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是在改革開放試驗田上針對高質量建設自貿試驗區的嘗試，對京津冀地區實現協同發展、對接RCEP等國際高標準自貿協定和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具有重要意義。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交通載體、物流運輸、要素流動、區域行政壁壘淡化、優勢產業互補等方面具備合作的條件和基礎。同時，京津冀自貿試驗區之間的合作面臨后疫情時期如何快速恢復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優化高技術產業結構和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的挑戰。為此，應在制度創新、對接高水平自貿區標準、優化產業結構、深化改革、要素流動和產學結合等方面，加快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機制建設。
關鍵詞:京津冀 自由貿易試驗區 國際貿易 改革開放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的背景
隨著中國GDP的增長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國內勞動力成本也不斷上升，技術和市場環境壓力不斷增大，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受到嚴峻的挑戰。如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尋找新的增長動力，進而向制造強國和貿易強國轉型，是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亟需解決的問題。在積極融入高標準國際經貿格局的背景下，中國將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作為深化改革開放的戰略之一。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成立，標志著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正式啟航。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不僅是深化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也是我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經過八年的布局和嘗試，中國建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1個自由貿易港，在兼顧數量的同時，正在向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的方向進行轉變。
近年來，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的建設面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一方面，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對全球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逆全球化聲音重新浮現，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個別國家甚至企圖經濟脫鉤，嚴重影響了全球價值鏈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面，新一代工業革命和高水平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為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進出口大國，必須要尋找維持甚至重塑全球價值鏈的路徑和方法，需要充分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在“先行先試”上的優勢。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開放平臺，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被賦予更大的改革自主權，具有更多創新的可能性。自貿試驗區建設的目標絕不局限于園區建設，而是要在符合中國經濟轉型與升級要求的同時，主動承擔漸進性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壓力和挑戰。并且，自貿試驗區的建設還要瞄準世界上先進自由貿易區的標準，兼顧可復制、可推廣的普適性要求，在自貿試驗區內做的嘗試和試驗的機制都有可能復制和推廣至中國境內的其他地區。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正是在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上針對高質量建設自貿試驗區的一次新的嘗試。
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的動力
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具有外部和內部兩個維度的驅動力。從外部環境看，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勢在必行。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價值鏈因各國不同程度的停工停產而處于非正常運行的狀態，全球經濟恢復的時間較長且伴有不確定性。中國通過一系列有效的防控措施，在世界范圍內率先控制住疫情，逐步實現復工復產，經濟活動有序進行。在此背景下，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穩步回升。2020年，京津冀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6萬億元，約占全國8.56%左右，其中北京市36102.6億元、天津市14083.7億元、河北省36206.9億元，同比增加1.2%、1.5%和3.9%。在生產方面，按可比價格計算， 2020年全年北京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個百分點，天津同比增長1.3%，河北省同比增長4.6%。在消費方面，2020年北京全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相較于2019年上漲1.7%，天津全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0%，漲幅相較于上年降低0.7個百分點，河北省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2.1%。在外貿方面，2020年北京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9.1%,天津同比下降0.1%，河北省同比增長10.2%。從這些數據看，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和對外經濟貿易穩中向好。與此同時，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需要積極開辟新的發展模式，充分利用京津冀區域內的產業基礎和市場條件，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這需要三地自貿試驗區在行政、投資、國際商貿、物流等領域開展合作，搭建統一的政務服務體系，共享制度創新和金融創新成果，實現數據互聯互通，從而發揮各自優勢，形成創新發展的合力。
其次，中國積極參與建設國際高水平自由貿易區，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一系列高標準自貿協定。需要注意的是，RCEP不僅有助于推進建設全面、現代、高質量的區域經濟體，同時還對各成員國提出更高標準的準則和要求。RCEP要求各成員國擴大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的開放程度，其中要求成員國在期限內實現貨物貿易零關稅產品數在整體上超過90%，同時協定還涉及原產地原則、知識產權和競爭中性等領域。這些高水平開放準則將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實施，這意味著留給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承壓試驗的時間相對有限。京津冀三地自由貿易試驗區需要開展合作，有效分擔和承接開放過程中面臨的風險與壓力。
再次，隨著工業機器人、人工智能技術的高速發展，信息化技術正在引發全球產業變革。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來臨，一方面將信息化技術逐漸融入傳統工業，帶來生物醫藥、新材料等新興科技產業；另一方面也對法律環境、市場經濟環境、貿易投資環境等提出更高標準的要求。信息技術的革新突破，包括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虛擬現實技術（VR）的應用，逐步實現遠程研發、生產、營銷和服務，這為創造新的區域合作形式提供技術支持?；谙冗M技術，京津冀地區快速推進產業結構優化進程。2020年，北京市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5%和9.2%，天津市分別增長4.6%和4.4%，河北省分別增長7.8%和6.6%。同時，在高技術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服務業方面，京津冀三地也實現快速增長。此外，京津冀地區在遠程辦公、遠程教育、遠程醫療和工業機器人制造等方面也加快發展的腳步。在這個過程中，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應積極探索先進技術在經濟活動中的應用，合力抓住新一輪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遇。
與此同時，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機制也具有較強的內部驅動力。
首先，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機制順應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需求。近年來，京津冀協同發展穩步推進，不僅體現在資本、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自主流動、創新載體的建設發展、產業結構協同升級等方面，同時也體現在綠色、開放、共享、高質量發展協同合作上。尤其在高技術產業上，京津冀三地協同趨勢明顯。三地規模以上高技術產業企業在數量和規模上分層清晰。天津始終保持在航空航天器制造業上的領先地位，并同步強化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北京則重點發展醫藥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和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在企業數量和營業收入上優勢明顯，同時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發展速度逐漸加快。河北在醫藥制造業上具有優勢，但區域內醫藥制造產業發展趨勢有向北京偏移的傾向。在此基礎上，京津冀進一步優化高技術產業結構需要三地自貿試驗區的協同合作。京津冀自貿試驗區打破地域限制，突破區域間的壁壘，統一搭建協作創新和成果轉化平臺，放大技術溢出效應和產業集聚效應，將有助于解決高科技產業在跨區域發展時可能面臨的行政程序重復、貿易與投資障礙、人才資源錯配、創新成果轉化困難等問題，為打造京津冀互惠共享的高技術產業鏈條賦能。
其次，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一體化程度需要進一步提高。京津冀三地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和發展各具特色，但三地自貿試驗區的發展絕不是孤立的。京津冀三地自貿試驗區戰略定位相輔相成，三地合作勢必優于各自發展。京津冀自貿試驗區發展聯系緊密，在制度創新方面，天津自貿試驗區可為京冀提供經驗與案例。天津自貿試驗區作為全國第二批、北方第一個自貿試驗區，在過去六年中，積極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不斷為本地經濟發展賦能，在制度可復制可推廣方面為京津冀自貿試驗區聯席制度開展具體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功能轉化方面，津冀自貿試驗區積極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地區內高校畢業人才有序流動，有助于緩解北京人才流動壓力。在產業協同方面，京津冀自貿試驗區不斷合作與嘗試。如天津自貿試驗區東疆片區作為國家租賃創新示范區，推出包括融資租賃企業外債便利化政策試點在內的一系列政策創新舉措，利用其產業優勢服務京津冀地區內的企業，不僅為天津企業創造租賃服務有利條件，也吸引了一大批京冀企業；中新天津生態城與京冀文化企業開展合作，成立國內首家地方共建國家級動漫產業園，截至2021年7月，生態城數字文化企業數量達到2400家，包括貓眼娛樂、藍色光標、新經典文化等京津文化創意企業等紛紛落戶生態城。[1]同時，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在自由貿易帳戶、醫療器械、綠色物流、載體協同等方面也不斷探索新的協作方式。三地自貿試驗區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但在金融創新、投資合作、高技術產業對接、數據聯通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這對京津冀自貿試驗區的協同合作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包括更高效地推進京津冀通關一體化、跨境貿易便利化、投資便利化、金融一體化，為京津冀科技創新賦能，在服務貿易與數字貿易領域搭建京津冀地區與世界聯系的橋梁，進而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
因此，為了更好地實現地區協同發展、提高自貿試驗區一體化程度、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以及對接RCEP等國際高標準自貿規則，京津冀三地推動建設自貿試驗區合作機制是必要的。
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的條件
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開展合作具備良好的基礎和條件，分別體現在交通載體、物流運輸、資源稟賦、要素流動、區域行政壁壘淡化、優勢產業互補和市場腹地廣闊等方面。
第一，京津冀地區與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在交通載體方面優勢疊加，為京津冀自貿試驗區開展合作打下良好基礎。作為中國的“首都經濟圈”，京津冀地區擁有超過1.1億的人口和2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國北方最重要的城市群。在廣闊的區域內，打造便利的交通載體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的前提。自2015年《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以來，京津冀協同發展不斷升級，其中京津冀率先推進交通一體化。近年來，京津冀地區鐵路網、公路網以及高速公路網密度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公路方面，三地取消區域內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高速、新機場北線高速（京開-京臺）、京禮高速等建成通車，河北唐廊高速也與京津連通。鐵路方面，京張鐵路、京雄城際全線開通，京津、京滬、京濱和津興高鐵等逐漸交織成網。京津冀區域交通一體化不斷優化完善，與國內其他地區和國際的聯系也更加便捷。與此同時，京津冀自貿試驗區自身也具備各自的交通載體優勢。其中，天津港東疆片區重點發展航運物流、國際貿易和融資租賃，是中國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的核心功能區。天津機場片區是天津先進制造業和研發轉化的重要集聚區，也是中國華北地區重要的航空貨運中心。京津冀自貿試驗區通過加強跨省級行政區域的大興機場臨空經濟區與三地自貿試驗區之間的聯動，在交通載體方面實現全方位的協同。京津冀區域交通一體化與京津冀自貿試驗區交通規劃相互協調，為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機制建設提供了良好的交通載體條件。
第二，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基于交通載體優勢，合作打造綠色物流新模式。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在京津冀區域交通網絡的不斷優化和運輸能力的不斷提升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綠色物流和智能物流網絡建設。秉承綠色健康的設計理念，推廣使用節能環保低碳的綠色解決方案，依托先進信息通訊技術為物流運輸智慧賦能，成立“天津港·北京平谷服務中心”和“天津港·平谷多式聯運中心”，共同打造海鐵聯運的新型綠色環保、數字化和智能化物流模式。這為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機制提供了綠色數智物流運輸條件。
第三，京津冀協同合作，不斷優化要素配置。要素的有序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資源錯配程度，有效提高企業生產率水平和經濟效益，提升地區經濟發展質量。 首先，京津冀三地勞動力資源豐富，人才流動便捷。2020年京津冀地區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總計149.1萬人，三地新增就業人數分別為26.1萬人、37.1萬人和85.9萬人。其次，金融資本在監管部門的有效管理和引導下，在服務民生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逐步實現資本有序擴展。除了土地、勞動和資本等傳統要素，京津冀地區在技術共享、數據流通方面也取得進展。北京、天津和河北協同建設京津冀大數據綜合實驗區，圍繞5G、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技術建設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布局數據存儲與流通中心，并逐步推進數據科學技術在交通物流、醫療健康、文化旅游等領域的應用，實現政務信息一體化、工業信息平臺化、服務體系數智化，打造區域內數字經濟發展新平臺。京津冀地區基于三地比較優勢，推進要素在區域內自主流動和有序流動，為京津冀自貿試驗區開展合作提供要素條件。
第四，京津冀三地區域行政壁壘不斷淡化，為三地自貿試驗區合作提供條件。由于區位優勢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部署，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政策匹配度較高，行政壁壘逐漸減少。在此基礎上，京津冀自貿試驗區逐步打破屬地機制，在三地自貿試驗區內達成57項政務服務事項“同事同標”[2]，既減少企業辦事流程提高政務服務效率，又為招商引資、創新研發以及成果轉化平臺搭建消除區域間的行政壁壘。
第五，京津冀三地優勢產業相互補充，產業協同不斷升級，為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機制奠定產業基礎。整體上，京津冀三地第三產業增加值均占全產業增加值半數以上，第二產業次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比最少。其中，河北貢獻了京津冀地區第一產業增加值的92.43%，尤其是在農業部分。同時，天津和河北依托自身工業基礎和資源環境的優勢，對京津冀地區第二產業增加值的貢獻較大。北京則積極布局高技術產業，其第二產業增加值也達到5716.4億元。在第三產業上，北京和天津憑借在科技創新和高端人才方面的集聚效應占據優勢地位，河北也通過錯位布局積極發展第三產業。三地產業協同互補，為京津冀自貿試驗區的合作賦能。
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面臨的挑戰
京津冀自貿試驗區的合作機制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帶來新的活力，但這個機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將面臨一系列的挑戰，需要在不斷嘗試中逐漸完善與升級。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中國如何參與和修復全球價值鏈，對于中國經濟發展重新步入正軌與世界經濟協同發展十分關鍵。在這個過程中，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如何對標國際高標準自由貿易開放準則，將自身打造成為高質量對外開放“試驗田”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京津冀自貿試驗區需要積極參與恢復甚至延伸原來所在的全球價值鏈。2021年上半年，北京地區進出口總額達到1.42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26%；[3]天津口岸外貿進出口總值達7668.4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6.2%，其中出口3609億元，進口4059.4億元；[4]河北省進出口總值為2513.8億元，同比增長29.9%，其中出口1430.7億元，進口1083.1億元。[5]京津冀三地在疫情之后均實現對外經濟貿易活動的恢復和貿易額的快速增長，但要想恢復疫情前的發展速率，仍然需要一段時間過渡。另一方面，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對接國際高水平自由貿易開放標準時間緊迫。RCEP等國際高水平區域合作協定要求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在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的市場準入以及投資便利規定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時注重對原產地規則、知識產權保護、電子商務、競爭政策和政府采購等規則的制定和監督實施。京津冀自貿試驗區需要在盡量短的時間內適應和迎接這些更高的對外開放標準，從而有效承擔京津冀地區在開放過程中面臨的壓力與風險，為其他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和國內非自貿試驗區地區提供開放經驗。
其次，如何助力京津冀三地進一步實現產業協調布局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怎樣更好地完成“北京研發、津冀轉化”，是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機制建設過程中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近年來，京津冀協同發展效果顯著，三地在傳統制造產業和高技術產業上協調合作。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時著力發展高技術產業，天津和河北基于已有制造業優勢，打造成為北京科研成果轉化平臺。但需要注意的是，京津冀三地在產業協同方面仍有需要提升和改進的空間。近年來，三地同時布局高技術產業，在醫藥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和航空航天器制造業上優勢互補，但三地在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上仍存在重疊現象。例如，在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上，北京的企業數明顯多于天津和河北，但近兩年天津在該行業的營業收入逐漸反超北京，北京作為創新發展的中心城市，如何與天津協同布局高端計算機設備制造，同時河北如何實現在高技術產業上與京津的錯位發展，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機制面臨的挑戰。
再次，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需要自貿試驗區“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改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又要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對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提出更高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和協調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機制之間的關系，需要逐漸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成為市場的服務者和監督者。一方面，政府轉變為市場的服務者，同時為市場內的企業和市場外的研發機構搭建信息共享平臺，協助制定行業內統一的規范和標準，降低研發載體與企業之間或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息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促使資本、勞動等要素有序自主流動，進而推動企業創新發展和市場經濟穩定運行。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好監督工作，防止資本違法違規流動，減少資源錯配。
加快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機制建設的建議
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合作機制建設將為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戰略賦能，為京津冀地區積極參與高水平國際自由貿易區創造有利條件，同時也為國內其他地區的發展與合作提供經驗和參考。對于加快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機制的建設，我們有如下建議。
第一，作為對外開放和自由貿易的高地和試驗田，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需要注重制度創新。京津冀三地自貿試驗區應在協同合作的基礎上，共享制度創新成果，探索創新市場準入機制，突破現有體制機制中的束縛，實現“制度先行”，進一步推進貿易、投資、資金流動、物流運輸、人員流動等方面的自由化與便利化。同時，京津冀三地自貿試驗區建立政府監督下的全面風險管理制度，推行“負面清單”，提高外資投資效率。京津冀自貿試驗區互通互聯，通過示范效應和溢出效應，在京津冀地區內復制推廣優秀的制度經驗。
第二，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應積極對接國際高水平對外開放經貿標準，實現自貿試驗區可持續發展。這要求京津冀三地自貿區協調一致，借鑒國際高標準自由貿易和投資規則。因此，京津冀自貿試驗區需要協同打造區域內一致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共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為本地和國外企業創新發展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其中，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尤其需要注重對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條款的設置和對其實施的保障，這是京津冀地區更好參與新一輪工業革命、引進先進企業和發展高技術產業的關鍵。與此同時，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在對接這些高標準自由貿易準則的同時，也要進一步探索在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領域的合作機制。
第三，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在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方面應當有所作為。京津冀三地自貿試驗區需要依托自身改革權限優勢，結合三地發展的政策需求，積極主動探索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和地位。與此同時，京津冀自貿試驗區應當盡快建立和完善自貿試驗區內制度創新容錯機制，調動政府和企業的積極性，貫徹實施競爭中性原則，為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提供保障。
第四，在京津冀地區產業一體化的背景下，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應當助力區域內產業結構優化。京津冀三地自貿試驗區在串聯本地企業和海外市場的同時，也是國外企業與本地市場溝通的橋梁，在塑造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方面作用明顯。京津冀自貿試驗區既要穩定推進三地在第一產業上互補，也要關注京津冀三地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上的布局和協同發展。京津冀自貿試驗區通過開展合作，在高技術產業上優勢互補，形成“北京研發，津冀轉化”的發展格局，實現高技術產業鏈的強化、擴展與延伸。
第五，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需要促進要素在區域內自主有序流動。首先，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在合作機制下制定人才政策和協同發展基金措施。在人才政策方面，京津冀自貿試驗區既要完善人才引進配套政策，探索區內技術型人才和高端人才的引進和服務模式，又要重視本地人才培養，依托京津冀地區豐富的教育資源，發揮現代數字教育技術優勢，探索區域內高校與海外高校合作辦學與教育資源共享。在協同發展基金設置方面，在京津冀三地政府引導和市場運作等原則下，在使合作基金聚焦區域內重點項目的同時，防范可能產生的風險。其次，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在協同合作基礎上推進技術與數據在京津冀地區內的有序流動。三地自貿試驗區在數據要素的共享上要保持開放態度，合力打造數字共享、計算和分析平臺，為推動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助力。
第六，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合作創新需要注重產學結合。一方面，京津冀自貿試驗區政府應當為企業與高等院校及研究所等研發機構搭建信息共享平臺，合作制定區域內通用標準，協助企業與研發機構進行有效溝通。另一方面，需要注重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智庫聯盟的建設，充分發揮智庫聯盟在京津冀自由貿易試驗區協同創新研究、決策咨詢研究、研究成果匯集和學術交流等方面的優勢和產學結合的作用，推進京津冀地區協同創新和發展。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項目編號：17JJD790013）階段性成果；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張千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澎湃新聞：《天津自貿試驗區：有效發揮政策優勢 攜手京冀融合共贏》，2021年9月30日，http://www.china-tjftz.gov.cn/contents/16116/508462.html，訪問時間：2021年10月18日。
[2]王敏、成靜：《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建立合作機制 為協同發展疊加新動力》，《中國經濟導報》，2021年9月30日，第7版。
[3]袁璐：《上半年北京地區進出口創歷史新高》，《北京日報》，2021年8月4日，第1版。
[4]天津海關：《天津海關外貿統計情況在線訪談》，2021年9月16日，http://www.customs.gov.cn//tianjin_customs/427932/427935/3881254/index.html，訪問時間：2021年10月18日。
[5]河北省統計局：《上半年全省經濟穩定恢復穩中向好》，2021年7月2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訪問時間：2021年10月18日。
責編：周素麗／美編：石 玉
An Analysis of the Cooperation Prospects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Pilot Free Trade Zones
Tong Jiadong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among Beijing-Tianjin-Hebei (BTH) pilot Free Trade Zones (FTZs) is an effort to build high-quality pilot FTZs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fiel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B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ligning with RCEP and other high-level glob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actively engag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BTH-FTZs have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foundations for cooperation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logistics, factor mobility, reduction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mutual complementarity of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and other aspects. Meanwhile, it is also facing challenges of how to promptly return to norm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optimize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s and mechanism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BTH-FTZs should be accelerated by foster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ligning with high-level FTZ standards,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deepening reform, promoting factor mobility, and encouraging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Key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ternational trade; reform and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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