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彰顯了黨的強大生命力和活力。百年大黨保持長盛不衰的內在決定因素，是中國共產黨保持著政治先進性、倫理純潔性、機制開放性和權威引領性。其中，政治先進性在于指導思想和初心使命的先進與組織成員的先進性，倫理純潔性在于不斷從嚴治黨保持了政黨道德品質和良善政黨倫理，機制開放性是由開放的科學理論、執政方略、組織制度保證了政黨具備宏觀有序結構和容錯糾錯能力；而領導核心的權威引領能夠保證共同目標的實現，并促進自我完善，這些因素綜合作用構成了百年大黨不斷自我革命的內在機理。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自我革命  馬克思主義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05

傅榮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浙江數字化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信息資源管理、電子政務和數字治理、數字化轉型和治理。主要著作有《電子政務理論和實踐》《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等。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歷史和實踐，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基本實踐的最高成就，也從理論上回應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問題，完善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理論框架與實踐范式。2021年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回顧建黨百年成就，總結歷史經驗，闡明百年大黨的建設歷史傳統、基本經驗、理論創新和實踐路徑。百年大黨的偉大事業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形成了一種清楚可辨的邏輯，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秀特質催生出晝干夕惕、安不忘危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具備強大生命力和活力。

政治先進性——使命型政黨自我革命的精神特質

使命型政黨的革命功能。“先進性”是指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與社會發展進步要求、反映人民利益和愿望，使黨與時俱進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優秀品質和行為能力。先進性建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完成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的重任，就需要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先進性建設。《決議》也高度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特征，七次提到了“先進性”，三次提出要加強“先進性建設”。

現代政黨理論大致區分了現代西方國家“競爭型政黨”與當代中國“使命型政黨”的不同特征。不同于西方政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承擔起救亡圖存的使命，是一個將締造、維護、治理民族國家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不懈奮斗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1]中國共產黨與現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政黨，在意識形態、理論基礎、政黨結構、組織原則、角色地位、使命責任、價值理性和發展道路等，都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一百年來，作為使命型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有崇高理想，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科學理論指導實踐，有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訴求，擁有與時代相適應的自我完善和革命的批判意志。

因而，先進性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現實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有機結合體，奉行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本位觀，[2]在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目標的進程中，要發揮領導者的作用，具有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需求，需要具有自我認知、自我表達、自我學習、自我革新、自我實現的革命功能。正如《決議》指出的那樣，“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

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質。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特征，首先體現在指導思想上的先進性，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真理。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把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也表現在將人民利益放在至高位置的價值訴求取向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時就擔負在肩的初心和使命。這完全有別于封建王朝時代大統承繼的血酬定律，也不同于近代以來其他救亡圖存運動，包括農民階級揭竿而起挽救民族危亡、洋務運動中改革派的自救運動、維新改良派的救國方案、資產階級革命派發起辛亥革命等。在舊民主主義時代和新民主主義時代，中國政壇上一度政黨林立，出現過不少政黨和社團組織，所提綱領大都類似，成員朋黨式結合。而中國共產黨提出最高目標與現實目標的革命綱領，具有高度的政治辨識性，明確指明奮斗方向，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天辟地的時代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還體現在組織成員的先進性上。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使命感，能讓每個成員朝氣向上，迸發出革命熱情與革命斗志，這也是區別于同時代的政黨明顯的氣質性差異。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那樣，“一九二一年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改變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

中國共產黨有安不忘危的先進性革命自覺。早在1945年，針對黃炎培提出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如何跳出歷代封建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提出了防止和避免人亡政息的“民主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革命領袖們設計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實現路徑，經歷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進入了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總體證實了中國共產黨完全具備了突破“歷史周期率”的能力。

然而，安不忘危，是中國共產黨從理念到行動的高度革命自覺。面對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黨內出現的問題，2009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清楚地指出：“全黨必須牢記，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歷史周期率”問題，經常借用“霸王別姬”“人亡政息”等典故或話語警示全黨，指出“我常常提及毛澤東同志和黃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窯洞對’。當年‘窯洞對’的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嗎？恐怕還沒有”。[3]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他號召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要敢于進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內，敢于刮骨療傷，敢于壯士斷腕，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探索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實踐，從探尋“民主新路”到推進“自我革命”，就是一部接續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不斷增強治國理政能力的歷史；就是一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進行自我革命的歷史。

倫理純潔性——政黨倫理建設促進政黨有機體的健康生長

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倫理的集中表現。政黨倫理是政黨作為政治組織所具有的道德傾向和特征，是政黨整體性的尊嚴、價值取向、道德品質和行為方式的總和，[4]政黨倫理建設，則是政黨為了更好地實現和維護公共利益，為政黨全部活動構建起來的一整套系統而科學的價值評判原則和衡量標準，并通過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讓這些價值標準有效地轉化為全體黨組織和黨員的倫理規范和行為準則，以不斷改善政黨形象和實現善政的復雜政治過程。[5]政黨純潔性是指政黨組織與成員在思想、政治、組織、作風、行為等方面與黨的性質、宗旨的一致性，是政黨倫理的核心特征。政黨倫理有著特殊的價值判斷標準，愈是政治先進性的政黨，愈有純潔性的要求。純潔性是先進性的前提與基礎，先進性則是純潔性的體現與表現，兩者本質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馬克思主義政黨有著高度的純潔性要求。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創立的共產主義聯盟，在聯盟章程中就要求每一個支部對它所接受的會員的品質純潔負責。1864年，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又強調了無產階級必須與一切舊政黨不同，具有自身的純潔性。為了保障純潔性，馬克思和恩格斯還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創立進行了基于純潔性建設的制度設計，其中包括：設立和實行民主選舉制度，加強黨內民主監督；設立和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明確黨的代表大會監督權；強調集體領導原則，加強對黨的最高領導的監督。因而，重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純潔性建設，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永葆黨的政治本色，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從而更好地肩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6]

中國共產黨有著推進純潔性建設的系統性行動。以純潔性為主線，明確形成中國共產黨良善的政黨倫理，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思考的重要問題，“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始終把保持黨的純潔性作為黨的建設的根本問題和重要目標”。[7]1939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為黨內刊物《共產黨人》撰寫的發刊詞中，就指出黨的建設任務就是要建設“一個有紀律的、思想上純潔的、組織上純潔的黨，合乎統一的標準的黨”。

為了保持純潔性，中國共產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作風上持續開展純潔建黨行動。在思想上，延安整風期間在黨內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起全黨認識；進入到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時期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通過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在思想上統一了全黨；在政治上，則堅決抵制和反對一切違背黨的基本路線的錯誤政治傾向；在組織上，堅持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遵守黨的組織紀律的要求，將蛻化變質分子和腐敗分子堅決清除出黨；在作風上，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為了保持純潔性，中國共產黨以制度設計為基礎加強黨的建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保持純潔性，如何正確地行使權力，也遭遇了新的挑戰，具體地說，就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單靠歷史上形成的好的傳統和作風并不能夠全面解決黨的純潔性建設問題，需要形成保障權力規范運行完善的制度環境。因而，改革開放以來，鑒于歷史經驗教訓和黨內實際情況，以制度為基礎的純潔性建設被放在重要位置。通過多年探索，中國共產黨逐步建立了完備的制度體系，如黨內選舉、黨內政治生活、黨的組織生活、黨的紀律、黨內監督等制度，對黨的干部任用、選拔、考核、任期制度也作出新規定，構建了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完善黨的監督和問責機制，形成了保障純潔性黨的建設的長效機制。通過純潔性政黨倫理建設，中國共產黨牢固樹立起代表人民的倫理理念，奠定了取得全國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倫理基礎。

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是純潔性的根本保證。習近平同志在出席中央黨校2012年春季開學典禮時講話中，要求扎實做好保持黨的純潔性各項工作，始終保持黨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純潔性，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帶頭保持純潔性，并指出：“什么時候黨的純潔性保持得好，黨就更加堅強有力，黨的事業就能健康發展；什么時候黨的純潔性受到影響和削弱，黨的戰斗力就會下降，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損失。”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純潔性”首次跟先進性、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并排在一起，充分表明進入新時代以來黨的純潔性建設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重要目標。

2014年12月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中，“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部署就是要管全黨、治全黨，全面覆蓋黨的建設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部門，重點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對于黨組織成員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同時明確落實責任制，從中央到基層黨組織的黨委／黨支部要擔負主體責任，各級紀委擔負監督責任。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決心，指出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因素是復雜的，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等，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核心既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又要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決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十個方面的歷史經驗，第一是“堅持黨的領導”，最后一點是“堅持自我革命”，即一方面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能夠扭轉近代以后的歷史命運、取得偉大成就的根本保證；另一方面也強調，“只要我們不斷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不斷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就一定能夠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從明確黨的領導地位，到黨要不斷以自我革命精神推進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以確保黨的堅強領導，形成了一個理論邏輯的閉環。

機制開放性——具有強大容錯與糾錯機制的政黨

開放性是中國共產黨具備宏觀有序結構的基礎。20世紀40年代由美籍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貝塔朗菲開創的開放系統理論，在有機體健康生長方面具有非常強大的解釋力。開放系統是指與外界環境存在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的系統，具備開放性就具備自組織機制，機體就會健康。開放系統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的耗散結構論和協同學等理論中，又得到進一步闡述。普利高津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認為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的開放系統（不管是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乃至社會的、經濟的系統），通過不斷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在系統內部某個參量的變化達到一定的閾值時，通過漲落，系統可能發生突變即非平衡相變，由原來的混沌無序狀態轉變為一種在時間上、空間上或功能上的持久穩定的宏觀有序結構。

開放系統理論，用于解釋自然界、政治、經濟、社會現象和活動具有強烈參照性。中國共產黨具備十分明顯的開放系統特征。具體地說，中國共產黨理論開放，能夠不斷根據實際發展科學理論；中國共產黨組織開放，具備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的政治生活，使得組織從決策層到基層都有優生性；中國共產黨成員開放，吸收有理想信念的優秀成員入黨，從建黨之初的50多名黨員，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組織；最后是行為的開放調適，能夠不斷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調整政策方向，自組織機制體現出強大的韌性。

開放性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科學性的保證。早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二大通過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就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在這個重要文件中，中國共產黨就明確了自己的政黨組織，既不是知識分子的清談會，也不是密謀自身利益的小團體，而是開放的、革命性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先進組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兩種主張、兩條道路、中國兩種未來命運的斗爭中取得勝利，連西方學者都認為國民黨在以一黨專政去重新統一和統治中國的競爭中失敗，“其主要原因在于國民黨是一個老化的組織，它的觀點和興趣都停留在過去那一套上”。[8]

中國共產黨所體現的開放性，既有全面性又有系統性。一方面，“黨在思想觀念、執政方略、組織制度等方面不封閉、不僵化、不專斷、不盲目排外，緊密結合社會發展狀況和現實需要，汲取各種有益的思想觀念”；[9]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有接納吸收優秀分子入黨的開放要求，成員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能夠形成強大的革命力量與成熟的執政隊伍；另外，中國共產黨有不斷完善的領導、決策、政策制度、執行、維護與優化完善的體制機制，具有高度的革命功能、建設功能與創新功能。

開放性，本質上體現出“實事求是”的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特色。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開放式的思想創新，既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又從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中國實踐中創新變革，這保證了全黨指導思想的時代性、先進性、科學性和正當性。

開放性賦予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容錯糾錯能力。指導思想與組織生長機制的開放性，使得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形成了強大的容錯和自我糾錯、改革與自我革新的能力。這種能力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一次次應對危機和解決危機，保持著強大的適應性與生命力。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多次身處極其困難和危險的境地，但開放性賦予了革命力量的韌性，在黨的生死存亡緊要關頭及時調整斗爭策略和革命路線，都能化險為夷。其中，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黨的“八七”會議就確定了武裝反抗和土地革命路線，避免了黨的全面失敗；當中心城市革命暴動失敗后，毛澤東同志確立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以紅色割據保存和壯大了革命力量；當“左傾冒險主義”造成革命力量嚴重削弱時，遵義會議糾正“左”傾錯誤，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當王明否認抗日統一戰線獨立自主原則、要求黨放棄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時，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及時糾正了王明的錯誤傾向。

中國共產黨進入執政時期，黨的開放性，既完善了黨的組織，又能夠從重大失誤中進行糾偏和撥亂反正。如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黨內一些高級干部以功臣自居、驕傲自滿、貪污腐化的嚴峻局面，中國共產黨開展了整黨整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嚴厲查處一切形式的貪污腐敗、鋪張浪費行為，懲辦了劉青山、張子善等貪污腐化分子。面對“大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初步探索實踐的重大挫折，七千人大會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及時糾正錯誤。面對十年“文革”的巨大創傷，通過開放式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全黨思想解放，為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實施偉大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國由此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決議》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奮斗，在進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奮起，從總結中提高，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開放性，使得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自組織機制、自組織功能與時代調適性，從而具備強大的容錯與糾錯能力，在遇到困難挫折時，能夠撥亂反正化險為夷。

領袖引領性——領袖權威引領自我革命的政治優勢

維護領導核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思想。領導核心是一個按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并實行集體領導的穩定政治集體，[10]按照列寧的闡述，這種領導核心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

無產階級政黨需要有統一的意志和權威，并確立和維護其領導核心，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思想。領導核心及權威生成和權威引導，是一種客觀的政治文化現象。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時指出鞏固政權要樹立政權權威，恩格斯在批評巴枯寧主義時指出沒有權威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11]馬克思的政權權威理論和恩格斯的黨中央權威理論，都闡述了權威引領是決定革命事業能否成功的重大問題。從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與實踐推進邏輯上說，政權權威來自無產階級政黨的權威，政黨領導要樹立權威，就必須要有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黨的思想與行動緊緊圍繞領導核心，遵循黨的紀律，保證黨的團結，才能實現黨對各項事業的領導作用。

領導核心的權威引導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中國共產黨確立與維護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領袖權威學說和民主集中制原則，更切合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中以“對黨忠誠”為要素的組織文化。[12]

從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的確立過程上看，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路徑，并不斷進行制度化完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黨取得革命勝利，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大成就。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鄧小平同志在重新確立全黨政治認同方面有著卓越貢獻，并獲得了領導權威，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規范了領導核心的產生程序與職責權限，并以法律與黨內建章的形式，建立起領導核心權力制度化運行機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獲得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和由衷擁戴。中國共產黨每一次領導核心的確立，都有著統一全黨思想、整合國家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巨大成績，可見，領導核心的權威引領是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治優勢。

權威引導走向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一百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不斷自我革命，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是領導核心權威引導與理論指導的必然結果。

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核心的中央領導層通過革命勝利和延安整風運動整合了全黨，并在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闡述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發生的問題，以及黨內的左傾和右傾錯誤問題，特別論述了黨內“左”傾路線錯誤的表現、根源、過程和帶來的嚴重危害，通過延安整風運動，促進了全黨在思想上的團結，為取得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鄧小平同志通過領導真理標準大討論，突破“兩個凡是”禁錮，實行改革開放基本國策。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與指導意義作出了總結和客觀評價，確立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并逐漸建立起全黨領導核心形成機制和權力運行的規章制度，通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輕裝上陣，團結一致向前看，重構了全黨的政治認同。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外部風險挑戰加劇，國內改革開放穩定面臨不少矛盾與問題，黨的自身問題比較突出，也正如《決議》指出的那樣，“管黨治黨一度寬松軟帶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黨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對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推進，中國共產黨本著高度自覺的不斷自我革命精神，刮骨療傷、壯士斷腕，加強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和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綜上所述，百年大黨的自我革命精神，是由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先進性、純潔性、開放性和權威引領性所決定的，這是一種基因式的自我革命機理。本質上看，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其經歷的百年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相結合，不斷探索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實踐的歷程，也是一場勇于斗爭、爭取勝利永不停歇、永遠在路上的革命歷程。正如《決議》指出，“必須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英雄氣概，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逢山開道、遇水架橋，做到難不住、壓不垮，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航船劈波斬浪、一往無前”。

注釋

[1]石勇：《十九大打開了中國和世界的新未來——專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南風窗》，2017年第22期。

[2]唐亞林：《使命型政黨：新型政黨理論分析范式創新與發展之道》，《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4期。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397頁。

[4]李建華等：《執政與善政——執政黨倫理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頁。

[5]唐皇鳳、董大仟：《中國共產黨百年政黨倫理建設的歷史經驗探賾——基于價值、制度和主體的三維解讀》，《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6][7]習近平：《扎實做好保持黨的純潔性各項工作》，《求是》，2012年第6期。

[8]［美］R. 麥克法夸爾、［美］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金光耀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9頁。

[9]朱兆中：《論黨的開放性》，《理論視野》，2006年第1期。

[10][12]何虎生、雷引杰：《政治權威視閾下中國共產黨領袖核心的塑造》，《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2頁。

責 編／肖晗題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Centennial Self-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 Rongxiao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hows its strong vitality. The decisive factor behind the century-long prosperity of the CPC as a major political party is that it maintains a political advanced nature, ethical purity, open mechanism and strong leadership. In detail, the political advanced nature is reflected in the advanced guiding thought and mission of the CPC as well as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Party members. The ethical purity lies in upholding the Party's moral character and good party ethics through constant strengthening of Party self-conduct. The open mechanism means that the open scientific theory, the ruling strateg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can guarantee the Party's orderly macro-structure and ability of fault tolerance and error correction. The significant guiding effect of the leadership core can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goals and promote self-improvement. The comprehensive action of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century-old Party's continuous self-revolu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f-revolution, Marx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