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好好先生”看似一團和氣,實則放棄原則;看似明哲保身,實則回避問題;看似皆大歡喜,實則掩蓋矛盾;看似“好人主義”,實則“害人”利己。“好好先生”漠視黨紀國法,滋長貪腐、享樂之風;損害社會良序,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有礙公民權利保障和國家發展,是滋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山頭主義的溫床。
【關鍵詞】好人主義 官僚主義 形式主義 山頭主義
【中圖分類號】D263 【文獻標識碼】A
“好好先生”,自古有之。典型者應數“與人語,美惡皆言好”、連友人談及兒子去世時都連聲說好的司馬徽和面對“適聞父訃”來請假的胥吏連聲道好的張廷玉。司馬徽身處東漢亂世,言行易致殺身之禍,被迫練成“好好先生”以自保,可以理解;清代張廷玉因歷盡官場爾虞我詐,晚歲庸頓,偶有如此笑柄,亦可原諒。
今日之中國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然而仍不乏“好好先生”。黨的主要領導人多次指出其危害:“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缺少正常的相互監督和幫助,一團和氣、息事寧人,回避和掩蓋矛盾”“搞無原則的一團和氣,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共產黨人來說,‘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義的人,沒有公心、只有私心,沒有正氣、只有俗氣,好的是自己,壞的是風氣、是事業。”由此可見“好好先生”危害之深廣。
“好好先生”滋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山頭主義
“好好先生”看似一團和氣,實則放棄原則;看似明哲保身,實則回避問題;看似皆大歡喜,實則掩蓋矛盾;看似“好人主義”,實則“害人”利己,是滋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山頭主義的溫床,遺患無窮。
“好好先生”滋長官僚主義。第一,“好好先生”滋長領導干部的“官氣”。“戴高帽”“吹喇叭”是“好好先生”面對上級的慣常表現。前者如“叫高不叫低,叫大不叫小”,將“副職”習慣性稱呼為“正職”,遇到“傅”(副)或“賈”(假)性副職領導,刻意省去姓氏,徑叫官名;將日常稱呼“市場化、親戚化、江湖化”,親切地稱呼上級為“大哥”“老板”等。后者奉行“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凡領導喜好的即添油加醋地胡吹一通,對領導顯見的決策失誤刻意視而不見、淡化處理,遂使個別領導有條件地指鹿為馬,不自覺地穿上“皇帝的新裝”。一個領導若長期浸淫在阿諛逢迎之中,“語言賄賂”就會像一針針麻醉劑,促使其昏昏睡、飄飄然,失去應有的理性與清醒。久而久之,便從被夸得“面紅耳赤”發展為“陶醉于此”,乃至“事事擺出官架子、句句蹦出官腔話”,嚴重損害黨的形象,惡化黨群關系。
第二,“好好先生”助長了個別領導干部的專橫跋扈,有損國家和人民利益。一些基層的“好好先生”一副“小干部”模樣,油頭粉面,唯上不唯實,一遇稍“霸氣”點的領導,便甘當“老好人”“應聲蟲”,使領導聽不見不同聲音,容不下不同意見,形成獨斷專橫的“家長制、一言堂”,渾身都是政治“痞氣”“匪氣”。某落馬官員自述道,單位雖有集體討論和審批制度,但因班子成員都了解我辦事武斷、作風霸道的壞脾氣,不敢忤逆我,紛紛當“好好先生”,所以開會討論、層層審批只是走走形式,最終還是自己一個人說了算。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任何人違反它,都會為黨紀政紀所不容。一些黨員在原則問題上不敢與上級領導或班子成員爭個“面紅耳赤”,讓集體討論會變成吹捧領導會。
“好好先生”貌似“老好人”,對誰都好,實則常“看菜下碟”,對上司、對利益相關者、對自己都好,恰恰對國家和人民不好。對上級好,迎檢、就餐、送禮一條龍;對利益相關者好,餐飲、娛樂、消費一體化,上級被伺候得“美滋滋”,利益相關者被招待得“樂呵呵”,揮霍的是民脂民膏。一些基層干部采用“巧立名目索取”“層層盤剝克扣”“無中生有騙取”等手段截留國家惠民資金,“蒼蠅的體格,老虎的胃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害。例如,某鎮計生協會原專職副會長在四年間為填補計生迎檢就餐、送禮和本單位的餐飲娛樂消費,分別挪用171644元和27389元社會撫養費。某村黨支部書記在為村民代辦建房審批手續的過程中,向多戶村民收取近萬元費用,用于請客吃飯等開支。少數基層干部雁過拔毛式腐敗嚴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好好先生”滋長形式主義。“為政之要,重在履事,貴在成事。”擔當和作為本為一體,不作為即是不擔當,有作為就要有擔當。“好好先生”表面好、內里虛,本質上是逃避主義,會滋長形式主義。
“好好先生”奉行“平平穩穩當官,湊湊合合干事”,遇到問題繞著走,碰到矛盾躲著走,看見難點低頭走,滿足于當“太平官”,安于現狀、得過且過,熱衷于搞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不愿碰硬,不敢碰硬。群眾遇到難題時,黨員干部本應一肩扛起,做到“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急關頭豁得出來”。若因逃避心理“一走了之”,反而會把小問題拖成大問題,成為引發公共危機的潛在因素,給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重大損失。例如,某基層干部連訂閱公安業務叢書之類的小事都要召開局務擴大會議,僅2018年上半年,就主持召開涉及220個議題的32次局務會議和黨組會議,很多會議議題都是辦公設備購置、辦公用品購買、車輛維修保養等按照正常審批程序就可直接拍板決策的事項,然而對全省連續三年列為重點推進的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污染防治等工作卻以“容易引發爭議”等說辭久拖不決,使多項上級決策部署得不到及時貫徹落實,加重了當地林權林地糾紛。
某些“好好先生”表里不一,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口頭一套、行動一套,貌似潔身自好、作風正派,實則道貌岸然、腐化墮落,屬于典型的“兩面人”。他們大會小會、工作調研、面對下屬,紀律規矩常在嘴邊,轉身即與不法商人稱兄道弟,“一般不喝酒,喝酒不一般”,成為名副其實地喝“好”酒、收“好”禮的另類“好好先生”。
“好好先生”擅長表態,卻多“油瓶當鼓槌——空對空”,口號響亮無比,行動寥寥無幾;說得多,做得少;以“文件落實文件”,輪流圈閱、層層轉發,扎扎實實走程序,一絲不茍走形式。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壓力型體制下,不少基層干部終日有開不完的會、填不完的表、完不成的數目字。面對繁重不堪的形式主義,基層干部不堪其擾,卻大多不敢站出來,勇敢地向形式主義說“不”,不僅不公開說“不”,反而還在形式主義的檢查、考核、評比時曲意逢迎。一些單位領導大搞形式主義,下級不勝其煩,怨聲載道,但年終述職測評時絕大多數深受其害者仍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老好人心理,給該上司以“稱職”“優秀”等好評,遂使領導搞形式主義時更加有恃無恐。
好人主義滋長山頭主義。“好好先生”不是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而是風吹兩邊倒的墻頭草,聚在一起,易生“山頭主義”“團團伙伙”。一些黨員干部政治立場不堅定,理想信念易動搖,對烏紗帽念茲在茲,一心想“背靠大樹好乘涼”,認為要把職位保好、關系搞好、后路留好,關鍵在于把領導伺候好。將團結和諧、風清氣正的上下級關系扭曲為以利相系、以利相傾的團團伙伙,因而紛紛尋找靠山,盼能與哪位領導套上近乎、抱好大腿,把對黨盡忠曲解為對領導個人盡忠,無原則地討好上級,曲意逢迎。一遇見領導,即使再苦再累,臉上也會漾出“燦爛的小花”。“好好先生”滋長了山頭主義,山頭主義破壞了黨紀政紀。信奉山頭主義的團團伙伙只對圈內成員好,以公謀私、以權謀私,侵害群眾利益,有礙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建設廉潔有為的政府。
“好好先生”破壞黨規黨紀
“好好先生”背離組織紀律要求。首先,好人主義有損黨內民主生活會的紀律規范。民主生活會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是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依靠領導班子自身力量解決矛盾和問題的重要方式。“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批評是善意的幫助,也是負責任的警示,自我批評更是具有清除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干部肌體等重要作用,因而民主生活會是黨員之間查擺問題、互提建議的重要途徑。“好好先生”對民主生活會帶來危害甚多。民主生活會開得好不好,關鍵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質量高不高,要使彼此“紅紅臉、出出汗”,才能產生應有效果。“好好先生”往往擺出“不愿批評、不會批評、不敢批評”的樣子,指陳問題“蜻蜓點水”,開展批評“隔靴搔癢”,整改問題“避重就輕”,更有甚者把民主生活會中批評與自我批評環節變成“只栽花、不栽刺”的“表彰會”,不指出“病灶”,不消滅“病根”,開得既無效果,也無意義。
其次,“好好先生”破壞組織選人用人的嚴格標準。構建良好健康的黨內政治生態,選人用人是重中之重,任人唯賢重在“優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使選出來的干部,組織放心、群眾滿意、干部服氣。因此,在上級考察組對周圍同事做政治審查時,客觀公正的評價和反映是每一位黨員干部應堅守的準則,但有的黨員干部慣于當“好好先生”,在回答上級詢問被考察干部情況時,不是從嚴從真,而是“君子成人之美”,“張三好、李四好、王五也好”,唯一缺點就是“工作太認真,常常忘記吃飯,不注意身體健康”之類“不是缺點的缺點”,嚴重妨礙了組織選賢任能,給無能、貪腐者混入干部隊伍提供了可乘之機,導致德不配位、邊腐邊升、小官大貪等亂象的出現。
在用人管人上,嚴是愛,松是害。一方面,“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領導若在管人用人上做“好好先生”,以無原則信任代替應有的監督管理,對下級做事不管不問,寬容就會變成助推,沉默就會變成放縱,既放棄了上級肩負的管理監督職責,也滋長了下級違紀違法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好好先生”在工作時對同僚身上的問題不可能一無所知,但往往怕失面子、怕傷和氣,大多“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非“當頭棒喝、猛擊一掌”,縱容他們在錯誤道路上漸行漸遠,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失。上世紀90年代末,某落馬官員一身行頭即是十幾萬元,某記者僅憑這一身行頭即能判斷其是貪官(按當年該官員正常收入是無法置辦這身行頭的),他身邊工作的同志怎可能熟視無睹?其墮入無底的貪腐深淵與身邊同志的好人心態、不愿不敢揭露批評脫不了干系。
最后,“好好先生”敗壞了領導干部的家風。“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廉潔修身、嚴以律己是每一位黨員干部家風建設的基本準則。然而,“好好先生”對家人是寵溺式放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導致家教不嚴、家風不正,乃至一人當官,全家腐敗。對家人不立原則、不分立場、不守清廉的“好”,本質上就是帶著他們一起被圍獵者當成接近利益的“老虎機”,通過向其不斷“投幣”而打開捕獲權力的通道。某官員表面上是清官、好官、嚴官,背地里當著家人面收受市外所有賄賂,不僅追求奢靡生活,還帶領妻子、女兒、女婿“全家上陣”,上演“購不厭累”“住不厭精”“賭不厭多”的腐敗三部曲,陷入“物質生活享樂化、精神生活頹廢化、家庭生活逐利化”的泥沼。
好人主義滋長貪腐、享樂之風。一些基層領導干部以工作不易為由,抱著補償心理,當“好好先生”,想辦法對自己、對班子成員“好”,以致違紀違法?;蜻`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慰問費、加班費、誤餐費、置裝費、加油卡、重復發放工資、高溫津貼、安全獎等,名目繁多;或違規自定獎勵政策,如完成秸稈禁燒任務獎勵、完成學費收繳獎勵、單位運動會獎勵等,花樣百出,獎金不菲。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的行為,貌似關心愛護干部職工,實則越過了黨紀政紀的紅線。“之前都可以,現在怎么不行?”福利心理過重,會使自己漠視新規新紀,充當老好人,沿襲以前違規發放福利的“慣例”。
領導干部手中既有令人艷羨的資源,不法商人就會像蒼蠅一樣叮過來,千方百計“圍獵”他們。不法商人常假扮“好好先生”的模樣,對領導干部點頭哈腰、曲意逢迎、百般討好,實則處心積慮地腐蝕、拉攏、控制他們,使其蛻變為對自己有求必應的“好好先生”。某領導干部在被不法商人們“圍獵”成功后,既對其賄賂來者不拒,也對其訴求有求必應,被譽為講義氣、重感情的“老好人”“老大哥”,墮落為違規插手項目規劃、與不法商人沆瀣一氣的“腐敗先生”。
“好好先生”的本質是個人主義,領導干部一味地追求個人主義,就很容易失去理想信念,消減奮斗銳氣,追求享樂主義。一些“好好先生”在工作中稍付出一點,就叫苦不迭;付出與待遇稍不成正比,便心態失衡。黨員干部艱苦奮斗底色褪去,奢靡主義就會粉墨登場:行則頭等艙,住則五星級酒店,飲則非10年以上陳釀茅臺不入,乃至走上貪腐不歸路,嚴重損害黨的公信力、凝聚力和戰斗力。
“好好先生”損害社會良序
“好好先生”貌似于人于己方便,“得饒人處且饒人”,實則嚴重損害了社會良序,有礙公民權利保障和國家發展。
在民意方向、強度與領導決策之間存在這樣的規律:當民意方向與強度背離——大多數贊同或反對,但不強烈,少數人反對或贊成,但很強烈時,領導者有可能聽從少數民意而非多數民意,滿足的是少數而非多數利益,是所謂“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實人吃老實虧”。只有在大多數贊同或反對且很強烈的情況下,領導才會尊重多數民意。因此,如果多數人習慣當“沉默的大多數”(亦即“好好先生”),雖滿懷情緒,卻無強烈的態度,連自己都不尊重、捍衛自己的權利,誰還會尊重、捍衛你的權利?因此,“好好先生”會嚴重侵蝕公民權利,有礙社會公正。
貌似于人于己方便的“老好人”實則是無原則、沒是非、沒血性的“稻草人”。如果任由其橫行,勢必會嚴重侵害社會良序。近年來,領導干部監督管理機制不斷完善,紀檢監察部門對違法違規違紀者的懲處不可謂不嚴厲,為什么腐敗者還是層出不窮,一些單位的“一把手”依舊是“一霸手”?原因之一正是“沉默的大多數”積習難改,慣于沉默、忍讓,對膽大妄為的領導干部依舊太過縱容。
值得一提的是,“好好先生”既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又反過來重塑了社會文化,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如果一個單位大多數人都是“好好先生”,那么該單位必然蔓延“你好、我好、大家好”(決非對國家和人民好)、不講原則、不辨是非的“好人主義”文化。長此以往,講原則、講是非、勇于擔當的實干家反而會無立足之地,要么灰溜溜地離開,要么隨大溜,不自覺地被“好好先生”同化,是為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文化是心靈的積淀,文化之覺悟方是最后之覺悟。唯有鏟除這種劣質的好人主義文化,才能真正杜絕“好好先生”,營造風清氣正的競爭秩序。
2022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只有全黨繼續發揚擔當和斗爭精神,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明確地將勇于擔當、敢于斗爭上升到事關民族復興大業的戰略高度。要培育擔當和斗爭精神,就必須與“沒原則、無肩膀、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厲聲說“不”。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晏滿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朱小娟、單文鵬:《黨內好人主義錯誤思想及其糾正》,《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8年第3期。
②《習近平關于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重要論述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
③周振華:《對143起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問題的分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021年2月27日。
責編/銀冰瑤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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