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版“大國競爭”極盡歪曲之能事，其實質是“美國優先”。無論如何，美國的話語霸權都無法掩蓋“大國競爭”的實質和真相。作為一種過時的觀念，一種短視且危險的戰略，“大國競爭”必將被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所拋棄。拜登政府只有摒棄“大國競爭”的思維和戰略，才能推動中美關系盡快回到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關鍵詞】美國 “大國競爭”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眾所周知，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稱“大國競爭回歸”以來，“大國競爭”就成為一個難以回避的話題。與之相關，“大國競爭時代”“大國博弈”“中美博弈”等話題也接踵而至。然而，“大國競爭”究竟從何而來，因何而起，以及它是否符合當今時代潮流的問題尚需深入探究。只有厘清這些問題，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預判“大國競爭”的前景。

2021年9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就中美關系和雙方關心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廣泛的戰略性溝通和交流。在通話中，習近平主席聚焦合作，重申“中美合作，兩國和世界都會受益”，強調“在尊重彼此核心關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礎上，兩國有關部門可以繼續接觸對話，推進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經濟復蘇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和合作，同時挖掘更多合作潛力，為兩國關系增添更多積極因素。”拜登則關注“管控競爭”，雙方的著眼點差異立顯。美方堅持對華戰略競爭政策，而這正是中美關系遭遇嚴重困難的癥結所在。2021年10月6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在會晤中，楊潔篪指出，“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系，事關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攸關世界的前途命運……美方應深刻認識兩國關系互利共贏的本質，正確認識中方的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中方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系。”這一表態直擊導致中美關系困難的要害問題——美國對華關系定位，這理應成為美方重新審視美中關系并與中方一道落實兩國元首通話達成的重要共識的出發點。

“大國競爭”的美國敘事

毋庸諱言，“大國競爭”的敘事一直為美國所主導，體現了美國的話語霸權。憑借其話語霸權，美方從方方面面鋪陳其關于“大國競爭”的敘事：

從“大國競爭”的緣起來看，美方認為，“大國競爭”緣于美國霸權的衰落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遭遇來自中、俄等國的挑戰。美國國會研究局的一份題為《新一輪大國競爭對國防的影響》研究報告認為，“冷戰后美國的單極霸權在2006—2008年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到2014年，二戰以來一直運行的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遭遇來自中、俄等國的挑戰。在此背景下，2015年6月奧巴馬政府發布《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報告，承認‘大國競爭’重新開始。”新一輪“大國競爭”是由特朗普政府在其2017年12月18日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正式提出的。該報告聲稱，“在被視為上個世紀的一種現象而被忽視之后，大國競爭又卷土重來。中國和俄羅斯開始在地區和全球范圍內重申其影響力……美國必須為這類競爭做好準備。”在此，美國意在傳遞的信息是，“大國競爭”是由中、俄等國挑起的，而美國只是被動參與方。

從“大國競爭”的演進來看，美方日益傾向于將“大國競爭”聚焦于對華戰略競爭。不僅特朗普政府將“大國競爭”的核心目標指向中國，拜登政府也將中國視為“最嚴峻的競爭對手”，“唯一有可能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避免使用“大國競爭”，而代之以“戰略競爭”的表述，但其強調“競爭”的本質沒有變化，且其仍沿用前屆政府將挑起“競爭”的責任推給中方的做法。2021年2月4日，在就任后首次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講中，拜登表示，美國將直面中國對美國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帶來的挑戰，同年2月19日，拜登發表演講時說，“與中國的競爭將十分激烈。這是我所預料的，也是我所歡迎的，因為我相信歐洲和美國，以及我們在印太的盟友在過去70年中努力建立的全球體系。”上述言論都意在表明，中國是挑戰一方，而美國只是準備應對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

從“大國競爭”的性質來看，拜登政府意在強調，這場長期“戰略競爭”是一種意識形態較量，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競爭。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報告，聲稱“美國要在長期競爭中戰勝一個更加自信和專制的中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投資于我們的人民、經濟和民主”。在就職總統半年之際發表的演講中，拜登說，美國“正在與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展開21世紀的決定性競爭。這些國家中的許多人相信專制是未來；民主國家無法與專制國家競爭。”上述觀點既歪曲事實，又強加于人，理應引起我方高度重視。

從“大國競爭”對美國與其盟國關系的影響來看，特朗普政府強調，不是美國而是中國迫使歐洲在中、美之間作出選擇。2020年6月20日，蓬佩奧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的視頻會議上發表演講時說，“我知道歐洲有一種恐懼，那就是美國希望你們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作出選擇。但事實并非如此。是中國共產黨在迫使（你們）作出這一選擇。（這種）選擇不在（中國）與美國之間；（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間。”不過，蓬佩奧的這番辯解是否能夠說服歐方并化解后者的疑慮則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大國競爭”的美國敘事謬誤

美國版“大國競爭”極盡歪曲之能事，其實質是“美國優先”，目的是服務于所謂的美國利益。具體而言，“大國競爭”的美國敘事主要存在以下幾個不可辯駁的謬誤。

謬誤一：所謂“‘大國競爭’由中、俄等國挑起。”事實相反，“大國競爭”是由于美國固守霸權思維、冷戰思維和追求“單極霸權”的結果。冷戰結束后，在蘇聯解體、華約解散的背景下，為了鞏固“單極霸權”或曰“全球領導地位”，美國主張維系北約的存在，推動北約東擴，而這在俄羅斯看來則是不斷擠壓其戰略空間。與此同時，美國不斷推動戰略重心東移，遏制中國發展。2011年11月17日，奧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講時明確表示，“美國正在將注意力轉向有巨大潛力的亞太地區。……（美國）將通過堅持核心原則并與我們的盟友和朋友密切合作，在塑造這一地區及其未來方面發揮更大、更持久的作用。”此后，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印太戰略”，不斷加強對華遏制打壓。

謬誤二：所謂“中美‘大國競爭’關系是由中方構建。”事實相反，中方一直致力于積極推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且這項努力本身正是為了打破“崛起國與守成國必然沖突”的歷史魔咒，避免重蹈“大國競爭”、對抗與沖突的覆轍，走出一條大國交往合作而非競爭與沖突的新路。2013年6月，在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期間，習近平主席精辟闡釋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雙方就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達成共識。此后，中方利用中美兩國元首會晤、高層互訪等多重外交渠道不斷推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2017年3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訪華時公開表示美方愿與中方共同努力構建“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積極的中美關系。然而，隨著特朗普政府重啟“大國競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遭遇逆流。

謬誤三：美方將“大國競爭”定性為意識形態之爭。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主要原因在于，本輪由美國單方面挑起的“大國競爭”不過是為了達到其“霸權護持”的目的。與此相關，就“民主”與“專制”而言，不但“民主”不是個別國家的專利，不能只用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來定義，而且，美國也無權為其他國家貼上“專制”的標簽。

謬誤四：所謂“中方迫使歐洲在中、美之間作出選擇。”這種說法同樣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聯手盟友和伙伴一道應對所謂“中國崛起”一直是美方的既定政策。而且，這項政策通常都是大張旗鼓推行的。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向歐洲各國施壓，圍堵中國的5G技術。拜登政府時期，美方更強調與盟友一道進行對華戰略競爭。2021年2月19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拜登高調宣布，“美國回來了，跨大西洋聯盟回來了。”同時呼吁盟友“共同為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做好準備。”同年3月3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首次發表外交政策演講時表示，“美國與中國在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在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在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共同點是需要從實力的角度與中國接觸。這需要與盟友和伙伴合作，而不是詆毀他們，因為中國很難忽視我們的綜合實力。”上述言行使蓬佩奧的所謂“是中國迫使歐洲在中、美之間作出選擇”的說法不攻自破。

美國歪曲“大國競爭”敘事的原因何在

然而，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是，圍繞“大國競爭”，美方為何一再歪曲事實？這個問題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來回答。從理論上來說，主要原因在于，美方陷入了三個思維定式而無法自拔：其一，陷入了傳統地緣政治的思維定式，以“世界島”“大棋局”“邊緣地帶”等理論為指導，以致傾向于誤讀其他大國合理的安全訴求和發展成就，不斷強化其謀求維持自身地緣政治優勢的緊迫感；其二，陷入了“國強必霸”的思維定式，為此，將處理中美關系視為“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其三，陷入了冷戰的思維定式，將“大國競爭”，特別是與中國的所謂“戰略競爭”描述成了意識形態之爭。

從實踐上來說，其一，美方將中國說成是其“世界霸權”或“全球領導地位”的挑戰者或潛在替代者，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凝聚國內支持采取強硬對華政策的共識，緩解當下美國政治極化嚴重的困境；其二，美方將當今所謂“大國競爭”渲染成為“自由和暴政”“民主與專制”之爭，以期最大限度地拉攏盟友和伙伴，以鞏固其所謂“全球領導地位”；其三，美方憑借其有關“大國競爭”的話語霸權，將中國描述為“大國競爭”的發起者，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在國際上混淆視聽，以達到最大限度孤立中國而壯大其自身力量的目的。

此輪“大國競爭”的腳本源自美國，它由美國推動上演，其實質是“美國優先”，即兼顧“美國第一”或曰“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和“美國利益至上”。拜登政府時期，美方避免提及“美國優先”，代之以恢復“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但其追求“美國利益至上”的實質沒有改變。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報告聲稱，“在我們開展這項工作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向美國人民清楚地表明，領導世界不是為了讓自己感覺良好而進行的投資。這是我們如何確保美國人民能夠生活在和平、安全和繁榮之中。這符合我們不可否認的私利。”然而，一味追求美國利益至上只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其結果也不符合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利益。

歸根結底，美國企圖利用話語霸權將世界拖入其維系全球霸權的戰略計劃，并將挑起“大國競爭”的責任推給中、俄等國。與此同時，還試圖占據管控“大國競爭”風險的道德制高點，這一點在白宮于2021年9月10日發布的關于中美元首通話的通稿中得到了印證。在這份通稿中，美方強調，“正如拜登總統所明確表示的，此次（兩國元首進行的）討論是美國為了以負責任的方式管控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而持續努力的一部分。”盡管這份通稿所表達的美方意在“確保競爭不會演變為沖突”的立場值得肯定，但是，美方一面推動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一面管控這一“戰略競爭”，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無疑是一場危險的“戰略游戲”。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趙橙涔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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