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興起，給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制造了障礙。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對華敵意更加明顯、議題范圍更加廣泛、實踐指導意味更加強烈。它既是美國霸權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與美國塑造“共同敵人”的現實需要，且與右翼民粹主義的助推密切相關。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把握發展大局，提升國際話語權、塑造良好國際形象，理性看待中美關系、拓寬雙方合作空間，積極應對“中國威脅論”給我國發展帶來的挑戰。
【關鍵詞】“中國威脅論” 美國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 D2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10
張永紅，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思潮。主要著作有《20世紀60年代美國青年反戰思潮研究》《社會思潮專題研究》等。
2015年以來，美國國內出現了反思中國崛起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大辯論。這一年，美國蘭德公司發布了名為《美中軍事打分表——軍隊、地理和力量均勢的演變（1996—2017）》的報告。與此同時，《百年馬拉松：中國要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秘密策略》《相向而行：如何緩和中美之間日漸顯現的競爭關系》《中國的挑戰：如何影響一個崛起大國的選擇》等著作也紛紛出爐。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將中俄列為“首要威脅”，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在國際社會掀起了抹黑、貶損、施壓中國的高潮。拜登就任總統后，美國對華政策有所調整，但其國家安全團隊仍延續了上屆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政策。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對抗廣度和烈度比以往更高，美國成為誤導世界輿論的重要推手，給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制造了障礙。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深化認識，并作出積極回應。
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特點
西方關于“中國威脅論”的話題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黃禍論”，在中美關系史上也反復出現。但近年來，隨著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國力量的充分展現，一些美國政客在心底產生了對中國更深的恐懼感，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也因而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對華敵意更加明顯。冷戰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基于對蘇聯的判斷制定的，它認為蘇聯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共產主義，永遠不會成為美國的伙伴，因而必須加以遏制。這場對抗結束后，亨利·基辛格等美國戰略家認為，如果美國與中國接觸，中國有可能會成為友好的行為體，甚至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或美國的戰略伙伴。“接觸政策”遂成為美國力圖改變中國的政策基石。但隨著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出現，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接觸政策”成為了反思對象，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占據了上風。
在一些美國精英人士看來，以往的對華政策是一種“戰略失誤”，美國對中國所帶來的“風險”重視不夠，美國面臨著中國重塑亞洲和世界的“歷史性的挑戰”[1]；中國不僅是競爭對手，而且是強大的敵人，甚至比蘇聯更危險。[2]他們普遍主張采取超越官僚紛爭和部門競爭的強硬對華政策，表現出對中國發展壯大的恐懼、焦慮和不健康心態。在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2020年發布的《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和美國情報部門2021年發布的《年度危險評估》中，美國以慣有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闡述了所謂的“中國挑戰”。盡管拜登上臺后曾一度釋放了改善中美關系的信號，但并沒有放棄渲染“中國威脅論”。2021年2月，他在外交政策演講中把中國比作“最嚴峻的競爭對手”；2021年6月，他又在題為《我的歐洲之行是代表美國集結全球民主國家》的署名文章中數次提及涉華負面言論。總的來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對華敵意更加明顯，美國對華“遏制”戰略趨于常態化。
議題范圍更加廣泛。一方面，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所涉及的領域更加廣泛，不僅涵蓋經濟、政治、軍事等常規領域，而且蔓延至社會生活、國際交往的方方面面，“環境威脅論”“科技威脅論”“意識形態威脅論”“中國制造威脅論”“一帶一路威脅論”“網絡威脅論”“民主威脅論”“美國本土威脅論”“北極威脅論”等紛紛出爐，幾乎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另一方面，基于“中國威脅論”設置的話語陷阱更加多樣，衍生出“銳實力”（sharp power）、“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新極權主義”（new totalitarianism）、“數字威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債權人帝國主義”（creditor imperialism）、“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野心勃勃的干涉主義”（ambitious interventionism）、“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等新話語、新理論。這意味著，在美國看來，“中國威脅”的對象已經是除中國之外的整個世界體系，充分反映了美國極度簡單化的零和游戲的戰略定位及對自身價值體系處境的極度擔憂。
實踐指導意味更加強烈。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并不局限于美國塑造國際輿論的一套說辭和肆意抹黑打壓中國的“話語暴力”，而且也成為其制定國際戰略規劃的重要依據，實踐指導意味更加強烈。一個時期以來，美國發起“雙反”“301調查”“201調查”“232調查”，不斷升級貿易戰，濫用“國家安全”概念打壓中國企業，拋出背離市場經濟規律和自由貿易原則的“脫鉤論”；對美國高校、科研機構施壓，限制人員往來，排擠、刁難、歧視中美科教文體等方面的人文交流；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發動對華輿論戰、安全戰、外交戰，肆意詆毀中國，大搞疫情“政治化”；大幅提升軍費預算，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臺灣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動作頻頻，對中國在北極地區的正當活動釋放強烈敵意；惡意誹謗中國統戰工作，蓄意破壞中美地方合作；宣布“制裁”中國領導人，通過所謂“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破壞中國主權安全；借人權問題攻擊抹黑中國的新疆政策，不擇手段打壓新疆產業發展；急于構建美日印澳聯盟、“五眼聯盟”、“新的民主國家聯盟”等反華包圍圈和全球性反華組織機構，借“中國威脅論”不斷強化對華戰略競爭力度。現任美國總統拜登在與西方盟國的首次峰會上，繼續渲染涉華議題，拉攏西方盟國共同應對中國所謂的“系統性挑戰”，力圖孤立和遏制中國。
總之，美國以“中國威脅論”為基調考量和制定技術、貿易、新冠肺炎疫情、安全、人權等問題上的對華政策策略，對中國處處施壓，不擇手段遏制中國發展，使中美關系降到了數十年來的最低點。
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根源
當前，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是在國際政治格局整體變遷、美國對與中國交往互動的認知發生變化的背景下生發出來的。它的興起是美國霸權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美國塑造“共同敵人”的現實需要，同時也與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泛起助推密切相關。
美國霸權邏輯的必然結果。其一，美國霸權邏輯具有歷史慣性。在一些美國人的潛意識里，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政治制度是唯一具有普適性和普世性的文明模式。這種思想早已固化為一種思維定式和心理優越感，進而發展成為極端的霸權思維，凡是不符合其價值觀、社會制度的另一種發展路徑，都被其視為“異端”。由于中美兩國在文化基因、意識形態、政治經濟體制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將中國看成是國際體系中的“異類”，不斷炮制“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共產主義擴張論”等論調。當前，一些美國人從維護美國制度和文明的霸權地位的立場出發，將中國視為意識形態競爭和全球文明競爭的頭號對手，肆意制造反華言論和“紅色恐慌”。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聲稱中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議程“對民主理念構成了威脅”[3]。社會文化保守派代表、共和黨人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2019年出版的《特朗普對陣中國：面對美國的頭號威脅》一書中宣稱，中國是美國建國243年來第五個“重大威脅”，這個“威脅”甚至超過了納粹德國和蘇聯；中美之爭是“你死我活”的制度與文明之爭。在他們看來，如果要挽救西方自由主義秩序，就要應對“中國挑戰”。顯然，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它不過是美國霸權邏輯歷史慣性的延續。
其二，中國崛起給美國帶來霸權危機感。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西方國家也曾經“唱衰”中國，但隨著近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面深化，“新常態”下的大國發展路徑愈加明晰，中國為全球治理理念革新、世界經濟聯動增長、人類共同進步積極奔走、不懈努力，取得斐然成績，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中國的崛起使西方相信，中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只是時間問題。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將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在發展中世界的影響力和在重要地區日益增長的軍事影響力，建立一種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在這一模式中，各國有著牢固的層級關系，而中國則將居于這一層級體系頂端。[4]美國一些政客基于二元對立的冷戰思維，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就意味著美國的失敗，中國經濟的崛起就意味著美國的衰退。盡管在產業結構、創新能力、發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等方面，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但其不斷釋放的健康、良性、強勁發展的信號卻大大超出了美國的預期，引發其心理上的強烈落差和不適應感，一些右翼保守勢力對于失去世界霸權的戰略焦慮感和危機感空前加強。特別是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中美抗疫差異已經成為一場不同政治體制和社會動員模式有效性的比較，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制度優勢進一步凸顯。美國的霸權邏輯不能容忍中國做得比它好，因此會繼續深化對華“敘事之戰”，挑起意識形態對抗，給中國發展設置障礙。
美國塑造“共同敵人”的需要。許多社會理論家認為，如果一個群體內部的爭斗十分嚴重，有導致分裂的危險，那么從維護群體凝聚力的角度講，制造“敵人”就是一種把內部爭斗轉換成與另一個群體的沖突的調整性反應。這樣，群體內部沖突就轉換成仇外心理，從而使群體界限更為明確，群體認同得以加強。這就是所謂的“共同敵人效應”或“替罪羊理論”。在美國歷史上，“敵人”是不斷被“制造”出來的，這形成了戰后自由主義共識學派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說的“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亦與此有關。
其一，塑造“共同敵人”以轉移國內矛盾。塑造“共同敵人”并對其不斷“污名化”，是一些美國政客引導社會輿論、轉移公眾視線、謀求政治私利的慣用手法。當前，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美國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攀升，經濟正在陷入深度衰退，永久性失業人數持續增加，種族問題又不時引發大規模示威抗議，普通民眾乃至精英階層對現有體制的失望情緒不斷累積，政府公信力與制度有效性受到嚴重質疑，政治和社會紐帶遭到嚴重削弱。美國一些政客出于政治考量，“病急亂投醫”，試圖通過渲染“中國威脅論”“塑造敵人”的方式緩解國內矛盾，鈍化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同時借此凝聚不同黨派、不同群體、不同種族的美國人，重建美國認同、修補社會裂痕。正如特朗普政府的貿易顧問克萊特·威廉姆斯（Clete Willems）所說：“在一個兩極化的國家中，目前能夠使我們團結起來的是對中國的強硬態度。我們在政治上兩極化，但我們在中國問題上沒有兩極化。”[5]
其二，塑造共同敵人以修補西方內部裂痕。冷戰時期，美國圍繞“遏制蘇聯”這個中心制定全球戰略，維持西方陣營的團結。蘇聯解體后，美國為了維持其西方霸主地位，加強美、日、西歐、澳、新等國的同盟關系，必須樹立一個新的“靶子”替代蘇聯。于是，中國便常常成為這樣的“靶子”，這演變成了美國政治活動的一部分。特朗普當政時期，美國政府奉行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給西方內部造成更深的裂痕，塑造“共同敵人”的需要顯得尤為急迫。從七國集團峰會不歡而散到北約峰會上美國就軍費問題對盟友橫加指責、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北約“腦死亡”言論，再到美英“最高級別特殊關系”陷入尷尬、美德關系惡化，都說明美國與盟友之間的政治互信出現了問題。一旦失去政治共識，也就意味著驅使西方聯盟各國共同行動的政治基礎開始坍塌，這必然會鼓勵西方各個大國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為避免西方內部裂痕變成鴻溝，“確保未來一個世紀仍然是一個以美國的自由為模板的西方世紀”[6]，塑造“共同敵人”來轉移矛盾便成了美國的重要選項。拜登就任總統后，為鞏固美國在國際舞臺的地位，更加強調傳統西方聯盟體系的團結，塑造“共同敵人”仍然是其達到這一目的的“套路”。顯然，美國鼓吹“中國威脅論”，渲染意識形態對立，是有著自身戰略利益考慮的：這不僅可以為美國繼續充當西方盟主提供戰略理論依據，而且也有利于分散美國單獨與中國對抗和沖突的風險與成本。
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助推。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與右翼民粹主義的泛起有著密切的聯系。民粹主義是一種以“人民”的共同身份將現實社會中分化的群體連結起來、挑戰特定權力結構的極端化社會政治思潮。通常來說，以現代右翼形態呈現的民粹主義政治包括對特定經濟和文化利益的民族主義訴求，在經濟和文化根源上與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是相通的。
一般認為，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美國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重要標志。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政治基礎是白人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選民中那些自認為被全球化和美國經濟轉型拋棄的群體。一方面，這個群體反對自由貿易和跨國公司，認為自己在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過程中沒有獲益。在他們看來，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導致美國工廠的關閉和工作崗位的流失，這反過來又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吸毒、社區崩潰等；面對這一狀況，政府不愿或無力滿足民眾訴求，反而令中國獲得發展機遇，影響了美國的長期福祉與國家安全。因而，他們不滿中國的經濟政策和華裔帶來的競爭壓力，對傳統政黨政治也失去了信心。可以預見，如果美國經濟繼續惡化，國家治理能力得不到應有提高，那么一些白人保守主義者的政治極化心理和民粹主義情緒就可能不斷被激發出來，他們慣用“陰謀論”的排斥性、煽動性話語“妖魔化”中國的一面也就會表現得更加強烈。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移民數量的增長給美國帶來新的挑戰，使白人保守主義者產生了深深的“文化恐懼”，許多人認為美國的文化多樣性已經達到極限，轉而成為威脅白人文化的“特洛伊木馬”；而美國傳統政治精英在多元文化主義旗號下對“政治正確”的教條化實踐，造成了各種不健康的身份政治，催生出新的種族問題和社會矛盾，進一步激發了這一群體強烈的排外情緒。
一些美國政客非常善于煽動和利用右翼民粹主義，他們通過“逆全球化”等政治議題與決策把大眾視線從國內轉向國外，運用“后真相時代”的傳播手段，以各種“威脅論”“陷阱論”“陰謀論”詆毀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病毒恐慌被一些美國政客演繹為對外部因素的恐慌與排斥，中國被說成是危機的“根源”，由此造成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反華情緒的不斷升級，“恐懼的情感與文化”不斷加強。盡管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競選中失敗，但這是一場被認為“實力接近”（close race）的競選，說明右翼民粹主義在美國仍有相當的民意基礎，“美國人自身的焦慮情緒”[7]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中國威脅論”的社會心理基礎仍然存在。
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應對
對美國來說，中國發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是一面折射其政治體制、行政效率的鏡子。在一種復雜心態的作用下，美國遏制中國發展、抵制中國“影響力輸出”的一面必然會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國威脅論”及其變種也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存在。有鑒于此，我們必須立足長遠，有效應對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給中國發展環境帶來的挑戰。
保持戰略定力，把握發展大局。戰略定力是指在面對復雜形勢時，為實現特定戰略目標和戰略意圖必須具備的意志力、判斷力、決策力、執行力。情況越復雜、形勢越多變，越要增強戰略定力。其一，要辯證看待危機，努力化危為機。面對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我們應牢記“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古訓，自覺將這種錯誤論調帶來的風險意識和危機意識轉化為促使中國更好發展的動力，逐漸適應機遇與危機并存的生存環境，以沉著、從容的大國心態凝心聚力、主動作為、奮起發展。其二，要始終堅持和平發展、永不稱霸的戰略。我們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新思維新視野處理對外關系，以中國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堅定不移地奉行中國絕不稱霸、絕不輸出中國模式的對外交往原則，堅決抵制狹隘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以實際行動使世界人民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只會給世界帶來希望和機遇，而絕不會構成“威脅”。其三，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等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絕不屈服于任何外來壓力，絕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絕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越是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我們越要站穩立場，堅決維護好14億多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面對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我們只有保持戰略定力，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大局觀，在國際形勢波譎云詭的變化中把握方向、用好機遇、創造條件、駕馭全局，堅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才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澄清事實、消除疑惑，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認可和支持。
提升國際話語權，塑造良好國際形象。“中國威脅論”是在“美國安全系統中心論”“國強必霸論”等的基礎上，運用武斷對比、主觀推測、詆毀對方等手法塑造出來的，是一套話語元素聚合或話語體系創造的結果，盡管缺乏客觀實際的支撐，但其輿論攻勢卻使我們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僅就美國民意看，2021年僅有20%的美國人對中國持積極看法，比一年前下降了13個百分點。[8]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一些政客、智庫、媒體仍然有可能合力為“中國威脅論”提供合法性支撐，繼續渲染“中國威脅論”，抹黑中國國家形象。因此，我們需要密切關注國際輿論走向，創新國際交流方式，加強同世界各國的多層次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著力講好中國故事，構建一套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掌握塑造中國形象的主導權。其一，要鼓勵中國學者、智庫多創作有說服力、影響力的優秀成果，講好中國故事，批駁“中國威脅論”；要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對話，以客觀事實糾正對華誤解，同時及時總結經驗，優化交流方式，擴大交流渠道，有效展示我國國家形象。其二，要繼續利用“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金磚國家峰會”等平臺主動設置議題，在全球治理、反恐、防核擴散、互聯網安全、金融制度改革、區域經濟合作與一體化、全球抗疫合作等方面向世界主動定義中國發展道路和核心價值理念，增進國家間相互認知，推動國家關系理性發展，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其三，要注重發揮新媒體技術優勢，爭取輿論主導權。新媒體具有個性化、社交化、實時化、智能化等特點，在公共外交中具有重要而獨特的作用。我們應在加強傳統宣傳陣地建設的基礎上，發揮好微信、微博、短視頻APP等新媒體平臺的聚攏效應，優化國際傳播格局，突破國際宣傳壁壘，積極回應外界對中國的關切，讓正確的聲音占據先導，使網絡內容回歸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戰勝“后事實”“后真相”，改善中國國際形象。
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日益深化，中國正源源不斷地為世界注入正能量，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中國國際傳播中“外方視角”的作用也越來越顯著。我們應重視外國政黨、政要、友好組織、友好人士對我國的積極評價和針對“中國威脅論”發出的理性聲音，“借船出海”，增強中國故事的說服力、影響力，增進世界對中國的了解。
理性看待中美關系，拓寬雙方合作空間。就中美關系看，雙方存在共同利益，仍然有許多合作空間和合作的可能性，對此要理性看待，妥善應對。
其一，中美兩國的競爭是必然的，但并不必然發生暴力沖突或冷戰。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經濟體系，而現在的中美則共存于一個經濟體系之中，相互博弈的形式和內容都存在很大差異，中美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不可阻擋。美國如果與占世界人口約18%的中國“脫鉤”，無異于與世界和未來“脫鉤”，既違背歷史發展潮流，最終也必將傷害美國自身利益。這是中美合作的一個大前提。
其二，中美雙方存在現實的合作空間。盡管中美戰略競爭在逐漸展開和加劇，但中美兩國在雙邊和全球共同利益方面有著廣泛的議程，需要通過協商與合作實現互利。美國總統拜登曾撰文稱，美國一方面要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另一方面也要在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和全球健康安全等中美利益并存的問題上尋求與中國的合作。[9]此外，中美在網絡安全、外太空治理、人工智能研發應用、新能源等新興領域存在的競爭，也掩蓋不了雙方協調和合作的必要性。我們應重視雙方共同利益關切，拓寬雙方合作空間，使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相信，中美合作才是實現美國國家利益最好的選擇。
其三，美國內部仍然存在理性聲音。美國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其戰略界、思想界、企業界一些對中國有較深入認識的人士發出的理性聲音值得關注。例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副主席布魯斯·瓊斯（Bruce Jones）、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Chas Freeman, Jr.）、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亞太事務主任貝德（Jeffrey Bader）、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都充分肯定了中美接觸政策，指出中美對立是個“偽命題”。耶魯大學教授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敘事缺乏事實分析，固執地將中國當作實現“美國夢”的威脅，而這正在產生嚴重的后果。[10]不少美國企業界人士也認為，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失去中國市場會給美國企業帶來巨大損失。上海美國商會2020年11月20日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53.2%的公司不希望改變在華計劃；13.7%的公司表示正準備加大投資。[11]基于對中美關系的理性認識，不少美國智庫專家敦促華盛頓采取更加靈活的對華立場，避免陷入新的“麥卡錫主義”。這些理性的聲音有助于縮小中美認知差距、抵制美國惡性競爭和“中國威脅論”、推動美國社會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對此，我們應予以積極關注和回應，讓中美合作的聲音更加強勁，中美合作的前景更加廣闊。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終究是會被揭穿的，因為它是虛假的，它也阻擋不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但是，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家形象和意識形態安全帶來的挑戰也不容忽視。我們需要運用中華民族的智慧打破美國一些人“國強必霸”的思維定式，以自己不懈的努力維護和平發展，在亂局中謀篇布局，“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12]，不斷給中國良好國家形象的建構注入新內容，用鐵一般的事實有力回擊“中國威脅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論述研究”和重慶社科規劃中特理論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勢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0XJA710005、2020ZDZT03）
注釋
[1]Friedberg, A., "The Signs Were There", Foreign Affairs, 2018(7/8), pp. 186-188.
[2]Thayer, B. A. and Han L., "Why Was the U.S. So Late to Recognize the China Threat", 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articles/2020/04/30/why_was_the_us_so_late_to_recognize_the_china_threat_115238.html.
[3]美國之音：《美國安顧問：中共的意識形態議程威脅美國的民主》，2020年10月20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Robert-obrien-foreign-affairs-china-ccp-20201020/5630659.html。
[4]Thayer, B. A. and Han L., "Kissinger's Folly: The Threat to World Order Is China",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91507-kissingers-folly-the-threat-to-world-order-is-china.
[5]Choudhury, S. R., "Being Tough on China Is What Unifies a Polarized U.S.", https://www.cnbc.com/2020/11/05/elections-clete-willems-on-us-china-relations-under-biden.html.
[6]Jha, L. K., "China Using Tactical Situation on Ground to Its Advantage: Pompeo", https://in.news.yahoo.com/china-using-tactical-situation-ground-191635121.html?guccounter=1.
[7]［美］傅立民：《美國正造就一個可能無法戰勝的敵人》，《人民日報》，2019年7月24日，第3版。
[8]Albert, E.,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Drop to Record Low",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3/american-views-of-china-drop-to-record-low/.
[9]Brunnstrom, D. and Pamuk, H., "China Unlikely to Find Biden a Soft Touch",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election-china-biden-idUSKBN27N0XP.
[10]Roach, S., "America's False Narrative on China",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false-china-narrative-by-stephen-s-roach-2019-04.
[11]Scimia, E., "Biden and Beijing: Tor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http://www.asianews.it/news-en/Biden-and-Beijing:-Torn-between-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51700.html.
[12]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2版。
責 編／陳璐穎
A New Round of "China Threat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racteristics,
Root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Yongh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China Threat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eated obstacles to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hostility to China of the new round of "China Threat Theory" is more obvious, the scope of topics is broader, and the meaning of practical guidance is stronger. It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of American hegemony, but als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hape a "common enemy".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oosting effect of the right-wing populism. China needs to maintain its strategic focus, grasp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ituation,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voice, shape a good international image, rationally treat China-US relations, broaden the space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o China's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a Threat Theory", US, China-US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