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下青年群體尤其是“90后”“00后”婚育推遲突出表現在初婚和初育年齡延遲、生育意愿持續走低、女性在婚人口比例下降等方面。婚育推遲現象的出現，是經濟、社會、文化、政策等多方面作用的結果，并且將對生育率走向、女性在婚人口比例變動、生殖健康水平等產生潛在影響。為此，破解“90后”“00后”婚育推遲現象需要從長計議、內外兼顧、標本兼治。

【關鍵詞】青年群體  婚育推遲  表現形式  潛在影響   

【中圖分類號】D669.1    【文獻標識碼】A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這不僅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了超低生育率的國家行列之中，而且也預示著未來生育水平下行或將成為大勢所趨。與此同時，最新人口基本情況數據還表明，2021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062萬人，人口凈增長僅為48萬，人口出生率為7.52‰，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出生人口再創新低，人口增長模式開啟了零增長時代。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快速的社會經濟轉型和強有力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我國總和生育率30年來呈持續下降趨勢，其中的原因既有外生性的生育政策影響，同時還有經濟、社會、文化等內生性因素的驅動。但近年來生育率下降的一個最直接原因，則與不同時期育齡人群的婚育推遲密切相關，尤其是近年來各方數據均顯示，21世紀青年群體的平均初婚年齡和平均初育年齡都比以往呈現明顯推遲的態勢。據2017年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2006年—2016年間，我國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上升到26.3歲，十年間推遲了2.7歲；與此同時，同期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則從24.3歲上升到26.9歲，十年間推遲2.6歲。為此，2022年1月20日，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當前，90后、00后作為新的婚育主體，絕大部分成長和工作在城鎮，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

毋庸置疑，“90后”“00后”既是當下婚育群體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提振當下和未來生育水平的重要主體。因此，有必要充分認識當下青年群體婚育推遲的主要表現形式，深入剖析這一特殊群體婚育推遲的主客觀原因與潛在影響，對于今后我國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青年群體婚育推遲的主要表現形式

經典的人口學理論認為，隨著工業化、現代化、城鎮化的穩步推進，與以往社會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等觀念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婚育文化相比，現代社會中人們的戀愛觀、婚姻觀和生育觀勢必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最終將形成以晚婚晚育、少生甚至不育為鮮明特征的現代社會婚育文化。從改革開放之后，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更加深入人心，中國的婚育文化也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正成為當代婚育主體的一種文化符號。與早期隊列相比，推遲婚育年齡不僅成為當下青年群體的基本共識，而且也成為多數青年人的一種行為準則。綜合而言，當代青年群體婚育推遲的表現形式突出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分性別初婚年齡呈現穩中有升的鮮明特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三十多年間我國的男女平均初婚年齡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基于官方統計數據計算得出，我國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由1990年的23.57歲上升至2010年的25.86歲，20年間累計上升2.29歲；女性初婚年齡則由1990年時的22.02歲上升至2010年時的23.89 歲，20年間累計上升1.87歲，2016年更是上升到26.9歲。與此同時，三十多年間城鎮居民平均初婚年齡上升速度更快，如2010年城鎮男性初婚年齡為26.92歲，比20年前上升了2.56歲。此外，一些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齡上升更為明顯，如2021年南京市不分性別的初婚登記平均年齡為27.9歲，比2020年上升0.3歲。更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體中的女性初婚年齡的持續延遲勢必將導致大齡單身群體不斷增加。

二是不同隊列的女性初育年齡保持著持續延遲的態勢。根據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計算，“60后”“70后”“80后”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分別為23.46歲、24.35歲、24.49歲，這也從一個側面動態地反映出不同時期隊列育齡婦女平均初育年齡呈現出明顯上升的趨勢。同一數據還顯示，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延遲現象更為明顯。基于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經測算顯示，我國不分城鄉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齡為27.2歲，比2016年上升了0.3歲，再次證明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將推遲初次生育作為她們的現實選擇。

三是隨著時間推移，不同隊列的生育意愿持續走低。根據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測算，我國15歲—49歲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量僅為1.86個，大大低于一些歐美發達國家，如2018年美國為3.59個和2011年英國為2.37個。此外，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也顯示，“60后”“70后”“80后”“90后”育齡婦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數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性，其中越是處于年輕隊列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相對更少。例如，“90后”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僅為1.86個，比“60后”“70后”“80后”分別減少0.22個、0.15個、0.10個。

四是婚前同居比例大幅攀升，而女性在婚比例卻明顯下降。一方面，有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青年群體的婚前同居比例一直在個位數下，20世紀90年代之后提前進入同居生活來體驗婚姻的青年群體成為“試婚族”的比例呈現大幅度增加的態勢，婚前同居的比例從1990年—1999年的10%上升至2010年—2014年的35%左右。另一方面，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歲—34歲處于生育高峰期的育齡婦女在婚比例卻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20歲—34歲女性在婚比例從2006年的75%下降到2016 年的67%，十年間下降了八個百分點。  

青年群體婚育推遲的多重原因

縱觀全球，青年群體婚育推遲與各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及其青年人的戀愛觀、婚姻觀和生育觀轉變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講，婚育推遲毫無疑問是大勢所趨，一定程度上寓意著快速和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遷，同時更折射出轉型期青年群體的文化觀念銳變。與其他國家相比，當下中國“90后”“00后”婚育推遲主要原因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

從經濟層面上看，婚育成本持續上升是當下“90后”“00后”婚育年齡推遲的顯性原因。一方面，今天的絕大多數青年人在步入社會的初期，就需要面臨著成家與個人發展，尤其是與職業發展的沖突，加上婚戀成本的上升、就業競爭壓力的增大等主客觀原因使很多青年人對婚姻望而卻步。另一方面，即使步入婚姻“圍城”之后，年輕夫婦還要直面下一代生育、養育、教育等成本上升的壓力和挑戰，導致他們中很多人不敢生。除此之外，生育、養育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年輕夫婦就業和職業晉升的機會成本。

從文化層面上看，婚育推遲折射出“90后”“00后”婚育觀的深層次變化。傳統社會中，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緣關系結成的最基本組織形式之一，由此形成了家庭高于個人且個人利益應該服從家庭利益的“家本位”文化。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嬗變，以家庭為圓心的“家本位”逐步讓位于以個體自由發展為主體的“人本位”。今天的“90后”“00后”的思想更獨立、觀念更多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未必將結婚和生育作為他們人生的必選項。這些直接導致形成了當下晚婚少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意愿性、選擇性、內生性、穩定性、持續性和內卷性的低生育率現象。

從教育層面上看，受教育水平穩步提高客觀上延遲青年群體的婚育年齡。改革開放之后最直接的紅利之一是年輕人受教育水平的持續提升。早期青年隊列通常是在18歲之后就直接步入社會參加工作，他們的成家和生育年齡勢必比較早。據統計，“80后”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為16.7%，但是隨著中國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時代，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末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90后”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高達35.7%，而18歲就進入社會工作的“90后”人口比例降低至64%，預計“00后”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會更高。個體受教育周期延長直接導致青年群體婚育年齡的推遲。

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看，“90后”“00后”婚育年齡推遲將帶來不容忽視的中長期潛在影響：

其一，婚育年齡推遲直接和間接地拉低時期生育水平。婚育年齡影響著低生育社會背景下總和生育率的穩步提升，而初婚年齡推遲直接導致生育年齡推遲。以往研究發現，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此外，初育年齡的推遲由于生育間隔期的影響還間接波及到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概率，并影響到育齡人群的終身生育子女數。

其二，初婚年齡推遲直接導致在婚比例的下降。如前所述，青年群體初婚年齡的持續上升程度不同地導致生育旺盛期育齡人群在婚人口比例的下降，不僅客觀上使已經很低的生育水平“雪上加霜”，導致生育水平下滑，而且還有可能導致女性終身不婚人口比例的持續增加。

其三，婚育年齡推遲還可能帶來生殖健康的負面影響。從醫學上看，女性最佳生育年齡是25歲—29歲，過度晚婚晚育不僅會增加胎兒畸形等出生缺陷問題，也可能會引發女性生殖健康問題。因此，從宏觀層面上看，適齡結婚和生育不僅關系到育齡人群的身心健康，同時也關系到人口素質的穩步提高。

破解“90后”“00后”婚育推遲現象需要從長計議、內外兼顧、標本兼治

首先，降低婚戀生育成本，有效釋放生育勢能。調查數據顯示，“90后”“00后”這部分青年群體的平均理想子女數仍然高于1.8。因此，短期內要促進他們的生育意愿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育行為、釋放生育勢能的最有效措施是多措并舉降低他們在戀愛、婚嫁、生育、養育、教育等一系列方面的成本，最大限度緩解因為婚育成本上升引發的婚育年齡推遲現象。   

其次，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實行家庭自主生育。全面放開生育數量限制，讓有意愿且有條件的青年群體自主且負責任地生育子女，不僅是將生育還權于民，而且有利于促進國家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此外，長期來看，放開生育數量限制不僅有利于生育勢能的最大限度釋放，更重要的是改變以往社會視少生就是一切的價值取向。

再次，構建生育友好環境，保持適度生育水平。構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環境就是重構婚戀、育兒、住房、就業、教育、稅收、醫療保健等方面公共政策體系，從根本上解決生育旺盛期育齡人群結婚前“想不想結婚”、結婚后“想不想生”和“敢不敢生”的矛盾，使生育友好環境的構建真正成為推動適度生育水平的穩定閥。

最后，重塑適齡婚育價值觀，促進人口均衡發展。重塑適齡結婚和生育對于個體及其家庭的深遠意義。在包容、尊重和理解“90后”“00后”婚育觀的基礎上，注重從內生的婚育文化入手，通過引導和激勵措施，讓青年群體重視和尊重婚育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社會學系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研究”（項目編號：21ZDA106）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李月：《鼓勵適齡婚育應成為重要的政策著力點》，《人口與健康》，2019年第2期。

②於嘉、謝宇：《我國居民初婚前同居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17年第2期。

③劉佳、徐陽：《女性最佳生育年齡探討》，《中國婦幼健康研究》，2018年第7期。

責編/謝帥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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