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致力于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不懈探索的理論問題和實踐主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規劃，提出要將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從最初單一的“工業化”逐步轉變為“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式現代化”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指導思想。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開辟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境界。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國共產黨  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4.010

宋學勤，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史學理論、當代中國社會史、中國共產黨社會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中共黨史學概論》《梁啟超新史學的當代解讀》《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社會》《輝煌40年——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叢書·社會建設卷》《新中國70年城鄉人口流動》等。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明確提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其深刻的歷史邏輯和歷史依據，從歷史維度審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生成、選擇和發展，是深入把握和科學認識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內涵及特征的前提。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工業化”目標的確立

現代化是世界性的歷史進程，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實現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社會組織與社會行為深刻變革的過程”。[1]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仁人志士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懈探索的理論問題和實踐主題。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有識之士不斷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中尋求現代化發展道路，從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地主階級洋務派，到主張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再到推翻封建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皆因領導力量的內部原因和外部條件制約而屢失現代化機遇。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后就堅守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把探索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作為自己的歷史重任。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規劃，提出要將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早在1934年，毛澤東同志就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將來向前發展過程中，它將實行國家工業化政策”。[2]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深刻認識到，工業是“最有發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正因如此，他強調“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并明確提出“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歷史使命。[3]1941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寫給博古同志的信中，對工業化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關系作了深入闡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4]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向全黨鄭重宣布：“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5]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明確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任務。[6]自此之后，黨的經濟工作的中心就逐步轉變成為實現國家工業化而奮斗。可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是從工業化的角度來理解現代化的內涵，把現代化等同于工業化。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已初步形成關于實現中國工業化的構想，其基本內容包括：第一，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以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前提。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7]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破除了阻礙現代化的舊制度并取得了現代化需要的民族獨立，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重要前提條件。第二，中國的工業化要求在經濟上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合作并存。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國家建立后，在經濟上實行國營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合作并存的格局。第三，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基于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是實現工業化基礎的現實考量，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搞工業化建設必須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第四，中國的工業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針。1945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指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8]這也成為此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基本遵循。第五，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必須積極利用外國資本。早在1936年，毛澤東同志與斯諾談話時就講到：“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9]這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具備利用外資重點發展工業的思想。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探索，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四個現代化”的探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開展和認識水平的提高，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步驟進行了持續地探索，現代化發展戰略從最初單一的“工業化”逐步向“四個現代化”轉變。

20世紀50年代，“四個現代化”作為我國經濟建設的總體戰略和現代化目標被提出來。1954年9月，周恩來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10]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正式將現代化的目標任務明確為“四個現代化”。1956年，“四個現代化”寫入黨章。“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1]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澤東同志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后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2]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1964年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3]這一新表述，將之前“四個現代化”中的“農業現代化”與“工業現代化”的先后順序作了對調，將“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調整為“現代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奮斗方向。

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任務，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國情出發，積極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一是明確提出要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基于對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的反思，1957年，毛澤東同志提出并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一重要概念。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14]走中國工業化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過程中形成的重要思想。可以說，改革開放后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和新時代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其發端皆在于此。二是制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兩步走”戰略。1964年12月，周恩來同志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對“兩步走”作了完整、準確的表述：“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5]1975年1月，周恩來同志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并對“兩步走”的時間作了明確規定：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6]“兩步走”的發展戰略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制定新時期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三步走”的戰略步驟提供了歷史經驗和理論來源。

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研究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時認為，“中國社會的總體轉變直到20世紀中期一直是時起時伏、拖拉緩慢的”，1949年以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才最終加入了少數后起國家的行列，準備快速地進行現代化。中國人一旦達到了這一步（雖然還未現代化），便努力保持其變革的勢頭”。[17]新中國前30年的現代化建設實踐證實了這一論斷。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工農業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經過近30年的建設，到改革開放前夕，新中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對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一時期的現代化建設成就，美國學者莫里斯·美斯納給予高度評價，稱該時期是“中國工業革命時期”，認為這個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18]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四個現代化”的理論探索與實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的形成積累了歷史經驗，提供了思想資源。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等中央領導人在總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功與失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與戰略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內涵豐富、特色鮮明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

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全新概念。他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19]同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同志進一步講道：“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20]同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用“小康”來描述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1]此后，鄧小平同志在不同場合多次使用并闡發“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作為對四個現代化理論的繼承和創新，中國式現代化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指導思想。

鄧小平同志不僅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而且作了具體闡釋并不斷豐富其內涵。其一，中國式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22]針對“全盤西化”的現代化觀點，他一再強調：“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23]這些論述從根本上規定了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方向。其二，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因此，鄧小平同志指出，現代化建設“最主要的是搞經濟建設，發展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誤”。[24]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經濟的現代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其三，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的現代化。鄧小平同志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25]在強調現代化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重視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面進步，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進程中，以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注意根據形勢和條件的變化，適時調整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和步驟。根據鄧小平同志提出的20世紀末實現小康目標的構想，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萬億元左右。對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目標，1987年，黨的十三大確定了“三步走”戰略部署：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2002年，黨的十六大正式宣告：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并提出在20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為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指明了方向。2007年，黨的十七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調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從1978年到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3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6倍，外匯儲備增加了1.98萬倍，財政收入增長了103倍。1979到2012年的34年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9%，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2.8%。1978年到2012年，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份額從1.7%增長為11.3%。[26]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推進，不僅成功開辟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走向“富起來”的光明道路，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借鑒。

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形成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新矛盾、新使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新要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總結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理論與經驗實踐，對中國現代化發展藍圖作出了系統性謀劃，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論斷，開辟了新時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境界。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現代化建設探索上的主要成就有：一是明確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任務和戰略安排。黨的十九大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奮斗目標，并作出分兩個階段來安排的戰略部署。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二是推進“新四化”同步實現。黨的十八大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27]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28]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走過彎路，也遭遇過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和挫折，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意志和決心始終沒有動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認識上不斷深入、在戰略上不斷成熟、在實踐上不斷豐富，加速了我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為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實踐基礎、理論基礎、制度基礎。”[29]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作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之一。推進“新四化”同步實現，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本路徑，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三是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命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概念，這是因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全新概念。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了分兩個階段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部署，即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1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全面部署。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本質特征與核心要素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圍繞什么是現代化，以及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和如何實現現代化等基本問題進行了長期的實踐和探索，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其深刻的理論、歷史與現實依據，具有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道路的本質特征與核心要素。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其深刻的理論、歷史與現實依據。就理論依據而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來源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貫穿于整個中國現代化歷程的始終，西方各類現代化理論在近代中國展開激烈交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對社會發展的經典論述、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構想，為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論資源，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提供新的探索路徑。就歷史依據而言，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得以創造、發展的基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前30年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對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探求中，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開始了初步探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開辟了既有別于蘇聯傳統社會主義現代化，又有別于歐美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就現實依據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以及歷史使命決定了中國必須創造并堅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形成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中國之制是根本，中國之治是表現，以制度部署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道路的本質特征。第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在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不斷變化的中國國情相結合，打破教條主義的束縛，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之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賦予了現代化更為豐富的內涵。第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之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發展目的，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注重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重視縮小貧富差距，推進共同富裕。中國的現代化是在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推進現代化，這就彰顯出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內在要求和顯著特征。第三，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之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30]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體現在經濟上富強、政治上民主、文化上文明、社會上和諧，還體現在生態上美麗，要求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再次，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道路的核心要素。在價值導向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主導價值。人是現代化建設的主體，也是現代化建設的目的，沒有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的現代化，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把人從一切束縛和壓制中解放出來，充分激發和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創造出更加全面、更加公平、更加為全體人民所共享的現代化。在組織主體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因此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并適應現代化的形勢和任務以加強黨的建設。在理論指導上，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結底是馬克思主義行，因此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在目標指向上，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和為世界謀大同，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也應以民族復興、人民幸福和世界大同為依歸。在運行機制上，當代中國的發展走出了一條利用市場力量、發揮政府作用、尊重人民地位的道路，因此應堅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與人民主體力量相結合的機制。在內外環境上，國內的穩定與安全和國際上的和平環境是后發現代化國家謀求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因此在踐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應當積極維護國內的穩定與安全局面以及國際和平環境。

結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世界意義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因其豐富內涵和特征、中國特色和創新探索而具有偉大的意義。對中國來說，它讓近代以來飽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走上兼具中國特殊性和人類文明一般性的發展道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和成就，讓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為未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提供遵循，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導。于人類文明而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打破了現代化即西方化的傳統思維定式，為那些既想保持自身獨立又想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探索有別于西方的發展道路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共同的追求，中國方案的特點在于把這種追求化為在各個領域可以與西方現代化模式展開對話的實際成就，因而具有獨特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實踐表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廣，將更好發展自身、造福世界。”[31]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然阻礙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國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形成，也通過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為解決困擾人類的社會、生態、國際關系等問題提供了經驗。

注釋

[1]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頁。

[2]《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89頁。

[3][4]《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207頁。

[5][7]《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1080頁。

[6][8]《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1132頁。

[9]《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4頁。

[10]13][15][16]《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439、439、479頁。

[1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315～316頁。

[12]《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頁。

[14]《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頁。

[17]［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2頁。

[18]余飄主編：《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242～243頁。

[1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96頁。

[20][21][24][25]《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237、276、250頁。

[22][2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229頁。

[2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第955頁。

[27]《胡錦濤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8頁。

[28][30]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22、50頁。

[29]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304頁。

[31]《習近平給“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外籍青年回信》，《人民日報》，2021年8月12日，第1版。

責 編／桂 琰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Road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Song Xueqin

Abstract: Exploring a new path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and striving to realize China's modernization are the theoretical issues and practical them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tirelessly worked on. Dur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PC began to plan the goal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proposed to turn China from a backward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y.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initial single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the overall guiding though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CPC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Road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and open up a new real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Road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