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5月4日電（記者 王鏡榕）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著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智庫，為推動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軟實力提供支撐。”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蓬勃發展

“《規劃》的出臺非常及時，對中國智庫人來說是一種莫大鼓舞，也為中國智庫發展指明了未來前行的方向。”中宏觀察家、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告訴記者，提升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這些也正是全球化智庫（CCG）十幾年來一直在努力實踐的。

“如果說‘十三五’時期，智庫重在適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要求，重在咨詢工作規范化和制度化、組織機構建制化發展。在智庫組織模式、管理機制創建完成并試運行5年之后，‘十四五’時期，將是智庫著力提升智庫核心能力、提升智庫影響力的關鍵時期。”《智庫理論與實踐》編輯部主任呂青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規劃》作為第一部國家層面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關鍵時期，為各類智庫如何服務科學決策指明了方向。

“CCG自成立以來遞交的政策建言近千篇，獲得中央領導、國家部委領導批示上百次。”王輝耀表示，以2021年為例，由CCG秘書長苗綠博士發起的“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得到習近平主席的回信，由CCG持續推動多年的“倡議中國加入CPTPP”的建議也得到中央領導的采納。

CCG見證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邁出的嶄新步伐。“黨的十八大以來，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被提到國家戰略高度，各類智庫蓬勃發展，2015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開啟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新篇章。”呂青告訴記者，“十三五”期間，各類智庫為適應現代化咨詢所需，在機構建制化方面，一些智庫建立起專門化的咨詢研究機構、招募職業化政策研究人員，作為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的“標配”，如中科院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庫，于2016年成立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科協2015年成立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等；在智庫規范化、制度化建設方面，進一步明確了咨詢組織領導形式、工作遵循原則和職責范圍，如新華社成立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制定智庫建設規劃，構建智庫建設的四梁八柱；頂層設計方面，從相對松散咨詢研究向有計劃、成體系的咨詢模式發展，如中國社科院形成3家國家級智庫、5類院級專業化智庫相互協調發展的研究體系。

決策影響力是智庫的最終目標

“各類智庫如何更緊密結合國家需求開展咨詢研究值得進一步思考和探討。”呂青告訴記者，首先，要創新咨詢的組織管理機制。如何在智庫管理組織運行中充分發揮智庫里眾多優秀大腦的作用，使研究人員充分釋放其咨政潛能，是智庫管理創新的關鍵。第二，要加強自主選題策劃。智庫應聚焦主攻方向和主責主業，組織前瞻性、儲備性、針對性的咨詢選題，拓展研究廣度和深度，以更好地服務國家決策。第三，提高咨詢研究的質量控制機制。落實研究責任制、咨詢報告審議機制、成果推送輸出機制等，防止咨詢過程可能出現的隨意性，提升咨詢成果的科學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切實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決策影響力是智庫的最終目標，不過，智庫想要獲得政策影響力，還需要具備社會影響力與國際影響力。”王輝耀告訴記者，CCG始終堅持將研究放在第一位，通過長期跟蹤、扎實研究，在人本全球化、經貿全球化、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等領域形成內容豐富的研究積淀，并與國內外知名出版社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十余年來出版中英文圖書百余本，比如《Consensus or Conflict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匯集了前WTO總干事、巴黎和平論壇主席帕斯卡爾·拉米，“軟實力”提出者約瑟夫·奈，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副總裁、前美國TPP談判代表溫迪·卡特勒，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始院長馬凱碩等38位國際大咖智慧，圖書在施普林格官網上線僅幾天，下載量已超十萬次。

王輝耀告訴記者，除了研究出版，CCG連續多年舉辦了近千場“全球化”相關的論壇和研討會，并在巴黎和平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重要國際場合舉辦會議。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我們迅速調整國際傳播方式，打造了“CCG Dialogue”，我與托馬斯·弗里德曼、格雷厄姆·艾利森、帕斯卡爾·拉米、約瑟夫·奈等幾十位全球知名學者、意見領袖和前政要進行了深度對話，就全球化新趨勢、全球治理困境、中美及中歐關系走向等議題做坦誠交流，發出理性、客觀的聲音，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并通過他們吸引了西方主流社會的關注和理解，推進了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

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全球化表達

“智庫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智庫外交’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王輝耀告訴記者，中國智庫需要扎實研究、深刻總結、主動闡述中國的發展實踐、發展經驗；同時，培養外交關系意識，積極搭建國際交流平臺，開辟政府高層對話的第二渠道，通過與國際智庫、國際組織交流研討等方式，推動各國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關注、研究，讓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國。

“當前全球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錯綜復雜，這個時候，更需要智庫發揮作用。”王輝耀指出，結合《規劃》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我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加強相關能力建設：

第一，加強智庫的建言咨政能力建設，更好助力科學民主決策。智庫本質上是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中國智庫需要站在時代前沿，增強研究的預見性與引領性，更好服務于關系到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離不開高水平的研究人員，尤其在全球化時代，擁有國際化水平和視野的研究人員，可以更好的為科學民主決策提供智力支撐。

第二，加強輿論引導能力建設，更好發揮決策與社會輿論之間的橋梁作用。全球化大背景下，國內外輿論互相交織，智庫應發揮好國家決策與社會輿論之間的溝通作用，以多種方式對公眾進行國家政策和國際事件的解讀，引導社會輿論。同時，中國智庫還需要增強在國際輿論場的影響力，通過廣泛關注與研究全球重要議題，參與國際話題討論，發出中國聲音；抓住世界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主動設定國際議題，引導國際輿論，打造中國智庫的國際話語權。

第三，做好“智庫外交”，增強國際傳播能力，為提升國家軟實力提供支撐。新的時代背景呼喚中國涌現一批真正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中國智庫，建構起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中國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提供智力支撐。中國智庫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策支持，隨著《規劃》的出臺，相信在接下來幾年中，將有越來越多優秀的中國智庫躋身國際智庫排行前列，為中國及全球事務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加強智庫成果國際傳播，注重構建智庫研究與成果全球開放平臺、暢通成果轉化渠道，搭建成果傳播國際話語體系，不斷提升智庫對全球政策影響力及輿論引導力。”呂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