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烏克蘭危機，不僅是一場發生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或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沖突，而且是一場在國際權力轉移敏感時期發生的多方力量之間復雜而深刻的國際沖突，同時還是21世紀以來牽動全球秩序重構、歐亞地區地緣政治格局重塑，以及人們對世界事務中關鍵問題重新認知的一項重大事件。烏克蘭危機存在深層背景與直接誘因，其發展演進可分為10個階段，且各有要點。烏克蘭危機帶來大國惡性競爭長期延續、烏克蘭國內格局難以出現轉機、俄羅斯面臨持續挑戰卻有強勁抗衡能力以及爭議地帶諸多困境等巨大影響。其前景可能出現“大交易”“大懸空”“大陷阱”“大轉型”等情況，需要一個包含各方利益與意愿，統攝各個領域復雜需求與可能的總體性解決方案，才可能找到出路。
【關鍵詞】烏克蘭危機 明斯克協議 大國競爭 地緣政治 諾曼底模式
【中圖分類號】D85/E5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10
馮紹雷，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華東師范大學上海高校智庫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俄羅斯研究》主編。研究方向為俄羅斯與歐洲的政治、歷史及社會轉型，大國關系史，國際政治理論。主要著作有《制度變遷與對外關系：1992年以來的俄羅斯》《一個歐亞大國的沉浮》《20世紀的俄羅斯》等。
烏克蘭危機，是冷戰終結30年來前蘇聯地區最大的一場危機。這不僅是一場發生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或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沖突，而且是一場在國際權力轉移敏感時期發生的多方力量之間復雜而深刻的國際沖突。烏克蘭危機，也是21世紀以來牽動全球秩序重構、歐亞地區地緣政治格局重塑，以及人們對世界事務中關鍵問題重新認知的一項重大事件。鑒于這場危機延綿8年多，迄今依然深深擾動區域與全球局勢，因此，需要從動因、進程、影響、前景等幾方面著手，探討烏克蘭危機進程與深層結構因素的關聯，分析各方長期戰略與近期決策的互動，包括從思想理論性問題的眾說紛紜中，努力把握這場危機的來龍去脈。
危機的動因、進程與特征
深層背景與直接誘因。從較長期的角度來看，以下三方面的基本變化是烏克蘭危機的深層背景。首先，20多年來，烏克蘭國家政治發展方向不定，國內憲政體制多變，國家治理功能衰弱，社會經濟長期波動，腐敗盛行，民生艱難，這是造成本次動蕩的一個長期的內部原因。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對在“顏色革命”中被選上臺的烏克蘭總統維克多·安德烈耶維奇·尤先科，以及2010年當選總統的亞維克托·亞努科維奇，都給予了尖銳批評。他認為，在他們治理下的烏克蘭是后冷戰階段充滿“政治焦慮”的“民主失敗”國家的典型。[1]這揭示了西方以所謂的“民主與威權”劃分世界，企圖將烏克蘭納入歐美勢力范圍的圖謀，乃是導致烏克蘭危機的重要背景。
其次，烏克蘭地處歐亞大陸東西方文明結合部最西端的特定歷史地理位置是危機的又一深層原因。西歐的宗教與政治歷史對烏克蘭西部地區影響深厚，但基輔本身又是俄羅斯文明發祥地。后冷戰地緣政治的特殊背景下，北約與歐盟等西方勢力的拓展、俄羅斯的傳統影響以及當地傳統犬牙交錯，在烏克蘭突出表現為東西方之間不可遏制的東拉西扯、相互沖撞，使該國成為大國紛爭的漩渦。烏克蘭難以復制同處歐洲文明結合部地帶的其他國家（如瑞士、奧地利等）的民族與區域建構路徑。難以規避的既定文明歷史背景、西方基于意識形態對國際轉型的總體戰略設計，都為這場危機作了伏脈千里的鋪墊。
此外，還有一個關鍵的背景，即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一方面，西方對俄羅斯的成見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與20世紀90年代痛苦轉型中的蕭條虛弱相比，俄羅斯“黃金十年”所獲得的國力增長、普京引導的強國精神，使俄羅斯再也不愿以“冷戰失敗者”的身份與西方打交道，而是急起直追，以牙還牙，以俄羅斯推動的歐亞經濟聯盟與西方對峙。以上種種暗潮涌動，為烏克蘭危機的爆發早早埋下了伏筆。
烏克蘭危機的直接誘因可從三方面分析。其一，“文明離婚”式的蘇聯解體過程尚未終結，“蘇聯解體綜合征”還深深困擾著艱難轉型中的前蘇聯各國，而美國一直策動“顏色革命”，力推烏克蘭、格魯吉亞加入北約。歐盟在烏克蘭問題上采取排他性的“歐盟聯系國協定”和“東方伙伴關系”計劃，直逼俄羅斯的安全與經濟命脈底線，激起俄方的強烈反彈。其二，原來作為歐俄雙邊關系的“粘合劑”，并有一系列基礎設施作為保障的歐俄能源合作體系，因烏克蘭過境天然氣危機與“頁巖氣革命”的驟然發生、歐洲政治的代際更替、跨大西洋關系的走向不明等新出現的不確定性因素，正在發生動搖，致使俄歐關系趨于疏離與對立。美俄關系在奧巴馬上臺之后的“重啟”舉措中一度短暫緩和，后又因“阿拉伯之春”、敘利亞戰爭，以及“反導”等一系列雙邊核心問題而擱淺，直到2014年2月，美國在烏克蘭首都騷亂中直接干預和離間，這表明美國不光企圖在俄烏之間，而且企圖在俄歐之間插入“楔子”，以力求繼續掌控歐亞事務。但是，實力和意愿之間的差距，往往使其力不從心，捉襟見肘。其三，烏克蘭危機過程中多重沖突交織，不光有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紛爭，有烏克蘭東部和西部間的矛盾，有激進極右翼和寡頭之間的角斗，還有其他各個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復雜博弈。有評論家認為，烏克蘭政壇不像是一個政治家的聚合處，而更像是一批拳擊手的競技場，各方樂于尋租，罕言道義，也難有建設性動議，因此造成了危機的爆發和預后的處理都極難控制的局面。
危機演化階段與要點。烏克蘭危機出現了先后相繼的不同演進階段。以下就各時段的要點做簡要梳理，以便觀察事態的發展機理。
第一階段，2013年，要點是烏克蘭政府從與歐盟談判轉向對俄合作并引發大規模抗議。幾乎2013年整整一年，歐盟與烏克蘭就“歐盟聯系國協定”進行談判。在歐盟基本不與俄方溝通，不考慮其訴求的背景下，俄羅斯決定以牙還牙，提供大量優惠條件，說服烏克蘭加入前蘇聯國家組成的“歐亞經濟共同體”。2013年11月21日，烏克蘭政府決定暫停與歐盟談判，同時，恢復與俄方的會談。當晚以及次日，主張與歐盟發展關系的數千人在基輔聚集，抗議政府的政策轉向。12月1日，數十萬民眾涌向基輔的獨立廣場和歐洲廣場舉行集會，與警察發生沖突，并于12月2日占領廣場，要求解散政府。12月17日，俄烏間經過談判達成一攬子合作協議，其中包括俄羅斯大幅度降低對烏克蘭天然氣供應價格，并向烏克蘭提供150億美元財政支持。此階段，俄歐雙方都將烏克蘭置于排他性競爭的背景之下。一方面雙方對各自戰略意圖的實現都寄予過高期望；而另一方面雙方對各方民意反應和內外復雜互動，都沒有作好應有的準備。
第二階段，2014年初至2014年2月下旬，要點是2014年2月22日發生政變。2014年年初，時任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展開與反對派對話，基輔的大規模抗議一度趨緩。1月下旬，盡管當局做出包括恢復2004年憲法規定的總統制、赦免抗議活動參與者法律責任、與反對派共同組成聯合政府等一系列讓步，民眾示威高潮依舊，并于2月16日占領政府大樓，2月18日發起更大規模示威，導致大批警察受傷，部分民眾和警察身亡。其間，美國加大干預，并力促歐盟聯手對亞努科維奇政權施壓。內外夾擊下，因執政陣營內部反戈而走投無路的亞努科維奇，不得不在2月21日與反對派簽署全面退讓的政治協議，并邀請德國、法國、波蘭，以及俄羅斯見證。然而，在一天內，這一為各方所確認的協議墨跡未干，便被更為激進的反對派發動的帶有暴力性質的政變所推翻。繼而，亞努科維奇出走，季莫申科獲釋，烏克蘭組成親西方的過渡政府。
第三階段，2014年2月底至3月底，要點是克里米亞宣布獨立并加入俄羅斯。2014年2月下旬烏克蘭境內的克里米亞形勢依然動蕩。2月23日，烏克蘭議會宣布廢除《國家語言政策基礎法》，取消俄語的官方地位，遭到俄方反對。3月6日，克里米亞議會通過決議，宣布克里米亞將以聯邦主體身份加入俄羅斯聯邦。3月16日，克里米亞經全民公決提出了加入俄羅斯的要求。3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重要講話，高調支持克里米亞的獨立和回歸俄羅斯的要求。與俄羅斯精英和民眾對此大比率的支持相比，西方輿論一片批評之聲。3月24日，西方八國集團峰會（簡稱G8峰會）暫停邀請俄羅斯參加，但俄羅斯仍被邀請參加6月6日法國諾曼底登陸7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國關于克里米亞等問題的穩健理性表態，獲得各方認可。3月27日，第68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有關烏克蘭問題決議，聲明對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承諾，敦促各方通過直接對話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
第四階段，2014年4月，要點是烏克蘭東部地區動蕩，日內瓦協議達成。在克里米亞局勢催化下，2014年4月上旬，烏克蘭東部地區相繼出現動蕩局勢，哈爾科夫、盧甘斯克、頓涅茨克等地先后提出仿效克里米亞的或是獨立、自治，或是加入俄羅斯的要求。西方開始制裁俄羅斯。4月17日，俄羅斯、美國、歐盟、烏克蘭四方外長在日內瓦舉行會談，要求各方停止對抗，并就緩和烏克蘭局勢達成一項協議，但該協議并未取得實際進展。
第五階段，2014年5月初至7月上旬，要點是2014年5月25日烏克蘭大選，同年6月6日在諾曼底登陸70周年紀念儀式上多國首腦進行危機以來首次會見。烏克蘭東部、南部和基輔政權的對抗態勢進入白熱化。5月2日，南方城市敖德薩有100多名平民在沖突中死亡，令世人震驚。俄方對于烏克蘭東部地區要求自治和歸并俄羅斯持謹慎立場。5月7日，普京有條件地支持烏克蘭總統大選。5月25日，烏克蘭總統大選，“巧克力大王”波羅申科首輪當選后，表示出和解意愿，但是，拒絕與東部親俄勢力和談。6月6日，在諾曼底登陸70周年紀念儀式上，普京與西方首腦以及波羅申科舉行自烏克蘭危機以來的首次會見。6月7日，波羅申科發表就職演說，決意加入歐盟，表示不會實行聯邦制，堅持打擊烏克蘭東部的分離武裝，并強調烏克蘭語為唯一國語。烏克蘭危機形勢未見緩和。
第六階段，2014年7月中旬，要點是2014年7月17日馬來西亞一架波音777客機在烏克蘭靠近俄羅斯邊界墜毀。在烏克蘭東部形勢依然膠著的背景下，“7·17”馬航客機墜毀事件成為一個重要轉折點。在西方迅速發起的輿論攻勢之下，俄羅斯面臨巨大壓力。7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馬航客機墜毀事件決議，表示不做“有罪推定”，主張公正核查。然而，美國施加強大壓力說服德國和其他盟國，于8月初開始實施冷戰后西方聯手對俄的最嚴厲制裁。俄羅斯遂以禁止西方農產品進口報以反制。局勢再次陷入白熱化境地。
第七階段，2014年7月下旬至8月底，要點是2014年8月中旬俄羅斯提出人道主義援助，8月中下旬德法俄烏外長舉行四方會談。7月下旬，借助馬航事件的輿論環境，烏克蘭政府軍加大對親俄民間武裝的打擊力度，波羅申科要求在兩周之內解決東部問題。烏克蘭東部民間武裝接連遭受重創，平民遭受嚴重傷害，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民間武裝占領區域日漸收縮與被切割。8月初，俄羅斯提出以人道主義援助進行解救，經過國際協調，多方達成初步共識。8月17日，德法俄烏外長舉行四方會談，圍繞人道主義援助進入烏克蘭的路線、東部停火等問題，再次進行艱難協商。然而，危機出現一線轉機之際，烏克蘭東部民間武裝突然公開披露，俄方向其提供裝備并幫助人員訓練。俄羅斯官方對此予以否認。同時，烏克蘭極右集團發出最后通牒，要求24小時內改組烏克蘭內務部，釋放日前被捕的廣場抗議同伙，否則，將以發動武裝暴動相抗爭。烏克蘭局勢仍然高度緊張。
第八階段，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要點是“明斯克協議”。烏克蘭頓巴斯地區2014年4月爆發流血沖突，隨后烏克蘭政府在東部地區進行“反恐行動”。同年9月5日，由烏克蘭、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簡稱歐安組織）、俄羅斯（此三方被稱為“三方聯絡小組”）與烏克蘭東部民間武裝簽署了《明斯克議定書》。2015年2月12日，三方聯絡小組與烏克蘭東部民間武裝簽署了名為《履行明斯克協議綜合措施》的文件，此文件被廣泛稱為“新明斯克協議”。該協議旨在推動當年年底前實現全面停火、制定和執行新的排雷計劃、撤出部隊和裝備、釋放和交換被扣人員等目標與工作。各方表示愿意在“諾曼底模式”（法國、德國、俄羅斯、烏克蘭四國各層級磋商）和三方聯絡小組的框架下，為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享有地方自治特殊地位的法律安排尋求共識。雖該協議還有許多模糊之處，此后其主要條款也并沒有得到真正落實，但是，該協議給緩解沖突帶來了希望。
第九階段，2015年3月至2019年4月，要點是“明斯克協議”后各方力量多年博弈和持續膠著。早在2014年8月，烏克蘭安全局宣布在烏克蘭頓涅茨克州發現攜帶武器和證件的俄羅斯軍人。俄羅斯予以否認。新明斯克協議簽署后，2014年11月，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和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兩共和國”）舉行領導人和議會選舉。2015年3月18日，波羅申科簽署關于頓巴斯個別地區地方自治特殊制度的法律修正案。烏克蘭民間武裝稱，因該修正案違反新明斯克協議中規定應與“兩共和國”代表就所有與選舉相關問題進行協調的第12條，故對此修正案不予承認。同年4月17日，美國約300名來自陸軍173空降戰斗旅的傘兵抵達烏克蘭。俄方指責，美方此舉違反新明斯克協議。2015年起，俄烏雙方多次就派遣維和部隊事項進行談判，均無果而終。在此期間，俄羅斯與北約的對峙不斷升級。2016年2月，歐安組織的無人機畫面顯示，反政府武裝部署自行多管火箭炮。2017年12月，美國政府批準向烏克蘭提供反坦克導彈等致命性武器計劃。雙方互相指責對方違反明斯克協議規定。2018年1月，烏克蘭議會通過“頓巴斯重新一體化”法案，該法案將俄羅斯稱為“侵略國”，將頓巴斯認定為“臨時被占領土”。俄方稱“該法案已葬送明斯克協議”。同年11月，烏克蘭外交部發表聲明，對“兩共和國”地方領導人和議會選舉不予承認，并稱其是對明斯克協議的破壞。2014年至2019年，美國向烏克蘭撥款超過13億美元。2020財政年度，美國計劃向烏克蘭額外撥款2.5億美元以作軍援，還另外撥款近6億美元用于對抗中俄影響力。在此階段，俄烏刻赤海峽沖突，《烏俄友好條約》被烏克蘭廢止，烏克蘭東正教會脫離俄羅斯東正教會獨立，烏克蘭將加入北約和歐盟寫入憲法修正案并生效。作為回應，俄羅斯向烏克蘭“兩共和國”居民發放護照。雙方抗衡態勢未見緩解，并時有激化。
第十階段，2019年5月至今，要點是2019年5月20日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就職烏克蘭總統后的合作與抗衡。“政治素人”澤連斯基就職總統后，烏克蘭危機一度呈現緩解跡象。此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表示，愿意全面恢復與美國的關系；而美國雖在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稱中俄為“主要競爭對手”，但在地區沖突和雙邊問題上仍需與俄羅斯協調溝通。5月22日，普京與法德領導人通話，以推進執行明斯克協議。然而，俄烏雙方就東部問題的立場仍有明顯差異：普京堅持明斯克協議是解決沖突的唯一途徑，要求烏克蘭必須履行明斯克協議；而澤連斯基則堅持在收回克里米亞、不給東部沖突地區特殊地位的前提下進行談判。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原則立場無法妥協的前提下，雙方本也可就停火、交換戰俘、改善爭議地帶基礎設施、必要時派遣維和人員等進行談判，但是，在俄羅斯與美歐關系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危機始終難見松動。2019年12月9日，俄烏法德領導人出席“諾曼底模式”四國峰會，尋求解決烏克蘭危機，20天之后烏克蘭與烏東民間武裝全面交換戰俘，但俄烏雙方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立場未見根本改變。2020年年初、2021年春夏，烏克蘭東部地區在大國關系變化的背景下又呈緊張局勢。
烏克蘭危機進程的幾個突出特點。其一，本次危機的角色眾多，既有傳統主權國家行為者，又有代表來自不同歷史文明背景的利益群體；既有自詡為當下國際秩序代表者（美國、歐盟），又有被指為現存體制的“修正派”（俄羅斯）；既出現了聯盟方式的行動集體（如北約和歐盟），也存在著大量抵制“選邊”、傾向于中立的政治單位（如中亞諸國，以及俄羅斯之外的金磚國家等）。出場角色的紛繁復雜，反映了這場危機包含多向度的政治與歷史內涵，也大大增加了危機處理的難度。
其二，危機過程一波三折，復雜而多變：不但各方立場和戰略隨著各個階段的問題導向因時而異，而且，諸如馬航事件的突然發生、秘密外交和公開行動的相互交織、媒體戰中的真相和謊言的真假難辨等，也使得整個危機處理過程撲朔迷離。加之各國政要雖然一邊通過熱線直接對話，但是一邊又惡語相傷，極大影響著國家間信任，使大國關系受到嚴峻考驗。
其三，沖突中各方存在大量“迎頭相撞”的高度風險。以歐盟、美國、烏克蘭為一方的總體實力要高于俄羅斯，而俄羅斯不甘示弱，在遭受制裁壓力下其軍備建設反而加強。鑒于全球化受阻，但依然前行的特定歷史背景，這場沖突的當事各方遠不似戰爭時期或冷戰時期那樣非敵即友；而是各方在爭奪中呈現出甚多亦敵亦友、相互影響與掣肘，其間利益與價值取向的關系結構非常復雜。這場危機遷延時日綿長，一時一地中難分伯仲。
其四，危機牽動全球秩序的走向、歐亞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塑、民族國家地位、大國間緩沖地帶的存在、區域合作和安全構架，以及對一系列世界事務中關鍵性問題，如冷戰、遏制、制裁、結盟、中立、國際干預、國內制度變遷和對外政策相關性等的重新認知，同時事關“國際轉型”所涉及的國內轉型、國際秩序、國家間關系這三個關鍵問題。因此，這場沖突的輻射效應將擴散至未來國際關系的各個環節和方面，影響會相當廣泛而深遠。
烏克蘭危機的影響
烏克蘭危機持續的時間，遠遠超過危機爆發時人們的估計，同時，危機帶來的對峙與破壞也深深影響著各個方面。
大國惡性競爭長期延續。首先，美國和歐盟對俄戰略均有各自背景與考量。從烏克蘭危機后的態勢來看，美國在對俄戰略上志在必得，有其客觀背景。21世紀20年代以來，美國在中東插手引起局勢動亂，重返亞洲難以進一步得手，唯有烏克蘭事件可能是顯示其外交策略有所進取之所在。另外，切斷俄羅斯與歐盟的聯系也是美國的一個深層戰略考量。美國精英層和各大智庫間的激烈爭論，并沒有阻止新保守主義和民主黨陣營在反俄問題上的聯手崛起。相形之下，以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較為穩健的力量主張在歐洲敏感地帶保持勢力均衡的傳統政治觀點，明顯被邊緣化，無法阻擋美國對俄強硬派的聲勢。
盡管烏克蘭危機已經成為美國自相矛盾的外交原則的一個雷區，但是，無論從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利益考慮，還是對將對外推進“自由議程”作為美國國家利益的基石而言，美國都無法承受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失敗局面。一直到特朗普執政時期，雖其本人曾經對普京“另眼相看”，競選時期甚至公開表示連克里米亞都應歸俄羅斯所有，但是一旦執政，特朗普也無法撼動美國主流政治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政治正確”。當澤連斯基企圖繞開克里米亞問題，尋求解決烏克蘭東部問題并緩和烏俄關系的時候，特朗普卻深陷“通俄門”并被民主黨人和媒體窮追猛打，從而對原來企圖緩和美俄沖突這一目標無能為力。作為烏克蘭危機的利益攸關者，美國在拜登擔任總統后，一邊對俄施壓，一邊企圖控制與俄沖突的水平。烏克蘭危機依然是美國對俄政策中的關鍵問題。在美國尚未取得俄方信任的前提下，難以期待短期內烏克蘭問題會有重大突破。
克里米亞事件后，歐洲追隨美國參與對俄制裁，這既是美國施壓后的不得已而為之，同時，因歐盟自身也面臨輿論轉向“大西洋化”的壓力，所以強化對俄立場有源可尋。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立場的變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隨著德國愈來愈在歐洲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中生代政治精英逐漸對俄羅斯國內政治保守化趨勢不滿；在克里米亞事件、馬航事件等的催化之下，德俄關系迅速惡化，成為這一波美歐趨于聯手的重要背景。
烏克蘭同歐盟聯系國協定已于2017年9月正式生效。此前波羅申科曾提出，將迅速采取行動，與歐盟簽署政治和經濟協議。然而，時任法國外長法比尤斯卻強調，“當波羅申科說出聯系協議是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國的第一步時，我同我們的歐洲伙伴對此進行了討論，大部分人并不這樣認為，這很清楚”。[2]法比尤斯這里所說的“大部分人”是指不贊同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大多數歐盟國家，首先指德國和法國等“老歐洲”國家，他們不但擔心烏克蘭的加入會過多刺激俄羅斯，而且更擔心歐盟現在的內部問題堆積如山，而一旦發展水平和治理狀況遠不樂觀的烏克蘭加入，勢必會引發更多麻煩，還會大大削弱歐盟的決策能力。相比之下，歐盟的新成員國則態度迥異，以與烏克蘭互為鄰國，貿易關系密切的波蘭為例，如果烏克蘭能夠“入盟”，則有利于波蘭市場擴張和經濟能力提升，加之美國對其的特殊影響力，力挺烏克蘭“入盟”自然成為波蘭國策。然而，至少在目前情況下，烏克蘭“入盟”還得由“老歐洲”的多數成員國加以定奪。
就歐盟而言，更為緊迫的問題是俄羅斯、歐盟與烏克蘭的能源關系。雖然歐盟已經幫助烏克蘭向俄羅斯支付了大量天然氣欠款，但這只是所有欠款的一小部分。同時，連續多次三邊能源對話，也遠沒有解決關鍵的天然氣價格問題，歐盟還不得不承受更多來自俄羅斯的壓力。更為重要的是，“北溪-2”天然氣管道在建設期間一直遭到來自美國的反對與阻撓，拜登上臺后雖稍有松動，但仍對俄羅斯繼續施壓，而德美在落實“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協議方面也仍存變數。在其他地區事務上，無論是伊朗核問題的六方會談，還是面對敘利亞危機，歐盟都只能與俄羅斯打交道，而完全沒有烏克蘭可以參與的空間。
烏克蘭危機后，一個變化趨勢是歐盟國家開始反思“東部伙伴計劃”。無論是德國還是法國都對排他式的區域一體化進程重新有所認識，認為這樣一種排他式的安排，至少導致了烏克蘭問題的沖突激化。學界和輿論則比官方立場更進一步，法德兩國民意對于烏克蘭沖突的態度，經常遠比官方更為中立。同時，特朗普執政之后，不僅在北約軍費開支問題上對歐洲盟友進行毫不留情的打壓，而且在“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上蠻橫地直接向默克爾施壓，因此促使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主要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更多地傾向于以歐洲方式——比如“諾曼底模式”或“明斯克模式”，來尋求危機的解決之道。
其次，從美國和歐盟對烏克蘭的政策目標及其實施狀況來看，有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美歐一致推進的政策領域。這些政策是基于美歐近似的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立場。美國地緣戰略理論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于1994年初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撰文提出，一個健康穩定的烏克蘭是制衡俄羅斯的關鍵力量，此為他所倡導的冷戰后美國新大國戰略的核心立場。他寫道：“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再是一個帝國，但一旦烏克蘭被征服，俄羅斯就會自動成為一個帝國，這一點無論怎么強調都不為過。”文章發表后，美國、英國和俄羅斯通過《布達佩斯宣言》，承諾尊重烏克蘭的獨立和主權，以換取烏克蘭成為一個無核國家。烏克蘭危機發生后，美歐共同致力于恢復烏克蘭領土和主權完整，不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主權，并鼓勵俄羅斯通過明斯克協議解決頓巴斯沖突。同時，美國及其盟友也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采取了報復性行動。多年來，華盛頓對數百名俄羅斯人以及俄羅斯的一些經濟部門實施了制裁，涉及國防、能源和金融等領域。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也對俄羅斯實施了類似的懲罰措施。
第二，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美歐各有側重。在法德斡旋和參與下，俄烏兩國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簽署了《明斯克議定書》、《履行明斯克協議綜合措施》（新明斯克協議）。協議要求烏克蘭政府與烏東民間武裝停火，撤出重型武器，烏克蘭控制其與俄羅斯的邊境，并允許其中某些地區舉行地方選舉且給予其特別政治地位。美國對此表示支持。然而，對美國而言，烏克蘭是其對外援助首選目的地，美國平均每年向其提供2億多美元援助，且為回應俄羅斯的干預，華盛頓加強了對烏克蘭政府的支持，每年提供6億多美元的發展安全援助。美國軍方為烏克蘭提供訓練和裝備，包括狙擊步槍、手榴彈、發射裝置、夜視設備、雷達和反坦克導彈。北約每年與烏克蘭舉行聯合演習，包括“海風”聯合海上軍事演習和快速“三叉戟”多國軍演等。正是在這樣的支持下，盡管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但是其通過憲法確認了最終成為北約正式成員國的目標。可見，在烏克蘭與對俄政策問題上，一定程度而言，美歐雙方有“紅臉”與“白臉”之分。
第三，美國與歐盟在對烏克蘭政策目標上有著明顯的背離之處。其一，2020年6月，疫情平穩后，特朗普曾有意重啟八國集團（簡稱G8），因在烏克蘭危機中七國集團（簡稱G7）曾無限期地將俄羅斯從其中除名。然而，當特朗普企圖邀請俄羅斯重返八國集團，不光歐盟國家反對，連俄羅斯自己也表示異議。其二，美國對俄歐合作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施加了很大壓力，特朗普稱該項目將會賦予俄羅斯更大政治影響力。2019年年末，華盛頓對參與管道建設的公司實施制裁。美歐間的這一分歧深刻影響美歐傳統關系。其三，美歐的國內政治在烏克蘭問題上發揮的作用不同。近年來，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圍繞特朗普是否曾利用烏克蘭問題打擊競選對手拜登展開了激烈爭論；而歐洲總體而言，并沒有這樣毫無節制的國內紛爭以影響重大外交決策。
總之，美國對俄羅斯態度總體強硬，但時有變化；歐盟意欲獨立應對，但掣肘過多；俄羅斯不愿讓渡紅線，有其深層考量。三者不同態度的背后，乃是美國依然握有超越所有“玩家”的強權在手，而歐洲靠的是組織與協調這套“軟功夫”以“盡地主之誼”，俄羅斯則猶如被逼到墻角的困獸，但仍有以牙還牙、持續博弈的強勁能力。因此，俄羅斯與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對峙狀態，不光出于意識形態，還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緣政治的抗爭，更有各方面之間千絲萬縷的利益抵充與交合關系的影響。即使在局部問題上，或者在短時期內各方關系會有所調整，但是一個較長時期的抗爭狀態似難以改變。
烏克蘭國內格局難以出現轉機。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的七八年來，形勢出現比較大的變化。根據皮尤民調結果（表1）顯示，烏克蘭民眾近年來愈發親近歐美，但同時對俄羅斯態度大幅疏遠，此情況不利于任何可能的妥協。即使近年來烏克蘭民眾對俄羅斯的好感有所回升，也遠遠沒有達到危機之前的親西方與親俄民意兩者旗鼓相當的水平。因此，從近期看，并沒有任何使各方妥協以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可能。
俄羅斯面臨持續挑戰，但依然有強勁的抗衡能力。無論是持有何種立場，也無論做怎樣反思，俄羅斯圍繞烏克蘭問題總體而言具有強勁而持續的抗衡能力是顯而易見的。
俄羅斯外交與國防委員會現任主席費奧多·盧基揚諾夫在2014年烏克蘭大選1周后，曾明確表達以下意見：第一，此次大選為未來的政治對話作了重要鋪設，雖然合法性還存在問題，但是俄羅斯愿意接受。第二，這場獨立廣場運動以原先政治系統的崩潰，以及領土的丟失為代價，并沒有出現任何新的政治領袖，也沒有出現任何政治精英。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被顛覆，但是原先的寡頭卻照樣存在。第三，烏克蘭東部地區是不能被輕視的，基輔必須尋找合適的方式與之對話，并重組其間的權力與利益。第四，目前基輔和頓涅茨克都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波羅申科需要與原來烏克蘭過渡政府劃清界限，停止“反恐斗爭”；另一方面，東部地區的分裂口號也無法維持更久。第五，烏克蘭選民——在失去150萬克里米亞選民之后——依然向往西方，這是俄羅斯無法更改的事實，但是如果烏克蘭政治系統重蹈覆轍，則國內必定動亂不已。第六，俄羅斯顯然并不準備對東部地區的局勢承擔更多責任；沒有莫斯科的支持，東部地區的行動難以持久。第七，烏克蘭周圍地區必須是有保障的中立化，同時，東南部有必要轉化成建設性的親俄力量，成為烏克蘭政治結構中有影響力的角色。第八，在所有相關方的參與之下，推進烏克蘭內部的非中央集權化。沒有俄羅斯與歐盟的合作，不可能有任何結果，因此俄羅斯應成為相關協議中的主要一方。第九，按照1995年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代頓協議”框架構建烏克蘭國內政治構架。第十，莫斯科應當向歐美提供認真研究過的方案，西方也應該相應地接受妥協、實行和解。
如果說盧基揚諾夫的觀點代表著一個較為具有建設性的妥協方案的話，那么，俄羅斯軍方立場則是要更為強硬地力爭確保底線。俄羅斯的決策會在以上述兩者為端點的區間中擺動。
從目標和結果角度看，可以分近期和長期對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情況進行探討。
近期看，俄羅斯為何在烏克蘭問題上與同文同宗的兄弟鄰國、與整個西方世界發生對峙？對此，連西方學者看法也不一致。有學者強調北約東擴是其根源，因俄羅斯視此為紅線。2008年北約峰會后幾個星期，普京警告美國外交官，吸收烏克蘭加入北約“將被視為敵對俄羅斯的行為”。幾周后發生了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五日戰爭”。有學者認為俄羅斯干預烏克蘭的最大原因，是普京擔心在國內失去控制。特別是在2011年末俄羅斯國內大規模抗議運動之后，普京選擇干預烏克蘭。事實證明，一段時期內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干預受到國內普遍支持，很長一個時期普京國內支持率都超過80%。[3]一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的若干年，其支持率還基本保持在60%以上。[4]因此，從俄羅斯近期戰略目標的實現來說，無論是頂住北約東擴，還是保持國內穩定，都已經得到相當程度上的實現。
從長期戰略目標角度看，評價并不一致。俄羅斯高等經濟學校教授、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創始人謝爾蓋·卡拉加諾夫（Sergey Karaganov）從烏克蘭危機一爆發，到最近與蘇斯洛夫教授聯合發表有關俄羅斯外交戰略新思想重要文章，都非常明確地表示：俄羅斯對于烏克蘭危機的處理，以及俄羅斯對外戰略的選擇都是正確的。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杰拉德·托爾（Gerard Toal）認為，“讓俄羅斯恢復歐亞大陸北部大國的地位，一直是普京的目的”，其“最終目標不是重建蘇聯，而是讓俄羅斯再次強大起來”。因為，俄羅斯通過控制克里米亞，可以鞏固其在黑海地區關鍵地帶的力量。隨著俄羅斯擁有更多影響力，便可以將影響投射到地中海、中東、北非，而傳統上，俄羅斯在這些地區能力有限。與此同時，俄羅斯也正在加強與另外一個黑海大國土耳其的軍事與能源關系。可見，托爾與卡拉加諾夫觀點較為接近。[5]但是，前文提到的費奧多·盧基揚諾夫的觀點卻認為，由于在烏克蘭和其他前蘇聯國家相互關系中的技術官僚式的實用主義立場和缺乏遠見，以及極其薄弱的價值觀基礎，在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政治是失敗的。從1990年以來，俄羅斯幾乎一成不變地被解決短期波動性變化的那種必要性所引導，而并沒有達到任何長期目標中的一個——無論是地緣政治目標、經濟目標、還是文化或人文主義的目標。”[6]
爭議地帶存在諸多困境。首先，烏克蘭危機成為自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戰爭以來歐洲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烏克蘭東部地區戰爭中俄羅斯與烏克蘭炮兵部隊的傷亡人數占該場戰爭傷亡總數的85%，遠高于世界大戰的記錄。由于俄羅斯和烏克蘭大多數火炮系統是區域火力而不是精確火力，并且許多交戰發生在距離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10～15公里的區域，因此交戰造成了巨大人員傷亡。數據顯示，2014年4月14日到2019年2月15日，烏克蘭東部戰爭傷亡人數達4萬到4萬3千人，約12800～13000人喪生（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2019年報告）。截至2016年7月4日，烏克蘭境內正式流離失所者達1,790,267人；同年早些時候，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境內的烏克蘭難民人數超過150萬人；歐洲境內流離失所人口中85%是烏克蘭人（按照聯合國難民署2018年統計）。截至2017年，頓巴斯地區居民中的200～300萬人留在了非政府控制地區，其正式名稱為“頓涅茨克-盧甘斯克省的獨立地區”；大約60萬人被困在所謂“灰色地帶”，即457公里前線兩側各5公里長的地帶；大多數人住在地下室和臨時掩體中，沒有水、暖氣、電力，也無法獲得醫療、商店、工作或社會服務，面臨嚴重營養不良和缺乏基本食物的威脅（聯合國難民署2017年報告）。戰爭對交戰地區的影響是毀滅性的。當地數萬家企業被迫關閉，搶劫、走私等犯罪層出不窮，大量基礎設施遭到破壞，頓巴斯地區成為世界上第三大地雷污染區，其面積約16000平方公里（聯合國難民署2017年報告）。[7]
其次，烏克蘭東部地區經濟遭受重創。在整個烏克蘭空間經濟中，頓巴斯所占比重超過一半，其中包括非政府控制領土的經濟剩余。然而，在沖突的前4年，官方記錄的該地區GDP總量按本地不變價格計算暴跌了61.1%。2014～2018年，該地區永久性資產損失總額按2013年價格計算超過846億美元。在4年戰爭后，頓巴斯工人工資約為戰前的60%，政府控制地區的同行收入僅為戰前工資的三分之一強，與戰前相比其購買力損失了62%～66%。[8]頓巴斯地區在烏克蘭整個經濟中所占比重下降一半。同時，與2013年工業產出相比，盧甘斯克下降84.3%，頓涅茨克下降一半。以往該地區利潤豐厚的對外貿易崩潰，頓涅茨克出口下降61.7%，盧甘斯克出口幾乎為零。
所有證據都表明，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生存完全依賴俄羅斯，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兩地區超過90%的行政管理公共開支都源自俄羅斯，例如教師、護士、醫生、市政人員的工資，社會救濟和老年人的補助，以及定期與莫斯科來往的交通開支等；俄羅斯還為當地支付天然氣、燃料、石油等費用。兩地區不管作為一個整體，還是作為兩個獨立地區，在經濟上和人口結構上都不具備足夠基礎，不可能成為一個在經濟和物質上可持續的獨立小國。兩地區嚴重依賴俄羅斯，實際上由俄羅斯跨部門委員會正式管理，該委員會扮演了“影子政府”的角色。俄羅斯在該地區每年武裝部隊開支為10億美元，考慮到俄羅斯金融儲備為5070億美元，短期內應承擔得起；從中期看，則成本高昂，且國內國際壓力均會增加；但俄羅斯長期控制格魯吉亞飛地的先例顯示，俄羅斯未必沒有此種長期持續能力。與烏克蘭其他地方相比，頓巴斯地區既沒有特別繁榮，又沒有經濟上的極度蕭條，也不會出現地方武裝起義。總之，這是一場關系地緣政治、觀念競爭、地方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沖突，需要從多重視角加以審視。[9]
烏克蘭危機的前景
2019年4月，澤連斯基當選烏克蘭總統，危機形勢出現一線希望后又復歸沉寂。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發，觸發大國關系出現劇變。當前是比七八年前情況更加復雜，但又更需要對危機前景作出預判的時刻。全球性驟變之際，如何看待烏克蘭危機的前景？筆者選擇各有其代表性的若干意見，分述如下。
第一種情況：大交易。2020年2月18日，阿博斯特洛夫以“克羅地亞模式適合頓巴斯？”為題，在《外交事務》網站上發表的文章認為，烏克蘭并不能指望得到歐洲的支持。因為，在烏克蘭境內分離主義者所在“兩共和國”具有特殊地位問題上，歐盟支持俄羅斯維持明斯克協議；法國總統馬克龍支持緩和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關系。這種情況下，澤連斯基只有兩條出路：第一，通過一筆大交易，超越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全面解決與俄羅斯的關系問題；第二，烏克蘭干脆放棄重新控制東部“兩共和國”分離主義者所在地區。
就第一種方案而言，需要各種既有力量之間的“一種大交易”式平衡。其一，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讓俄羅斯不再為烏克蘭地緣政治地位擔心。同時，烏克蘭獲得與美國建立安全關系的保證。其二，基輔承認克里米亞歸俄羅斯所有，俄羅斯徹底退出頓巴斯，而烏克蘭恢復對東部邊界的控制，頓巴斯不以特殊地位身份回到烏克蘭政治構架。其三，西方逐步改變反俄制裁政策，烏克蘭通過政治與經濟改革重振國家。以這樣的“大交易”取代明斯克協議。
另一個方案是：鑒于任何企圖以戰爭獲得有利于自己目的的行為都是徒勞的，基輔完全放棄重新控制頓巴斯的可能。因此，首先，保持接觸線，采取措施，降低軍事行動強度。實際上，這是基輔單邊凍結沖突。然后，運送資源到分離主義勢力所在地區，推動經濟，推動國家的建構。這意味著分離主義分子所在地區的狀況應該是臨時的，而不是永久的。將來無論是分離主義地區，還是整個形勢發生改變之時，烏克蘭政府再待機而動。
文章認為兩種方案都有缺點。就與俄羅斯達成“大交易”的第一個方案而言，這一交易很難得到保障。基輔會尋求歐洲與美國的幫助。歐洲會同意其中大部分協議；但是，美國會拒絕以這種方式同俄羅斯達成協議。因為，這一方案中俄羅斯還是拒絕歸還克里米亞，也不讓烏克蘭加入北約。這并不為美國所樂見。
至于第二個方案，無論烏克蘭是否放棄頓巴斯，或者俄羅斯取何立場，都不重要。理論上，基輔可以在沒有俄羅斯同意的情況下，拒絕頓巴斯自治要求；但俄羅斯會向地方政府施壓，要求他們繼續對分離地區的民眾負責。問題在于，烏克蘭激進民族主義力量會堅決反對任何妥協方案，哪怕只涉及很小一部分領土和主權。這樣的激進力量在過去15年中已經引發了兩場革命。澤連斯基已不可能忽視他們。
在阿博斯特洛夫看來，其一，俄羅斯沒有表現出任何靈活性。其二，西方不愿干預。其三，烏克蘭本身非常難以在全面維護其主權、領土完整與可接受的和平妥協條件這兩難選擇之間達成一致。事實上，如果烏克蘭同時追求兩個目標，很可能兩個目標都會失去。阿博斯特洛夫認為，即使犧牲領土完整，也要以最佳的方式來保全主權。烏克蘭如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對其國際公認的領土的控制，則會加強對其真正控制地區的主權。以這種方式加強主權，有助于烏克蘭政府繼續建設一個現代化、繁榮和自由的國家。因此這一選擇無論對于個人，還是對于整個國家而言，都是正確的。好好生活，才是最好回報。
第二種情況：大懸空。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副研究員、莫斯科卡內基中心資深研究員舍夫紹娃（Lilia Shevtsova）是一位相當有影響力的反對派人士。在舍夫紹娃看來，鑒于歐美、烏克蘭和俄羅斯這三方面，無論從主觀意志還是客觀力量而言，均沒有進入合力解決問題的狀態，因此終結危機的努力屬于“空轉”。[10]
其理由如下。首先，西方對烏克蘭問題所引發的地緣政治和文明挑戰毫無準備。“俄羅斯通過在東部地區的戰爭升級，成功地迫使西方作出讓步”。“俄羅斯讓烏克蘭變得不可治理的決心，看來要大于西方幫助烏克蘭走向歐洲的決心”，而“烏克蘭綜合癥”已經開始削弱西方的決心。因為對于西方而言，在戰爭條件下改造烏克蘭的計劃，比最初預想的要復雜得多。舍夫紹娃指出：“西方本來一直寄希望通過北約與歐盟保障西方的利益，然而，烏克蘭危機暴露其根本缺陷。首先，西方不知道如何處理戰爭與和平界限不明確情況下的沖突：一方面保有大量經濟貿易活動，但另一方面處于沖突狀態；其次，西方也不知道如何把握打擊俄羅斯的分寸：既要孤立俄羅斯，但又怕激發俄羅斯的反抗本能。西方還沒有作好維護烏克蘭主權的準備。”因此，“西方正在尋求妥協方案”。
其次，從烏克蘭方面看，舍夫紹娃認為，一方面，烏克蘭已在穩定宏觀經濟、推進公共部門的透明化、改革能源和銀行部門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已經和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也使烏克蘭看到自己作為“歐洲國家”的前景。同時，烏克蘭挑戰了其根深蒂固的腐敗和尋租。2019年6月，相關調查顯示，60.5%的烏克蘭人“相信勝利”和烏克蘭改革的成功；45%的烏克蘭人準備為了自由和公民權利忍受經濟困難；也有28%的人準備用自己的自由和公民權利“交換”物質福利。為了結束戰爭，烏克蘭已經準備好與俄羅斯妥協——但不是不惜任何代價。大約66%的烏克蘭人反對在分離主義分子控制的頓巴斯地區按照其設定的條件舉行地方選舉；62%的人反對對那些曾經與烏克蘭作戰的人實行大赦；58%的人反對在被占領地區建立僅有“地方代表”組成的地方司法和執法機構；僅12%的人支持分離主義分子控制地區實行自治。這意味著烏克蘭人反對按照俄羅斯的條件實現和平。
與此同時，舍夫紹娃指出，烏克蘭從一開始就面臨實現自己目的的結構性障礙。脫離俄羅斯對烏克蘭來說十分困難，這意味著改寫歷史，拋棄很多共同的精神、習慣與特征。這也必然引起俄羅斯的強烈反應。此外，由于特殊的政治經濟結構、包括腐敗、寡頭、產業結構，以及新的領導階層缺乏經驗，使得烏克蘭的轉型進程遠比其他中東歐國家困難。例如，與其他國家“入盟”相比，烏克蘭加入歐盟將更加困難。歐盟雖然支持，但依然回避承諾。有利條件是，人民公仆黨是烏克蘭歷史上第一個一黨獲得立法多數地位的政黨，這賦予澤連斯基獨特而有力的條件來推進改革和加強主權建設。2019年10月1日，澤連斯基宣布，烏克蘭同意采用“施泰因邁爾模式”——2016年由時任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提出——作為啟動和平進程的手段。根據這一計劃，由歐安組織在分離的“兩共和國”監督舉行選舉，在投票后賦予其“特殊地位”。然而，澤連斯基的聲明在烏克蘭遭到嚴厲批評，被斥責為“投降”。對此，澤連斯基辯護說，他所說的地方選舉僅是在下述條件之下：其一，俄羅斯軍事人員離開；其二，烏克蘭恢復對俄烏邊境控制；其三，選舉將按照烏克蘭法律進行。然而，澤連斯基的聲明仍然有很多模糊之處。舍夫紹娃的結論是：“看來，至少俄羅斯方面還沒有對此做好準備，倒是巴黎、柏林和華盛頓準備對澤連斯基施壓，讓他接受一個比較有利于俄羅斯的方案。總之，改革依然面臨著巨大的國內障礙，烏克蘭精英迄今仍然未顯示出摧毀寡頭政治和腐敗的政治意愿和決心。顯然，如果烏克蘭革命陷入停滯，不僅因其精英缺乏戰略思考能力，還因為西方未能支持烏克蘭的親歐路線。”
再次，從俄羅斯方面看，舍夫紹娃提出：“莫斯科始終拒絕將烏克蘭看成是獨立國家，繼續著破壞烏克蘭國家建構的企圖。因為，失去基輔羅斯，俄羅斯將重寫自己的歷史；而對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而言，烏克蘭的獨立也是無情的挑戰。”因此，舍夫紹娃尖銳地指出：“在克里姆林宮看來，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失敗，等于自殺。因此，烏克蘭已成為俄羅斯對西方文明的戰場。”
相形之下，她認為，“2014年基辛格倒是曾直言不諱地勸說西方，應該讓烏克蘭成為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也認為，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行為‘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制裁可謂‘愚蠢’。在烏克蘭戰爭最初階段，在芬蘭政府、一個美國基金會、一個俄羅斯研究機構的支持下（在沒有烏克蘭參與的背景下）主張把烏克蘭芬蘭化”。舍夫紹娃認為，這一舉動“大大加強了俄羅斯最嚴重的本能，即不把烏克蘭看成是一個獨立國家”。她斷言：“西方缺乏在不向俄羅斯大幅度讓步的條件下幫助烏克蘭實現意愿的能力和意志。其一，作為侵略者的俄羅斯被看成和平的中間人；其二，俄羅斯似被認為有權干預烏克蘭內部事務；其三，西方認為制裁和外交將促進一個政治解決方法的出現，進而恢復歐洲安全現狀。這被證明是一個幻覺。相反，俄羅斯通過加大賭注，虛張聲勢和攫取戰術優勢，顯示了向民主國家施壓的能力。”
最后，舍夫紹娃的結論是，“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解決仍空懸紙上，烏克蘭依然是前程艱難”。
第三種情況：大陷阱。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卡特里娜·沃爾楚克（Kataryna Wolczuk）與漢娜·謝勒斯特（Haana Shelest）兩位學者于2020年5月提出了對于烏克蘭前景的觀點。[11]她們認為：澤連斯基總統2019年參選所表達出的一個核心信息，是對于頓巴斯這一飽受戰爭蹂躪地區的和平關切。澤連斯基基于這樣的假設：如果停火能夠得到尊重，所有烏克蘭戰俘能夠回到家園，那么和平就會實現。然而，從他執政后9個月，以及其參加“諾曼底模式”四國峰會后幾個月的情況看，澤連斯基的做法有可能最終落入俄羅斯的“陷阱”。
這兩位學者此論的依據之一，是澤連斯基的目標和策略與其前任波羅申科不同。波羅申科把安全議程作為任何政治解決的先決條件，提出“沒有安全保障就沒有選舉”（指東部地區的選舉）。澤連斯基則與之相反，努力避免指名道姓地把俄羅斯稱為“侵略者”，專注于人道主義事務，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尋求妥協。波羅申科聚焦于重新恢復對邊界的監督，分離主義者控制領土的非軍事化，以及通過國際法庭尋求對“俄羅斯侵略”的補償；而澤連斯基正企圖通過包含一系列較小步驟，但沒有明確表明總體目標的試探，以摸清俄羅斯的真實意圖。然而，澤連斯基的做法引發了社會不安，引發了包括各大城市“不投降運動”的街頭游行。這迫使澤連斯基團隊不得不重新確認若干不會逾越的“紅線”，承諾“不以領土和人民作為交換”。但是，在實際上，烏克蘭未來與歐盟關系、未來北約成員國地位、語言政策，以及“頓巴斯”特殊地位等問題都還遠沒有被解決。
依據之二，“諾曼底模式”四國峰會后的幾個月，頓巴斯傷亡人數并沒有下降。這使澤連斯基更加難以辯解。按照2019年年底諾曼底峰會規定，烏克蘭軍隊需在接觸線的三個地點避免交戰方之間的接觸，但分離主義者繼續嚴重阻礙歐安組織特別監察團對停火協議的監督；同時，又有許多關于基輔政權控制地區之外重武器移動的報告。按理，烏克蘭實現對其與俄羅斯交界邊境地區的控制，對于“兩共和國”地區的非軍事化意義重大。這是該地區重新一體化的關鍵前提。然而，即使烏克蘭重新控制邊界，俄羅斯軍事人員和武器在頓巴斯也已經是實際存在，而這直接威脅到2020年秋天這一地區關鍵性選舉的自由與公正。
依據之三，澤連斯基的言論表達出對和平的希望與抱負，但難以實現。這不僅因為其計劃基本上與俄羅斯的方案分道揚鑣，而且因為2019年12月的“諾曼底模式”四國峰會既暴露了烏克蘭的虛弱地位，也說明了俄羅斯方案的影響增長，特別是當英美都未參與峰會，與俄更為接近的兩個大陸國家中，德國已因長久的沖突感到疲勞，法國則希望更多地適應俄羅斯偏好。在這兩位學者看來，“普京更有能力發掘機會：運用他所熟悉的非正式的個人接觸，尋求與陷入困境的伙伴達成政治共識，達成短暫的不透明、非穩定，更不基于法制的解決方案。‘諾曼底模式’四國峰會已經證明，坐下來與普京對話并不是擺脫危機的靈丹妙藥。這也是澤連斯基已多次表達的想法”。自2014年以來，俄羅斯不僅政策目標從來沒變，而且積累了一批處理前蘇聯國家內部建構的專家。相比之下，澤連斯基團隊是一個短期的組合，恰恰沒有應對長期風險的經驗。
總之，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兩位專家的結論是：澤連斯基“以人道主義為中心的方法”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將人道主義置于國家安全考慮之上；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落入俄羅斯的“陷阱”——俄羅斯并不那么依賴龐大的軍事力量，而是以逐漸控制烏克蘭的未來作為其最終目標。
第四種情況：大轉型。學者安德烈·茨岡科夫（Andrei Czgangkev）更為雄辯地提出了他對烏克蘭問題前景的看法。[12]在他看來，烏克蘭問題已成為向新世界秩序過渡階段的一個國際系統性問題。它包含了幾乎所有俄羅斯——體現正在崛起的非西方世界利益——與企圖繼續主導世界的西方之間的主要矛盾。
茨岡科夫提出，“2019年底諾曼底峰會表明，局勢升級的可能性在下降，但是新的撤軍和交換囚犯的可能性也在下降。本次峰會不太可能改變現狀，走向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路還很長（也即，按照摩爾多瓦方式解決烏克蘭國內政治建構）。烏克蘭經過1991年全民公決，自己選擇了這條道路：（通過犧牲俄羅斯的方法）走向沒有俄羅斯的歐洲，而今天這條道路，卻變成在反俄羅斯的思想基礎上走向歐洲。這樣的烏克蘭，才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美國式的全球主義者所需要的。最近，德國和法國談到其改變了對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的態度，強調了俄羅斯立場的重要性，但并沒有準備行動。因此，德法還算不上是最為重要的玩家。他們的立場，至少暫時可以被忽略。參與諾曼底峰會的每一方，還僅是和平過渡階段的‘人質’，他們并不能提出任何解決頓巴斯沖突的具體建議。……美國太為重要，以至于竟被人們所忽視。就像房間里有一頭大象，人們連擠都擠不進來，以至于盡管想親眼看見這頭大象，卻總不能如愿。”
茨岡科夫對美國烏克蘭裔專家亞歷山大·摩托爾（Alexander Motle）最新提出的觀點——基輔完全放棄頓巴斯是必要的——不以為然。在他看來，“美國主流精英的態度要微妙得多。在具有可解決前景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程度的沖突；使頓巴斯仍留在烏克蘭版圖內，這對于維持對俄羅斯的壓力，同時控制烏克蘭，并顯示美國作為國際法捍衛者的形象，都會有好處。華盛頓充分了解烏克蘭問題對于歐洲的影響程度，絕不會聽任在不利于美國的前提下解決頓巴斯沖突”。
茨岡科夫非常清楚地看到，“法國和德國作為制裁政策的‘人質’，不準備實施獨立于美國的安全政策，也無法發揮強大的作用。歐洲可以作為獨立的調停人，有助于解決或凍結沖突，就像在諾曼底峰會的表現。然而，歐洲所有企圖獨立地解決俄羅斯問題的方法都是徒勞的”。
茨岡科夫也非常理性地表達出他對俄羅斯立場的理解，“對于普京而言，除堅持明斯克協議，他一無所有。然而，普京明白，不可能在現階段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關系的狀態下，解決烏克蘭問題。克里米亞回歸并不是俄羅斯為新世界秩序斗爭的開始，但烏克蘭問題一直是其與西方競爭的動因與賭注。俄羅斯是自己大國地位政策的‘人質’，但是它有能力在西方壓力下捍衛自己的價值和利益。反對北約東擴，與歐洲合作，抵制烏克蘭對其壓力，在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心目中保護自己的大國威望，這幾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俄羅斯將會堅持自己的立場，等待解決問題的國際條件成熟”。
茨岡科夫的總結是：“這一惡性循環并沒有解決，烏克蘭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在這里反映了俄羅斯與西方在和平過渡時期的所有矛盾。解決烏克蘭問題，首先，必須解決這些問題。”換言之，在茨岡科夫看來，烏克蘭問題已經成為整個世界局勢的“人質”，唯有當整個世界局勢有了實質性改變之時，才是烏克蘭危機找到出路之時。筆者贊成這樣的宏闊視野和深刻思辨，但需補充的一句話是：世界局勢的轉換，同樣首先需要在烏克蘭問題之中，才能取得突破。
若干啟示
烏克蘭危機反映出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一個重大問題，即如何看待危機與世界秩序的相互關系問題。大體有三種態度，一種是如茨岡科夫所言，聽任危機發展到國際力量對比逆轉、國際轉型發生根本轉折的時候，以待一并解決。第二種，等不及力量對比逆轉、國際轉型根本轉折的到來，已急于利用危機取得優勝。實際上，以烏克蘭危機當前局面而言，這種立場既有巨大風險，也無實際可能。第三種，以積極理性的態度處理危機，旨在推動國際轉型進程的良性與穩健。鑒于當前面臨的總體性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大國關系、世界經濟，以及若干國家內部政治危機——的不確定與難以把握的前景，顯然，任何畢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冒進，以及聽任事態擺布的無所作為，都不可取，唯有理性調解處理危機，才可能為國際轉型的穩妥行進創造條件。
最后，從危機本身來看，烏克蘭危機并非是一場簡單的地區危機，而是當代信息社會條件之下，包含著國家政治建構、民族文化認同、區域與全球治理模式、大國間相互關系等各個方面的一場綜合性危機。可以認為，這是當前全球總體性危機的一次重要預演。因此，這場危機不能以簡單的地區危機處理辦法草草應對，而必定是需要一個包含各方利益與意愿，統攝各個領域復雜需求與可能的總體性解決方案，才可能找到出路。然而，對此，各方未必都已經作好充分的準備。
（本文寫就于2021年夏秋，未能納入有關烏克蘭危機的最新動態。但是，本文對于烏克蘭危機的總體梳理希望能有助于理解當下局勢的急劇變化。其一，烏克蘭危機并不簡單是一場地區沖突，而是事關整個歐洲安全政治結構的重塑，乃至于事關整個國際秩序的未來演進。因此，需要從與未來地區與全球秩序構架的關聯中來觀察整個烏克蘭危機。其二，烏克蘭危機不止是一個涉及到政治、軍事、安全、經濟等各個方面的物質性過程，同時，也包含了大量非常深刻的思想理論與學術問題。比如，如何看待意識形態之爭與地緣政治博弈的相互關系？如何來看待是否需要、并有可能在大國政治紛爭中構建“緩沖區”、“中立地帶“等機制安排的問題？如何來看待領土主權完整與區域自決這兩個原則的何者為先的問題？等等。對于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深刻影響著危機處理的整個過程。其三，本文關于烏克蘭危機的未來走勢，雖然也應該在新形勢下提供更多選項，但已有的歸納和展望希望能夠為理解當下提供一些鋪墊。其中的關鍵性觀點是，鑒于烏克蘭危機涉及整個轉型的重大紛爭，因此，恐怕只有到全球轉型呈現出更為清晰的格局，才能使得這場危機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反過來說，也只有從當下出發，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基于全球轉型的深入推進，也著眼于整個國際秩序的演進、完善，只有在這樣的立場上，我們才能夠對烏克蘭危機本身的處理形成更為全面、更為深入的認知。）
注釋
[1]［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頁。
[2] “外媒：烏克蘭希望盡快成為歐洲‘聯系國’”，https://world.cankaoxiaoxi.com/2014/0609/398268.shtml。
[3][5]Jonathan Masters, "Ukraine: Conflict at Crossroads of Europea and Russ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ukraine-conflict-crossroads-europe-and-russia, 2020-02-05.
[4]2019年12月，筆者在清華大學國際安全戰略研究中心國際會議上與卡拉加諾夫的對話。
[6]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о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ом 16 No.2-3 Март -Июнь 2018. С, 170-181.
[7][8][9]Vlad Mykhnenko,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Eastern Ukraine: An Ecoonom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Europe-Asia Studies, Vol.72, No.3, 2020, pp. 528-560.
[10]Lilia Shevtsova, "Russia's Ukraine Obs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31, No.1, 2020,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russias-ukraine-obsession/.
[11]Kataryna Wolczuk and Haana Shelest, "Could Zelenskyy's Strategy for Donbas Lead Ukraine Intoa Kremlin Trap?",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uld-zelenskyy-s-strategy-donbas-lead-ukraine-kremlin-trap, 2020-02-24.
[12]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Нормандские заложники: Украина как систе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ormandskie-zalozhniki-ukraina/, 2019-12-12.
責 編／桂 琰
The Ukrainian Crisis Is the Preview of an Overall Global Crisis
—Analysis Based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Deep Structure and Solution
Feng Shaolei
Abstract: The Ukrainian crisis is not only a conflict occurring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or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but also a complex and profou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ong multiple forces in a sensitiv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ower transfer.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major event that affect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and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in Eurasia sinc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s well as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world affairs. The Ukrainian crisis has a deep background and a direct cause,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10 stages, each with key points. It has brought about great impacts, such as the long-term continuation of vicious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the difficulty of the domestic pattern of Ukraine in turning good, Russia's strong counterbalance ability despite continuing challenges, and many disputed areas. The prospects include "big deal", "big hanging", "big trap" and "big transformation". Only when there is an overall solut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and wishes of all parties and coordinates the complex needs and possibilities in all fields, can people find a way out.
Keywords: Ukrainian crisis, Donbass, Minsk Agreement, great-power competition, geopolitics, Normandy model
