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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與復興:百年來中國青年的抱負與使命

【摘要】百年來,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從反對西方列強入侵和帝國主義凌辱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效凝聚動員了全社會反抗外侮、實現中國夢的磅礴力量。中國青年是贏得民族解放斗爭——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主體力量,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進征程中的強大基石。以青年為主體的留學生群體鞏固和深化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愛國主義意識,義無反顧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青年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日益增強。

【關鍵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愛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 青年 【中圖分類號】D297 【文獻標識碼】A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的主題。其中,維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精神紐帶和核心動力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青年群體是塑造當下國家和民族的積極力量,更是推動國家和民族走向未來的承載主體。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時代總是把歷史責任賦予青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青年學生、青年知識分子、青年工人和青年手工業者為主體的青年群體開始成長為社會結構中新的社會群體。因此,中國青年作為一種充滿生機活力的新興社會力量,既對傳統文化中強大的愛國主義基因進行自然傳承,又因面臨帝國主義宰割中國而必然產生反抗外敵、逆天改命的民族復興意愿,在襁褓中就天然帶有愛國奉獻、永久奮斗的紅色基因,是最早的民族覺醒群體和沖破帝國主義牢籠的先鋒力量。

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從反對西方列強入侵和帝國主義凌辱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效凝聚動員了全社會反抗外侮、實現中國夢的磅礴力量

中國青年群體的形成發展是以國家和民族發展為主題,是與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作斗爭的青年運動的歷史必然產物。因此,百年來中國青年是通過青年運動的方式來實現自身發展,青年發展與國家民族發展同步,青年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一致,青年群體的特殊需求總是服從服務于國家民族利益,并總是將國家民族利益置于首位。中華民族觸底反彈的勇氣和志氣,最先是通過初步具有群體意識的青年群體舉起“第一塊石頭”、打破禁錮的封建主義和侵略的帝國主義而不斷激發并趨于興盛。

1901年,新式學堂教育在中國正式確立,此后獲得迅速發展,學生人數從1902年的6912人迅速增至1905年的258876人。伴隨著學生人數的迅猛增加,學生運動也日益興起壯大,反對帝國主義往往是學生運動的導火索和運動主題。在1902年—1905年的國內學潮中,以南洋公學退學風潮為正式開端,以拒俄運動為高峰,波及全國十幾個省,成為近代中國學生運動的開端①。1902年9月22日,外國傳教士裴來儀在浙江嘉興秀水學堂參觀時戲擊號鐘。此舉引起學生們的強烈憤慨,因為學生們認為“號鐘是全學堂的主權,以主權把外人做玩弄”,這既破壞學堂體統,也破壞全國體統。這次的學生運動帶有明顯的反帝愛國性質,成為學生運動中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先聲。1903年4月,日本報刊披露廣西巡撫王之春準備借助法國軍隊鎮壓會黨起義,眾多學堂學生由此反對并形成學潮。1903年底,沙俄派兵強占奉天的清行宮和將軍衙門,學生拒俄運動再度高漲,江南陸師學堂和京師大學堂學生因反對校方禁止愛國活動而掀起退學風潮。這些學生運動均呈現出反帝性質,由此引起帝國主義的恐慌。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正是因為青年學生愛國運動的高漲,促進了整個人民群眾愛國運動的高漲,以全民族的力量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孕育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精神為核心的偉大五四精神。1919年11月,福建發生日本兵槍殺學生慘案,再次激起學生運動、青年運動、工人運動的高漲。1919年—1927年間的248起全國學生運動中,有17起的直接原因是“反對列強”,有30起的主要原因是“反對政府及教育當局”,有99起的主要原因是“反對新舊校長”,這些學生運動的爆發與當時政府、教育當局或校長成為列強附庸或阻止青年學生反對列強、爭取民族獨立等事由密切相關。毛澤東在1919年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中鮮明指出:“至最近產生的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等,則更純然為對付國內外強權者而起的一種民眾的聯合。”正是因為民眾的大聯合對中華民族偉大能力的激發,“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②

五四運動爆發后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學生運動、青年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以及全社會的革命運動日益結合,形成了更有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浪潮。1925年5月30日,2000余名上海學生在公共租界進行反帝游行示威,100余人遭到逮捕,隨后英帝國主義的巡捕向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的示威群眾開槍,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同年6月1日,上海實行總罷課;6月4日,上海學聯創辦《血潮日刊》,積極宣傳反帝主題,推動學生運動和青年運動的發展;6月30日,全國共有1700萬人參加全國公祭五卅殉難烈士的反帝愛國運動。1935年12月9日,為了挽救因華北事變而危在旦夕的整個華北,北平學生高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到新華門向北平當局請愿,在遭到無理拒絕后,他們把請愿改為示威游行,游行隊伍到王府井大街時已達3000人,此時卻遭到軍警突然襲擊,其中有30多名學生被捕、數百人受傷。第二天,北平各校學生舉行全市總罷課。同年12月16日,3萬余人參加的市民大會在天橋舉行,反對“華北自治”。從1935年12月11日開始,天津、杭州、上海、武漢、重慶、廣州等地先后爆發學生愛國運動,許多地方的工人進行罷工,抗日救亡斗爭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一二九”運動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參與其中的先進知識青年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為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事業準備了一批骨干力量。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青年運動繼承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1999年5月,在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了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后,我國各大城市爆發了廣泛的學生示威游行,九成以上的青年學生日益感到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競爭過程中,愛國主義更加凸顯其現實意義;只有把愛國主義情感轉化為建設國家的愛國行動,才能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平等地進行國際交往。

中國青年是贏得民族解放斗爭——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主體力量,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進征程中的強大基石

1840年以后,由于列強的侵略和封建統治的腐朽,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中華民族經歷了無數次民族解放斗爭,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民前赴后繼、奮勇向前。1945年9月終于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1953年7月迎來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廣大青年在愛國主義的激勵下,為中國人民在兩場戰爭中獲得最終的偉大勝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從1931年9月開始、持續14年的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從陷入深重危機到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其中,中國青年作出了大的犧牲。從犧牲的將領情況看,青年將領占據絕大部分。筆者通過對《抗日戰爭中國軍隊傷亡調查》一書中的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后發現,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共有711名團以上干部犧牲,其中有準確出生年份和犧牲年份的為591名,其中有513名犧牲時的年齡在35歲及以下,占86.8%;新四軍共有319名團以上干部犧牲,其中有準確出生年份和犧牲年份的為232名,185名犧牲時的年齡在35歲及以下,占79.7%;東北抗日義勇軍和東北抗日聯軍共有88名將領犧牲,其中有準確出生年份和犧牲年份的為77名,59名犧牲時的年齡在35歲及以下,占76.6%。從犧牲的普通戰士情況看,青年戰士是主要群體。③2020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別指出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等眾多英雄群體,這些英雄群體的主體都是青年。例如,“狼牙山五壯士”中當時年齡最大的28歲,最小的21歲;“劉老莊連”82名年輕勇士全部壯烈犧牲,連長白思才和指導員李云鵬犧牲時分別為24歲和23歲;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中年齡最大的23歲,最小的13歲;國民黨軍“八百壯士”是由當時年齡為32歲的謝晉元團長領導的480余名青年軍人組成。中國青年與偉大的中國人民一道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成為偉大抗戰精神的首要方面。

從1950年10月開始、歷經兩年零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是在交戰雙方力量極其懸殊條件下進行的一場現代化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站起來后屹立于世界東方的宣言書。經此一戰,中國人民徹底掃除近代以來任人宰割和仰人鼻息的百年恥辱,徹底扔掉“東亞病夫”帽子,真正揚眉吐氣了。朝鮮內戰在1950年6月爆發,尤其是在美國出兵朝鮮后,廣大青年密切關注著朝鮮戰局的發展,積極主動參與抗美援朝的相關事務。1950年12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院發出《關于招收青年學生、青年工人參加各種軍事干部學校的聯合決定》后,全國青年團員、青年學生、青年工人立即紛紛響應,積極報名參加軍事干部學校。清華大學在9個小時之內,報名人數就超過原定計劃人數的9倍以上,全國報名青年達70萬人。在中美兩國國力相差較大而形成的極不對稱、極為艱難的戰況下,以中國青年為主體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同朝鮮軍民密切配合,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對手,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創造了威武雄壯的戰爭偉業。統計顯示,在中國人民志愿軍中,青年指戰員占66%,青年戰士占80%以上,涌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云等30多萬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個功臣集體。從典型的英雄功臣看,楊根思犧牲時28歲、黃繼光犧牲時21歲、邱少云犧牲時26歲,青年英雄功臣在英雄功臣中占相當大的比例。在為了祖國、為了人民、為了和平獻出寶貴生命的19.7萬多名英雄兒女中,近七成犧牲時不到30歲,讓世界見證了蘊含在中國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以中國青年為主體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始終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偉大抗美援朝精神的首要方面。

以青年為主體的留學生群體鞏固和深化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愛國主義意識,義無反顧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在遭受外敵入侵和帝國主義凌辱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最先感到民族危機而自然生成愛國主義情感;在異國他鄉的青年留學生群體,最先清醒認識到現代國家體系中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又因在留學過程中受到種族歧視,從而激發出更加強烈的愛國意識,更因回國后看到與西方國家的差距而更加自覺凸顯報國情懷。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中寫到留學青年對于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的理論構建作用:“中國自廣州北至滿洲,自上海西迄國界,確為同一國家與同一民族。此種事實,直至中國學生留學外國之時,始有完全之認識。故首知中國為偉大之單一國者,乃留學外國之學生。”④

愛國社團最先在青年留學生中出現,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對中華民族的凌辱也最早在青年留學生中萌芽和傳播。1872年,從容閎帶領第一批30名學生赴美國留學開始,以青年為主體的留學生開始整體睜眼看世界。在廣泛接觸西方科技、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過程中,青年留學生給古老閉塞的中國帶來極大沖擊,此后每年赴英、法、德、日留學的學生人數逐年增長,1906年僅赴日留學生就達1.2萬多人。1912年,美國各大學中的外國留學生為4222人,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為594人,約占總數的14.1%;1925年,美國各大學中的外國留學生為7510人,來自97個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為2500人,約占總數的33.3%。在不斷發展壯大的留學生群體中,最早出現了青年愛國團體。1900年,一百多名留日學生在日本東京成立勵志會,成為第一個青年愛國團體。1901年,廣東獨立協會成立;1902年,以民族主義為宗旨的中國青年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903年,28歲的留日學生陳天華出版《猛回頭》,控訴列強侵華罪行,向人民陳述中國面臨的危機。鄒容的《革命軍》,是他16歲留學日本并在此期間開始撰寫,18歲時回到上海集中精力撰寫并定稿出版。他在書中極力主張在爭取中華民族生存的斗爭時,既要推翻清王朝,又要與帝國主義血戰到底。

青年留學生往往走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前沿,是革命力量的重要來源。1903年,留日學生聲討廣西巡撫的賣國罪行,揭露法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掀起拒法斗爭。同年,面對沙俄妄圖將東三省歸入其版圖的行徑,留日青年組織義勇軍奔赴前線作戰,掀起拒俄斗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中的主力是青年留學生。在1905年—1907年加入同盟會的有明確身份信息的379名會員中,其中青年學生354人,占比為93.4%。孫中山先生指出,他領導的革命運動之所以取得較大發展,是因為在光緒年間有好幾千名中國青年獲準出國,有九成人接受了革命思想并與他志同道合。當這些留學生回國以后,在推翻封建統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滿懷愛國主義情感、學成歸國的中國留學生,對于國家和民族的全面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從新中國成立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朱光亞(26歲歸國)、鄧稼先(26歲歸國)、鄒承魯(28歲歸國)、葉篤正(34歲歸國)、唐敖慶(35歲歸國)、殷之文(31歲歸國)、彭少逸(32歲歸國)、梁思禮(25歲歸國)、師昌緒(35歲歸國)、鄭哲敏(31歲歸國)、蔣錫夔(29歲歸國)等為代表的2500多名留學生和旅居海外的專家、學者,因振興中華的赤子之心而克服重重困難回國定居工作,為新中國的經濟、教育、科技事業和國防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筆者通過對《中國留學生大辭典》一書中的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后發現,從新中國成立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期間歸國的589位留學生,其中有434位歸國時的年齡是在35歲及以下。改革開放后,我國留學生大幅增加,從1978年到2018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585.71萬人。其中有432.32萬人已完成學業,365.14萬人在完成學業后選擇回國發展。正是留學生一直擁有的濃厚家國情懷,促使越來越多青年留學生胸懷報國理想、學成歸國,這就必將極大地有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如期實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青年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日益增強

改革開放使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科技實力曾經超過中國,導致中國人的民族自信遭受沖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民族精神核心的愛國主義從未缺席。隨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的中國青年在奮力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闊步向前。

愛國主義在中國青年中從來都是主流,是中國青年永遠的精神支柱,是中國青年堅守民族精神的堅強紐帶。1983年對全國24627名15歲到29歲農村青年的調查顯示,65.1%認為“祖國”是人生最寶貴的東西,63.3%認為“熱愛祖國”是一個人最優良的品質,56.1%把“看到祖國取得偉大成就的時候”視為自己最愉快的時刻,64.7%認為只有“為國家、為社會作出貢獻”的生活才有意義。1986年對全國28歲及以下的11860名青年職工的調查顯示,使他們感到非常厭惡的不良現象首推“投敵叛國”,占78.1%;對于“不愛國”表示厭惡的人數占70.9%,愛國是青年職工最普遍的政治意識,是他們政治考慮的基本出發點。1994年對全國6300名城市青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作為一名中國人感到自豪”的占65.0%。2000年對全國2900名青年的調查表明,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就應當熱愛自己的祖國”的占96.3%,認為“愛中國就是愛社會主義”的占74.7%。2006年對全國6364名青年的調查結果顯示,85.5%認為作為一名中國人值得驕傲。2015年對全國3369名青年的調查結果顯示,88.3%的青年為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而感到自豪。2020年對全國65000余名青年的調查結果顯示,88.6%表示“如果國家遇到困難或危險時,我將會獻出自身一切”。這些都雄辯地表明,中國青年的愛國主義意識越來越強烈,作為中國人的驕傲感和自豪感日益強化。

新時代中國青年對堅持和弘揚愛國主義有清晰認知和務實行動。一是越來越多的新時代中國青年成為愛國自然派。“70后”“80后”“90后”“00后”在他們出生時尤其是走出國門時,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90后”“00后”更是擺脫了絕對貧困的狀態,擁有較豐裕的生活,沒有歷史的悲傷記憶,自然而然、理所當然地認為國家好、民族好。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一系列慶祝活動取得圓滿成功,以及應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重大戰略成果,成為新時代青年增強做中國人志氣、骨氣、底氣最生動、最有力的教材。

二是越來越多的新時代中國青年成為愛國自信派。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月亮是外國的圓”的自卑心態,在新時代已經沒有生存的土壤。新時代中國青年對國家制度、政治體制、生活方式等更加自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日益牢固,愛國主義與大國責任、愛國主義與國際意識越來越渾然一體。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既通過意識形態滲透,又通過赤裸裸的“雙標”對我國進行打壓遏制的過程中,在“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強烈對比下,新時代中國青年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企圖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缺陷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越來越發自內心接受、認同、擁護。

三是越來越多的新時代中國青年成為愛國自主派。進入新時代,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改革發展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以我為主,該改的堅決改,不能改的堅決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領導權和主動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國發展進步的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成功治理經驗。在參與國際大市場過程中,把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作為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的重要抓手,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有所貢獻。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要未雨綢繆,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在文化建設中,要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以我為主”成為新時代推進各方面建設的基本要求,也成為新時代中國青年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準則。新時代中國青年將堅守愛國主義的本質,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不斷奉獻祖國、奉獻人民,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征程中譜寫更輝煌的青春篇章!

(作者為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新興青年群體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設計與實踐路徑”(項目編號:21@ZH026)和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一般課題“中國共產黨青年觀研究”(課題編號:17BKS080)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9頁。

②《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7-278頁。

③彭玉龍:《抗日戰爭中國軍隊傷亡調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第133-197頁。

④《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487頁。

責編/謝帥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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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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