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既是人力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的集聚地，也是商品和服務的集聚地，因而城市在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過建立和培育國家消費中心城市，一方面，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能夠進一步發揮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作用，提高我國城市發展質量，推動國內大循環；另一方面，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有助于更好地實現國內和國外要素、商品和服務的雙向流通，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

【關鍵詞】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雙循環

【中圖分類號】F727 【文獻標識碼】A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推動“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手段。實現高質量城鎮化離不開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中心城市在吸納要素資源、集聚商品服務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因而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具有示范、引領和帶動作用。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換擋到中高速增長階段，由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近二十年來我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承載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城市的發展密不可分。

在我國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從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轉變；經濟結構調整需要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需求結構中的比重，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經濟增長動力需要從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城市既是人力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的集聚地，也是商品和服務的集聚地，因而城市在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過建立和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一方面能夠進一步發揮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作用，提高我國城市發展質量，推動國內大循環；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實現國內和國外要素、商品和服務的雙向流通，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

什么是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消費城市（Consumer City）的概念較早可見于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等的研究，他們認為消費城市應該具有以下四個特征：第一，多樣的商品和服務；第二，豐富的娛樂設施和宜人的自然環境；第三，優質的公共服務；第四，便利的交通設施。把這個概念擴展到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至少包括三層含義：一是消費的國際性，二是消費的多樣性，三是消費的中心化。

首先，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一個具有國際包容性的城市。國際化城市既包括人口的國際化，也包括商品和服務的國際化。對照紐約，倫敦、巴黎等標桿城市，這些城市在人口和商品服務方面的國際化程度相當高。2020年，倫敦連續第9年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最具“磁性”的城市，其在吸引全球人才和企業方面獨領風騷。倫敦有超三分之一的居民出生在英國以外的地方，22%的居民是非英國國籍。在紐約，2019年的數據顯示有22%的人是在國外出生。巴黎是歐洲大陸最多樣化的城市，20%以上的人口是非法國居民。商品和服務的國際化意味著城市中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是全球性的，不僅僅是本地人消費全球生產的商品，也包括全球消費者在本地購買全球生產的商品。本地消費者足不出城就能購買到全球最新發布和最時尚的產品，享受到國際化的服務；國外旅行者或者常住人口也能夠在本地很容易購買到本國或自己喜歡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在倫敦市中心，各國風味的餐館林立，充分滿足了旅居倫敦的外國人各種偏好。

其次，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應該是全球消費資源的集聚地，能夠滿足消費的多樣性需求。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利用其獨特的魅力，吸引全球商品和服務在本地提供，成為全球消費的集聚地。這里既有全球高端的知名品牌，也有本地特色產品；既有有形的產品消費，也有無形的商品服務；既能購買各類商品，也能享受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如便捷的交通，宜人的環境，優質的金融服務、優質的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等。

最后，區別與一般城市，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應該具有全球范圍的資源配置能力和引領能力，發揮其網絡的中心作用。過去幾十年中，全球化造就了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標桿城市在全球生產和消費網絡中的中心地位。例如，紐約是全球金融中心，倫敦既是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僅次于紐約），也是全球的文化創意中心，巴黎是全球的時尚產業中心，東京的高端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則居于全球領先地位。縱觀這些全球標桿城市，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一定需要在某些領域具有獨一無二的引領作用，能夠有效配置生產資源，成為全球產業鏈中的創新中心，成為新產品的首發地、新技術以及新商業模式的發源地，占領全球消費市場的制高點和成為全球消費的風向標。

經驗與借鑒：標桿城市國際消費中心的形成

全球著名的城市評級機構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aWC）每兩年編制一次全球城市的分級排名手冊《世界城市名冊》。根據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紐約、倫敦一直處于Alpha++的超一線水平，巴黎、東京也一直處于Alpha+的一線水平。2008年開始，上海和北京也進入Alpha+的評級標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分析標桿城市形成國際消費中心的路徑，可以為我國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提供有益的借鑒。

紐約、倫敦、巴黎和東京成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無一例外都是發達國家后工業化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后，發達國家經歷了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后開始尋找新的增長點，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成為這些城市新生的起點。例如，受到制造業成本升高的打擊，紐約市在20世紀70年代末實際上處于破產邊緣。但在企業家精神的支持下，紐約市在金融服務創新方面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從此紐約成為全球的金融中心，吸引了全世界最優秀的金融人才工作和創新性企業去紐約上市。高素質人才和創新型企業的集聚產生了高層次的消費需求，世界知名品牌紛紛涌向紐約。同時，高工資也吸引較低技術水平的勞動力遷移到紐約，進而形成多層次的消費需求。

作為最早進行工業化的城市之一，倫敦也曾經擁有大量的工業，以至于“霧都”成為倫敦的標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倫敦市開始有意將擁擠的工業和人口向郊區轉移，取而代之的是商業和現代服務業在市中心的崛起，例如：邦德街和牛津街成為世界奢侈品的集聚地；同時，倫敦還建起越來越多的綠地，形成“花園城市”，并投入巨額資金維護歷史建筑、博物館、劇院等公共設施，以此吸引全世界的游客觀光旅游。

與歐美消費中心城市不同，日本東京的崛起得益于較高的教育水平。在20世紀60年代，雖然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巴黎的一半，甚至低于阿根廷、智利等國家，但是其人均受教育水平為7年，大大高于法國、荷蘭和西班牙。較高的教育水平使得東京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停滯后仍然成功吸引全國和全世界優秀的人才赴日本工作和生活，確保東京成為科技水平較高的城市，為其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我國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路徑

2020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超過60%，城市成為承載人口和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載體。但是長期以來，我國城鎮化并不充分，土地城鎮化程度高于人口城鎮化，常住人口城鎮化高于戶籍城鎮化，這些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在發揮經濟增長新動能方面的作用。從2015年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以來，黨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努力推進我國城市高質量發展。2018年，我國已經確立了北京、上海等9座城市為國家中心城市，以更好發揮其在區域乃至全國的輻射和引領示范作用。202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強調“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2019年，商務部提出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2020年提出國際消費中心試點城市培養建設設施方案，并編制了《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評價指標體系（試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區域消費中心”。2021年7月，上海、北京、廣州、重慶和天津成為首批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試點。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在國家中心城市中通過對標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全球標桿城市優中選優，是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抓手，對于促進我國消費結構升級，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發展階段的差異，北京、上海等城市與紐約、倫敦等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還有不小的差距。我國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需要借鑒國外的經驗，但是更應該基于我國歷史和文化以及獨特的國情來進行。同時，隨著數字經濟和互聯網的發展，我國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也應體現數字經濟時代的特征。

首先，打造開放、包容的消費環境。與國外消費中心城市相比，我國城市在開放性方面還需進一步提升。以入境旅游人數為例，一線城市中只有深圳的入境游客超過1000萬，而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每年入境旅客的人數的起點都在1300萬以上。國際性的旅客才能帶來更多的國際性消費。因此，在人口、要素和商品流動上需要進一步放寬限制，既包括對國內的限制，也包括對國外的限制。同時，建立比較完善的免稅購物和離境退稅機制，滿足境外人員購物的需求。

其次，打造本土國際知名品牌，建設標志性商圈。“打鐵還需自身硬”，吸引消費的前提是自身商品和服務質量過硬。國內本土特色產品很多是“一錘子買賣”，導致國際聲譽不佳，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因此，提高特色產品消費需要在質量過硬的基礎上打造特色產品品牌，鞏固“老字號”聲譽，并開辟更多的新品牌。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商圈和購物中心是提升一個城市作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核心要義，一方面需要加強服務的硬件環境建設，如利用數字和互聯網技術增強購物的體驗感和便利性；另一方面加強服務的軟件環境建設，如提升服務人員素質，營造舒適的購物環境。

再次，增強文化—旅游娛樂—消費相融合的多元業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都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蘊，這成為吸引消費的持久動力。例如，倫敦以博物館、劇院等為特色的歷史文化每年都吸引國外大批游客，也成為全世界超級富豪的集聚地，帶動了倫敦的旅游和娛樂消費，進而產生了對本土產品的消費需求。對于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來說，我們并不缺乏文化底蘊，缺乏的是對文化底蘊的挖掘，并形成城市的文化名片。同時還需要進一步規范旅游和娛樂產業，形成“文化—旅游—消費”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最后，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形成離不開創新和創意。從國際經驗來看，無論是紐約、倫敦還是巴黎和東京都離不開創新和創意的支持，這是引領全球消費時尚的基礎。因此，我國建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吸引國內外高素質人才的流入，另一方面還需創造激勵兼容的環境，鼓勵創新和創意，打造全球消費的制高點。

在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關鍵時期，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正當其時，這不但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進一步鞏固改革開放成果，擴大國際影響力的必然之舉。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①Edward L. Glaeser, Jed Kolko, Albert Saiz.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1，1(1).

②愛德華格萊澤：《城市的勝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

責編/韓拓 美編/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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