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數字經濟蓬勃發展，與傳統的營商環境相對應，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營商環境成為廣泛關注的議題。2021年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在北京、上海、重慶、杭州、廣州、深圳6個城市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2022年1月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要更加優化數字營商環境、加速彌合數字鴻溝，本期邀請專家深入探討。

主持人：經濟日報社理論部主任、研究員 徐向梅

從傳統營商環境到數字營商環境

主持人：數字經濟時代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從優化傳統營商環境到優化數字營商環境，兩者的區別是什么？

劉興華（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中國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傳統意義上的營商環境在不斷改善。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正在進入新的調整和競爭態勢，要順應信息化的時代大勢，亟需從優化傳統營商環境向構建智能化的數字營商環境轉變。

傳統意義上優化營商環境的方式，主要是“走出去”招商引資、制定土地和稅收優惠政策、“五通一平”、引導轉變社會觀念等。但在當今時代，數字化方式正有效打破時空阻隔。因此，需要利用信息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促進政務信息、商務信息、社會信息的便捷傳輸、透明運行和高效溝通，推動市場主體全生命周期服務形成閉環，全面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筑牢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微觀基礎。

特別是近兩年來，為防控疫情，“宅經濟”日益發展，民眾在線頻次高、時間長，醫、行、衣、食、購、學等領域的信息平臺訪問量暴增，遠程辦公、在線教育、在線問診、智慧超市、VR旅游等新業態新模式加速發展。人們對線上線下打通融合的各種平臺逐漸習以為常，全社會對網絡信息的依賴程度之深前所未有。這既是一次未來信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革的預演，也對各級政府的敏捷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在后疫情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距離可能會變大，但因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迭代，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輸渠道將會不斷拓寬，傳輸速度將會不斷加快，傳輸內容也將會更加豐富多元。換言之，就是時空維度會更加立體多元，信息密度會呈指數式增加。這個巨大變化，使構建數字營商環境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中長期來看，世界經濟將會受到兩個變量的綜合影響：一個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時代大變局，另一個是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緣政治變化帶來的時代大考驗，二者交互作用，正在對全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重大影響。然而無論如何變化，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需求的本質屬性不會改變，那就是要更加安全、便捷、舒適、新奇。在這個大背景下，建設數字營商環境就是大勢所趨。如果說傳統的營商環境是工業化時代的“手動模式”，那么數字營商環境就是后工業時代和信息化時代的“自動模式”。

由于我國各地發展定位和發展水平不同，甚至還存在各種地域習慣和文化差異，因此更需要解決標準互聯、信息暢通、便捷高效等問題。“數智化”的數字營商環境所具備的天然優勢，可有效助力營造透明、公平、高效的政務和商務服務體系。這個“數”，是指數字信息科技的“數”；“智”，是指智能化、智慧化應用的“智”。把科技成果與應用、手段和目的有效結合，才能真正實現“數智化”，發展數智經濟，建設數智社會。與傳統的營商環境相比，數字營商環境可以使辦事審批過程更加公開透明，可以提升政務服務績效評估考核的標準化程度和可持續性，有利于建立政務服務和營商環境評價的全社會多元參與機制。

目前，我國已具備建設數字營商環境的基本條件。在整個“十三五”時期，我國深入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取得積極成效。當然，在構建和優化數字營商環境的同時，應高度重視信息安全和數據產權問題。現代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廣泛運用，既可以為社會公眾和各類市場主體提供便捷精準的服務，客觀上也會帶來信息安全和數據產權問題。因此，需要法律法規的及時迭代完善和公共領域的敏捷高效治理。要建立政府、平臺、企業、行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多元參與、有效協同的數字治理新格局，形成治理合力，鼓勵良性競爭，對數據進行科學確權和有效保護，維護公平有效的市場。要加快建立數智化監管體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全領域監管，完善跨區域協同機制。

構建數字營商環境指標體系

主持人：針對數字營商環境的評價標準問題，國際層面與我國有何區別？

鄒一南【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教授】：隨著全球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營商環境的優化也成為各國關注的重點。優化數字營商環境，應當了解國際評價指標，從具有代表性的評價指標體系中了解自身數字營商環境的優勢與劣勢。在此基礎上，構建適合國情的評價指標體系，指導數字營商環境建設。

世界銀行、國際電信聯盟等國際組織都將數字營商環境相關指標納入各類國別評價框架，提出了數字營商指標、ICT發展指數等指標。其中世界銀行提出的數字營商指標是具有一定權威性的評價指標體系，并已在法國、韓國等21個國家試點開展指標應用。該評價體系包含5個一級指標：網絡連接程度，包含普遍接入、頻譜和域名；數據隱私和安全，包含個體權利、數據跨境流動、數據安全和執法；物流，包含最低限度的門檻、關稅以及增值稅和商品與服務稅；支付，包含支付服務提供商許可、支付授權和處理安全；數字市場規則，包含消費者保護、中間商責任、電子簽名。

但從評價內容重點、數據采集以及評價方法來看，世界銀行提出的評價指標體系不適用于中國這樣人口眾多、市場環境復雜的經濟體，這也是其沒有選擇中國作為試點國家的重要原因。為了衡量我國數字營商環境的建設情況，國內已有多個組織構建了更加適用于我國國情的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

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2021年12月提出的全球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更能反映我國數字營商環境的實際建設情況。該評價體系包含5個一級指標：數字支撐體系，包含普遍接入、智慧物流設施、電子支付設施；數據開發利用與安全，包含公共數據開放、數據安全；數字市場準入，包含數字經濟業態市場準入、政務服務便利度；數字市場規則，包含平臺企業責任、商戶權利與責任、數字消費者保護；數字創新環境，包含數字創新生態、數字素養與技能、知識產權保護。根據以上指標，G20經濟體數字營商環境排名前十的經濟體分別為：美國、英國、加拿大、韓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法國、中國、歐盟。排名第一的美國主要是在數據開發利用與安全以及數字市場準入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這得益于其將數據定位為戰略資產，加強數據融合共享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我國位列第九，是前十名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

全球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在指標設定上也更能反映出我國在數字營商環境建設方面的進步與不足。例如，在數字市場準入方面，我國在G20經濟體中排名第二，得益于明確推出“加強制度供給”“互聯網+政務服務”等措施；在數字創新環境方面，我國在G20經濟體中排名第十一，反映了我國在數字創新環境方面的不足。

同時，全球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選取G20經濟體，能夠為我國針對G20經濟體合作提出相應政策提供參考，更適用于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例如，在數字市場規則方面，我國在G20經濟體中排名第十，可以借鑒排名第一的英國通過“市場調查”創新數字市場競爭規則的做法，完善我國數字市場規則；在數據開發利用與安全方面，我國排名第十六，可借鑒排名靠前的美國、英國等在政府數據開放、獲取公民同意等方面的良好實踐。

構建良好的數字營商環境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需要一個全面的、具體的、有代表性的衡量標準。因此，我國優化數字營商環境應將評價指標作為引導，以國際公認的評價指標體系為參考，以中國特色的評價指標體系為指導采取相應措施。

讓群眾辦事“像網購一樣方便”

主持人：我國數字營商環境發展現狀和特點如何？請分享幾個試點成功案例。

王琛偉（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營商環境建設，近年來我國數字營商環境建設取得長足進步。

營商環境的數字化構建取得明顯成效。國家層面印發《進一步深化“互聯網+政務服務”推進政務服務“一網、一門、一次”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搭建了以國家政務服務平臺為總樞紐的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接入地方政府服務“小程序”，有力提升了疫情防控、企業紓困、證照辦理、車輛服務等諸多領域的政務服務水平。截至2021年底，該平臺實名用戶已超過8億人，國家政務服務平臺使用量達338.9億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異地就醫結算備案、社會保障卡申領等服務事項實現“跨省通辦”，出生、就業創業、社保就醫、退休養老等高頻事項實現一次辦理，努力讓群眾辦事“像網購一樣方便”。

傳統營商環境的數字化提升實現突破。各地“掌上辦”“一網通辦”等電子政務平臺不斷上線運行，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政府治理中得到逐步應用，各級政府部門線上辦理服務事項的水平快速提升。作為衡量國家電子政務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在線服務指數得到各國高度重視，我國在線服務指數排名已達全球第9位，在線服務達到全球評價“非常高”的水平。

在這個過程中，各地也涌現出一批數字營商環境建設的典型做法，為在全國推廣提供了經驗。例如，上海市聚焦惠企政策、普惠金融、專項資金、用工就業、服務貿易等領域，整合優化應用場景，推出更多的點單式申請、非接觸辦理。北京市實現不動產登記、房屋交易及稅收征管領域“一網通辦”服務。深圳市上線企業“秒批”系統，將企業設立審批時限由一天大幅壓縮至幾十秒內，有力推動著我國營商環境邁向數字新高度。

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軟、硬環境支撐逐步完善。伴隨數字經濟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游戲規則”迫切需要加快搭建。加之，當前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動權還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數據治理“游戲規則”也主要由發達國家制定。我國加快數字營商環境建設，特別是制度、標準層面的軟環境建設，已成為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的當務之急。

軟環境瞄準國際一流水平不斷創新突破。法律制度層面，電子商務法、數據安全法等相繼發布實施，數據要素交易制度基本建立。技術標準層面，我國在國際上參與各類技術標準制定的情況越來越多，截至2021年年底，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中承擔技術機構秘書處的數量已達79個，較2020年增加73個，在技術創新中的國際地位明顯提升。數據安全層面，大力開展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行動、電信和互聯網行業提升網絡數據安全保護能力專項行動，特別是個人信息保護法出臺，對數據安全起到強有力的保障作用。

硬環境已邁入全球先進行列。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規模光纖和移動通信網絡，全面建成光網城市，我國5G基站、終端連接數全球占比分別超過70%和80%，全國行政村、脫貧村通光纖和4G的比例均超過99%。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所相繼成立，數據交易模式、交易平臺都在不斷完善。

當前，我國通過數字營商環境建設構建產業和技術競爭新優勢，已成為一條實現彎道超車、后來居上的現實可行的路徑。我國人口多、數據資源規模大、數據應用領域廣，因此在數字營商環境建設、數字經濟發展方面有一定優勢，為我國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有利條件。

以數字營商環境助推數字化轉型

主持人：要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下一步優化數字營商環境的著力點在哪里？

高太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數字經濟遵循不同于傳統產業的發展規律，數字化轉型需要配套的數字營商環境作為保障。針對我國現實情況，從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視角，全面優化數字營商環境需重點圍繞以下方面展開。

第一，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覆蓋城鄉、技術先進的光纖通信網絡和5G網絡，2021年底互聯網普及率達73%。但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還不高，網絡資費還有降低空間。首先，要部署先進信息基礎設施，尤其要加快推進5G網絡的規模化應用，以市場化方式推進網絡提速降費，提高網絡基礎設施的可達性和可用性。其次，著重降低中小企業用網成本，統籌工業互聯網、數據中心、云計算、智能計算平臺等設施建設，支持中小企業“上云用數賦智”。此外，推進物流業的數字化升級。電子商務、網絡外賣、即時配送等數字經濟業態，都離不開現代物流業的支撐。應加快物流樞紐網絡建設，完善城鄉配送網絡體系，進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第二，提高市場準入便利性。數字經濟具有跨行業、跨地域、業態多變、海量分散等特點，提高市場準入便利性，有利于加快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步伐，更大激發市場活力。現有的數字經濟準入體系對規范市場行為、維護用戶權益和防范潛在風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少數字經濟領域還存在準入門檻高或準入不準營的情況，存在較大改革空間。應進一步簡化審批手續，提升行政審批服務效能，通過“一照多址”“一業一證”“證照聯辦”等改革舉措，破解“準入不準營”難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大公共數據開放共享力度，可通過提供數據服務的方式，為平臺核驗各類入駐主體提供支持。

第三，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尤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都高度重視數字經濟領域競爭監管，我國也在積極推進平臺經濟反壟斷工作。從促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角度，要加強政策統籌協調，把握好監管執法的力度、尺度和效度，進一步完善網絡平臺治理，明確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相關規則，落實平臺在用戶信息核驗、信用管理、產品和服務質量監督、網絡和數據安全等方面的主體責任。加強數字稅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推動線上線下公平競爭。重視數字知識產權保護，加強惡意軟件監管，加大網絡侵權打擊力度。

第四，加強網絡安全與用戶權益保護。隨著大數據、云計算、智能應用、數字支付等技術的廣泛應用，網絡安全形勢更加嚴峻。下一步，要持續推動網絡安全技術創新，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嚴懲竊取、泄露、篡改個人信息等各類不法行為，加大案件查處和警示力度，進一步健全網絡安全管理制度。在用戶權益保護方面，突出的表現就是個性化推薦、大數據殺熟等問題，但是算法的隱蔽性使得上述情況存在諸多爭議和模糊地帶。建議加快推動平臺健全交易規則、服務協議和爭議解決機制，加大平臺算法及用戶權益保護規則審查，完善投訴處理機制，堵住用戶權益受損的制度漏洞。

第五，提升政府監管與服務能力。數字經濟的經營理念、運作模式和發展路徑與傳統業務有所不同，需要建立面向數字經濟的監管體制，進一步加強央地聯動與異地協作，減少地方之間的政策差異性，避免重復監管和多頭監管。加快數字政府建設，推進公共數據開放共享，全面提高在線服務能力。同時，數字經濟創新活躍，需要提升法規和標準的適應性。建議加強動態監測評估，及時修訂法律法規和標準要求，增強法規和標準的適應性，為產業發展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