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不僅具有實質的物質效益，更具有深刻的倫理蘊涵。面對數字化浪潮對國際倫理規范的沖擊所引發的全球性倫理難題，數字命運共同體以新的高度對現有國際倫理觀念和倫理規則進行重塑，回應人類社會數字轉型所帶來的倫理挑戰，使其在新的倫理道德框架內實現數字向善，引領人類文明發展和進步。

【關鍵詞】數字命運共同體 數字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數字化以更高效率、更高質量的方式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但隨著數字化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滲透，不可避免地在倫理道德層面帶來諸多難題。為此，人類需要站在更高層次上制定新的倫理規約來回應和防范數字化所引發的顯性或隱性倫理困境。

2020年9月，中國在“抓住數字機遇，共謀合作發展”國際研討會上發起《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倡議的主要內容包括：積極維護全球供應鏈的開放、安全和穩定；反對利用信息技術破壞他國關鍵基礎設施或竊取重要數據；采取措施防范制止利用信息技術侵害個人信息，反對濫用信息技術從事針對他國的大規模監控；要求企業尊重當地法律，不得強制要求本國企業將境外數據存儲在境內；未經他國允許不得直接向企業或個人調取境外數據；企業不得在產品和服務中設置后門。

以此為基點，在2021年舉行的世界數字經濟論壇上，中國提出《共建數字命運共同體倡議》，致力于加快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探究該意象背后所蘊涵的倫理價值，既有助于提升和塑造人類的倫理道德認知，也有助于全球數字倫理規則的不斷完善。

體現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共同倫理信條，順應大變局下全球數字治理的需要

數字化已經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從數字技術角度看，人工智能、大數據、5G等新興數字技術對全球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的滲透，極大促進了全球生產力的提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重塑了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數字經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持續增強，成為應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的穩定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顯示，數字經濟成為提振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2020年全球經濟深度衰退，主要國家經濟均出現負增長，在測算的47個國家中，GDP平均同比名義增速為-2.8%。而同期全球數字經濟同比名義增長3.0%，顯著高于同期GDP增速5.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向更深層次推進，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對生產方式、產業體系產生革命性影響，數字化轉型，尤其是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正成為未來中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關鍵要素，為世界經濟持續增長提供新動力。

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也給全球治理帶來一系列新的難題。一是數字技術鴻溝進一步拉大了全球發展鴻溝。發達國家憑借對數字技術高地的占領和壟斷，加強眾多發展中國家對其數字技術的依賴，從中獲得巨大經濟收益，鞏固自身在世界利益格局中的支配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卻因技術與資本的限制無法在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技術革命中把握發展機遇，導致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日益擴大。

二是現有的全球數字治理理念、制度框架無法適應數字領域的高創新性。一方面，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不斷走向成熟，云原生、量子計算等新生態技術不斷萌發。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不斷對傳統產業和技術進行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賦能，催生出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數字領域實踐的高速度帶來諸多數字安全、數字鴻溝等問題，但國際行為體無法提出切實有效的治理方案，凸顯出全球數字治理在理念和制度層面的相對滯后性。

三是數據加劇大國之間的競爭。數據可以無縫接入現代信息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領域且發揮著多重作用，無論是在企業市場競爭還是在政府治理過程中的地位都日益顯著。正是由于數據的重要性，使其成為各國競相爭奪的重要戰略資源，從而加劇國際社會的對抗性。

面對數字化在技術和經濟層面所引發的發展鴻溝、信息壟斷等倫理困境，人類應當進行深刻的倫理反思。開放融通、互利共贏是中國對外價值理念的基本構成要素。數字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中國為解決數字全球化時代所出現的治理難題而提出的現代化理念，自然而然承繼了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共同倫理信條，為全球數字治理運行機制和規則重構提供新的倫理價值引導。其中，開放融通是全球數字治理的基本前提，互利共贏是全球數字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數字命運共同體下，兩者為全球數字治理提供新的倫理規范和倫理導向，消除因西方國家的數字霸權在全球范圍內所引發的數字不平等問題，消除全球數字治理赤字。

體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國際關系倫理，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正平等的新國際秩序

平等作為文明積淀的歷史產物，是現代政治社會的基本構筑理念。一方面，由于平等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其內涵也具有某種不言自明性。另一方面，平等概念的結構和內涵具有流動性，根據應用對象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社會地位平等、機會平等。而在現代政治文明中，平等是每個國家和社會共同追求的基本倫理價值和原則。閻學通將“國家利益”定義為一切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東西。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與發展，在精神上，國家需要國際社會尊重與承認。這種精神需要的首要體現就是不同國際行為體間不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一國的事情由本國人民做主，國際上的事情由各國商量著辦。因此，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平等是不同國家共同的倫理價值訴求，具有重要的價值導向和行為規范作用。

然而，在現實國際關系中，因一些西方國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鉗制，不同國家、文明之間的平等流于形式，實質性民主遠未實現。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冠肺炎疫情互相疊加交織所帶來的動蕩、變革與調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沉渣泛起，大國之間、地區之間的戰略博弈日益激化，阻礙平等倫理在國際關系中的實現。數字空間作為現實空間的反映，國際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不平等也投射到數字空間中。例如，面對中國在數字領域競爭力逐步提升的態勢，美國為維護自身在數字經濟、數字技術領域的優勢地位，一方面構建起數字貿易壁壘，打壓和封鎖中國的數字企業和數字產業。另一方面，美國將軍事集團和意識形態對抗、競爭的冷戰思維注入數字領域中，建立排他性的數字聯盟，維護自身在數字空間的主導權。

馬克思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面對數字在實現國家利益的作用以及對國家身份建構、行為方式的重要影響，建立平等的國際數字關系和秩序應是全球數字化潮流的發展目標。鑒于此，中國提出以平等為基點和準繩的數字命運共同體理念，以超越國家層面的方式重塑國家間的關系結構和行為方式。

數字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平等可具象化為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權利平等是實現數字平等的前提條件，它是指在數字空間中不同國家行為體共同擁有選擇、參與和利用數字資源的權利和資格，這體現了數字平等的實質與核心。機會平等是數字平等的內在要求，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上，既不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綜合國力大小的內在限制，也不受強權、規則等外在阻滯，平等享有參與和把握數字化潮流的機會。規則平等是指各行為主體平等遵守共同制定的國際數字秩序、規范和制度，它是數字平等的重要保障。三種具象類平等之間相互促進、互相構建，有助于推動構建更加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國際秩序。

體現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融合的技術倫理觀念，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

科技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關鍵動力。回顧人類文明從原始社會到農業社會，再到工業社會的歷史沿革，技術發展與社會文明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技術越發展越是能提升人類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生產能力，增進人類的物質財富，促進文明的發展，而文明的進步又會再度引起技術的發展。由此看出科技對于文明的塑造和驅動作用。然而，當人類文明發生技術革命來到工業文明時代時，一方面，科技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所有時代創造的所有生產力還更多更大，極大豐富了人類的物質享受，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卻也導致技術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技術在提高生產力效能的同時，卻否定自然的內在價值，致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不斷衰減和惡化，從而擾亂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也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均衡狀態。

人類需要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目標指引下，對工業文明時代造成的科技與生態矛盾進行深刻性、根本性的倫理反思，重塑自然系統與人類社會的協調性的倫理目標。科技發展與生態保護并非天然對立。從本質上來講，科技作為人的力量的延伸，不可能成為擁有具有倫理判斷力的道德主體，因此它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只是在人的使用下才能產生。而人的本質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其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是取決于其所處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作為社會關系的核心，對此更具決定性意義。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環境下的主體，在實踐中將最大化邏輯烙印在科技上，利用其向自然索取物質財富，而不考慮自然的有限性，導致科技生態性的缺失甚至是反生態性。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綠色科技成為科技為社會服務的基本方向，是人類建設美麗地球的重要手段。”2016年5月，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態文明發展面臨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中國。”科技與生態并非天然對立，反而是人類保護自然的關鍵手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生產關系、發展觀念等方面與生態文明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在發揮自身的制度優勢下實現科技的生態化轉型，促進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的相互融合。

數字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基于全球數字化轉型而提出的價值理念，自然而然承繼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環境下的科技與生態相互促進的技術倫理觀念，有力促進數字化與綠色化的深度融合。從數字技術角度來看，中國信通院發布的《數字碳中和白皮書》指出，數字技術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人工智能、大數據、5G等數字技術以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生產方式對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賦能，提升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實現綠色發展。數字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刻洞察了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的統一性，實現數字科技創新與生態文明建設合為一體，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必將成為數字時代共創綠色發展的支柱。

體現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價值目標的追求，引領人類歷史文明發展進程

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向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致賀信，指出“中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擔起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激發數字經濟活力，增強數字政府效能，優化數字社會環境，構建數字合作格局，筑牢數字安全屏障，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數字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特征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高度契合：

首先，數字命運共同體的共建性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行為主體要素層面的包容性。例如因數字的虛擬化、隱蔽性、無邊界性等特點極易造成數據的濫用、泄露，繼而威脅到一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以及社會穩定。而數據的幾何級數增長使得任何一國都無法單獨應對數據安全風險問題。面對此種情勢，數字命運共同體強調數據安全的建設需要各個國家的共同參與、共同努力、共同建設。同樣，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不存在“他者”“對象物”的概念，每個行為主體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主體，都應對其進行主體性探索和建構。數字命運共同體以共建性增進各國互信并加強各國團結合作意識，來應對數據安全問題，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元主體參與模式相得益彰。

其次，數字命運共同體的切實性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全球大變局的時代性。切實性是指數字命運共同體對數字空間中遇到的機遇和挑戰的深刻把握和務實回應。打造一個互聯互通、包容多元、公正合理的數字秩序是所有國家的期盼。但在當下數字空間卻充滿挑戰，突出表現在對數據開放或保護的分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圍繞數字話語權所進行的大國博弈等。數字命運共同體在看到全球化時代不同國家間的聯系和依存不斷強化的基礎上，呼吁攜手應對這些現實挑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認識到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疊加交織的同時，也透過種種迷霧看到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回應百年變局下功利與倫理的沖突，引領人類發展。兩者對于全球現實問題的深刻把握和積極回應，反映了彼此間的共通性。

最后，數字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性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維系人類歷史發展的倫理義務。當前人類社會所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和道德性缺陷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復雜，現代化每前進一步，人類社會的脆弱性都要增加一度，使人類歷史的綿延受到嚴重威脅。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指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目的在于保證人類系統的良性運轉，體現了對維系人類歷史發展倫理義務的擔當。同樣，數字命運共同體致力于在數字化發展進程中追求人類歷史的代際公正，在更高層次上整合各方力量，增強彼此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消弭全球數字治理水平和全球性數字問題之間的脫節問題，化解數字空間中的各種紛爭。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人類歷史延續的倫理擔當與數字命運共同體促進數字高質量發展遙相呼應，共同增進人類歷史的發展和進步。

數字命運共同體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宏觀體系中的重要構建指標，其中所體現的共建性、切實性和發展性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了高度契合，體現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倫理價值目標的追尋，為應對數字發展所帶來的倫理困境制定出合理的倫理規約。

面對數字化浪潮對國際倫理規范的沖擊所引發的全球性倫理難題，數字命運共同體以新的高度對現有國際倫理觀念和倫理規則進行重塑，回應人類社會數字轉型所帶來的倫理挑戰，使其在新的倫理道德框架內實現數字向善，引領人類文明發展和進步。

（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中方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新華網，2020年9月8日。

②劉皓琰：《數據霸權與數字帝國主義的新型掠奪》，《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2期。

③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⑤習近平：《讓工程科技造福人類、創造未來——在2014年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的主旨演講》，人民網，2014年6月3日。

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⑦《習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致賀信》，新華網，2021年9月26日。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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