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核心引擎，數字化與生態化融合發展成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推動綠色轉型實現積極發展”。當前，生態文明轉型面臨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低碳轉型艱難、生態環境信息流通不暢、數字資本壟斷等數字化難題，需要強化科技創新數字化驅動，進行生態治理機制數字化創新，促進全球環境治理數字化協作。

【關鍵詞】數字化 生態文明轉型 創新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數字化賦能，是通過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深入運用，對傳統生產方式、管理方式、商業模式和服務模式進行創新和重塑，驅動經濟社會各方面創新與發展。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已成燎原之勢。“十四五”時期，我國數字化發展面臨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和新機遇，數字化與生態化融合發展背景下，生態文明轉型成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這既是迎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生態治理提質增效的高質量發展要求，也是滿足人民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走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和引領全球環境治理并貢獻中國方案的實踐需要。

生態文明轉型的數字化難題

第一，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低碳轉型艱難，生態文明轉型迫切要求強化科技創新數字化驅動。在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的生態文明轉型階段，要求從傳統高消耗高污染生產方式轉向科技創新驅動的低碳高效生產方式，生態文明建設亟待綠色科技創新及其數字化發展，目前卻客觀存在多重障礙。其一，生態環境大數據因來源復雜多元，原始數據格式、類型和算法標準不統一，存在數據采集、有效集成、精煉統一等數字化技術創新難題。其二，信息科技在生態治理領域應用不夠廣泛、防污抗險能力存在城鄉差異。此外，數據中心能耗巨大、信息產業垃圾處理的環境代價高，以及信息科技自身綠色化發展等，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三，生態環境信息技術發展面臨自主技術創新能力有限、關鍵技術尚未形成體系、對生態產業和生產安全治理的支撐能力不足等問題。其四，企業數字化轉型絕非易事，面臨“轉不來”“轉不起”“轉不動”三類問題：企業自身數字化積累不夠、轉型戰略推進能力不足導致企業戰略規劃、組織架構、經營理念難以實現全方位深層次變革；基礎設施購買、運維保障、系統研發、服務支持等現實投入要求導致企業“轉不起”；生態環境數據分析、平臺運營維護、生態環境信息數據安全等專業人才極為緊缺，數字化程度不均衡、開放意愿不一致、數據標準口徑不統一等問題，導致企業“轉不動”，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推進數字化科技創新來解決。

第二，生態環境信息流通不暢、數據管理不善，生態文明轉型亟待生態治理機制數字化創新。互聯網、大數據、算法、算力等技術發展為生態環境監管和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氣象、水文、交通、環境質量監測、環境執法、環境評價等數據庫紛紛建立，生態云、智慧監管平臺、信息化遠程執法、現場執法聯動等環境治理創新前景可觀，提升了生態環境數據采集、監管的智能水平，保障了環境監管決策的科學性、準確度。但是，目前生態環境大數據仍屬于開發應用的初級階段，多源異構的“數據孤島”問題由來已久，同時，數出多門、對接流動困難，給數據采集、適配、重構與共享帶來障礙，影響了數據內在價值的充分發揮；受資金投入、專業化人才缺乏、觀念守舊等因素影響，環境執法監管機制信息化、創新動力不足的現象依然存在，我們既要警惕“數據中心”遍地開花，又要避免數字載體淪為“數字盆景”；受限于地方生態環境信息公開缺乏透明性和時效性、環保支付成本較高、環境違法監督困難等因素，企業綠色責任履行不力，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積極性不高，與政府主體的協同治理機制未能有效構建。生態環境和環境污染的時空連續性和關聯性等特征迫切要求生態環境協同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要求生態文明治理機制創新。

第三，數字資本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資源消耗和消費異化，綠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培育和生態幸福感評測標準化迫切需要數字化賦能。大數據、算法等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在提升生態治理和公共服務水平的同時，可能帶來一系列不良影響。數字經濟全面融入醫療、交通、旅游、生活的現代化過程，也是數字資本侵蝕和控制消費者的購買意愿、消費動機和精神追求的過程，數字化賦能商品廣告的精準投放、商品消費的全球擴張，加深了工業文明范式下的異化消費、被動消費和掠奪性消費，加劇了全球生態環境危機。更令人憂慮的是，數字資本主義為消費主義和娛樂至上主義推波助瀾，讓公眾深陷數字資本和平臺資本打造的“虛假需求”“誘導消費”和“符號消費”陷阱，不僅加劇過度生產、過度消耗、過度消費的惡性循環，而且在“豐裕社會的需求無度”中公眾的獲得感、幸福感逐漸降低。全面培育綠色消費、綠色生活方式，提升人民優美生態環境獲得感和幸福感，是構建“互聯網+”綠色生態的內在要求，亟需加快數字化賦能生態文明教育、生態幸福感評測標準化進程。

第四，全球環境問題的重大性、復雜性決定了全球環境治理的復合性與沖突性，亟待數字化創新釋放全球環境協商治理的潛力與活力。工業文明發展至今，人與自然深層次矛盾日益顯現，氣候變化、資源耗竭、生物多樣性喪失、荒漠化加劇、極端氣候事件頻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全球環境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在全球環境治理赤字增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全球綠色復蘇的背景下，全球環境治理與經濟治理的協同性與沖突性都異常突出，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交融、氣候變化與化石能源關聯密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沖突矛盾始終難以消解，環境問題領域多、覆蓋范圍廣，加之民粹主義、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沖擊，許多國家可能重啟高碳項目和粗放型發展方式，從而加劇全球環境治理機制碎片化、執行能力不足與治理效率低下等困境。推進數字化驅動的科技創新、產業變革、經濟結構調整和治理合作是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和構建全球環境治理秩序的有力途徑。

數字化賦能生態文明轉型的主要路徑

第一，以數字化技術創新為基礎，引領生態環保產業變革和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生態文明深度發展階段，數字化轉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要素、傳統產業的新動能和構筑新競爭優勢的制高點。人類社會正從數據生產時代邁向數據價值挖掘時代，算力、算法、數據組成“智能三螺旋”，實現數據資源智能化變現，數據智能有望重新定義可持續發展、驅動生態治理全方位系統性變革。數字化發展從能力建設的“數字化轉換”到價值再造的“數字化智能”，強調以數據支撐政府決策、分析經濟發展、對接民眾生態環境需求、優化生態產品和公共服務。一方面，順應數字時代要求，打造基礎可信的生態數據新基建設施，加快加強生態數據后端開發和生態數字產業落地，搭建生態產業數字大腦，建設智慧生態城市，推進生態環保新產業的提質增效，推動傳統產業的生態化轉型和數字化增值齊頭并進，通過生態產業數字化轉型以發揮“進步部門”引領效應，加快對“停滯部門”的轉型升級改造，進而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的系統轉型，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另一方面，生態產業變革的全面擴散和領頭效應發揮迫切需要管理制度變革，對此，有必要推動生態環境大數據平臺和相關平臺協同合作，加快數字政府構建和公共服務創新，提升多源數據采集能力和綜合科學決策能力，提高生態治理效率，保障生態產品市場應用開發的規范化，為推動地方特色的生態經濟創新和生態環保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政策扶持和公共服務，為高質量發展的生態引擎插上強有力的智慧中樞。

第二，發揮數字化賦能治理創新的效應，引領生態環境治理機制創新，構建協商共治、民主高效的生態治理圖景。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是讓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核心手段是讓“業務數據化、數據價值化”，關鍵技術能力是平臺能力和數據治理能力。一方面，提升平臺服務能力，構建數據價值化能力，運用信息技術提升生態環境治理系統的信息供給總量，調動海量沉睡靜默的生態環境信息數據，利用數字技術便捷、實時、共享等特性，消除環境治理固有的信息不對稱、數據孤島等難題，在生態環境治理中成功實現數字化轉型的五大目標，即生態業務數智化、生態治理能力平臺化、生態資源共享化、生態產業創新體系化、生態公民高質化。另一方面，運用數字化技術提升信息流動溝通的雙向交互性，促進多元主體間互動和比較優勢發揮，從而賦能生態治理創新，以智能研判、精準管控來優化治理決策，建構開放、透明、共治、共享的生態治理機制，進一步從“智治”走向“善治”。

第三，運用數字化思維加強公民生態文明教育，加快綠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培育。數字化不僅僅是一場技術變革，更是一場管理變革、社會變革和思維變革。數字化能夠驅動經濟發展的綠色升級，推動生態環境公共服務便捷化、智能化、精準化、普惠化，提升人民群眾生態環境服務體驗，真正賦能城市治理和人民生活。然而，生態文明全面轉型亟待提升公民生態文明意識、培育綠色生活方式，因為數字化激活生態經濟、創造生態產品價值、豐富綠色消費產品和提升生態公共服務等賦能價值，需要公民的理性認知與行動呼應。人民多元美好生態環境需求的滿足與綠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培育協同并進，方能共促美麗中國的實現。須全面提升全民數字素養和技能，同步加快生態文明教育傳播和數字化創新，提升公民生態治理的參與意識、責任意識和數字化能力；配合和監督地方政府“互聯網+垃圾回收”等實踐探索，助力城市環境治理協作共享模式創新；通過各類生態文明示范區經驗的數字推廣和云體驗，擴大數字化賦能生態文明轉型的標桿示范引領效應和社會認同。

第四，拓展環境治理多邊平臺的數字化協作能力，增進全球環境治理的國際合作和集體行動。近年來，中國在荒漠化治理、生態修復領域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并堅定承諾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十四五”時期將嚴控煤電項目、煤炭消費增長，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以實際行動為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貢獻中國力量，展現出我國的責任擔當。氣候變化、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等問題危機交織、跨越國界，應運用大數據、智能算法等數字化技術和數字化平臺統籌治理野生動物、生態系統、醫療廢物、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協同治理，積極推動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跨境生態環境數據要素市場的構建，加強世界各國在綠色技術傳播、環境政策協調、生態環境數據統計集成等領域的交流、共享與合作，完善環境問題的跨國網絡治理和利益攸關方的聯合決策與共同管理，增強全球數字生態資源配置能力，以綠色技術創新驅動、引領全球綠色復蘇，攜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共謀全球生態文明。

（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綠色技術范式引領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0YJA720008）和首都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課題(課題編號：SDSZJD2020001)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伍德羅·克拉克、格蘭特·庫克著，金安君、林清富譯：《綠色工業革命》，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5年。

②關婷、薛瀾、趙靜：《技術賦能的治理創新：基于中國環境領域的實踐案例》，《中國行政管理》，2019年第4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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