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的虛擬性和匿名性滋生和助長了以正義之名實施的網絡暴力，網絡上任意誹謗、侮辱他人、踐踏他人隱私，演化為多數人的“暴政”與“狂歡”，網絡的非理性表達實質上是言論自由的異化和“道德民兵”的審判。遏制網絡暴力，要加強網民的媒介素養，增強網民的分辨能力和抵御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也要規范網絡語言，引導真正的良善和正義，同時加強平臺把關責任，落實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

【關鍵詞】網絡暴力 人肉搜索 道德審判 網絡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2.63 【文獻標識碼】A

多數人的“暴政”與“狂歡”

所謂暴力，往往是通過力量上的優勢地位，以一種強制性侵入的方式，干涉和控制他人的行為。網絡暴力是一種借助網絡輿論的力量，對他人進行肆意人身攻擊的狂熱盲從行為。這種行為往往由一個人發起，參與人數眾多，公眾互動頻率高，跨平臺傳播，不僅成本低、追責難，且危害后果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網絡“施刑者”往往占據道德制高點，以“跟帖”“扒皮”的形式進行“人肉搜索”，無底線的粗野叫罵、詆毀，肆意侵犯當事人人格，以此獲得發泄快感和道德優越感，這實質上是一種“以暴制暴”的網絡私刑，是一種集體聲討式的網絡“暴政”。

網絡暴力的殺傷力，來自于眾多網民的口誅筆伐。他們在數量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強勢，他們一致的立場與觀點又使這種強勢更顯權威。網絡暴力的參與者人數眾多，其參與動機和形式也很復雜。施暴者往往以“執法者”的形象出現，他們以自己的道德標準評判當事人的是非對錯，按個人的好惡討罰當事人。一些網民打著“懲惡揚善”的旗號，以“正義的化身”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辱罵他人、公布他人信息。參與網絡暴力的人，往往以一種高亢的情緒和高度的熱情對事件進行鞭撻、駁斥，表現出明顯的偏激傾向和暴力傾向。參與者通過輿論的集結優勢達到強制性干涉他人的目的。行為人以黑客的手段對網上聽說的、未經核實的信息從網上追到網下，肆意搜集個人信息，以輿論的無形壓力使被害人產生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負罪感，甚至限制其行動自由。

網絡暴力是言論自由的異化

網絡暴力表面上是網民的一種非理性行為，實質上是網民言論表達自由的異化。人們在享受網絡言論自由的同時，也飽受網絡暴力侵害。網絡暴力不僅使得社會失序、道德失范，也會導致社會情緒和公眾心理失常。

網民以虛擬的身份游弋于網絡社會，通過“符號化”“匿名性”“身體缺場”的表達方式和交互方式，隨心所欲地就其所關注的網絡議題發表觀點，極大地張揚了言論自由和生存自由。部分網民在行使言論自由權利時，往往不顧個人的言行責任。他們以道德、正義之名，在各大網站發起群體性的、非理性的、大規模的、持續性的輿論攻擊，在眾聲喧嘩的暴力聲討中，大多數網民喪失了獨立意識，“烏合之眾”的同質化反應替代了多種聲音，以多數人壓制少數人的“暴政”打破了平等對話的可能性，以盲目占據道德制高點的預設審判摒棄了開放性的討論。這些有一定規模的、無組織的組合者們沉醉在網絡空間言論自由的狂歡中，片面接受和復制轉發他們自以為是的觀點，無視他人的痛苦和危機，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追求，無理的攻擊謾罵和純粹的情緒宣泄代替了理性的分析。

言論自由異化緣于烏合之眾的集體無意識。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寫道：“群體的一個普遍特征是極易受人暗示，集合行為中的暗示更接近催眠。集合行為的參與者通常處于昂奮激動的精神狀態，這種狀態使他對周圍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表現為一味的盲信盲從。”在網絡暴力中，網民往往容易受極端情緒的支配，反對的聲音很微弱，一邊倒的輿論傾向很明顯。在這種集體無意識和極端情緒的作用下，輿論表現出高度的同質性，稍有理性的道德評價也最終會淹沒在多數人的話語霸權中。在網絡群體化的環境中，個體往往容易盲目隨從群體話語，最終匯聚成狂熱的集體興奮。這種集體興奮最后變成網民的情緒宣泄和網絡狂歡，對弱勢群體或者異質群體實施欺凌和歧視。網絡狂歡是烏合之眾的網民共同塑造的虛無的狂歡，思想的自由市場在這里其實沒有一點自由。

正義誤讀下的道德審判

在網絡暴力事件中，很多參與者是基于善惡的評價標準對當事人進行道德審判。但善意的動機卻導致了網絡暴力的惡性事件。道德審判是指按照一定的社會道德標準對個人或團體行為進行評價，從而引發輿論對當事者的譴責，迫使其認識錯誤并感到羞愧、恥辱和悔恨，從而終止不道德行為或杜絕類似行為的發生。歷史上最典型的道德審判模式就是游街示眾，動用私刑加以殺害，旁觀者沒有同情反而津津樂道。在互聯網上，參與網絡暴力的人數達到一定規模，網民就會處于一種陶醉于群體暴力的亢奮狀態，激情鼓蕩下的人們甚至自覺組成小分隊，通查當事人的地址、電話，并在網上公布，急切渴望點燃輿論譴責的烈火，使其受到懲罰。因而，道德審判常常容易走極端，演化為多數人的私刑。

“人肉搜索”的最初動因都是基于網民對弱者樸素的同情心和正義感，然而，隨著事態演變，一旦遇到刪帖、反駁等現象，相同意見的人們基于一種心理體驗的集體歸屬感，同情心很快就會轉化為強烈的正義感和道德使命感，“人肉搜索”立刻成為“正義之刃”指向某一方，參與者無不熱衷于福爾摩斯式的破案之旅和口誅筆伐的道德審判。網絡暴力來勢洶洶，大有不置死地不收兵的氣勢。“人肉搜索”之所以異化成為網絡暴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參與的網民認為法不責眾，自己只是“無名的大多數”。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津巴多做過一個“模擬監獄”的實驗，當一個群體的成員穿著同樣制服的時候，個人就如同匿名，處于“去責任化”狀態。在“人肉搜索”過程中，網民最初是基于一種樸素的正義觀和道德感參與到事件的追蹤與評判中，但在虛擬和匿名的網絡中，很多人會不自覺地進入到“模擬監獄”中，忽略了道德感和倫理觀，不經考證地發表言論，不計后果地誹謗他人名譽，肆意侵犯個人隱私，非理性攻擊他人，最終變成一場無序且無情的網絡狂歡。

網絡暴力的道德約束與法律規范

網絡暴力是網絡技術風險與網下社會風險交互重疊造成的。網絡社會具有虛擬性、超越地域性、隱蔽性的特點，廣大網絡用戶在技術賦權下獲得了更多的表達渠道，也有了更多情緒宣泄的機會。誹謗性、污蔑性的語言、圖文和視頻被隨意濫用，損害他人名譽權、隱私權、肖像權等人格權的行為在網上屢見不鮮。制止網絡暴力，一方面，要加強網絡文明建設，在全社會倡導文明、負責的網絡行為；另一方面，必須依法懲處違法者，既要追責網絡服務提供者，也要追責網絡用戶。這里的網絡用戶不僅指“人肉搜索”的發起者、跟風惡搞者，也包括事件的發布者、信息搜索者。

首先，要加強網民的媒介素養，增強網民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對低俗文化的免疫力，培養健康的網絡心態。網絡暴力事件的頻頻發生，體現了網民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網絡行為等方面的倫理偏差，應當通過明確網絡道德規范、提高網民道德認知能力、強化網民道德責任擔當，堅決制止以暴制暴的網絡道德私刑和網絡民粹主義話語霸權。一方面，要讓網民充分認識“人肉搜索”可能帶來的違法后果，提高網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的道德意識、法律意識。要對粉絲等亞文化群體進行正確引導，倡導理性有序的網絡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新媒體時代，網民熱議的話題很容易引發“病毒式”傳播，并且傳播過程伴隨著各種網絡謠言，網民對當事人的語言暴力甚至會蔓延到現實生活當中。因此，要規范網絡語言，引導真正的良善之心，培育正確的價值觀。

其次，要加強平臺把關責任，落實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互聯網無準入門檻的開放性加大了篩選與審查的難度，難以有效發揮傳統意義上的媒體“把關人”作用。在信息的擴散和傳播中，各類平臺仍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當前，在利益的驅使下，部分網絡運營商往往放松對信息真實性的甄別，為了點擊量故意放大輿情吸引受眾，甚至蓄意誤導輿論。因此，必須明確網絡運營商對信息真實性的把關責任，制定操作性強的網絡信息安全責任守則，加強平臺的把關責任。2021年8月，中央網信辦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提出10條整治措施，對多個違規賬號做出了禁言或關閉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也強化了網絡服務提供者、互聯網企業和網民的主體責任。目前，眾多網絡平臺紛紛上線“風險提醒”“發文警示”等功能，整治不當言論，規范網絡文明用語，預防網絡暴力。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加強網絡監管部門與相關網絡平臺的有效協作，加強行業規范化管理，最大限度地防控網絡空間違法信息的傳播。特別要加強對網絡運營公司的監管，加強互聯網行業協會的立法，從法律上規定互聯網行業協會的職責和義務，抵制網絡暴力，引導網絡健康、有序、和諧地發展。

最后，要建立反歧視和反暴力舉報平臺，及時調查和查處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者，對發表攻擊性網絡言論者及時警告和警示，嚴肅整治網絡不良風氣。《民法典》第1194條至第1197條明確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為其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行為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這是一條“紅旗原則”，當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或應當知道”用戶利用其服務實施網絡暴力侵犯他人民事權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就應與用戶共同承擔連帶責任。首先，權利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刪除、屏蔽、斷開信息的鏈接；其次，網絡服務提供者應該將通知轉送相關網絡用戶，并采取必要的止損措施，否則就有可能承擔連帶責任；網絡用戶接到通知后，可以向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交沒有實施侵權行為的聲明；網絡服務提供者應該將該聲明轉送相關權利人，并告知權利人享有投訴、訴訟的權利。如果在合理期限內，網絡服務提供者沒有收到權利人投訴或訴訟通知的，應當及時終止所采取的措施。同時，應從擴展權利救濟途徑、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完善權利救濟程序、建立網上救濟機構等方面完善救濟制度。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人民檢察院也可以對網絡暴力事件提起公益訴訟，以維護受害者特別是已去世的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引領社會的正確價值導向。

在虛擬和匿名的互聯網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趨于平等，身份、財富、地位和心理的差異在這里都被淡化甚至忘卻，社會道德對于行為的約束被降到最低甚至消失，網民往往會不由自主地突破一些道德規范，發表一些偏激的非理性言論，在虛擬場景中尋求情緒和壓力的釋放。人在漫長的理性進化過程中，都有追求快感和排除痛苦的本能，這樣的感覺往往是非理性的，具有強烈的主觀體驗。一旦人找到可以滿足快樂及減輕痛苦的方法，不管多么短暫，對健康有利與否，都會投入其中。實施網絡暴力的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情緒，如果不加以限制和引導，網絡暴力就會慢慢發展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會為了自我保全而侵犯他人，很難得到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要營造清朗網絡空間，從網絡技術、法律、道德、教育、行政管理等多個方面，明確治理主體，厘清責任，理性引導和管制網絡行為，構建完整的網絡暴力治理體系。

（作者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工智能時代的新聞倫理與法規”(項目編號：18ZDA308)階段性成果】

責編/靳佳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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