命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境界相結合的突出表現。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接續中華文脈、弘揚傳統精神，最終把對于文藝工作者的要求落實到了對其德行的具體要求上來，彰顯出“德”是人格魅力、藝術風格和社會使命獲得實現的基石和底色這一宏旨。
要想做一個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的文藝工作者，重在于“修”。世間之事，往往知易而行難，德行對言辭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修德之業道阻且長，絕非朝夕能夠功成。這一道理從孟子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一“養氣說”中可以窺見一斑。首先，“浩然之氣”的培育，需要“配義與道”，所謂的“義”和“道”都直接指向人的德行，所以“養氣”就是“修德”；其次，這種“浩然之氣”需要擺脫個體的名利私欲，實現個體之超越，如朱熹所言，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氣便浩然”；再者，此“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也就是說，它的培育需要久久為功、積微成著，它的出現不是偶然性的、突發性的。正是因為修德之路道阻且長，所以我們對歷史上的德言兼備者才致以最高的敬意，無論對其人還是對其言都給予充分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得出，是文人之“德”成就了文人之“文”，正如劉勰所說，“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離騷》的藝術成就與屈原正道直行、志行高潔的個人品質相得益彰、互為表里，屈原的品性塑造了《離騷》，也成就了《離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大凡偉大的作家藝術家，都有一個漸進、漸悟、漸成的過程。文藝工作者要志存高遠，就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即便是‘衣帶漸寬’也‘終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達到‘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當然，對于作家藝術家而言，這種“漸進、漸悟、漸成”的過程決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閉門修行，而是將個人“德藝”素養的提高與人民群眾的人生命運、日常生活結合起來，在時代前行的大風浪中接受錘煉的過程。
個人的德性修養不僅對于創作優秀文藝作品意義緊要，同時，個人德性修養的提升對于文藝界良好行風的形成也有著直接影響。文藝工作者的自身修養不只是個人私事，文藝行風的好壞會影響整個文化領域乃至社會生活的生態。文藝界名人多，社會影響大，加之今天我們處在網絡新媒體傳播高速發展的時代，粉絲文化的推波助瀾，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的多元多樣，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了廣大文藝工作者強修身、重修養的必要性、迫切性。
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職責和本分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文藝是時代的號角。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文藝在推動社會變革和發展進程中都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巨大作用。近代以降，戊戌變法前后的詩歌改良運動（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五四”運動前后的新文化運動，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將拿“筆桿子”的隊伍與拿“槍桿子”的隊伍相提并論等，都讓我們感受到了文藝在重大歷史階段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心系民族復興偉業，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的希望，指明“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愿望緊密結合起來”，“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把握歷史進程和時代大勢，反映中華民族的千年巨變，揭示百年中國的人間正道”，“從時代的脈搏中感悟藝術的脈動，把藝術創造向著億萬人民的偉大奮斗敞開”，這些期盼和要求就是文藝工作者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的實現途徑。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不僅僅是藝術家個人的事情，更是時代需求下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職責和本分。在這個意義上，“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誠可謂是新時代的“藝術家三昧”，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高度。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以往對文藝工作重要論述基礎上對德性修養的又一次強調，是從“文藝行風”建設的高度，對扭轉文藝界各種失德亂象發出的又一次警示與提醒，其意旨是深刻的，意義也將是深遠的。
創作主體是能否創作出優秀作品、多出精品的決定性因素。就當下的文藝創作群體而言，作家藝術家們大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水平和從事文藝創作方面的技藝技能，但由于受到市場經濟、網絡新媒體、各種文化思潮、創作思潮的多維多重影響，以及社會生活多元價值觀的包圍與干擾，部分文藝工作者對于文藝創作的宗旨初心、職責使命或許還沒有形成自覺明確的價值判斷，對于作家藝術家“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問題也許還不能完全形成十分清晰的答案，其中有些人的國家觀念、集體意識可能還比較淡薄，這些都造成他們既有的一些創作或成為金錢和市場的奴隸，或成為自娛自樂以供消遣的游戲，或成為“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近些年，雖然相關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但受諸多原因掣肘，加之思想觀念的轉變需要經歷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許多文藝工作者對于自身價值、社會使命的認識仍然不夠深刻，不夠到位，甚至仍然存在強調“個體化寫作”，存在“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等情況。面對這樣的情況，如果文藝工作者不能真正地從自我剖析做起，不能積極地尋找個人的不足與差距，以敬重之心對待他人的批評并樂于接受他人的批評，恐怕將很難成為一個德才兼備的文學家、藝術家，也絕不可能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的藝術形象，為時代留下令人難忘的藝術經典。因此，如何使文藝創作更好地服務于時代需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盡力盡責、作出貢獻，是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深入思考、坦誠直面的時代命題，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改革開放40年文學理論學術史研究與文獻整理”（項目編號：19ZDA26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②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責編/趙橙涔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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