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視野與世界情懷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成就輝煌偉業的核心要素之一。黨在初創時期的對外交往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抗戰時期將對外交往的目光投向全世界，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贏得廣泛的國際同情與支持；在解放戰爭時期進一步加強對外交往與合作，加速了中國革命走向全國勝利的歷史進程。

【關鍵詞】國際視野 世界情懷 對外交往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中圖分類號】 D23/D8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4.001

于洪君，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世界社會主義問題、現代國際關系與新中國外交。主要著作有《劇變中的國際關系與政黨情勢》《大國格局：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新范式》《與世界同行：中國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等。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百年輝煌歷史，歷經革命斗爭歷練和長期執政考驗的偉大政黨，是一支既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又為人類進步作貢獻的先進力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秉持國際視野和世界情懷，為贏得國際社會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理解，爭取國際正義力量的支持和援助，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歷史作用。新中國成立后，這種國際視野與世界情懷服務于黨的執政需要和自身建設，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發展，同時成為國家總體外交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推動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了舉世公認的獨特貢獻。

黨在初創時期的對外交往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20世紀2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影響而波瀾壯闊。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融入人類社會走向進步的時代大潮，洶涌澎湃。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迎來了走向解放與復興的歷史新紀元。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者們，因勢利導，順時應變，把尋找救國救民革命真理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進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投向了俄國革命領袖列寧領導建立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俄國共產黨（布）[1]，投向了俄共（布）領導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這是代表中國社會前進方向的革命力量，站在歷史正確一邊作出的無可替代的偉大選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曾經留學日本、因與日本社會主義者河上肇等人交往而初識馬克思主義的陳望道，成為完整翻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人。為了解十月革命真相而親赴俄國考察的瞿秋白，翻譯完成了《國際歌》和《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創辦的機關刊物《少年》，向國內傳遞了有關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種種信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學說與革命實踐，就這樣被一批擁有國外學習、生活經歷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者引進到了中國。在陳獨秀的幫助和鼓勵下，一批中國共產主義者聚合在一起，創辦了《真美善》雜志，通過該雜志向香港社會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

早在1919年，俄共（布）及其領導創建的各國共產黨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即開始派人到中國了解情況。1920年春，曾經生活在美國、并且加入過美國社會黨的俄共（布）黨員維經斯基[2]等人來華，廣泛會見中國社會各界進步人士，其中包括早已開始考慮在中國發展共產主義的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共同研討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相關問題。1920年8月后，上海、武漢、北京、長沙、廣州、濟南等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相繼建立。1921年春夏之交，周恩來、趙世炎、張伯簡、劉志堅等留學法國和德國的年輕人，先后成立了旅法旅德中國共產黨人早期組織。旅居日本的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也建立了早期的共產黨組織。1921年7月，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的直接參與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亦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拉開了歷史序幕。

1919年春，列寧和俄共（布）發起成立的共產國際是當時世界各國共產主義組織的總部。最初以德國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開始轉向以莫斯科為中心。世界社會主義進程的重心，也轉移到了蘇維埃俄國。在這一特殊背景下，初創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與列寧領導下的俄共（布）和共產國際，建立并保持著密切的政治、思想和組織聯系。192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決議，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1922年6月，與德法等歐洲國家共產黨密切聯系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正式成立。在英國殖民者統治下的香港，1924年前就已經有中共黨員在活動。1925年1～2月間，中國共產黨香港支部也正式建立了，并在當年發生的省港大罷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共產國際通過在華代表馬林等人，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性的接觸和工作聯系。共產國際的意見通常由他們向陳獨秀傳達并經過陳獨秀向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構報告。作為當時中共最高領導者的陳獨秀等人，都同意將中共置于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監督之下。中共中央的工作計劃，當時也按時送交馬林。這也是當時參加了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的通行做法。

顯然，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力量，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力量，自成立時起，就具有寬廣的國際眼光和遠大的世界情懷，就有著積極而有益的國際交往活動。因此，在共產國際代表直接而廣泛地參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各項工作，包括領導工作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派代表參與了共產國際的代表大會和其他各種重要會議。有些人甚至在共產國際總部及其附屬組織中工作多年。周恩來、劉少奇、張太雷、蔡和森、任弼時、王稼祥、李立三、陳云等，都有在共產國際總部或其附屬組織工作的經歷。當時，不僅中國共產黨，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也同蘇聯及共產國際建立了密切合作關系，直接獲取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治支持與物質援助，確立并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那時，共產黨和國民黨還在全國各地選拔了大批青年去蘇聯學習，包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杰出領導人劉少奇、任弼時、俞秀松、肖勁光等人，也包括一度參與中央領導工作的王明、博古等人，甚至還有后來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右派領袖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的兒子和女兒，以及國民黨大員胡漢民、谷正綱，等等。

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與蘇俄、后來的蘇聯以及共產國際建立的特殊關系，對中國革命來說，既深得其益，也曾深受其累。在中國國情完全不同于蘇俄、革命斗爭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來自“共產國際的指導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失誤”。特別是羅易、米夫、李德等根本不了解中國革命具體情況的“外國人”，直接插手中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包括領導工作和軍事斗爭，不僅“極大地影響了中共中央對許多問題的決斷和有關方針、政策的實施”，“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時也成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盡管如此，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許多年間，包括鄧小平、朱德、林伯渠、楊尚昆、徐特立、吳玉章、葉劍英等人在內，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及其家屬，仍前往蘇聯學習、工作或調養，不管怎樣說，蘇聯當時確實是中國共產黨人保存革命骨干與后備力量的可靠后方。

1928年，因國內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也不得不改在莫斯科舉行六大。此次大會是在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全面參與下進行的，就連大會的政治報告，也是由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布哈林所作。

總體上說，一方面，“黨的六大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在黨內思想十分混亂的情況下統一了全黨的思想”。[3]另一方面，蘇共極端殘酷的黨內斗爭和共產國際愈演愈烈的左傾路線，在20世紀20年代進一步傳導到中國共產黨黨內和中國革命進程之中。旅居蘇聯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及在蘇學習的中國革命青年，備受傷害。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外關系史上一段異常深痛的歷史記憶。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共產黨內幾次出現的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無不源自于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影響。

應當指出的是，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從來沒有在蘇聯學習進修的經歷，從未出席過共產國際的任何會議，更沒有在共產國際或其相關組織中工作過。但是，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層一直關注并重視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進程中的作用和影響。例如，1927年1月，毛澤東所做的關于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傳到莫斯科后，引起了共產國際領導層的高度重視。當年5～6月間，即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不久，《共產國際》雜志即用俄英兩種語言做了翻譯轉載。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該雜志英文版在介紹這篇文章的編者按中表示：“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高度贊揚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4]

對于1927年7月中國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領導開展的革命武裝斗爭，莫斯科方面也越來越重視。1929年７月２日，聯共（布）中央機關報《真理報》曾發表社論，稱贊朱德和毛澤東領導的紅色游擊隊運動史詩般的英雄行動十分引人注目，肯定毛澤東是中國游擊運動中極為出色的領導人。1931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曾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須推廣毛澤東在紅軍游擊戰爭方面的良好經驗。對于1935年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確立為黨的領袖，共產國際聽取了來自中國國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陳云和潘漢年的情況匯報，肯定了會議結果。因此，同年8月結束的共產國際七大，在毛澤東缺席的情況下選舉他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1938年3月，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到莫斯科匯報情況，共產國際領導層改變了支持王明關于“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錯誤立場，重新通過決議，認定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陳云在莫斯科期間，化名“廉臣”，假托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的口吻，撰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生動翔實地記述了紅軍長征的艱苦歷程。正是這部最早記述紅軍長征的作品，為世人傳播了中國共產黨與工農紅軍的真實故事。后來，共產國際進一步明顯改變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問題的政策立場，這本書的國際傳播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積極作用。

1938年7月，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接見即將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及其繼任者任弼時，指示他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志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1939年9月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鞏固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風起云涌，此呼彼應，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和進步力量相互支持，密切聯動，這是時代的要求與歷史的呼喚。黨在初創時期的對外交往與聯系，并非僅局限于俄共（布）、聯共（布）以及共產國際。除了周恩來、朱德、趙世炎等人在歐洲同當地共產主義組織開展過合作，并且參與其活動外，中國共產黨人還與東南亞地區的共產主義者建立了廣泛聯系。周恩來、陳賡等人與越南革命家胡志明等人的革命友誼，也是在那時建立起來的。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力支持，曾在孫中山領導的廣州政府為蘇聯顧問當過翻譯和秘書的胡志明，于1930年在香港建立了越南共產黨，最初稱印度支那共產黨。1938年，胡志明到延安會晤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中越兩國共產黨人的關系愈加密切。中共全力支持胡志明、長征、武元甲、黃文歡等越共人士在中國開展革命活動，曾經數次營救被捕入獄的胡志明。越南籍革命者紅河，與中國同志一道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后來成為越南人民軍高級將領。

實際上，當時不僅在東南亞地區，即便在西歐、北美地區，也一直有中國共產黨人在秘密活動。新中國著名外交家、1972年經中國政府推薦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唐明照，就是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中共老黨員。他1931年就已經入黨，在美國留學時加入了美國共產黨，一度成為美共中央中國局負責人。

黨在抗戰時期將對外交往的目光投向全世界，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贏得廣泛的國際同情與支持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后，救亡圖存的民族解放斗爭任務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對外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傳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真相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推動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陣線，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最主要任務。1935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了《救國報》，通過該報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邁出了現代意義上的黨的外宣工作或稱國際傳播活動的最重要一步。隨后，設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吳玉章到巴黎接手該報工作，同時與法國共產黨合作，并接受法共建議，將該報改名為《救國時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重要成員陳云多次以“史平”之名在該報發表重磅文章，同時還將他所撰寫的向全世界介紹長征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一書的版權轉讓給該報，幫助解決其出版經費問題。

黨在這一時期的重要活動家，如陳潭秋、鄧發、饒漱石等人，也曾專門為《救國時報》撰文或組稿。陳潭秋化名“孫杰”撰寫的《東北抗聯第四軍介紹》，為后人留下了極為寶貴的有關東北抗聯的歷史資料。該報發表的悼念瞿秋白、方志敏兩位烈士的專欄文章，后來被編成《殉國烈士瞿秋白》和《民族英雄方志敏》兩本文集，由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到1938年2月，《救國時報》共出版251期，在全球43個國家和地區發行，發行量最高時多達2萬份，有力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更為重要的是，當時《救國時報》還發表了20多篇毛澤東的著作和有關毛澤東生平的文章，其中包括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的《一個非常的偉人》。該報多次稱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中共著名領袖”。美國記者斯諾和美籍黎巴嫩人馬海德醫生，是在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來到中國的，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抗戰前拓展黨的對外交往的重要工作對象。

埃德加·斯諾是美國著名的進步記者。他來中國后，通過實地考察陜甘寧邊區、直接采訪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那個時代最富吸引力的革命者”的美好形象，因此成為毛澤東本人和中國人民當之無愧的老朋友。馬海德則是以醫生身份留在延安，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一名極為出色的外籍成員，他在新中國成立后加入中國國籍，參與衛生部領導工作，又為中國人民的衛生事業貢獻了余生精力。另一位著名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也是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于1937年1月進入延安的。在延安期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紛紛出面，親自向她闡釋有關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包括他們的個人身世與經歷。深受感動的史沫特萊因此強烈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雖然她的這一請求未能得到滿足，但她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戰場。作為外籍八路軍隨軍記者，她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成了西方某些勢力所說的“中共辯護人”。

埃德加·斯諾夫人海倫·斯諾也是那個時候來到延安的。她通過參觀采訪，寫出了《紅區內幕》（續《西行漫記》）、《中共雜記》等書。這些書籍的出版發行，使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斗爭，多多少少地有了較為客觀與公正的認識和了解。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將國際交往的對象擴大到西方記者，開啟了直面西方大眾傳媒、利用西方記者開展對外宣傳、主動塑造自身形象的新領域。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毛澤東就中國的外交政策問題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強調中國抗日的外交政策應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棄一切可能爭取的外援”。這種外援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二是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人民，三是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5]在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已經和世界反法西斯斗爭融為一體的大背景下，毛澤東審時度勢，于1938年2月提出建立三個反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即中國的統一戰線、世界的統一戰線、日本的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后來，他多次指示全黨，要把有關抗日戰爭的對外宣傳工作納入到對外交往中來，并且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全黨全民族共同開展和做好抗戰外宣工作的具體建議和主張，其中包括“從各黨派各人民團體推出代表，組織國際宣傳團體，周游列國，喚起各國人民與政府的對我同情，與我國政府的外交活動相配合”。[6]為了進一步擴大對外國友人的開放，增進外部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斗爭和整個革命事業的了解，1938年7月，毛澤東親自會見來延安訪問的世界學聯代表團，期望他們把中國偉大抗日斗爭的真相傳遞給世界人民。自那時起，毛澤東更加重視黨的對外宣傳工作和對外交往活動。1941年5月1日，毛澤東以陜甘寧邊區領導人的身份下達了如下命令：“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游歷，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文化與宗教的活動。”[7]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還把擴大對外工作的目光投向了在華日本人，積極在日軍俘虜中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1939年1月，杉本一夫等3名日本戰俘首先宣布加入八路軍，朱德總司令親自向這批“日本八路”表示祝賀。當年11月，杉本一夫等人成立了反戰團體“覺醒聯盟”，開始對日軍進行反戰宣傳。他們后來與其他在華日本人反戰團體合并，共同成立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1940年春，日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野坂參三，化名岡野進，從蘇聯來到延安，配合中國共產黨領導“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的延安支部。在中共的大力推動和直接幫助下，這個反戰同盟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根據地成立了許多支部，譬如冀中支部、晉察冀支部、鄂邊支部、蘇中支部、蘇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等。在國統區，借助周恩來的大力推動，該同盟建立了位于桂林的西南支部和重慶總部，并于1944年改名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

1941年，隨著德國法西斯全面進攻蘇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戰事升級。毛澤東向全黨發出指示，確認德國的侵略行為是“反對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蘇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戰爭“也是保衛正在進行反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爭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一切力量必須集中于反對法西斯奴役”。[8]基于這一新的形勢和判斷，他提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這時，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主要方向和工作重點，仍然是蘇聯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依然是莫斯科與延安保持溝通的重要渠道。中共高級干部或其家屬，如在抗日戰爭中受傷的林彪、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等，依然會到蘇聯療傷或休養。這表明，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已經形成的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要繼續堅持執行符合中國人民革命利益和民族解放斗爭需要的國際主義路線，積極爭取來自蘇聯和國際進步力量的支持和幫助，同時要進一步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立場，根據事物自身發展的規律和是非曲直，自行決定黨的方針政策。二者相互統一，并行不悖。

由于蘇聯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建有外交關系，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盡管已經成為合法政黨，但與蘇聯方面的交往與聯系仍然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嚴重干擾。蔣介石政權明確反對蘇聯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支持和援助多數不得不悄悄進行。據不完全統計，從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到1942年前，蘇聯和共產國際方面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資金援助相當有限。在物資援助方面，除少量武器彈藥外，蘇聯主要提供的是醫療器械和藥品、文宣用品、通訊器材等。當然，蘇聯在其境內和中國新疆，為中共培訓過各方面的人才，個別時候也派專家到抗日根據地進行過直接指導。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即“迪西克使團”的關系，在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史上，也留下了可圈可點的重要一頁。當時，美國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盟國，與蔣介石政權的關系極為密切，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斗爭知之不多。為增進美方對中國的了解，自1942年起，周恩來即以多種方式和渠道，邀請來華的美方軍政人士訪問延安。后來，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身份來華的美國將軍史迪威，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逐漸產生了興趣，遂派美國駐華使館兩名外交官與周恩來等常駐重慶的中共負責人進行接觸，雙方最終決定安排美軍觀察組于1944年8月訪問延安。對于這次訪問，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高度重視。他們認為，由于外國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的到來，“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及其對于協助盟國抗戰事業的重要地位，將逐漸為外國人所明了”。[9]毛澤東還親自動筆，將《解放日報》社論標題《歡迎美軍觀察組》改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中共中央則發出《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黨把接待外國記者和美國人員看成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由于中國共產黨的真誠和坦率，美軍觀察組最后得出“共產黨將在最后幾年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中國的命運肯定不屬于蔣介石，而是屬于他們”的重要結論。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范圍進一步擴大，國際影響進一步提升。越來越多的外國友好人士來到解放區，有的直接去了延安，其中包括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聯合派遣來到中國的加拿大共產黨員、著名外科醫生諾爾曼·白求恩。1939年12月，白求恩醫生在戰地醫院不幸殉職后，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悼念文章《紀念白求恩》。他一方面高度贊揚白求恩“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已的事業”這種高尚的國際主義精神，另一方面也深刻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理念，堅定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要永遠踐行這條國際主義路線的崇高意愿和決心。他說，“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越來”，“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10]

那時，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國大黨領袖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非常同情中國的抗日斗爭。1938年，他應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邀請組建援華醫療隊，報名者達700余人。作為醫療隊成員來華的柯棣華醫生，1941年加入了八路軍，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且被任命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首任院長。柯棣華也是在戰場上病逝的，毛澤東在挽詞中痛悼“全軍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贊揚并強調“柯棣華大夫的國際主義精神，是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的”。在那段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團結抗日的可歌可泣的艱難歲月，一些原本沒有共產主義思想背景的外國仁人志士，也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渠道，投身到中國革命中來，其中著名的有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等。

黨在解放戰爭時期進一步加強對外交往與合作，加速了中國革命走向全國勝利的歷史進程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雖未獲得全國性執政地位，但已經成為全中國的重要政治力量。如何認識和處理中國未來的對外關系、實施何種外交政策等問題，開始被提上中國共產黨人的議事日程。因此，1945年4月中共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時，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11]正是在這個時期，他明確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外國主要聯合蘇聯”的戰略思想。1945年9月抗日戰爭全面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開展對外交往與聯系的內外條件進一步發生重大變化。在抗擊德國法西斯的戰爭中付出巨大犧牲、為世界反法西斯作出重大貢獻的蘇聯，此時已成為與美國不相上下的世界第二大國，國力大增，國威大振，國運大昌。對于中國革命進程，蘇聯方面雖然仍不時指手畫腳，依然給人以瞎指揮、亂干涉之負面印象，并且事實上確實給中國革命帶來新的干擾和損害，但總體上看，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同情并支持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事業，意愿是良好的，也是真誠的。因此，黨的七大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全面加強與蘇聯共產黨的聯系與交往，并且努力從蘇聯方面爭取更為寶貴的政治支持，爭取更多方面的實際援助和支持。

1948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摧枯拉朽，勢不可擋，勝利在即。蘇聯通過駐哈爾濱總領事，致電中國共產黨東北地區領導人高崗，建議中共盡快建立解放區政府。東北解放區另一重要領導人林彪，曾致函蘇聯領導人，要求蘇方派專家來華，幫助解放區恢復國民經濟。蘇方遂以幫助修復東北地區鐵路的名義，派時任蘇聯鐵道部副部長科瓦廖夫常駐中國東北。此人實際上也是蘇聯駐解放區經濟工作的總顧問和斯大林派駐中共內部的總代表。“從后來的情況看，中共在東北的發展是與蘇聯的支持與援助分不開的。”這時，中蘇兩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個人電報往來，已經十分密集。延安時期即已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蘇聯醫生阿洛夫，事實上是中蘇兩國共產黨最高領袖個人之間的聯絡員。盡管如此，隨著中國革命的突飛猛進，雙方都感到有許多問題需要直接溝通。因此，毛澤東決定親赴蘇聯訪問，進一步協調雙方對兩黨兩國關系及國際形勢的立場，同時爭取更多更大的支持和幫助。

當時，毛澤東訪蘇準備工作非常充分，代表團組成人員已經確定，連服裝都已經備好。蘇聯領導人考慮到當時中國的戰爭狀況和交通安全問題，以時機不宜為由，予以婉拒。1949年1月底至2月上旬，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來華，訪問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與米高揚深入交流，詳細討論了中國革命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構想，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于未來中蘇關系等重大問題的原則立場和主張。雙方還就蘇聯承認新中國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等問題達成初步共識。“通過這次訪問，中蘇兩黨關系得到很大改善”，這為兩黨關系的后續發展，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這里，中國革命已經勝利在即。毛澤東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制定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三大外交方針，目的是要全面清除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及其影響，徹底擺脫舊中國屈辱外交的負面遺產，在東西方冷戰的國際大格局下，確保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同以蘇聯為首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保持一致，以便最大限度地維護和拓展中華民族的發展利益和安全利益。

基于這一重要構想，1949年6～8月間，曾經在蘇聯學習工作多年，熟知蘇聯黨和國家事務的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了蘇聯。代表團成員包括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和已經內定為新中國駐蘇聯大使的王稼祥，以及著名俄語專家師哲、曾涌泉等。為了向蘇聯領導人全面而準確地通報中國情況，經毛澤東同意，抵達莫斯科后的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團主任名義，向聯共（布）提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詳細通報了中國革命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方案，以及新中國將要實行的新外交政策，包括中國共產黨對于中蘇關系問題的原則立場和主張，征詢蘇方意見和建議。

經過雙方共同努力，中共代表團的訪問取得圓滿成功。蘇方贊同中國共產黨盡快建立新政權，并承諾為新政權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在兩黨關系問題上，蘇方也表現出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新姿態，并且還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因此，劉少奇訪問歸來時，蘇方派出220名專家隨同來華。后來又有不少專家陸續來華，直接投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例如幫助中國共產黨開展外宣工作、建立外宣機構的新聞專家，幫助中國人民解放軍組建高射炮團的軍事專家、幫助東北和華北解放區防治鼠疫的衛生專家，以及電影攝制組等。歷史充分證明，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大力推進與聯共（布）黨和國家的友好交往并全力爭取其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睿智的，既無須諱言，也無須回避，更不可否定和詆毀。

誠然，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即便在解放戰爭時期，也沒有僅面向蘇聯一方。著名的美國進步記者、晚年選擇在中國定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曾多次來華報道中國抗日戰爭。抗戰勝利后，她第五次來華時到了延安，與毛澤東等人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好關系。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就是在同她談話時提出并傳遍世界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正是通過在延安對毛澤東的采訪，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2]

被毛澤東尊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被周恩來稱為“堅強的國際民主斗士”的美國學者李敦白，早年曾經加入美國共產黨。他也是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作為美國軍人來到中國的。在華期間，他通過閱讀《新華日報》《群眾》等中共報刊，通過與中共人士直接接觸，逐漸認識了中國共產黨。1946年秋，他到了延安，加入中國革命隊伍，經毛澤東和其他幾位中央書記集體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后，他作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唯一的外籍黨員，在新華社從事英語翻譯工作，成為當時中共外宣隊伍中絕無僅有的重要成員。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取得了歷史性勝利。在這個充滿艱難險阻、遭遇無數曲折反復、異常艱苦卓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交往與聯系，中國人民爭取到的外部支持和援助，無疑發揮了不可或缺更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結語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于1951年正式成立了對外聯絡部。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各國執政黨的關系，在國家關系中始終處于核心位置。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在新中國爭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外交斗爭中，又發揮了獨特作用。1978年底改革開放后，作為國家總體外交重要組成部分的黨的對外工作，著眼于現代化建設需要，全面調整，形式和內容不斷創新。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中國道路作為可資發展中國家借鑒的發展經驗，其感召力、影響力和示范性大大提高。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對外交往的內涵與外延又有新變化，雙邊對話與多邊論壇有聲有色。特別是2017年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2021年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面彰顯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視野與世界情懷，同時也為世界政黨政治格局新發展開辟出新境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視野與世界情懷展現出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與世界雙向互動，牽引著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互學互鑒、中國與世界融合發展的歷史進程。

注釋

[1]俄羅斯共產黨（布）前身為1893年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派，簡稱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勝利后，該黨改名為俄羅斯共產黨（布），簡稱俄共（布）。1922年蘇聯成立后，該黨更名為蘇聯共產黨（布），簡稱聯共（布）。1952年聯共（布）召開十九大，黨名改為蘇聯共產黨，簡稱蘇共。

[2]維經斯基，中文名為伍廷康。

[3]《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第40頁。

[4]高中華、韓麗文：《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光明網，https://m.gmw.cn/baijia/2021-03/30/34727504.html，2021年3月30日更新。

[5][6][7][8][9][11]參見中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15、5、32～33、37、43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118頁。

[12]劉榮付：《毛澤東和他的三位美國朋友：他們怎樣評價毛澤東》，中國青年網，http://news.youth.cn/gn/201508/t20150814_7002698.htm，2015年8月14日更新。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Sentiments About the World

—The Work and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Foreign Exchanges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Yu Hongjun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sentiments about the world are one of the key parts of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he Party's foreign exchanges in the early times introduced Marxism into China and realized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Aggression War, the CPC expanded its foreign exchanges to the entire world and wo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sympathy and support;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CPC further strengthened 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ccelerat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wards a nationwide victor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vision, world sentiments, foreign exchange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責 編／桂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